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法国的法律,服从不再是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但这些公民自由如果不与经济自由相伴随,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被男人供养的女人——妻子或高级妓女,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而从男性那里获得解放;习俗加在她身上的束缚固然比以前少了,但隐含的消极自由并未根本改变她的处境;她仍被禁烟在依附地位上。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奇生者,以她的依附性为基础的制度就会崩溃;她和这个世界之间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当中介。
如我们所见,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being)。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许多女人意识到了这些利益,即使是那些非常有节制的女人。我曾听到一个在旅馆门厅擦地板的女勤杂工说:“我从不向任何人求任何事;我成功全靠我自己。”她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骄傲,就跟洛克菲勒似的。然而不要以为只要有选举权和工作的结合,就可以构成彻底解放,因为工作在今天还不是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女人才能够用一种自由获得另一种自由。今天多数工人是受剥削的。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并未由于女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有多大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人的世界,现在仍然保持着他们所赋予它的形式。
我们不应对把妇女劳动问题弄得复杂化的那些事实视而不见。最近,一个颇有思想的知名女人对雷诺工厂的女工做了一个调查;她指出,她们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到工厂工作。
无疑她们只是作为受经济压迫阶级的一员获得经济独立的;另一方面,工厂里的工作并未使她们免于家务负担。如果让她们进行选择,要么每周在工厂工作40小时,要么每周在家工作物小时,她们肯定会作出全然不同的答复。也许两种工作她们都乐于接受,只要她们作为工人,在理应属于她们的世界上能够受到平等对待,在理应愉快而自豪地分享的发展中能够有充分的权利。姑且不说农民,目前多数女人尚未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既不能从社会也不能从丈夫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因而不能使与男人平等成为具体的事实。只有那些有政治信念、在工会积极活动、对她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女人,才能赋予默默无闻的日常工作以道德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空闲时间以及沿袭屈从的传统,女人自然刚刚开始产生政治的和社会的意识。由于在工作交换中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利益,她们自然不会热烈服从工作的约束。
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制帽厂的女徒工,女店员和女秘书为什么不愿意放弃男性支持所带来的利益。我已经指出,对年轻女人来说,特权等级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尽管她只有交出自己的身体才能加入这个行列。由于实际上她的工资很低,而社会期望于她的生活标准又很高,她注定要去风流。她若是满足于靠工资度日,便只会沦为贱民,这意味着住房简陋,衣衫褴褛,被各种娱乐乃至爱情拒之门外。善男信女们向她鼓吹苦行主义,而她的粗茶淡饭同苦行僧的确没有什么两样。不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把上帝当做情人:如果要成功地过女人的生活,她就只能取悦于男人。所以她会接受援助,而这是玩世不恭的雇主付给她难以维持温饱的工资时所指望的。这种援助有时会让她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并取得一种真正的独立;然而有时也会使她放弃自己的工作,变成情妇。她往往同时保持着两种收入来源,每~种都或多或少地被当做逃避另一种的手段;但实际上她却在受到双重奴役:工作的奴役和保护人的奴役。就已婚女人而言,她的工资通常只是一种零用钱;对于“还另外有事可做”的女孩子,男性资助似乎是一种额外收入;但她们都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完全的独立。
然而,有相当多的特权女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找到了取得经济和社会自主的手段。当考察女人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时,这些女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深入调查她们的处境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即使她们现在还只是少数。她们一直是女权主义者同反女权主义者论争的主题。后者认为,今天解放型的女人对世界没有任何建树,而且难以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
前者则夸大了职业妇女所取得的成果,对她们的心理紊乱视而不见。实际上,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她们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她们在新的领域尚不能安然落脚,这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她们目前仅仅处于过渡阶段。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她对职业的态度和献身精神,与她的整个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为当她进人成年生活时,她背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也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对待;世界在她面前呈现出另一番前景。身为女人,今天该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和真正意义的人,这是她们面临的特殊难题。
男人拥有优势,这点他从小就感受到了。这种优势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同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使命没有丝毫的违背。由于男性生殖器与超越具有同一性,反过来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也赋予他一种男性所特有的威望。他不是分裂的。而对于女人的要求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权主体的权利要求。正是这种冲突使得解放型文人的处境格外引人注目。她拒绝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认她的女性气质就等于在部分否认她的人性。厌恶女性的人常常指责知识妇女“无视她们自己”;但是他们也向她们鼓吹这种论调:如果你们希望成为和我们平等的人,那么就别使用化妆品和指甲油了。
这种劝告纯属胡说。正是因为女性气质这个概念是习俗和时尚人为制造的,它才从外部硬加到每个女人的头上;她可以得到逐步的改造,直到她的礼仪规范接近男性所采纳的礼仪规范,所以在海边(在别的地方也常常如此),裤子变得女性化了。它在这方面并没有引起任何根本性变化:女人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改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女人若是不顺从就会贬低自己的性价值,因而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因为性价值是社会的主要特征。女人在放弃女性特质时不会取得男性特质;甚至易装癖也无法让她成为男人——她是个拙劣的模仿者。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态度,而中性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一种否定的态度不隐含着相对应的肯定态度。少女往往认为她绝对能够蔑视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她甚至还要去参加那方面的鼓动;她正在创造她必须承担其后果的新处境。当一个人不能遵循公认规范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成造反者。当一个穿奇装异服的女人,以貌似天真的态度断言她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穿穿而已时,她其实在撒谎。她非常清楚随心所欲就是标新立异。
反之,一个不愿意偏离常规的女人会遵循通常的规范。除非与绝对有效的行动有关,否则采取挑衅态度是有害的,因为它是浪费而不是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意让自己引起社会的愤慨或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应当以女性的方式去经历完她的女性处境;
关于这一点,她的职业成功也往往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和男人可以自然地符合习俗(习俗要求他做一个独立而主动的人,并为此而建立)相反,一个同样是主体和主动者的女人,却必须让自己偷偷地挤进一个注定要使她被动的世界。这会引起不少麻烦,因为受女性范围束缚的女人已明显扩大了这一范围的重要性:她们已把穿着打扮和家务劳动变成了难以掌握的艺术。男人几乎没有必要去关心他的衣服,因为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适合他的主动生活的,未必要典雅;他的衣服几乎不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整理这些衣服,因为某个好心的或雇来女性会让他免去这种麻烦。
女人则与此相反,她知道自已被注视时对她的关注离不开她的外貌:她是因为并通过她的装束才得到人们的评价、尊重和渴望的。她的衣服原本就是为了让她显得重要,所以很不方便,容易毁坏:袜子容易脱落,鞋子容易掉跟,浅色衣服容易脏,褶折容易弄平。然而她还必须亲手去做这大部分的修修补补工作;别的女人不会自动来帮忙,而她对雇人去做她本来可以自己去做的工作,也会感到犹豫不决,因为电烫发、固定发型、化妆品、新衣服,它们的开销已经够大的了。当学生和秘书做完一天的工作回来后,她们总有一只脱落的袜子需要固定,总有衣服需要洗,总有裙子需要熨平。一个有较高收入的女人可以让自己免于这类琐事,但她必须保持更为复杂的典雅;她将会把时间浪费在购物、配置家具之类的事情上。
传统甚至还要求单身女人对她的住处给予某种注意。一个被派到新城市去的官员,将会很容易在旅馆里找到住处;但同样职务的女人却希望住在属于她自己的地方。她必须处处小心,保持房间整洁,因为人们不会原谅她在这方面发生的疏忽,虽然这种疏忽发生在男人身上他们又认为是很自然的。
不只是尊重别人的看法才使得她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仪表和家务上,她还希望保持她的女性气质,同时也是为了使她自己得到满足。只有把她那为自己创造的生活,同她的母亲、她的童年游戏和她的少女幻想为她准备的命运结合起来,她才能够通过她的全部的现在和过去,对她自己采取赞同的态度。她一直怀着自恋梦想;她一直以她的自我迷信,去反对男性对自己生殖器所产生的自豪;她希望自已被别人看到,希望自己对别人是有吸引力的。她的母亲和姐姐反复教导说要喜欢那个小窝: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内部世界”!这始终是她对独立的基本梦想;即便已经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自由,她也根本不打算抛弃这些梦想。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男性世界仍感到不安全,仍倾向于保留隐退的要求,而这种隐退,又是以她已惯于在心里寻找内部庇护作为象征的。由于服从女性传统,她会给地板打蜡,会在家里自己做饭,而不会像男人那样到饭馆里去吃饭。她希望既生活得像个男人,又生活得像个女人,这样一来她便增加了自己的义务,也增加了自己的疲劳。
如果她想表现出充分的女性气质,那么就意味着她也想用尽可能讨人喜欢的差别去迎合异性。她的最大难题将在性的领域出现。为了做一个健全的、与男人平等的人,女人必须如男性有接近女性世界的途径那样,有接近男性世界的途径,必须有接近他人的途径;但是,他人的要求在这两种对称的情况中并不是对称的。一旦取得了名声和财富,表现出内在气质就可能增加女人的性吸引力;但是,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主动性的人这一事实,又在向她的女性气质开战,不过这一点她已经意识到了。独立的女人——主要是考虑自己处境的知识妇女,将会由于自己是个女性而受自卑情结的折磨;她没有时间像其生活唯一目标就是勾引别人的风流女人那样,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美容;她会尽可能遵循专家的忠告,但她将只不过是这个优雅领域里的业余爱好者而已。女性勉力对超越的要求,是把自身贬为内在,是仅仅作为微妙颤抖的肉体出现;这必然是自动奉献出的猎物。
但是知识妇女知道她要把自己奉献出去,也知道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是一个主体;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愚弄自己所投下的目光,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眼睛变成湛蓝的水池;
一个人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终止逼向世界的身体的强烈冲动,把它变成一尊被隐隐的战栗赋予生命力的雕像。知识妇女会由于担心失败而更加热情地去尝试一切;但是她那有意识的热情仍然是一种主动性,从而会错过其目标。她所犯的错误和因停经而导致的错误一模一样:
她试图否认自己有头脑,这和正在衰老的女人试图否认自己的年龄如出一辙;她打扮得像个女孩子,花枝招展,戴满了花哨的饰物和珍奇的小玩艺儿:她像个孩子似的喜欢玩让人大吃一惊的鬼把戏。她顽皮、唠叨,她佯装无礼、冒失、活泼。
但是她这一切就如找不到感觉的演员,为了放松某些肌肉就要用意志力去收紧相反的肌肉,硬去垂下她们的眼帘或嘴角而不是让它们自然下垂。所以知识妇女在模仿放纵时是很紧张的。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此很是气愤z在她天真无邪的脸上,有时会突然闪出十分凛冽的智慧寒光;因怀有希望而柔软的嘴唇会突然绷紧。如果她在取悦于人时碰到麻烦,那是因为她不像奴性十足的小妹妹们那样,取悦于人完全是出乎自愿;想去诱惑的欲望虽然可能十分强烈,但并没有深入到她的骨髓。她只要一感到尴尬,马上就会对自己的卑鄙感到烟火;她希望用男性的武器去光明正大地进行报复:她去说而不是去听,她展示微妙的想法,奇特的感情;她和男人唱对台戏而不是去迎合他,她想胜他一筹。德-史达尔夫人取得了一些彻底胜利,因为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在美国女人当中很常见的挑战态度,往往是激怒了而不是征服了男人;何况有些男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挑战姿态去对待他们自己。
如果他们想爱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爱一个奴隶(必须加上一句,就如他们中间既摆脱了傲慢的奴役又没有自卑情结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女人就不会因整天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操心而不能自拔。她们会变得更加自然、更加质朴,既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又不那么煞费苦心,因为那毕竟是她们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男人正在开始对女人的新地位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她在前进时也没有感到被人谴责,所以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今天,工作女人不像从前那么无视她的女性气质,而且也没有失去她的性吸引力。这种成功虽然表明了平衡的进步,但仍不彻底;女人要同异性建立她所渴求的关系,仍然会比男人这样做时要难。她的性爱和感情生活面临着许多困难。
在这方面未被解放的女人决非享有特权:大多数妻子和高级妓女在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上都深受挫折。如果说这些困难在独立女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那是因为她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选择了听天由命。所有的生命问题都从死亡当中找到了无声的解决办法;疲于求生的女人因而比埋葬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的女人更与自我相冲突;但是前者并不把后者当做标准。她只是在同男人相比较时,才认为自己处于劣势。
和男人一样,一个耗费精力的、有责任心的、并且知道同世界反对势力的斗争有多么残酷的女人,不仅需要满足自己的肉欲,而且也需要享受令人愉快的性冒险所提供的放松与转移。目前,她这方面的自由在许多社会圈子里仍未得到具体的承认。如果实施这种自由,她就要冒身败名裂、丢掉职业的风险;人们至少要求她保持一种讨厌的虚伪。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越牢固,人们就越是容易视而不见;但尤其是在乡下,她受到严厉而有偏见的监视已经成为惯例。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时可以不必重视公众舆论),她在这方面的处境也是和男人不相同的。这些差别取决于传统态度,也取决于女性性爱的特殊性质。
男人很容易找到门路去寻花问柳,这使得他既能在最坏的情况下平息自己的肉欲,又能保持良好的兴致。也曾有过女人(为数不多),准备要求建立为女性提供的妓院;在一本《 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在写《克洛迪娜》和《生日》时,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为了诱惑,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她们假定,依此类推,表明一个人是什么,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发性;
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反正成功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她们如果很自信,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如果很胆怯,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
不幸的是,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说的)在于,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会感到吃惊;她会烦躁不安,把笔扔掉;她无法理解,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
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然陈!日,但仍有可恶的言外之意;
况且她还没有勇气做一个令人不快的作家。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永远会让人感到震惊,永远会受人诽谤,除非他死了;新事物总会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还会对得到思想界、艺术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认又惊又喜。她的行为极其谨慎,唯恐乱了阵脚,唯恐受到调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觉得她应当通过朴实高雅的格调,去求得对她在文学上自命不凡的原谅。她保证保持一致有可靠的价值;她准确地赋予文学以人们期望于她的个人风格,用精选出来的优美、做作和雕琢的词句,提醒我们注意她是一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擅长于创作畅销小说;
但我们不应当期望她会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险。
并不是说这些独立女人在行为或感情方面没有独特性;相反有些人实在是太独特了,以至应当把她们给关起来;总之,她们许多人会比她们拒绝接受其约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但她们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们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们的高谈阔论上,用在她们的书信来往上;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一方面,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
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
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是疯子,有些女人则有健全的理性,但谁也不会既有那种疯狂,又有那种我们称为天才的理性。
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大自然是她们最喜欢探索的领域之一。对少女来说,对尚未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大自然意味着女人本身对于男人所意味的东西,即意味着她自己和对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放地;佯装他者的一切。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花园的时候,女小说家才会极其亲切地向我们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她们许多人把奇迹般的生命力和季节封闭在水盆里,花瓶里,花圃里;
其他人虽然没有把植物和动物给关起来,但通过柯莱特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种充满爱心的密切观察,仍竭力让它们属于她们自己。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自然中的非人化的自由,试图去破译它的外来含义,热衷于与这个他者的存在结合起来:除了埃米莉-勃朗特。
弗吉尼亚-沃尔芙和玛丽伟伯偶尔为之,几乎无人沿着卢梭所开辟的道路去冒险。
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横跨既定存在、探索其神秘度的女人是屈指可数的:只有埃米莉在向死亡发难,只有弗吉尼亚-沃尔芙在对生命提出质疑,只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很经常)在对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表示怀疑。任何女人都未能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那样的作品。女人没有去争取人的处境,因为她们还没有接受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既缺乏超自然的反响,也缺乏愤懑;她们没有顺便去理解一下世界,没有向它提出问题,没有暴露其矛盾:她们对待它仿佛是太认真了。应当说,多数男人也有这种局限性;当我们把有成就的女人同极少数应当称为“伟人”的男性相比时,她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并不是特殊的命运在限制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未曾达到过(暂时还根本不可能达到)最高的顶峰。
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造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有这种报负,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接受他是一个有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人的种种束缚,正在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当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斗争过于艰巨时,无疑人们会脱离这种斗争。目前,如果有谁想去尝试重新把握这一斗争,谁就必须首先从这一斗争进入一种主权者的孤独状态: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骄傲地开始她在放纵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实习。
我所渴望的是,[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能够自由地去单独散步,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能够自由地坐在蒂莱里埃花园的长椅上。没有这种自由,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你被某人陪伴着时,当你必须等待你的伙伴、你的家人时,你认为你能够利用你所见到的事物吗?!……这是起码的自由,这是没有它你便不能认真而成功地做点重要事情的自由。由于那种愚蠢而持续的压抑,思想被戴上了锁链……这足以使你的双翼下垂。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要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单靠培养还是不够的——就是说,只靠把办展览、搞点资料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文化只能通过自由的超越行动来加以理解;
即,自由的精神即使再丰富,也必须把自身投向虚无的天国并在那里住下来;但是如果有上千种束缚把它留在地面,它的强烈冲动便会受到破坏。今天,少女固然可以单独出门,到蒂莱里埃花园去闲逛,但是我已说过,街头对她充满敌意,到处都是想图点什么的目光和动作;
如果她闲逛时粗心大意、心猿意马,如果她在咖啡馆门前点上一支香烟,如果她一个人去看电影,马上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她只能靠衣服和礼貌去引起尊重,但是这种偏见也牢牢地把她固定在地面上和她自己那里,“使你的双翼下垂”。t-e-劳伦斯18岁那年独自骑自行车到全法国长途旅行;任何少女都不会被允许参加任何这类越轨行动,更不用说像劳伦斯后来那样,在一个半沙漠化的危险国度作徒步冒险了。然而这类体验却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一个人通过这类体验,在陶醉于自由和发现的同时,也学会了把整个大地都看成他的领土。
由于她的本性,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被剥夺了学习暴力的权利:我已指出她虚弱的肌肉是何等地使她倾向于被动。当一个男孩子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觉得他有能力照料自己;作为补偿,至少应当允许少女知道,当主动参加体育运动和冒险时,当尝到克服困难的自豪滋味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但是她现在并不完全知道。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世界当中是孤独的,但她根本不可能作为唯一者和主权者,昂首挺立在世界面前。一切都在影响她,使她困住自己,使她受外在于她自己存在的存在的支配——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她是放弃了而不是坚持了自己的权利。从这点来说,不走运或没有吸引力反倒常常是因祸得福。正是由于孤立,埃米莉-勃朗将才能够写出狂放有力的作品;在和自然、死亡及命运对抗时,她除了自己的资力没有别的靠山。罗莎-卢森堡长得很丑,所以她根本不想沉溺于对自我形象的狂热崇拜,根本不想让自己变成客体、猪物和陷阱;她从年轻时起就有着完整的精神和自由。即便如此,女人能完全忍受直接面对既定世界这样的痛苦,这仍然十分少见。她处处感到的种种压抑,以及把她压倒的整个传统,使她无法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而这就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
那些被我们称为伟人的男人,他们以这种那种方式肩负起了世界重任;他们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坏,可能成功地重建世界,也可能被推翻;但首先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一巨大负担。这是任何女人从未做到过的,也是任何女人无法做到的。一个人要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自己的,认为自己应当为其弊端负责,为其进步骄傲,他就必须属于特权等级;只有那些处于指挥地位的人,才能通过改造、思考和揭示,去为这个世界作辩护;只有他们才能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并努力给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man)的可能化身,一直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我们认为极其杰出的那些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那些人,已经在打算以他们个人的生存去规定全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凡高怎么可能会生为女人呢?女人是不会被派到比利时的伯杯耐吉煤矿去执行使命的,是不会觉得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是自己的罪过的,是不会想到赎罪的;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画出凡高的《葵花》来。更不用说不准她有这位画家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在阿勒斯的孤独,经常出入咖啡馆和妓院,所有这一切都在抚育着凡高的敏感性,同时也抚育了他的艺术。
女人也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通过怀疑和焦虑永远体会不到被逐出天堂的人(man)所感到的那种痛苦。除了圣-泰丽莎,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完全放纵,让自己在人的处境中度过一生: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当让她立足于世俗等级之外时,她会和十字架的圣-约翰一样感到头上没有天花板的保险。两者都有同一种黑暗,同一种光亮,自我的同一种空虚,上帝的同一种充实。如果每个人都终于可以这样不以两性差别为荣辱,而以拼命争来的生存自由的光荣为骄傲,那么女人将只能把她个人的历史、她的问题、她的怀疑、她的希望,认同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那么她将只能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谋求揭示整个现实,而不是仅仅谋求揭示她个人的自我。只要她仍不得不为做一个人而斗争,她就不可能成为创造者。
问题又是如此,要解释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须求助于她的处境,而不是求助于某种神秘本质;因而未来基本上仍然是开放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坚持认为女人无“创造性天才”;这一论点得到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马尔泰-傅雷里夫人的辩护;但是人们会说,她想让她的书成为女性无逻辑性和愚蠢的生动证明,所以她的书才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和“永恒的女性气质”概念一样,创造性的“本能”这个概念也必须从考察存在(entities)的名单上划掉。有些讨厌女人的人有点具体地认为,女人由于神经质不可能创造任何值得创造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往往宣称天才都有神经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心理生理上的失衡,既不意味着缺乏力量,也不意味着平庸。
至于取自于历史的论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它的哪些方面应当予以考虑;不能认为历史事实已经确立了永恒真理;正因为这些事实在变化,它只能指明处境实际上是历史的。当女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工作(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工作)时,她们当中怎么可能产生天才呢?以前旧欧洲对美国野蛮人十分蔑视,认为他们既不能以有艺术家自夸,也不能以有作家自夸。“在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开始生存吧!”杰弗逊有力地回答说。美国黑人对指责他们当中永远产生不出惠特曼或梅尔维尔之类人物的种族主义者,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提出可以和拉辛或马拉梅齐名的名字。
自由的女人正在诞生;她一旦赢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也许蓝波的预言就会实现:“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当女人受到的漫无边际的束缚被消除的时候,当她能为自己并通过自己去生活,并且当男人(他们是至今仍是可恶的)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也会成为诗人!
女人将会发现未知事物!她的观念世界和我们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将碰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们将占有它们,我们将认识它们。”她的“观念世界”未必就和男人的不一样,因为她只有获得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才会得到解放;说她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有差别的,说这些差别在何种程度上仍有其重要性——这其实是在碰碰大胆推断的运气。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在受着压制并且丧失了人性,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冒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