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_大英博物馆在倒塌

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岁的我携妻子玛丽、两个孩子、五个行李箱以及我 这显然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部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摆脱了繁忙的教学工作，此外在美国的那段经历给我莫大的启迪与自由。但促使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该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大众普遍关心与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但并非只是）对罗马夫主教徒来说。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任何作家对这个话题进行详尽的描述，更不用说采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剧方式了。这一话题就是天主教会有关生育控制方面的教谕对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新近始于教会内部、对上述教谕提出质疑。我想在这一话题降温之前将我的小说推出来，当然要走在其他作家意识到描写这一话题的可能性之前。

我不必为 当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结婚时，天主教关于禁止人工避孕的教义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信经中的任何一条一样天经地义、无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这一教义，就意味着脱离教会。当时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既可以不遵守这一教义又可以留在教会中做一个虔诚的教徒或者教会本身会改变其观点。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人们终于可以想象上述两件事，并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导致大气候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药的发明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受到天主教传统教义的反对。因此，有可能得到批准，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 ……关于性存在某种东西。也许是原

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理清。你

认为自己在某个地方控制住它了，但是它又

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出来，要么以喜剧形式，

要么是悲剧形式。谁也无法逃脱它。你看到

某对夫妇开着他们新买的赛车去欧洲大陆，

对他们充满了羡慕，但是你随后就会发现他

们为了生一个孩子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

想要孩子的有了孩子，而想要孩子的却得不

到，也许这种人不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

题。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只要你……

这段内心独白使我想到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 毋庸置疑，对我来说，在本书中使用滑稽模仿也是我对付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焦虑”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每位年轻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会形成一种令人畏惧的压力，因而有必要在创作中做一些创新。但这种可能性又微乎其微。在弗兰·奥布莱思的《两只水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非常恰当。

现代小说应该是一部大型参考书：大多

数作家用许多时间来述说前人已经说过的事

情——通常述说得更好。由于大量参考了现

有作品，读者可以很快熟悉每个人物的本

质，避免令人生厌的解释，使江湖医生、暴

发户、快手骗子与受过很少教育的人们无法

了解当代文学。阐释的结论。

那都是我的朋友，布林斯立说道。

在这部小说中有十段滑稽模仿或拼凑的内容，模仿的作家（按字母顺序而非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有约瑟夫慷拉德、格雷厄姆书林、厄尼斯特·海明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兹·卡夫卡、d·h·劳伦斯、f·r·罗尔夫、巴仑·科尔沃（《哈德里安7世》的作者）、c·p·斯诺与弗吉尼亚·吴尔芙。此外还提及了其它一些作品，如威廉·戈尔丁的《自由落体》，一些文学流派与类型：切斯特顿一贝洛克散文风格在“埃格伯特·梅里马什”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小说中还有一段描写研究生雪莉酒会的内容，我想这是对后爱米斯校园小说的精心提炼（三位心怀大志的小说家在场，他们不停地记笔记），但是更带有马尔考姆·布雷德里的《吃人是不对的》（一九五九年）的印迹。

马尔考姆一九六一年到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比我晚到一年。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与合作者。一九六三年，通过马尔考姆与伯明翰剧团艺术导演的关系，我们两位以及一位颇有才气、名叫吉姆·杜凯特的伯明翰大学的大学生（他不幸于一九八o年英年早逝）受托为该剧团写一部时事讽刺剧。当时正值讽刺剧盛行之时，《天那边》（beypndthefriflg6）与《那一周》（thatwastheweekthatwas）非常流行。我们写的这部讽刺剧帼壁之间》在一九六三年秋天按照预定日程上演了一个月，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尽管观众们在公演进行到一半时受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事件的巨大影响。朱莉·克里斯蒂，一位年轻女演员在该剧中担任了角色。当时她在该剧团的薪水是每周十五英镑，目的是获得表演经验，尽管最近她在电影批利·里尔》中表演非常出色，极有可能以此成为一名赚大钱的电影明星。我们三位作者从演出获得的收入要比朱莉·克里斯蒂少得多，但是我并不吝惜自己花在上面的时间与精力，因为我获得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上演的经历和坐在剧院中仔细观察如同许分人一样，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坐在位于车站街的老伯明翰剧团剧院正厅前排座位上，观看师壁之间》的演出。在上半场的一个人物素描中，一位应聘者去面试时为了表现出满不在平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台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的晶体管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听。演这个角色的演员上台时往往拿着一台真的收音机，播放真实的节目。在那一天晚上，突然插进一则紧急消息：“肯尼迪总统遇刺了。”那位演员赶快关掉了收音机，但是有些观众已经听到了这一内容，开始悄悄地但又不安地笑起来，认为这是一个低级趣味的笑话。在中间休息时，所有的人都发现了那个可怕的事实，演出的下半部分遭到了彻底失败。观众们对剧中每一句台词的反应的经历。我真是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相比较而言，那部作品微不足道，而且寿命很短，但是它采用了喜剧手法，对我而言，这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写的头两部书《看电影者与姜》与《你这个傻瓜》的确也有幽默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讲都是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写《四壁之间》的经历，我 在麦克吉朋·凯出版公司（也是我前两本书的出版商，后来被格拉纳达吞并）出版该书的过程中，我与该书编辑蒂莫西·奥凯非讨论过在书护封上的简介中重点提一下滑稽模仿是否可行。他反对这样做，而我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读者有权获得读书时应该注意什么的提示。书出版后，能够全面辨认出其中运用的滑稽模仿手法的评论家微乎其微，更让人惊奇的人，竟有许多人在评论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有人埋怨说，这是一部衍生出来的小说，没有观察到这种效果是有意而为，而且具有系统性。后来出版美国版本时，护封简介中特意提到了滑稽模仿的内容，从而使它们得到了应有的注意，进而得到了读者与评论家的广泛赞许。

在刚开始写作该书时，我曾为该书起了一个临时的名字《大英博物馆已失去往日的魅力》。那是乔治与艾拉·格什温谱写的一首歌词中的一句。后来艾拉·菲兹杰拉德为它谱写了轻快的曲调。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我在布鲁斯伯里工作的两年中，经常哼唱它：

伦敦一个雾气蒙蒙的日子，

我心情郁闷又沮丧，

望着良辰美景，我惊叹不已，

大英博物馆已失去往日的勉力。

出版社把小说校样寄给身在旧金山的我。修改完后，我又寄回伦敦。在书即将出版的最后阶段，蒂姆·奥凯非突然来信问我是否已经从格什温那里获得用上述歌词作为本书书名的权力。我说没有。

我立即给纽约的格什温出版公司写信，请求获得他们的允许。但是我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我请求他们改变主意，但他们主意已定。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促使我想到将全书故事情节浓缩到一天，并利用浓雾作为全书基调和情节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书书名以及那首歌词而非《尤利西斯》。但是时间紧迫，蒂姆西·奥凯非催着我提供新书名。我提议用《子宫日》，但是麦克吉朋·凯出版公司不喜欢这个名字。蒂姆西写信说如果我们双方不能立即就书名问题达成一致，出版日期将被推迟到 出版商当然不会积极主动地就他们出版的书是否应该得到评论向文学杂志编辑直接发表意见，因为这似乎有试图操纵文学观点之嫌。出于相同原因，作者们通常也羞于插手干涉有关自己作品书评的安排，即使他们与某些文学编辑有着某些联系。但是一个星期过后，在各种日报和周报上的书评部分我还是没有看到有关我那本书的文章。我的耐心与职业虚荣心一下坍塌了。我决定给几位我认识的文学编辑的办公室打电话，探询一下我那本书的命运。首先，我给当地的一家日报社打电话。接电话的女孩说他们没有收到该书。我又给一家国家级报社与周报社打电话，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满怀希望与愤怒的我将这一消息告知了蒂姆西·奥凯非。他立即向出版社有关部门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回电话说书已经寄出，只是报社和杂志社还没有收到。两个多星期以来，束手无策的我一直盼望着书评的出现，但结果很令人失望。

寄给报刊杂志社供评论的那些书消失之谜一直没有解开。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写作生涯后期，我可能会大发牢骚。但当时占据我内心的主要是一种如释重负感：我毕竟没有被评论界一笔勾销。出版社又向各大报社与杂志社寄出了一批附有说明信的样书，书评如期刊登出来，只是比一般情况下要分散得多。这些评论大多都是些慎重的赞许之词。该书最忠诚的读者是天主教徒与学者，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我在《你能走多远报一书中写到：“大多数天主教读者发现它（《大英博物馆在倒塌》）非常有趣，尤其是神父们。这些神父听说他们为追求极善而否认的性生活一点也不精彩，会非常得意……在我结识的人们中，不可知论者与无神论者却觉得这本小说的内容非常悲怆。所有那些自我否定与牺牲里比多的做法使他们感到非常沮丧。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报早以前就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使用避孕药具的话，现在我也会感到非常沮丧。”

然而我将永远对这本小说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因为它总能唤起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回忆，而且它描写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那个独特而奇妙的地方。做过实验的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在大英博物馆中阅读该书，必须到北馆，即那个（正如小说中有一段内容所讲述的那样）专门供读者细心翻阅被认为特别具有价值的书籍或黄色书籍的内部密室。我一直没有胆量请教他们评论我的小说时采用的是哪种标准。

戴卫·洛奇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