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还在睡着。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我她会像这样睡在我身边。我在心里遐想我们在农场的婚床,想象着它的尺寸和形状,不知它的床垫是否够宽,弹性和强度是否足以承受那辛勤的做爱。我想到我们的孩子,那些扎着小辫的小东西像波兰的牵牛花一样在农场四处乱窜。我快活地呼唤着:“杰西,该挤奶了!”“汪娜,快去喂鸡!”“塔德乌兹!斯蒂芬尼娅!把牲口棚关好!”我还想到农场。我只在父亲寄来的快照里见过,它本来是怎样的呢?一个文豪的家园应该是什么样子?像福克纳在密西西比河的“罗望-欧克”一样,它也应该有一个名字,一个与花生地有关的名字。“花生园”?有些可笑。我放弃了所有与花生直接相关的名字,转而寻找更雅致、更严肃的词语:“五棵树”(我希望农场真的有五棵榆树,或一棵也行),“玫瑰园”?“大农场”?要不干脆叫“苏菲”,以我亲爱的夫人的名字命名。在我的心中,未来的日子像绿色山峦一直伸向天边:《黑夜的遗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举摘得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桂冠。然后是一个中篇,内容与我的战争经历有关——有关军旅生活的黑色幽默的严肃作品,同样大获成功。与此同时,苏菲和我在偏僻的农场里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随着声望的逐渐上升不断受到媒体骚扰,但坚决拒绝一切采访。“我只是一个种花生的人。”他说,继续忙着他的工作。三十岁时发表另一部杰作,《这些火红的树叶》,主人公是那个煽动叛乱、富于悲剧色彩的黑人那特-特纳。
火车停停走走,最后终于像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似的开始平稳地朝前滑行。我的幻想随着快速后退的威提那污迹斑斑的围墙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