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半清醒半昏迷地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里的床上。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仆人在她周围低声谈话。
斯文季茨基家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沉浸在一片寂静、昏暗之中，只有在门对门的两排房间当中的一个小客室里，墙上挂着的一盏昏黄的灯照亮了过道的前前后后。
在这个地方，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像在别人家里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有时他朝卧室里看一眼，想知道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然后又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经过那棵缀满了串珠的枫树，径直来到餐室。餐桌上摆满了没有动过的菜肴，每当窗外街上有马车经过或是～只小老鼠从盘盏当中溜过去，那些绿色的酒杯就轻轻发出一阵叮当的碰撞声。
科马罗夫斯基处于盛怒之下，各种相互抵触的情绪在心里翻腾。多么丢脸，多么荒唐！他怒不可遏。他的处境发发可危。这件事毁了他的名声。不过还来得及弥补，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必须快刀斩乱麻，如果风声已经传开，就得压住，得趁着种种流言刚一冒头就绪回去。另一方面，他再次感到，这个绝望、发疯的姑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在她身上永远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无论多么让人伤感和无法挽回，看来正是他毁了她的一生！她拼命挣扎，无时无刻不在反抗，一心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命运，开始全新的生活。
需要从各方面帮助她，也许应该给她租间房子，但千万不能再把惹她，恰恰相反，要避开她，躲在一边，不露任何痕迹，否则，她那样一种性格，还会干出可怕的事来！
往后麻烦事还多得很呢！眼前这事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法律是不宽容的。天还没亮，事情才发生了两个小时，警察已经来过两次了。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作了解释，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不过越往后越复杂。需要证明拉拉开枪打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但是只凭这点，事情还不能了结。拉拉可以减轻一部分责任，其余方面还要受到法庭的审讯。
不用说，他正千方百计设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要是立了案，那就必须弄到一份可以说明拉拉行凶时已经丧失了自制力的精神病鉴定，争取把此案撤销。
经过这一番盘算，科马罗夫斯基才平静下来。黑夜过去了，白昼的光线从屋子的这一间照到那一间，就像一个小偷或者像当铺的估价人朝桌子和沙发椅下面察看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卧室，看到拉拉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便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坐车去找他熟识的律师——一位在俄国居住的政治侨民的妻子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一沃伊特科夫斯卡哑。她那套有八个房间的住宅已经超出需要，经济上也无力维持，就租出去两间。不久以前有一间空出来了，科马罗夫斯基就替拉拉租了下来。几小时以后，仍然半昏迷的、浑身发热的拉拉便被送到那里。她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患了热病。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一切偏见。照她所想和所说的来看，她对世界上～切“正当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同情。
她在五斗橱里保存了一份有制定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昨。挂在墙上的许多照片当中有一张是她丈夫的，她称他为“我的善良的沃伊特”。这照片是在瑞士的一次群众游乐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拍摄的。两个人都穿着有光泽的毛料上衣，戴着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一见拉拉便不喜欢这位生病的房客。她觉得拉拉是个装病的泼辣女人。她高烧时说的胡话，在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看来完全是假装出来的。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随时可以发誓，断定拉拉扮演的就是“狱中的格蕾欣”的角色。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有意作出种种过分活跃的举动，以此表示对拉拉的鄙视。她把门弄得砰砰响，大声唱歌，像一阵风似的在自己住的房子里走动不停，而且整天开着窗户透气。
她的住宅位于阿尔巴特街一所大房子的最上层。这一层的窗户，从冬天太阳偏转过来的季节开始，一直对着澄澈明朗的蓝天，宽阔的蓝天有如汛期的一条大河。整个住宅半个冬天都洋溢着未来春天的气息。
南方吹来的暖风透进气窗，在车站那一边拼命响着火车的汽笛。病中的拉拉躺在床上，用遥远的回忆消磨自己的闲暇。
她常常想起七八年前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古典语文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教的课是拉丁文和古代史。可是在他这个过去的职业学校学生的身上，突然恢复了已经荒疏的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学科的极大兴趣。经过自学，他在这些课程方面已达到了大学的程度。他期待着一有可能就参加州一级的考试，重新确定一个数学方面的专业，然后把家搬到彼得堡去。夜间紧张的学习影响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健康，他开始失眠。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不过也十分不寻常。她以自己的善良和关心体贴他，而他也决不许自己对她有半点伤害。他谨小慎微，唯恐在他毫无恶意的言辞之间让她凭空觉得隐含着什么责备——比如说她门第高贵，而他出身微践，或者在他之前她曾经属于别人。唯恐她怀疑他持有这种不公正的荒唐想法使她伤心，以致这种担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做作的成分。他们相敬如宾，结果倒使情况复杂了。
安季波夫夫妇的客人当中，有几个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同事的教师，拉拉工作的那所学校的女校长，还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曾经担任过一次调解人的仲裁法庭的一位成员和另外一些人。所有这些男男女女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眼中都是蠢才。他奇怪拉拉能如此热情地和他们周旋，而且不相信她当真喜欢其中的任何人。
客人告辞以后，拉拉要用很长时间开窗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餐具。她做完这些事以后，确信卡坚卡盖好了被子，帕维尔也睡了，自己才赶快脱了衣服，关上灯，像是让母亲抱到床上去的孩子那样自然地躺到丈夫身边。
安季波夫装作睡着了的样子，其实并没有入睡。近来常犯的失眠症又发作了。他知道，这样辗转反倒还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为了引起睡意和躲避客人们留下来的烟草气味，他悄悄起身，在内衣外面穿上皮大衣，戴了帽子，然后来到院中。
这是个寒冷清澈的秋夜。松脆的薄薄的冰面在安季波夫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响。群星点点的夜空仿佛是燃烧的酒精火焰，用蓝色的反光照出冻结了许多脏土块的地面。
安季波夫夫妇的住房坐落在和码头的方向相反的城市的另一部分，在一条街的末端。再往前去就是一片田野，有条铁路穿过，铁路边是个值班房，横跨铁轨有过路的通道。
安季波夫坐在翻过来的船底上，望着星光。这几年他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令人不安地充满他的心中。他觉得迟早要把这些想法彻底弄清楚，而且最好就在今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这么想，“早就应该预见到的，如今发现得迟了。为什么拉拉能把他当成孩子，并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着他？为什么当初在冬天他们结婚以前她也曾坚持这一点的时候，没想到拒绝她？难道不知道她对他并不是爱，而是对他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是她自己所体现的一种英雄行为？这种感人至深而又值得赞誉的责任感，又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糟的是直至今天他仍然一往情深地爱着她。她依然那样不可思议的美好。也许，他心中怀有的也并非爱情，而是拜倒在她的美和宽容面前的怅然的感念之情吧？唉，你呀，把这弄清楚吧！连魔鬼也无能为力。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把拉拉和卡坚卡从这种虚假当中解脱出来？这恐怕比他自己解脱更重要。可是用什么方式呢？离婚？拔河？——呸，这太丑了。”他生自己的气了。“我可永远不能走这条路。不过，为什么心里又产生出这个卑鄙念头呢！”
他看了一眼天上的群星，似乎向它们要求答案。那些疏密相间、大小木一、蓝色的和闪耀着虹彩的繁星，无言地眨着眼。突然，闪起了一道晃动着的耀眼的亮光，扫过星空、房屋和院落、那只小船和上面坐着的安季波夫，像是有人从那片田野朝大门跑来，手里举着燃亮的火把。原来这是一列向西行驶的军车经过岔道口，穿过火红的烟雾向天空投去的一道黄色光柱。从去年开始，不计其数的军车日夜不停地从这里经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从小船上站起来，回去睡觉了。理想的出路找到了。
听到帕沙的决定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呆住了，起先还以为是听错了。“鬼念头。又是照例的古怪想法。”她这么认为，“不去管它，到时候他自己就全忘了。”
可是事情越来越清楚，丈夫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报告已经送到兵役局，学校里也安排了接替的副职，而且从鄂木斯克已经送来通知，那里的军校同意录取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如同农村妇女一样嚎陶大哭，扯着他两只手，躺在他脚下。“帕沙，帕申卡，”她不住地喊道，“你把我和卡坚卡丢给谁呀？你别这么办，可别这么办！现在还不晚。我能给你想办法。你都没好好让医生检查一下你的心脏。什么，害羞？你把家庭当作发疯的牺牲品，难道不害羞吗？志愿兵！原先总是嘲笑罗佳太庸俗，可忽然又羡慕起他来了！帕沙，你是怎么回事，我都认不出你了！你换了一个人，还是发疯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实话，看在基督的份上，别打官腔，难道俄国真需要你这样的人入伍吗？”
她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善于揣摩细节的她，这次却抓住了要害。她猜到帕图利亚大概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不了解她对他永生永世倾注的脉脉温情中掺杂着的母性的感情，他也想象不到这样的爱情是超出一般女人所能给予的。
像挨了打的人一样，她咬紧嘴唇，把一切都深藏在心中，一言不发，默默地咽下泪水，开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
他走了以后，拉拉仿佛觉得全城都变得静悄悄的，连天上飞的乌鸦都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得不到回答他呼唤她。“妈妈，妈妈。”卡坚卡没完没了地叫着，扯她的衣袖。这是她生活当中最沉重的打击，她那最美好、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西伯利亚来的信件中，拉拉可以知道丈夫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了，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获得准尉军衔，提前毕了业，而且出乎意料地被派往一个作战的军里服役。在紧急奉调的途中，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尤里亚金，在莫斯科也没有来得及和任何人见面。
他开始从前线寄信来，已经不像在鄂木斯克军校时那样伤感，而是写得颇有生气了。安季波夫很希望能有所表现，为的是作为对一次军功的奖励或者是因为受点轻伤，就可以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假期。确是出现了这种机会。就在后来被叫作布鲁西洛夫战役而出了名的那次突破之后，这个军转入了进攻。安季波夫的信收不到了。开始，这并没有使拉拉感到不安。她觉得帕沙一时没有消息是因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行军途中不可能写信。
到了秋天，这个军的行动暂时停止。部队开始构筑阵地。可是安季波夫依然沓无音信。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开始担心，就设法打听，先是在尤里亚金当地，之后就通过莫斯科的邮局，并且按帕沙所在部队先前的作战地址往前线写信。到处都不知道消息，得木到答复。
正像县里许多善心的太太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就在尤里亚金县医院扩建成的陆军医院里尽自己的力量服务。
如今她十分认真地学习医务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已经通过了医院里取得护士资格的考试。
她以护土的身份向学校请了半年的假，把尤里亚金的房子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管，就带着卡坚卡到莫斯科去了。在那儿她把女儿安置在莉帕奇卡家里，她丈夫弗里津丹柯是德国籍，已经和其他平民俘虏一起被拘禁在乌发。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确信这种远距离的寻找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决定直接到帕沙参战的地方去。她抱着这个目的，在经过里斯基市驶向匈牙利边境梅佐一拉勃尔的一列救护火车上当了一名护士。帕沙发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一列救护火车向师司令部前线驻地开来。这是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起来的。在这一长列由许多短小而难看的加温车组成的列车上，有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坐着从莫斯科来的客人——社会活动家，他们带着赠给士兵和军官们的礼物。戈尔东也在他们当中。他听说，他童年时代的朋友日瓦戈所在的师部医院就设在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戈尔东取得了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许可，拿到了通行证，于是搭了一辆朝那个方向去的军用四轮大车，就出发去看望朋友了。
马车夫木是白俄罗斯人就是立陶宛人，俄语讲不好。由于担心敌人的好细摘的侦察活动，所以谈的话不外乎是事先可以猜得出的那些规定的内容。这种十分做作的谈话激发不起谈兴。一路上，大部分时间坐车的和驾车的都默木作声。
在那习惯于调动整个军的行动、动辄以几百俄里的距离来计算行程的司令部里，大家都肯定地说，这个村子就在附近二十或二十五俄里的地方。
整个路途中，从前进方向左侧的地平线上传来不怀善意的沉闷的轰响。戈尔东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地震，可是他能够断定，远处这种依稀可辨的敌人大炮凛然的闷响完全可以和火山造成的地下震动和轰鸣媲美。暮色苍茫的时候，那个方向的天际出现了不断闪动的火光，直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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