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 琐碎无益的争论_苏菲的选择

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纳“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琐碎无益的争论”这一观点。我也不认为“在某些现实面前，艺术的再现是不切实际和微不足道的”。我发现了蕴含其中的一丝真诚，尤其是因为斯坦纳也没有保持沉默。确实，正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奥斯威辛的罪恶长时间保持着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远不可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多么不深刻；斯坦纳自己也补充说，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许了解了苏菲，就可能对奥斯威辛有了一丝了解，因为苏菲至少是一连串矛盾的集合体。虽然她不是犹太人，却承受了每一个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后才得以幸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受着超过大多数人的深深的痛苦——我想这需要得到证明。(许多犹太人根本无法看清纳粹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狂暴本性后面的东西，因此作为犹太人的斯坦纳，他对犹太人命运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谅的空洞。他对大量的非犹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极为简略地一笔带过，而事实上他们在集中营里与犹太人一样被无情的杀人机器吞没，虽然这一过程有时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如果苏菲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像一片无助的随风飘飞的枯叶，像她的许多已罹难的同胞那样是没有意志的生灵——她或许只是迷失在布鲁克林风暴中的可怜虫，心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上，在奥斯威辛(这些是那个夏天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还是一个帮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这参与是如何偶然、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化成的青烟从比克瑙的大烟卤里缭绕升空。每当站在她的俘获者，鲁道夫-霍斯那间屋顶阁楼的窗户旁，穿过窗外那片已干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张望时，她总能看到它。那时，她心里只有无法压抑的愧疚——她没有把这种愧疚告诉过内森；但在没有任何细微迹象的情况下，他却经常残忍地揭开它，使她无法从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谋的罪恶感中挣脱出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一直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个强烈地仇恨犹太民族的恶毒角色。

苏菲曾对我说，她在奥斯威辛期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但都没对内森提起过。 北卡罗来纳，德翰，都克大学，美国海军陆战队v-12训练基地1943年10月3日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同时，二千一百名希腊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接着送进焚尸炉。苏菲向我指出，这次屠杀在奥斯威辛以后继续进行的集体大屠杀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发生在后一年的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爱希曼要求霍斯在集中营马上启动“阿克逊-霍斯行动”，并亲自监督执行这次行动。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历史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它不仅包括数量巨大的大规模杀人设备，具体操作的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仅协调准备工作就花了好几个月，而且场地和尸体处置的问题也相当突出。霍斯每天用军用飞机将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送给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奇-希姆莱，汇报“选择”的总体特征、体格状况和统计数字。在每日一次(或每日数次)的“选择”中，到达的犹太人被分成两类：合适的，即健康状况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劳役；不合适的，就地处决。由于本来身残体弱和旅途劳顿，再加上极严格的年龄要求，只有极少数犹太人在从各地运到奥斯威辛时还能劳动。有一段时间，霍斯向爱希曼报告说，幸存者人数平均每天在20%到30%之间；但由于某种原因，希腊犹太人的健康状况比其他地方的更糟一些。那些来自雅典的犹太人下火车后，经党卫军的医生挑选，只有略多于十分之一的人被送到了站台的右边——那里排着可以活下来参加劳动的队列。

霍斯对这一现象十分困惑。十月三日，他在写给希姆莱的信中——苏菲记得那是秋季开始的第一天，尽管天空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和恶臭，使人很难弄清季节的变换——从理论上论证说，从闷罐车厢里被拉出来的希腊犹太人健康状况惨不忍睹(事实上大部分人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原因有四(或四者的综合)：本身营养严重不良；旅途漫长，加上作为必经之地的南斯拉夫的铁路状况极其糟糕；从干燥、炎热的地中海气候被突然转移到潮湿、阴沉的威斯廷拉气候(霍斯在此加上了一条非正式的旁注：这是一个谜，因为就气温而言，，奥斯威辛的夏天至少比那“两个地狱”都热)；最后，性格特征。对这些意志薄弱的南方人而言，被逐出家园并踏上不明目的的旅程是不堪承受的。他们的邋遢令他联想起吉普赛人，但后者显然更适合于迁徙的生涯。他慢条斯理地将深思熟虑的想法口授给苏菲，语气坚定，平缓，带有咝咝的口音(一开始她以为是德国北方贝尔提克地区的口音)。他只在点烟时停一下(他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她注意到他的右手，对他这么一个瘦削的人来讲太小太胖了，手指已被熏得焦黄)，然后一段时间的思考，手轻轻地按在眉毛上。他抬起头来，礼貌地问他是否说得太快了。“不，司令官阁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