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电报_安琪拉的灰烬

当你明天就满十四岁了，要 豪宅里的人都带着英国腔，他们也不给电报童小费。

最爱给小费的人是寡妇、新教徒牧师的妻子和一般的穷苦人家。寡妇们知道英国政府什么时候把钱汇过来，她们会站在窗前等。要是她们请你进去喝杯茶，你得多加小心，因为一个临时工“皮包骨鲁比”说，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寡妇曾邀请他进去喝茶，然后想脱他的裤子，虽然他也真动心了，但还是跑出去，不得不在下个星期六忏悔。他说他那东西挺起来了，蹬自行车时很不好受。但是，要是你骑得很快，再想着贞女玛利亚的痛苦，那个东西会马上软下来。

新教徒的妻子们从不像“皮包骨鲁比”的老寡妇那样干，除非她们自己也是寡妇。克里斯汀。华莱士是个正式工，准备哪天成为一名邮差，他说新教徒没什么可顾忌的，就算她们是牧师太太，她们反正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要是她们和电报童胡闹一下，又有什么关系？电报童都喜欢新教徒牧师太太，她们也可能雇有女仆，但总是自己来开门，并说：请等一会儿，给你六便士。我很想同她们攀谈几句，问问她们对将来下地狱是怎么想的，但那可能太冒昧，她们会要回那六便士的。

在英国工作的爱尔兰人都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白天把钱电汇回来，这是我们挣小费的最佳时机，我们送完一批，紧接着再送一批。

最差的巷子在爱尔兰镇，通向高街或蒙哥瑞街，比罗登巷、奥凯非巷或我住过的任何巷子都要差。这种巷子中间有一条臭水沟，母亲们站在门口倒泔水桶时，大喊着小心脏水。孩子们在这油乎乎的水上玩纸船，或插着小帆的火柴盒。

你一骑进巷子，孩子们就喊开了：电报童来喽，电报童来喽。他们统统向你跑过来，女人们站在门口等着。要是你把电报交给一个小孩子，让他递到母亲手里，他就成了家里的英雄。小女孩们往往退避一旁，等着男孩们拔头筹。但要是家里没男孩，她们也会来拿电报的。门口的女人会冲你大声说，她们现在没有钱，不过你要是明天还来这条巷子的话，可以上门讨你的小费，上帝保佑你，一切属于你。

在邮局，奥康纳太太和巴里小姐每天都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送电报，没有别的事。不许我们为别人做事，像跑腿到商店买东西，或传递什么口信之类的事情。就算有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她们也不管；有人没了腿、发了疯、在地上爬，她们也不管。我们只管送电报，这就是一切。奥康纳太太说：我清楚恁们干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因为利默里克人都盯着恁们呢，我的抽屉里就装着他们写来的报告。

真是装报告的好地方啊1，托比。麦基压低声音说。

但是，奥康纳太太和巴里小姐根本不清楚巷子里的情况。当你敲门，有人说进来，你走进去，黑漆漆的一片，角落里的床上是一堆破布，那堆破布里传出声音：谁呀？你说电报，那堆破布便劳驾你为她跑一趟商店，她快要饿死了，只要能弄杯茶给她，挖她的眼睛都行。你又该怎么办呢？说我很忙，然后骑上自行车，把电汇单和那堆破布扔那儿不管吗？那张单子对那堆破布来说根本没用，她没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去邮局支取那笔该死的汇款。

你该怎么办呢？

他们告诉你，绝对不能替别人去邮局支取汇款，否则别干了。但是，你遇到一个参加过几百年前的布尔战争的老兵，他的双腿都没了，他说，要是你愿意去邮局的帕迪。康斯丁那儿一趟，他将终生感激，到那儿跟他说说情况，帕迪一定会让你支取汇款的，你自己可以留下两先令，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男孩。这时你又该怎么办呢？帕迪。康斯丁说没问题，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就得滚蛋，你也一样，孩子。这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人说，他知道你现在还有电报要送，不过还是想劳驾你今晚来一次，帮他跑一趟商店，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他还冻得要死。他坐在角落里一把破旧的扶手椅上，盖着一点毯子，椅子背后放着马桶，臭得让你想吐。看着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这位老人，你真想拿上一条热水管，把他扒个净光，从头到脚把他冲干净，再给他吃一顿大餐，里面有咸肉、鸡蛋，以及拌了好多黄油、食盐和洋葱的土豆泥。

我想把这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人和床上的那堆破布弄出来，让他们待在一间向阳的乡村大房子里，窗外，鸟儿不停啁啾，溪水阵阵奔流。

斯皮兰太太住在凯里路的帕普巷，她有一对残疾双胞胎，他们的大脑袋长着金发，身子小小，小小的腿悬在椅子边。他们整天盯着炉子，不停地问：爹地在哪儿？虽然他们跟别人一样能说英语，但总是用自己发明的语言彼此咿呀说个不停：航———速———梯———梯

———速———航。斯皮兰太太解释说，这意思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她对我说，只要她丈夫每月都能寄回四英镑，自己就够走运的了，就不用受“大药房”的辱骂了，因为他在英国，他们就这样对她。孩子只有四岁，尽管没法走路，也不能照顾自己，但还是很聪明。要是他们能走路，能稍微正常点的话，她就收拾收拾迁往英国，离开这个连上帝都不闻不问的国家了。人们为自由战斗了这么久，可你看看它现在这个样子吧：德。瓦勒拉住在都柏林的高楼大厦里，这个肮脏的老杂种和别的政客都该下地狱了，上帝原谅我这么说。牧师们也该下地狱了，不过说这个我不求上帝的原谅。这些牧师和修女大言不惭地对我们说耶稣是贫穷的，这并不可耻。而一辆辆卡车装着成箱成桶的威士忌和葡萄酒，装着数不清的鸡蛋和火腿驶进他们家里，他们还要一个劲地说应该为封斋期禁食。封斋期，狗屁！我们长年累月都在过封斋期，还禁什么食？

我也想把斯皮兰太太和她的两个金发残疾儿弄出来，让他们和那堆破布、那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人一起，待在乡村的那间大房子里，给他们每个人都洗洗澡，让他们坐在太阳底下，听着鸟儿的歌唱和溪水的阵阵奔流。

我不能丢下那堆破布，让她守着一张无用的汇款单不管，那堆破布是一个老太婆，名叫格特鲁德。达利，被利默里克巷子的各种常见病———关节炎、风湿病、脱发，弄得不成样子了，一个鼻孔也快被抠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老太婆会从破布里坐起来，冲你咧嘴微笑，一口白牙在黑暗中闪闪发亮，那是真牙，是很健康的真牙。

没错，她说，这是我自己的牙，一百年以后他们会发现，我已经在坟墓里腐烂了，而我的牙齿又白又亮，我会被宣称为圣徒的。

那张电汇单是她儿子寄来的，有三英镑。电报上还留有附言：生日快乐，妈咪，您的爱子泰迪。她说：他能把钱省下来，真是个奇迹，这个小浑蛋，跟皮卡迪利大街的每一个婊子鬼混。她问我能不能帮个忙，替她去取一下钱，再到酒吧帮她买一小瓶“幼神”牌威士忌，还得买一块面包、一磅猪油、七个土豆———一星期每天吃一个。她又问我，能不能替她煮一个土豆，拌些猪油压成土豆泥，再给她切块面包，再弄点水，兑进威士忌里喝。后来她又问我能不能去药剂师奥康纳那里为她的伤口买药膏，再带些肥皂来，让她好好擦洗擦洗身子。她将终生感激，为我祷告，这是因为麻烦我而付给我的两个先令。

啊，不要，谢谢，女士。

把钱拿着，一点小费，你帮了我大忙。

我不能要，女士，您都这样了。

把钱拿着，不然我就告诉邮局，叫你不用再给我送电报了。

噢，好吧，女士，非常感谢。

晚安，孩子，好好待你的母亲。

晚安，达利太太。

学校九月开学，放学后，在回拉曼。格里芬家前，迈克尔有时会来修道院长这里停留一下。每逢雨天，他就问：我今晚能待在这儿吗？不久，他就再也不想回拉曼。格里芬家了。他又累又饿，受不了来回四英里的折腾。

妈妈来找他，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她，只好看着一边。她问：工作怎么样？好像在拉曼。格里芬家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说：很不错。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要是雨下得太大，她没法回去，就和阿非睡在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第二天，她再回到拉曼那儿，迈克尔还是待在这儿不走。不久，她开始一点一点往这里搬东西，最后再也不回拉曼家了。

修道院长每星期付房租，妈妈继续领救济品和食品供应券。直到有一天，有人检举她，“大药房”便拒绝再给她提供救助了。他们说，要是她的儿子一星期可以挣一英镑的话，那可比有些领失业救济金的家庭强多了，他有了工作，她真该谢天谢地。现在，我只好把工资如数交出了。妈妈说：就一英镑？你不管刮风下雨，骑着车到处跑，就只挣这么点吗？这在美国只相当于四美元，四美元，在纽约四美元连只猫都喂不起。要是你在纽约为西联送电报，一星期可以挣到二十五美元，可以过得花天酒地。她总是把爱尔兰货币换算成美元，这样她才不会忘记以前在美国的好光景，也能让大家相信她在美国时比现在体面。有几个星期，她让我留下两先令，但要是看场电影或是买本二手书，就一个子儿也不剩了，没法再攒我的路费，那我就得困在利默里克，长成一个二十五岁的老男人了。

小马拉奇从都柏林写信说，他已经腻味了，不想把余生耗费在军乐队里吹号了。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家里。但他得跟我、迈克尔和阿非挤一张大床，他又开始抱怨。在都柏林，他自己就有一张军用床，床单、毯子、枕头一应俱全。可现在，他又回到盖外套的时代，一碰那垫子，羽毛就漫天飞舞。妈妈说：你真可怜，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修道院长有他自己的床，母亲有那个小房间，我们又团聚了，再也不受拉曼的折磨了。我们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烧茶煎面包。修道院长说，你们不该坐在厨房的地板上，那样还要桌子和椅子干什么？他对妈妈说，弗兰基的脑子不大对劲。妈妈就说，地板上的湿气会让我们丢掉小命。我们还是坐在地板上，唱着歌，妈妈和修道院长坐在椅子上，她唱“今夜你感到孤单吗？”修道院长唱“拉什恩之路”，我们还是听不出他唱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坐在地板上天南地北地闲聊，聊着那些发生过的事，那些没发生的事，和那些我们将来到美国后会发生的事。

邮局也有闲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坐在长凳上聊天。我们可以聊，但不能笑。巴里小姐说我们坐在这儿，还能拿工资，真该谢天谢地，我们是一帮二流子和街油子。这没什么好笑的，坐着聊天，还拿工资，这没啥好笑的。谁敢嬉皮笑脸，就给我出去待着，不笑了再进来，要是还敢笑，就向上级告恁们！

男孩们压低嗓音谈论着她，托比。麦基说：这条老母狗该好好修理一下，该用骨头好好

捣捣，用树枝好好捣捣。她母亲是个满街拉客的贱货，她父亲的睾丸上长着肿包，手淫的地方长着肉瘤，刚从疯人院跑出来。

笑声沿着长凳传来，巴里小姐冲我们喊：我警告过恁们，不能笑。麦基，你在那里胡扯什么呢？

我说这么好的天，空气又新鲜，最好出去送电报，巴里小姐。

我清楚你说了什么，麦基，你的嘴巴和厕所一样臭，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我听见了，巴里小姐。

楼上都能听见你在吵吵，麦基。

是的，巴里小姐。

闭嘴，麦基。

我闭嘴，巴里小姐。

别再来一句了，麦基。

不来了，巴里小姐。

我说闭嘴，麦基。

好吧，巴里小姐。

就此打住吧，麦基，别惹我。

我不惹你，巴里小姐。

圣母啊，给我点耐心吧。

是的，巴里小姐。

收回最后一句，麦基，收回去！收回去！收回去！

我会的，巴里小姐。

托比。麦基跟我一样，也是个临时工。他看过一部叫《头版新闻》的电影，就梦想将来有一天能去美国，当一名戴着帽子叼着烟的、很气派的报社记者。他的口袋里一直藏着个笔记本，因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即事实。他记下的是事实，而不是什么狗屁诗，不是像你在利默里克酒吧里听到的———爷们儿讲的英国怎么欺压我们的那些，是事实，弗兰基。他记下自己所送电报的数量，以及路程的远近。我们坐在长凳上，保证自己不笑后，他告诉我，假如我们一天送四十封电报，一星期就是两百封，一年就是一万封。我们工作的这两年可以送两万封。假如我们一星期能骑一百二十五英里，这两年的工夫就是一万三千英里，那相当于绕着地球骑了半圈，弗兰基，难怪我们的屁股上没有一点肉呢。

托比说没有人像电报童这么熟悉利默里克，我们知道每一条大街和巷子、每一片街区、每一所密室、每一座寓所、每一个庭院。老天啊，托比说，利默里克没有一扇门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敲过各式各样的门，有铁的、橡木的、三夹板的。两万扇门，弗兰基，我们敲它、踢它、推它。我们扣门环、按门铃，高声喊，吹口哨：送电报的，送电报的。我们把电报丢进信箱，塞进门缝，扔进门上的小窗，遇到卧床不起的人家，我们就从窗子爬进去。我们吓走每条想吃掉我们的狗。当你把电报递到人们手上，你一定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的大笑，有的高唱，有的手舞足蹈，有的又哭又叫，有的无力地晕过去。你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醒过来，把小费付给你。这一点不像在美国送电报，有一部叫《人间喜剧》的电影，里面的米奇。鲁尼骑着车子送电报，人们都很喜欢他，争先恐后地给他小费，请他进屋，给他一杯茶和一块面包。

托比。麦基说他的笔记本里有大量的事实，所以什么也吓不倒他，我也想和他一样。

奥康纳太太知道我喜欢送乡下的电报，要是天气晴朗，她就一次给我十封乡下的电报，让我整个上午都在外面跑，午饭前不必回来。秋季的天气有时候不错，香农河波光粼粼，田野绿油油的，晨露闪烁着银光。袅袅炊烟掠过田野，散发出炭火的芳香。母牛和绵羊在田野里吃草，我想这些是不是就是牧师所说的牲畜。如果是，我也不会吃惊，因为公牛总是没完没了地爬到母牛身上去，公羊对母羊、公马对母马也是这个样子。而且它们都有一个那么大的家伙，大得让我冒汗，让我同情起天下所有的雌性动物来，它们不得不承受那么大的家伙。不过当头公牛也不错，它们想干就干，对一头动物来说，这绝对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不怕在这里跟自己干，可是不晓得会不会碰上带着牛羊赶集下田的农民，他们举举棍子，冲你打招呼：你好，年轻人，多好的早上啊，感谢上帝和圣母。要是看到你在庄稼地里触犯“第六诫”，虔诚的农民可能会发火的。马喜欢把头伸出围栏和树篱，看看是谁从这里路过。我停下脚步，跟它们说话，它们长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鼻子，显得很聪明。有时候，两只小鸟会隔着一片田野相互鸣唱，我停下来，想听听它们在唱什么，再过一会儿，会有更多的鸟儿加入进来，到后来所有的树和灌木丛里都充满了鸟鸣。要是路边的桥下有小溪在奔流、有鸟儿在歌唱、有母牛在哞哞、有羊羔在咩咩，这会比哪部电影里的乐队都动听。午饭时，农舍里飘出阵阵熏肉和卷心菜的香味，我饿得受不了了，就爬进田野，猛吃半个小时草莓，又把头扎进小溪里，喝一通冰凉的水，那水比任何煎鱼薯条店里的柠檬水都好喝多了。

我送完电报，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一趟古代修道院墓地，我母亲的亲戚———盖佛尔家族和西恩家族就葬在这里，我母亲自己也想葬在这里。从这儿可以看到高高的卡瑞戈古诺城堡的废墟，我骑到那里，坐在最高的那堵墙上，遥望着香农河流向大西洋，奔向美国，梦想有一天，我可以扬帆远航。

邮局里的男孩子们告诉我，我很幸运，能拿到卡莫迪家的电报，会得到一先令的小费呢，这是你在利默里克能得到的最大一笔小费。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得到我呢？我是刚来的呀。他们说：啊，有时候，特丽莎。卡莫迪会来开门，她患有肺炎，他们害怕被传染。她十七岁，经常进出疗养院，肯定活不到十八岁。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像特丽莎这样的病人清楚自己没多少活头了，她会发疯地追求爱情和罗曼史，以及每样东西。每样东西，这就是患肺炎的人要对你做的，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

我骑车穿过十一月湿漉漉的大街，惦记着那一先令的小费。我拐进卡莫迪家住的那个街道，自行车滑了出去，我跌倒在地，蹭伤了脸，划破了手背。特丽莎。卡莫迪来开的门，她长着红头发，绿眼睛，像利默里克郊外的田野一样绿，两腮鲜红，皮肤白得吓人。她说：啊，你都淋湿了，还流着血。

我骑车滑倒了。

进来，我给你抹点药。

我犹豫了，该不该进去呢？我可能会染上肺炎的，那可就完了。我才十五岁，还想活，还想要那一先令的小费。

进来，站这儿你会没命的。

她坐上水壶烧茶，然后在我的伤口上抹了些碘酒。我竭力像个男子汉那样，一声不吭。她说：啊，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小男子汉。到客厅吧，去炉子前把衣服烤干。瞧，你干吗不把裤子脱掉，在炉栅上烤烤呢？

啊，不了。

啊，来吧。

我来吧。

我慢吞吞地把裤子挂在炉栅上，坐在那儿，望着水汽升腾起来。我望着自己那东西在挺起，担心她进来时可能会看见我在兴奋哩。

她端着面包、果酱和两杯茶走进来。主啊，她说，虽然你这小伙儿是个皮包骨，却有个不错的家伙。

她把碟子和茶杯放到炉边的桌上，扔在那儿不管了。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兴奋”，领我穿过房间，来到靠墙的绿沙发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是罪过、碘酒、对肺炎的恐惧、一先令的小费和她的绿眼睛。她躺在沙发上，说不要停下来，不然她就要死了。她哭了起来，我也哭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啦，会不会从她嘴里传染上肺炎。我时而飘飘欲仙，时而坠入悬崖，要是这就是罪过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我们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儿，她问我：你还有电报要送吗？我们都坐起来，她突然惊叫：啊，我流血了。

你怎么啦？

我想是因为第一次吧。

我对她说：等一会儿。我到厨房里把那个瓶子拿过来，把碘酒洒在她的伤口处。她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像个疯子似的在客厅里转个不停，又跑进厨房用水冲洗一番。擦干后，她说：主啊，你真够傻的，你不该往女孩子那里洒碘酒。

我以为你被弄伤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又给她家送了几个星期的电报。有时候我们在沙发上兴奋，但有些日子她咳嗽得厉害，能看出她十分虚弱。她从不告诉我她身体不好，从不告诉我她患有肺炎。邮局的男孩子们说我拿着一先令的小费，还有特丽莎。卡莫迪陪着，一定过得无比美妙。我从不跟他们讲我没拿到小费，从不跟他们讲绿沙发和兴奋的事，也从不跟他们讲每当她为我开门，看到她是那样虚弱时，我有多么痛苦。那一刻，我最想做的就是为她烧茶，坐在绿沙发上紧紧地拥抱她。

一个星期六，我奉命将电报送到特丽莎母亲上班的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尽量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卡莫迪太太，我经常给您送电报，我想那是您的女儿吧？特丽莎？

是的，她住院了。

她住的是疗养院吧？

我说的是医院。

她跟其他的利默里克人一样，不好意思说“肺结核”，而且，她也没给我一先令，压根就没有任何小费。我骑车去医院看望特丽莎，他们说你得是她的亲戚，还得是成人才行。我告诉他们，我是她表弟，八月就满十五岁了，他们却叫我走开。我骑车来到圣芳济会教堂，为特丽莎祈祷。圣弗兰西斯啊，烦请您转告上帝，告诉他，那不是特丽莎的过错，那些星期六我本可以不送她家的电报的。告诉上帝，特丽莎对沙发上的兴奋没有责任，是肺病迫使她这样做的。我爱她，就像您深爱着每一只小鸟、牲畜或鱼儿一样。求您告诉上帝，把她的肺结核弄走吧，我保证再也不碰她了。

下个星期六，他们又给了我一封卡莫迪家的电报。在街上刚骑到一半，我就看见那扇百叶窗已经合上了，还看见门上有黑纱花圈，看见白色紫杠的吊唁卡。透过门和墙，我看见自己和特丽莎赤身裸体地在绿沙发上疯狂翻滚。我知道此刻她已经进了地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从门下把电报塞进去，又骑到圣芳济会教堂，乞求特丽莎的灵魂安息。我向每一座塑像祈祷，向彩色的玻璃窗祈祷，向苦路1祈祷。我发誓这一生将追求信仰、希望、慈善、贫穷、贞洁和顺从。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做了四次弥撒，其中向苦路做了三次，又念了一整天的玫瑰经。我不吃不喝，到处走，一到僻静的地方就大哭，乞求上帝和贞女玛利亚能够宽恕特丽莎。卡莫迪的灵魂。

星期一，我骑着邮局的自行车，跟着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站在远处一棵树的后面。卡莫迪太太在流泪哀号，卡莫迪先生抽着鼻子，一脸茫然。牧师背诵起拉丁语祈祷词，在棺材上洒了圣水。

我想到牧师跟前去，到卡莫迪夫妇跟前去，我想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把特丽莎送进地狱的。他们想怎么处置我都行，打我，骂我，用坟墓上的土砸我，随他们的便吧。但是，我还是站在树后没有动，看着送葬的人们都离去了，只剩下掘墓人在填土。

霜很快染白了坟墓上的新土，我想到特丽莎在棺材里的寒冷，想到她的红头发和绿眼睛。我无法理解自己心中涌动的情感，然而我知道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家人的死，巷子里的人

的死，以及活生生的离别，但是，它们都没有这一次令我心痛。我希望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了。

天快黑了，我骑上自行车离开墓地。我还有电报要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