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朝前伸过头去。开始我没看出是什么,只觉得是一堆棍子,一大堆小树枝般的棍子,然后我看清了。真令人难以置信!那是棚车里的死孩子,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全都僵硬地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一看便知是冻死的。别的照片也一样。
“‘这些都不是犹太儿童。’汪娜说,‘全是波兰儿童,全都未满十二岁。他们甚至不是大火围困中的大楼里的老鼠。这些照片是家乡军战士从停在赞莫兹克与卢布林之间的棚车里拍下来的。这只是其中的一节车厢,有好几百个死孩子。还有好多这样的车厢,被推到旁边的铁轨上,里面的孩子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或饥寒交迫而死。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死的人成千上万。’
“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最后汪娜开口了,她的声音 或许是被一种满怀希望的思维所左右(正如她一次又一次向我承认的那样),苏菲一直觉得很安心。德国人把她和她的同伴们装上这趟列车,用这种新奇的方式运送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纳粹一直用货车把犯人运到集中营。因此,当苏菲和吉恩、伊娃被装上这节车厢时,她马上从逻辑上排除了这种可能,即德国人使用这种车厢运送犯人只是因为它还可以利用(宽大并尚可滑动的窗子就是证明)。相反,她一直安慰自己:在战前供富有的波兰人在上面打着瞌睡做豪华旅行的卧车,现在代表着一种特权,意味着他们将得到比关在前面那节车厢里的一千八百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更好的待遇,那些人像瓶子似的被塞进那黑沉沉的运牛的棚车里已有好几天了。这个想法与她认为纳粹解决犹太人会增加她自己、吉恩和伊娃安全程度的想法同样幼稚而愚蠢。
奥斯威辛——即奥斯威茨——这个名字早已在车厢中一次次传开。这名字让她怕得要死。但她毫不怀疑列车正驶往那里。一丝耀眼的光线照射着她的眼睛,一下子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窗外的树林上。在行程开始后的一个小时里,她通过黎明的光线判断出列车正向南行驶。越过华沙郊外的村庄,绿色的田野,密密的白桦林,向着克拉科夫的方向行驶,只有奥斯威辛才是最可能的目的地,它就在南边。当这一想法被她的眼睛所证实时,她绝望了。奥斯威辛早已臭名昭著,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苏菲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曾听说他们将被送往奥斯威辛,但她天真地希望是被送到德国的劳动营,因为有很多波兰人被送到那儿做苦役。她还听别人说,那儿没有那么残酷,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随着奥斯威辛越来越近,这一切似乎都无法摆脱了。苏菲被这一发现压得喘不过气来。她成了抵抗组织的牺牲品。她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以致和抵抗组织成员们同时关在一所监狱的话(她突然因自己与汪娜同住也产生一种运气不好的想法,尽管她从未为他们出过一点力),也许她会因为私买猪肉而被判重刑,但不会因颠覆罪而被判无期徒刑,也不会被送往那邪恶的地方。但她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根本就没有被判定犯有任何罪过,只是忘了审讯她。她被遗忘了,就这样莫明其妙地很偶然地与抵抗组织成员们关在一起,成了他们的一个牺牲品。与其说她是典型的报复性审判的牺牲品,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暴戾,对完全统治和压迫的一种狂暴的贪欲的牺牲品。只要纳粹在抵抗组织身上取得微小的胜利,这种贪欲便会强烈地抓住他们的心。这次也是如此。这种贪欲使他们将迫害的欲望延伸到这次被围捕的几百个无辜的波兰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