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_盗美贼

回到勒库弗朗斯圣母院路的家中，我直接躺在地板上，把唱片放得震天响。那是我喜爱的一个歌手埃及人法利-埃拉特拉克的歌。我卷着烟，躺在地板上抽起来，圆瞪着眼睛。我糟透了，觉得自己从地板上抬升起来。法利像催眠一样重复着歌词，听众快乐得低声叫着。我不懂阿拉伯语，虽然每年都下决心要以父亲为榜样。电话响个不停，我拔掉了线，昏沉沉一连睡了一天一夜。费迪南从昂蒂布至少给我打了十来个电话。我差点要给阿伊达打电话，但后来改变了主张。如果她哭起来的话，我也忍不住会哭的。

我往旅行包里装了些东西，然后开车驶上了南方的高速公路，一路风驰电掣，简直不要命了，到了 在我的四周，无数条溪流在歌唱，就像小孩在“牙牙”学语，非常动听；一条小瀑布冲落山涧，发出“隆隆”的声音，泛起许多水泡；一些含脂树木的树梢燃烧着片片的火焰；一只饶舌的乌鸦在向树皮讲述它的故事。到处都是飞去的鸟儿和“哗哗”作响的威严的冷杉。高空飘过一片片巨大的白云，就像是天使鼓起的脸。这是一首声音和色彩协调的交响曲，妙不可言。

天地万物都对我非常友好，整个大自然都催促我新生，重返人间，回到我的兄弟姐妹当中去，重新迎接世纪的挑战。在这个荒凉的木屋里，我有幸得到了第二次生命。我怎么会害怕它呢？“晾草架”即使是幻想者头脑中产生的幻象，也不会丝毫影响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故事的力量不在于它与事实是否相符，而在于它所造成的断裂和它所传递的活力。邦雅曼即使是在虚构，也给了我强烈的生之欲望。我犯了一个错误：相信了他跟我讲的故事，正如我相信别人一样。我做得对。我感到自己幸福得无法形容，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风吹走了我从地窖里带出来的腐烂味，灿烂的光芒和巨大的欢乐自天而降。

在离我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堵矮矮的石墙，那是法国与瑞士之间的边界。我来回穿越了几次，好像是在嘲笑边界：嗨，我在瑞士！嗨，我在法国！我走回木屋，半路上被冷杉的树根绊倒了。树根就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突出的青筋。我直挺挺地倒在湿漉漉的地上，笑着把脸埋在肥沃的土中。突然，我发现眼前一块扁平的石头边，露出一盒沾着泥土的录音带。我把它拽了出来，仔细地看了看正反两面。没有任何内容提示。我迅速把它擦干净，装进口袋，对自己说，以后再听吧！

我自由自在，充满了希望，似乎无所不能。我对各种生命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友情。在小路的尽头，我找回了自己那辆布满灰尘的汽车。我在倒视镜里照了很久。我很脏，脸上沾着黑乎乎的东西，浑身都是草屑，头发乱糟糟的，像一簇荆棘，但人没变。我的肤色仍然那么没有光泽，睫毛还是弯弯的，皮肤并没有皱得像一块旧抹布。我仍然是一个26岁的女人没有必要为生存而受罪。我接了三下喇叭，向“晾草架”告别，向那座奇幻的屋子，那块俯瞰着屋子的沉重的石灰质巨石告别。

我在十来公里远的一家客栈里停了下来，从那里可以看见瑞士平原。远处，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像是点着蜡烛的停尸室。山下，一列红色的老火车钻进单地，留下一缕缕细烟。我问客栈老板今天几号了，他告诉我今天是8月19日。我在那座木屋的地下室关了三天三夜。我要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订了一份大餐，尽管是在早上，在厨师赞许的目光下，我狼吞虎咽，吃了一份红酒洋葱小野猪肉、一份干酪笋瓜土豆、两根莫多香肠、一盆色拉、一碟当地产的奶酪，还吃了一些猪肉，所有的菜统统浇上美味的当地红酒。这番大吃应该归功于邦雅曼，这份债是我欠他的。我在斜坡上的平台花园中大吃大喝了两个小时，太阳很猛，但阳光照得我很舒服。我拒绝遮阳伞。当天的剩余时间，我什么都没干，吐个不停，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我三天三夜没吃东酉，现在突然大吃，胃受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对着厕所打饱嗝，吐得翻江倒海。但这至少证明我还活着。

现在，我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了：寻找阿伊达。当命运把她托付给我，让我照看她时，我却抛弃了她。先知和命运的使者是阿伊达，而不是邦雅曼。她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长期以来没有人能激起的冲动。她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启蒙的本领，那种孩童的活力是无法抵挡的。当上帝想在人间展示完美的东西时，他便创造了小女孩。

阿伊达美丽而活泼，是天工造物。我做梦都想把她搂在怀里，吻她胖乎乎的脸，凝视她调皮的眼睛，笑她滑稽的动作。我这种成年人的弱点如果加上她的羸弱，便差不多会有常人的力量。第二天，我回到了巴黎，希望还来得及。我在她奶奶的一个邻居家里找到了阿伊达，并成功地说服了这个邻居，她同意假期间由我照看阿伊达。我和阿伊达在汝拉山区和上萨瓦省之间度过一个美妙的夏天。在那一个月当中，我们幸福地密谈，说悄悄话，分享美食。她总喜欢搂着我的脖子，躺在我身上，我的身体好像成了她的身体。我成了她的东西，她的领地。我试图调教这个我所喜爱的顽童，尽管我对她还相当陌生，但我已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儿。有时，她痛哭流涕，指责我囚禁了她奶奶。她推开我，不理我。假期结束后，我办理了正式的领养手续，理由是自己不能生育。虽然我是个独身女人，但我是个医生，而且，我是在那种情况下遇到阿伊达的。凡此种种，都应该有助于我说服办事严格认真的行政官员。在这期间，阿伊达被寄养在慈善机构里，但她可以每周来我家住两天。有关方面正在对我进行道德调查。我回到了医院，重新写我的论文，去医院……

6个月后，12月的一天下午，正在隔壁房间玩耍的阿伊达突然叫我。当时，我已忘了那个故事，正处于漫长的精神恢复期中，阿伊达想让我听什么东西：8月份我在“晾草架”附近捡到的那盒小磁带。捡到磁带的那天早上，我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汽车音响里，但磁带卡住了。可能是磁带上的泥土堵住了槽口的小齿轮。阿伊达后来在车中的杂物柜里发现了这盒磁带，并一定要留下来。否则，我早就把它扔掉了。

阿伊达对音响世界情有独钟，兴致勃勃地把旧的晶体管收音机拆来拆去。她几小时几小时地听某个电台，锁定若于个陌生的长波频道，十多种乱七八糟的外语把她迷住了。她弄走了我的所有磁带，扯出带子，像绕毛线一样没完地绕。这盒带子，她不断地重听，想从“噼噼啪啪”的杂音当中寻出和谐的声音。她和一位电声学教授保持联系，并在后者的指导下对磁带进行了修复，清除杂音。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她终于在60分钟的磁带上清出了5分钟的声音。当她把这盒小录音带插进放音机时，我有一种痛苦的直觉。这是一场含糊不清的谈话，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一个年轻，一个年纪大一点。年轻的声音细小，差点要哭了；年纪大的一副挖苦人的口吻，声音要生硬一些。她们的交谈不时被磁带的杂音所打断。以下就是她们所谈的一些话：

“……一个因自身软弱而干坏事的人，我一回去，就把一切都告诉新闻界，告诉出版商……一行行地证明他的抄袭……”

“……您会这样做吗？让我发笑……您不可能……”

“……您对我不了解……他不满足于服从你们的命令，而是满腔热情地合作……真让我感到恶心。”

“……可怜的家伙……我们完全说服了他……我想您还是喜欢他的……而他却忘了您……任您被囚禁……”

（此处的句子听不清。杂音和噪声使磁带声音难辨。过了好一会才听清她们的对话。）

“……失望的时候梦想报复……我毁掉了他剽窃的所有证据（哭泣声），一切证据……他不知道……您说得对……他的结局感动了我，这种背叛是本能的，不是由于卑鄙，而是由于害怕……（吸鼻子的声音）我对他的爱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您向我引述过一位希腊哲人的话：没人自愿当坏蛋……我疯狂地爱着他……重新跟他一起生活（重新抽泣）……我惟一的惩罚就是饶恕……”

我立即就听出是谁。我的脸一定苍白得厉害。我躺下来，免得失去知觉。阿伊达发现了我的慌乱。我借口说头疼，消化不良。我又把那盒磁带听了好几遍，然后，扔掉了它。我从来没有跟阿伊达提起我去过“晾草架”，也没有告诉她关于邦雅曼的故事。

后来，我去佩尔内-沃克吕斯医院工作，并在一家诊所设私人门诊。以前，面对精神失常的病人，我往往爱理不理。现在，这个毛病基本上改掉了。想当初，我并不想治好我的病人，而是想让他们就这么神经紧张下去，从中得到一种邪恶的欢乐。我希望他们需要我。有时，当他们向我诉说他们小小的不幸时，我甚至睡着了。每看一个病人，我就听几分钟莫扎特、巴赫或舒伯特的曲子：音乐仍然是治疗世界创伤的法宝。我并不比别人更坏。为了纪念母亲，阿伊达学起了阿拉拍语，我也跟着学。她比我聪明。她把我叫做她的小妈妈卢库。我回了好几次摩洛哥，我又见到了父亲。我远离男人有一段时间了：爱阿伊达就足够了。我感到了比肉体快感更甜蜜的一些快乐。

但我首先等待的是：一天，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用少女般的清脆的声音对我说：

“您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我看起来有60岁了，是吗？其实我才25岁。我没有任何办法向您证明这一点。我只求您听听我的故事，在我讲完之前不要把我赶走。”

是的，我知道总有一天有个人会来到我的诊所，告诉我可怕的故事。

也许是埃莱娜。

我坚定不移地等着她，想明确告诉她，我相信她，并准备帮助她。

我也知道那几个盗美贼正躲在阴暗中窥视着，继续卑鄙地破坏和糟蹋美。

我常常去主宫医院的急症室，希望能有幸遇到邦雅曼。我留着他的面具、他的破帽和他褪色的草图。我敢肯定他有许多话要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