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个体生活史,由于她一直在发挥着她的女性功能,依赖生理学的命运的程度,要比男人大得多;女人命运的发展曲线,要比男人更不规则,更没有连续性。女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同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折,又极其突然而危险。这些转折所显露出的危机——青春期、性发动、停经,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男人是逐渐衰老的,女人却是被突然夺走了她的女性特征;当她失去了性的吸引力和生育力(社会和她自己都认为,这两者为她的生存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明,并为她的幸福提供了机会)时,她还比较年轻。她失去了未来,可是她的中老年仍有一半时间需要度过。
“危险的年龄”是以某些器官的紊乱为标志的,是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有象征性的含义。这种“生命变化”的危机,是末把一切押在女性气质上的女人很少感觉到的;
那些在家或外面从事繁重工作的女人,还非常欢迎这每月来一次的负担之消失;农村女人,工人的妻子,经常有再度怀孕的危险,所以当终于不再需要冒这个险时,她们会感到快活。在这个关头,和在其他许多关头一样,女人的不适不是来自于身体,而是来自于她对身体的焦虑与关注。这出精神戏剧,往往在这些心理现象还未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它们早已消失以后才会结束。
早在发生这种致使她的身体变得不健全的事故很久以前,女人就被变老的恐惧缠扰着。
中年男人投身于比爱情更重要的事业;他的性爱热情不如年轻时那么强烈;而且由于在他身上并不需要客体的被动特质,他的面容和身体上的变化,也不会损害他的吸引力。相反,女人通常是到快35岁时才终于克服了各种抑制,性爱才获得了充分发展。那时她的肉欲最强烈,她最希望这些欲望得到满足;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性价值,比男人更有充分把握;为了控制住她的丈夫,为了确保受到他的保护,为了保住她的大部分工作,她必须有吸引力,能取悦于人,除非以某个男人为中介,否则她不可能控制住世界。如果她不再能对他进行控制,她的情况将会怎样呢?当她无可奈何地看到这个她用以辨认她自己的、肉质的客体在变得日趋衰老时,她焦虑地这样问自己。于是她谋划着斗争。但染发水、润肤膏和整容术,都只能延长她那正在逝去的青春。也许她至少可以欺骗她的镜子;但是,当那即将毁掉她在青春期所建造的整个大厦的、命中注定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发出 尽管如此,某些团体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在美国,可敬的“妈妈们”的影响十分有力;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应当是提供她们以闲暇的寄生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闲暇的有害性。在《毒蛇的后代》中,菲利普-怀利这样提到美国妈妈:“她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卫生一无所知……准确地说,她对参加任何一个这类无目的的机构要做些什么,极少有特殊的兴趣,只要有事可做就行。”她们的努力同首尾一致的建设性的计划,并没有结合起来,也没有指向客观目标,这些努力只不过是想让她们的情趣和偏见专横地昭示于人,或者只不过是想为她们的利益服务。例如她们可以在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她们买了大部分有关书籍,但她们读起书来却像一个人玩纸牌似的。文学只有在呼吁人们进行设计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和尊严;它必须和人的超越运动结合起来。女人却不是这样,她滥用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内在性之中;油画变成了小摆设,音乐变成了陈腔滥调,小说变成了只和编织的沙发套同值的幻梦。美国的女人应当为畅销书的降格负责;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感兴趣,而且更糟糕的,还是为了让懒散的女人对追求逃避感兴趣。至于妈妈们的一般作用,菲利普-怀利这样写道:
她们把政治家吓得现出一副奴才相,她们让牧师心惊胆战;她们把银行经理搅得心烦意乱,她们把学校布告栏砸得粉碎。妈妈们有许多这类机构,其真正目的在于强迫她周围的一切乖乖地服从她个人的欲望……要是有可能,她会把全城或全州的妓女都给轰出去……她要让公共汽车沿着于她方便而不是于工人方便的路线行驶……她为慈善事业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和聚会,又把所有的钱送给……看门人,让他买些啤酒,以治疗委员们次日清晨的头痛……俱乐部则为妈妈们管别人的闲事提供了无数次机会。
这篇抨击性讽刺文章颇为真实。这些老太婆们不是政治专家,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任何技术部门的专家,所以不可能具体地把握社会:她们对所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一无所知;
她们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观念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抽象刻板;她们用颁布禁令来取代对发现进步途径的追求;她们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局面。她们为消除邪恶而攻击现存的事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去反对某种邪恶:酗酒、卖淫、色情文学。
她们没有认识到,纯属消极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在美国为禁令的失败所证实,在法国为玛尔特-理查德1促使众议院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的失败所证实。只要女人仍是一个寄生者,她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改善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我们就要加以考察的女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某项事业,她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些女人不再是仅仅想填满自己的时间,她们还有希望达到的目标;她们在自己权利的范围内是生产者,所以不在我们所考察的寄生者之列。但这种改变很少见。这类女人大多在从事私人或公共活动时,没有想到要取得什么结果,而只是想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忙个不停——当忙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它是没有价值的。她们许多人受这种情况的不利影响;生活了大半辈子后,她们所感到的迷们,同生活尚未展开的少年十分相似;
两种情况他们都觉得无所依傍,周围是一片荒原;他们一边想着该有什么行动,一边喃喃自语:“这有什么用?”但是,不管是否愿意,男性少年都要走上揭示责任、目标和价值的男性的生活道路;他被抛进这个世界,他作出决定,他献身于某种事业。如果建议年长的女人,说她应当向新的未来进发,她会悲伤地回答说这太晚了。并不是说她今后的时间有限了,因为女人退休得很早;而是说她缺乏四处搜寻并发现新的目标的那种精神、那种自信、那种希望、那种愤怒。
她托庇于已成为其命运的常规;重复变成她的模式。她变得十分吝啬;她越来越虔诚;她紧紧抓着禁欲主义不放,如同德-夏里埃夫人那样。她已干涸,变得冷漠而自私。
老年女人在垂暮之年一般是安详的,这时她放弃了斗争,濒临死亡使她不再关心未来的一切。她的丈夫往往更老,她目睹了这种衰老,暗暗地幸灾乐祸——这是她对他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愉快地承受这一损失;人们常看到,对晚年丧偶,男人比女人更加烦恼。他们从婚姻得到的比女人多,尤其是在晚年。
因为那时整个世界都浓缩在家庭范围里;现在已不再与未来相联系。这时妻子主管日常生活,维持他们平稳的节奏。当男人放弃了他的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了,而他的妻子至少还能够使家庭运作;她对她的丈夫是不可缺少的,而他却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老年女人为她们的独立感到骄傲;她们终于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了;她们注意到她们已受到自己全部生活的愚弄和欺骗;她们头脑清醒,不再轻信,常常变得尖酸刻薄,玩世不恭。
尤其是,“生活过来”的女人比任何男人都更加了解男人,因为她已看到男人并非是公众所看到的那种形象,而是同伙不在场时每一个男人都会暴露出的那个偶然的人,那个环境的造物。她也了解女人,因为她们只有在其他女人面前才会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她一直藏在幕后。但是即使她的经验使她能够揭穿骗局和谎言,也仍不足以将真理展示在自己面前。不论有趣还是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立、指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和在她的行动中一样,对女人的寄生生活有用的最高形式自由,在她的思想中也表现为斯多噶式的否定或怀疑的嘲讽。纵观其一生,她的确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既做一个有用的人,又做一个独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