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在困顿中的自我选择_名士风流

柳鸣九

文学的作用在于向别人展示作家自己所看待的世界。这部小说的一个人物曾经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这个人物这样思忖着。

看来，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的文学创作思想，至少是她在《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中的创作思想，因而，她随手拈来放在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著名作家亨利的身上，而她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正是要叙述一个对她来说完全是属于“当今”的故事，再现一幅“时间与地点明确”的当今世界的图景，描写一批在当今这个时代活动着的特定人群。小说发表于1954年，所写的不过是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即 像这样的知识精英似乎不该陷入困顿与失败，但事实上，他们的困顿很严重，他们的失败很彻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独立的左派组织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报》也被右派夺走了，他还由于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赛特这个妙龄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违反他一贯的诚实正直品德的错事，为附敌分子提供了伪证，差一点身败名裂。而迪布勒伊与亨利团结在他们自己身边的一个有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两次飞往美国与情夫欢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险些走上了自杀的绝路；朗贝尔在困顿中奔突了一阵子后，几经犹疑与矛盾，终于投向右翼，并公开撰文“反戈一击”；塞泽纳克可耻地死去；樊尚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恐怖分子；萨玛泽尔也投靠了戴高乐派。经过这样一个从奋斗、困顿到失败的过程，迪布勒伊与亨利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艰苦努力完全无济于事，自己想要有所作为而注定了将无所作为，“我们又回到了零点”。那么，“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呢？”他们的困顿与失败究竟来自哪里？迪布勒伊自己写书进行了总结，他终于认识到了，“法国已经沦为一个五等的小民族”，在战后的世界上，“斗争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展开，我们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他们这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却天真地“想要保持独立”、“抵抗两个阵营”，其结果必然“无能为力”，他们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也就“注定是要灭亡”的了。

通过迪布勒伊对失败的总结，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小说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道路与作用的问题。知识分子在阶级、党派、阵营对峙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与自由吗？能作为超然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吗？能作为绝对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会现实认可吗？能开辟出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让她的左派知识分子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承认了法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里的无能为力、在社会斗争中的无足轻重之后，又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从零开始。他们又准备创办一家周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又握住了共产党伸过来的手，开始进行一次争取民主的联合行动。迪布勒伊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又满怀热情到外地去进行活动，发表演说；亨利也放弃了逃避法国现实到意大利去过隐逸生活的计划，又重新投入了工作；纳迪娜终于从她的玩世不恭与虚无主义中解脱了出来；安娜也从绝望的道路上回过头来，企图到生活中去寻求新的意义。小说就这样在积极的基调中结束了，这种积极的基调与光明的结尾，与其说是现实生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人物精神状态中对未来很有把握的信心所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精神上不计前景与成败而坚定不移地自我选择的意志所带来的。虽然小说结束时的现实比小说开始时的现实显然要更严峻、更充满了新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可怕的阴影，它仍带给人物以深重的迷茫感，但人物的精神却经过了困顿的历程，有了新的认识而决心开始第二回合的搏击，进行了第二轮的自我选择，一个新的层次的自我选择，更有思想准备、更有经验、更为坚韧的自我选择。“自由选择并不是绝对自由的，而要受客观境况条件的限制”，我记得1981年我在巴黎访问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时候，她对我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观点的形象表现，但与此同时，虽然境况是严峻的、令人困顿的，我们仍可以看到小说中人物行为的这一轨迹：困顿——自我选择——困顿——再自我选择。这种自我选择的不息精神，正是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哲学主张，是人的存在价值的体现，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源泉。在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哲理剧《苍蝇》里，俄瑞斯忒斯虽然眼见自己面前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看不见希望的，深知自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将永远有“苍蝇”的追逐，但他毅然作出了选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迪布勒伊与亨利无疑与《苍蝇》中的英雄主人公有些相像，他们在严峻的现实世界中、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明知自己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无足轻重，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存在价值观，重视自己的职责，也毅然地选择了一条见不到前途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堪称20世纪的“俄瑞斯忒斯”，他们身上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色彩。也正是出于对这个意义的理解，我建议这部小说的译者将书名译为《名士风流》。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物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安娜的婚外私情故事。除了政治社会活动与个人事业外，爱情就要算这一批知识精英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了。亨利的生活中，像走马灯似地走过好几个女性：波尔、纳迪娜、若赛特，最后又是纳迪娜；纳迪娜的生活中更是充满了男人，从美国军官到亨利，到朗贝尔，等等；安娜则一再到美国去叙私情，小说后半部分几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写她这一场婚外恋。应该说，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性开放主义者，他们对性爱的那种无所谓的自由随便的态度着实令人惊讶。亨利作为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在报社众目睽睽下公开带着纳迪娜到葡萄牙去旅行，而且还得到了自己的“配偶”波尔的同意，他与若赛特的关系不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而且在大庭广众的社交场合也毫无避讳。纳迪娜与每一个男人的关系也都是公开的，她自己、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友人谈到她与不同男人的性关系时，就像谈普通家常一样。而对安娜一再赴美国会情人，她的亲友竟无一人有所在意。总之，在这部小说里，两性关系成为了普通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与异性做一次爱几乎像与朋友上酒吧喝一杯威士忌一样普通，它不受社会规范、家庭关系的约束，既不存在当事人自己受贞操、节守、义务等观念的煎熬，也没有旁人以嫉妒来干扰。在两性关系上，如果说性开放与传统的性观念的淡化是这些人物的第一种作风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种作风则是经常以性欲之爱作为目的。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物在考虑自己与异性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集中想到的往往是“做爱”、“上床”，亨利与纳迪娜、若赛特自不待言，即使是安娜这一个正派的有身分的严肃的有夫之妇也是如此。尽管她与右翼作家斯克利亚西纳在政治观点与社会观点上相左，有时还话不投机，但第一次与他在酒店会面时就发生了肉体关系。她在美国之行中，一直就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联系，与菲利普联系不成时，她竟感受到“肉体上的失望”，于是才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会见他。早在与刘易斯成为互相熟悉的朋友之前，她就预想着“跟刘易斯睡觉”了，只是当她与刘易斯第一次发生了肉体关系、性感全面复苏、“重新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新又拥有了肉体”、“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之后，她才在情爱上补了一课：感情上进入了充满柔情、缠绵悱恻的真正恋爱。

《名士风流》中两性关系的这种图景与特色，固然是法国社会现实生活中自由放任的男女关系的写照，但也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两性关系上的思想体系有关。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是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的先驱，早以其观点新颖大胆的专着《第二性》（1949年）闻名于世。在这部著作中，她论述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动地变成女人”的这一中心思想，揭示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男人是如何利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制造出关于女人的种种神话，强制妇女接受下来而永远处于从属的“女人”的地位，书中宣扬了“男人们自己作主，女人们也自己作主”的平等理想。在性问题上则批判了“把理应建立在自发感情冲动基础上的交流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婚姻制度，认为“要求被社会与道德的实际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终生都能互相给予对方以肉体快乐是绝顶荒谬的”。《名士风流》出版于《第二性》五年之后，正是本着她在《第二性》中的思想观点，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以赞许的态度描写了亨利对自己的“家室”波尔的腻烦与他的性自由；带着怜悯的感情描写了波尔如何死抱住关于女人的神话不放，在女人的从属地位上建立起对自己的虚幻理想，因而“误入歧途”，最后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她还以平等的原则，对称地安排了两个与男人（亨利）一样也享受着性自由的女人：安娜与纳迪娜。安娜身上那种非从属性的、非传统规范的思想特点，从她在酒店里与斯克利亚西纳的那一场对话就已经表露得很清楚，当这个俄裔美籍作家单刀直入问她是否会有外遇时，她宣告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也宣告自己的丈夫也是“完全自由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以她的《第二性》的观点描写着这些主人公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安排了他们周围的人们与环境是如何认可与容忍了两性关系中的这种独立与自由。

何止是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与男女观而已，《名士风流》实际上在相当的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性质。早年，萨特曾在一家咖啡馆里建议西蒙娜-德-波伏娃：“至少你应该把你自己融入你所写的东西里去。”在《名士风流》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按此办理比在她任何其他作品里都更为明显，因为她立意要写的是法国战后左派知识分子群的生活，而她与萨特正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的中心。于是，在她这部小说里，萨特与她以及他们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闪现，正如纳迪娜对亨利所说的那样：“你小说中足足有五十处与爸爸或你完全吻合。”在迪布勒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萨特的成分：萨特在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地位、他对青年一代的巨大影响、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这几乎与小说中迪布勒伊的地位完全一样；萨特50年代起从写作生活较多地转向社会政治活动，他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并吸收西蒙娜-德-波伏娃参加编辑工作，与迪布勒伊处理写作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在亲人的协助下办《警觉》杂志的工作情况也很相像；萨特1948年创建中间偏左的“革命民主联盟”以及联盟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难以立足、最后解体了的经历，几乎是照搬到了迪布勒伊的身上；萨特从50年代初开始在政治上亲近苏联、与法共关系密切、与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进行论战时坚持党派精神与阵营意识，后又投入反对冷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迪布勒伊所走过的道路也基本吻合；甚至萨特1952年与加缪论战后中断了两人的友谊一事，也变成了小说中迪布勒伊与亨利决裂的情节。在亨利的身上，则既有萨特的成分，也有加缪的影子，西蒙娜-德-波伏娃一方面把萨特内心中的矛盾，把他在政治上要坚持左倾而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复杂心情，把他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的态度，把他在加入共产党问题上的思索以及他在与女性交往上独立自由的作风，都放在了亨利的身上；另一方面，又把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所采取的行为，移植到亨利的经历中去。至于安娜，则明显地凝聚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心理感受，安娜与美国作家刘易斯的爱情故事，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从1947年到1950年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之恋的艺术加工与艺术升华。

由此可见，小说的两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所生活的战后法国社会现实的状态与一个妇女所感受的爱情经历——都具有作家本人深厚的生活基础，这就保证了作品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与真切细腻的心理内容。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曾经提到要写作出《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那样的作品，看来，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以《战争与和平》为楷模来处理她小说的第一大内容，即描写战后的法国现实社会与知识阶层的状况，而以《克莱芙王妃》的方式来处理她小说的第二大内容，即刻画安娜的爱情心理。我不敢说《名士风流》在文学史上将享有《战争与和平》或《克莱芙王妃》那样的地位，但我可以说，《名士风流》的确实现了《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式的结合，仅就此而言，它出版的当年（1954年）就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奖，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