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躺着做牵引治疗,说真的,我什么也看不到。
“有种着土豆的别墅、草莓、馅饼,在亲密的家人中间,穿着红鹅绒鞋……”
“还有新鲜的空气!这不是在演电影,瓦洛佳……”
捷列霍夫望着窗外孤零零的在风中轻轻摇曳的杨树,沉默了片刻,接着说道:“我没有别墅,其实连家都没有,离婚八年了。
女人、朋友都像老鼠,事先能感觉到一切。从莫斯科到彼捷尔,再从彼捷尔返回,真是跑够了!“
“那孩子呢?”
“瓦洛佳,孩子是我一生所留下的财富,就这已经不少了。小女儿在语言系学习应用语言学。”
“最好她能上财会班!”
“你的父母也许会关心你的学业,而她见我就像见圣诞老人一样,一年只有一次,而且我总是醉醺醺的,很少给她买点什么礼物,让她能想起我。大家都很吃惊,她长得那么快,到现在我还记得每次她穿多大号的鞋:二十码、三十三码、三十七码。你也看得出,我不经常能想起她。”
“最近你看到她了?”
“近两年她每隔一天就到我那儿去,她的妈妈嫁给了一个‘蠢猪’,而娜斯佳无法忍受。她说那可恶的家伙身上总有股臭味。”
“看来事情还没那么糟,是不是,上校?你的退休金不菲,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
“我真为你惊讶,年轻人!我只比你大十岁,你却劝我靠退休金安度晚年!这想法蠢透了,瓦洛佳!”
我们唠唠叨叨小声地谈着,一会儿是捷列霍夫那虚无缥缈的别墅,一会儿又扯到我这个单身汉的生活。试图通过这些谈话,感受那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已成为往事的岁月。吸完的烟头被偷偷藏到窗户缝里,捷列霍夫喝了半杯白兰地,回忆像长长的电线一样无休止地延伸,把我们的思绪带回那熟悉而充满忧郁的远方,多少憾事给难得一见的相逢平添了几分惆怅。捷列霍夫的制服已换成了一件质地低劣的西服,上校不再让我感到像上满弦的发条。
“您是否看了卡拉佩强转给您的录像带?”
“是的,尤里。彼得罗维奇……”
“您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按自己的方法修改了非什金所有的联络手段。但应从内务部,包括负责此事的小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研究将军的死因上,应派几个干练的人员查明事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觉得,内务部调查小组的头儿,也就是我们从前的同事,受某个人的支配……”
“你这‘受人支配’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是让人牵着通的狗吗?”
“事发的时候你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我们的人只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要整理有关‘太平洋舰队’的材料。事实上,我们在德国的谍报网已被破坏,剩下的联络手段也很有限。问题是菲什金最近为自己干的事比为组织干的要多……他培养了很多党羽,他不信任也不同我们的人接触。而现在,自他被杀之后,只能通过咖啡沉淀物来推测是谁有意干掉他,谁是凶手,谁从他账户上提走了所有的钱。”
“那么,幕后策划者是什么人呢?”
“我们详细研究了菲什金近十年的活动情况,我们吸引他合作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那又怎么样?”
“我们找到这期间军事反间谍组织的档案,发现了几份情报,是由 “正如您所见,我目前无法做出结论,但……”
“那么就干掉他!”
“干掉,不是永久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安插在谢苗诺夫身边的人报告说,他没能拿到那张存有很多莫名其妙信息的光盘,树苗诺夫为了买这张光盘花了十万美元!分析谢苗诺夫与菲什金分道扬镳的原因,我可以断定他们曾有一支装备相当精良的队伍。对他们来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想干掉一个人,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了不重蹈覆辙,我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况且我们还不知道谢苗诺夫怎么利用他得到的光盘。”
“我想你还没忘记,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又发现一具尸体的消息,这不但与菲什金和那位记者的死有关,而且还是国防战略部队的一名军官。”
“他用组织的钱买了那张光盘。我们派间谍打入他的内部,结果记者被杀,去刺杀他的国防战略后备部队军官也被人打死……”
“你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吗?你们的传统方法就是窃听、窥探、监视,或者逼迫家属,最终取得什么结果呢?也许现在你想对我说,他是个孤儿?”
“如果现在我们发现某个知情者,我不怀疑,他们也必然会找到他。那样,不仅我们的间谍处境危险,而且我们的计划也将遭到破坏。”
“我支持采取断然措施!”
“我们以谢苗诺夫为诱饵,引幕后的操纵者上钩,他们却不上当。这一切反倒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随后,写稿的作家就被杀了。”
“你没试着对内务部的领导施加一点压力?”
“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已经做了,但是依照惯例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他们有他们的规定。消息过分灵通有时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他们不是傻瓜,很可能在等我们犯错误,那时他们就作为国家的救世主出来收拾残局。”
“好吧,你打算怎么办?”
“释放卡拉佩强并等待回应,我们的间谍会从内部配合。”
“暂时到这儿吧,将军。解决这个难题就全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