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上帝的晨光_宽容

教会在早期是很简单的组织，人们一旦明白世界的末日并不是迫在眉睫，最后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遇难以后接踵而至，基督教还要在泪谷里挣扎很长时间，使开始感到需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基督徒最初（由于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里聚会。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摩擦，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空屋子开会，如果找不到能容纳所有虔诚（和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干脆在露天或废石场召集会议。

起先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会改在死者复活的星期日。

这些庄严的仪式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特点。没有固定的讲演和说教，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站起来剖白内心的信仰。按照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雄辩的口才”，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心里充满了对前途的展望。他们当中大多人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常常过于激动，象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花费力气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谱写的歌曲。

唯一预先拟好的演说是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在数世纪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感到心里有话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总是对秘密团体怀有戒心的警察开始干涉了，因此必须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曾高度评价了领导的才能。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做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所有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教会的成员有增无己，事务性管理变得复杂不堪，非有专职的执事不可，于是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按我们说法就是“神父”。

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执行的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这些闻名的当权人物。

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未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它主教一样，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绝无需再加上“美国”一词做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会在十六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出身奴隶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伸、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青人所如饥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双方都智敏通达（也很可能是这样），就能很快学到彼此的长处，和睦相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男女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几个仍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因为他们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不允许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自尊，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元白菜。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发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前需要审慎研究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还屠杀了一些地位低卑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失措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名声，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他生来死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至死还试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只是盯着皇帝用以保证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的著名《宽容法》。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头目都是些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后裔对此也一清二楚，他们想大展伶牙俐齿的解数掩盖这些，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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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还有过其它交易。

但是这个无耻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还是寥寥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