第3节 憎恨这种排字游戏_苏菲的选择

我不得不承认，我开始憎恨这种排字游戏一样的工作。我不是编辑，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像梅尔维尔、福楼拜、托尔斯泰还有菲茨杰拉德那样充满热情与渴望的作家。有多少个夜晚，他们单独或集体前来与我神会，呼唤我蕴藏于内心深处的作家职责。在扉页上写简介或短评，尤其是为那些带有铜臭味的商业书籍写赞美之辞，让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堕落感。下面是一篇我未能完成的短评：说到传奇的美国梦想，不能不说到金伯利-克拉克纸业大王。在威斯康星一个宁静的湖畔小镇尼纳，他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金伯利公司如今已是世界纸业几大巨擎之一，在十三个州和八个国家设有工厂，拥有众多的消费者。它的一大堆品牌——当然最著名的是"克利尼克斯"，早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像这样一段文字要耗掉我几个小时。是用"理所当然的克利尼克斯"还是用"不容置疑的克利尼克斯"？是"众多消费者"还是"许多消费者"？是"一大堆"还是"多如牛毛"？我心烦意乱地在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里苦苦挣扎，轻轻念着那些毫无意义的文字，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手淫。不知为什么，这种时候我总会产生手淫的冲动。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边对着那人造纤维板的隔断墙大叫"不！不"，一边扑向打字机，恶作剧般地打出一段另类却不无新颖的文字来：据统计，在冬季的一个月，如果全北美洲都用"克利尼克斯"手纸擦鼻涕的话，它可以铺满耶鲁体育馆，且厚达一英尺半……

"柯特克斯"卫生纸在美国有惊人的使用量。据计算，如果把四天时间里使用它的阴部连接起来的话，可以从波士顿一直绵延到佛罗蒙特的白水河……

在这些疯狂的幻想中，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她在阿伯克隆比-菲奇吊床上做爱，但总会有人突然来到花园，打断这一切。比如桑顿.威尔德、康明斯，要不然就是凯瑟林.安.波特，或者是约翰.马奎恩。这时，我从亢奋的情欲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又站到窗前，无比神往地继续幻想下去：在这对活跃的酷爱社交的年轻夫妇家里，有一间与花园平行的起居室(里面，现代丹麦风格的书架上挤满了书，常常惹得我嫉妒地看上几眼)，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们常在此驻足。傍晚，落日的余晖轻柔地洒在花园里，露台上开始出现许多衣着时髦、举止不俗的人。他们谈着某个话题。我甚至能在朦胧暮色中辨识出男女主角们的脸。他们都是我不幸的灵魂陷入文字魔力后，日思夜想、梦牵魂绕的文学英雄。我遇见过的惟一一位作家，就是那位我曾提到过的前共产党交通员，他有一次偶然闯进我在麦克格雷的办公室，满嘴葱味，汗臭扑鼻。因此，在那些春日傍晚，我的想象力在汉尼卡特家频频举行的晚会上肆意放任，那些偶像的面孔疯狂地充斥着我的大脑——瓦特.史蒂文！罗伯特.洛艾尔！一个小胡子偷偷摸摸从门那儿过来了，是福克纳？近期谣传说他在纽约；那个体态丰满，头发挽成小髻，一直咧嘴笑着的女人，准是玛丽.麦卡锡；那个矮个儿、脸庞红润的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只能是约翰.基弗；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用颤音高喊："欧文。"这个名字传到我偷窥的地方时，我的心突地一震，这真是那个写《着夏装的姑娘》的人吗？他那如同摔跤运动员般的强壮身体旁有两个女孩子，两张鲜花般的脸庞带着崇拜的神情仰视着他……我现在意识到，我脑子里浮现的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常常在广告或新闻节目中出现，或来自华尔街和其他令人羡慕的行业的名人。但当时的我固执地停留在幻想中。不过，就在我从麦克格雷帝国逃跑之前的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情感挫折，我的"花园情结"嘎然而止。那天，我又习惯性地站在窗前，把眼光投向玛维斯那熟悉的后部。对我来说，她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是那么熟悉、亲切。她穿着那种宽松外套，用手把金发往后撩撩，站在那儿与卡森.麦卡勒斯，还有一个脸色苍白、长着傲慢的英国脸庞的人闲谈着。那人眼睛近视，无疑是奥尔斯德o赫胥黎。他们到底在谈什么呢？萨特？乔伊斯？温特各酒？西班牙南部的避暑胜地？不，他们看来是在谈身边的事，也就是周围的环境，因为玛维斯边说边比划，用手指着那爬满常青藤的花园墙壁、喷水池，以及开满鲜花的郁金香花圃，那美丽的花圃在都市灰暗阴沉的垃圾堆中艳丽夺目。她的脸看上去是那么愉快和兴奋。"只要……"她似乎在说，那张美丽的脸因为不快而越绷越紧。"只要……"她猛地转过身来，朝着大学生俱乐部的方向伸出她那愤怒的小拳头，那苍白颤抖的拳头好像就在我眼前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舞着。我敢肯定，我能从她的唇形上看出她所说的话："只要那该死的丑恶的东西不再在那儿死盯着我们！"我懊恼极了。

但我在西十一大街的痛苦命中注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想到这些，因《孔提基》一事被解职还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我在麦克格雷走下坡路开始于一个叫威塞尔的新编辑室主任的上任。我背地里叫他"黄鼠狼"，只须把他名字的字母颠倒一下就成了这种动物。威塞尔来这儿是为了给麦克格雷提高一些必要的档次，他那时因与托马斯.沃尔夫相识而在出版界小有名气。在离开斯克利勃和马克斯威尔.帕金斯出版公司后，他开始编沃尔夫的作品专辑，并且在作家死后，帮助整理了尚未出版的大量文稿。尽管我和威塞尔都来自南方，很容易在纽约的排外环境里产生同乡亲情，但我们一见面就相互不喜欢。他是一个秃顶、不太招人喜欢的小个子男人，四十八九岁。我不知道他怎样看我，但毫无疑问，他对我那傲慢的、自由散漫的文风十分冷淡。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呆板冷漠、毫无幽默感的人，脸上总带着愚蠢、自以为是、不可亲近的自负的神气。在办公会上，他最喜欢说"沃尔夫过去常对我说……"，或"托马斯临死前，在写给我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

他竭力把自己与沃尔夫联系在一起，俨然把自己当作这位作者的翻版。这让我痛苦不已。因为我们那一代有无数年轻的沃尔夫崇拜者，我也狂热到了几乎痛苦的地步。我愿意献出一切，换取与威塞尔共度的一个亲密、轻松的夜晚，以聆听大师的轶闻趣事，尤其是他的那些怪癖行为和惊人之举，以及那重达三吨的手稿。我会不停地惊叹道："上帝啊，这简直太有趣啦！"但威塞尔简直不可接近。他苛刻、机械，这一点使他与麦克格雷严谨、呆板、极端保守的风气很快融为一体。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仍在那儿自命不凡，玩笑般地对待我的编辑工作。我疲惫的双眼早已变得呆滞，但丝毫不影响我对流行文风、出版业的时尚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抱相同的态度。因为麦克格雷虽然身披文学外衣，但毕竟是美国式的商业范例，所以，只要像威塞尔一样冷酷的人在这儿掌权，我就知道我的麻烦快来了，我在这儿的日子不会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