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田谷区有一个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义幺将去那里接受职业训练。他的关系仍然留在育儿学校，只是去那里实地工作两星期。为了让学生先在家里练习，工厂在他们去之前留了家庭作业，即把方便筷子放进纸袋里。义幺放学回来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大堆白木片和很多捆纸袋，好像把不干净令人忌讳的东西带到家里来。在两个音箱的正前方，义幺撇开两条腿把大屁股坐在花席子上，从后边看就像横卧的海狗似的。他把膝盖旁边的木筷小心翼翼地放进纸袋里。在放进去之前，仔细检查一下筷子，如果有破损的话，就无限感慨地说：“啊，真遗憾，这双筷子头缺了一块！”然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把它“安葬”在厨房的废纸篓里。
装完一百根之后，义幺再重新数一遍。由妻子从每个角度都能看见纸袋上的印刷标志之后，义幺把筷子捆起来，卷上商标，再用聚乙烯塑料包上。最后的工序很难，如果是大人的话，似乎很快就能熟练掌握这门技术。一次，全家一起去超级市场，在平时不看的货架间，妻子突然停下来，那里有一个纸包，也同样地包了一百双方便筷子。妻子用专业人员的眼光看表面的包装，然后又慢慢走出来……
儿子去职业训练中心，也可以说是有生以来 阿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照着历史把文章翻译出来。在十八张对折的彩绘版画上画着《亚美利加》，在 成型机器，就是在捆成橹状的橡树材料两端，钉入两根直径为十厘米的带螺旋的铁棒，然后安上带齿轮的把手，使模具从上往下移动。机器两边各站一人，顺时针方向推把手，黄瑞香韧皮被压得发出“吱、吱”的声音，当把模具压到下边时，齿轮间便发出“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然后拉回把手，继续压。在长方体状的格子中，在看不见的部分里，黄瑞香的高度被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用结实的黄瑞香绳固定之后，咣-一声，恰好落到事先做好的那块坚实的木板上……
成型机器就被放在像我的狗下崽一样阴暗的地方。我每次读到布莱克文中的齿轮或碾机、榨葡萄汁机和石磨等这些负重的字眼时，都不由得想起成型机器发出的各种声音。布莱克把尤莱根给人类带来最大错误的理性体系称作齿轮和碾机。而且就像刚才引用《亚美利加》中所描写的那样，把榨汁机和石磨作为劳动的象征，与乐园中的人们不相称。我读布莱克的诗，每次碰到这些词时都会想起 其中一个孩子的死讯从福利学校传来的时候，妻子去为义卖市场作准备。当谈到以何种形式去吊唁时，一位跟妻子一起工作的年轻母亲说：“谁想去谁去吧，因为这是好事呀。”这位母亲也积极参加义卖市场的准备活动，她不但尽心尽力培养自己的残疾儿，还关心残疾朋友们。她可能把一瞬间闪现出来的绝望念头说出来，她和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妻子没有批评这位年轻的母亲，这是他们共有的痛楚，可她好像总在想着这句话。于是我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把这种话忘掉的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轻轻靠在汽车站标志牌下穿着又重又厚大衣的人就是那位母亲。
也不知是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鸡肉鸡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阴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子和义幺还没走，宇波君显出一种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样子，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老师。几年来，w老师多次让一部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出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老师正在半张席子大小的水池边给竹屉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阳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欢bric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吹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含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
“正在斗争的人和周围的同情者把民主主义形式化的责任推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身上。当然了，他们从前是被敌视的人，已经失败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批判这些空谈家，用英语说就ughing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论据。我们看到了这种你争我斗的情景。我们想引爆双方间的吊桥，现在，距离成功还很遥远，对对方来说，或许有必要进行修复。我们在京都见到的这些老师们说：“如果我们为此提出了方案，我们将对你们暗淡的前途给予支持。”我们已收集了介绍信。
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1、2、3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幺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出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幺的存在给我和妻子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我读布莱克的诗句，就好像自己被锁在黑暗中一样。义幺由残疾变成健康，终于，妻子也从残疾这个统治者的鞭子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们每走一步，都回过头来，怀疑着，这是在作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晴朗的早晨出来了’，一边……”大地呈现出自由解放，让人感到布莱克那充满喜悦的自信和理想不过是幻想，无奈的诗人走进永远的沉默。
妻子很早就躺下了，差二分钟十点，她像被触动了神经，来到起居室，我正这么想，可抬头一看，却是义幺，从头到脚包着睡衣，活像一个从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画卷中走出来的下级士兵。
“忘吃药了吗？要是没吃，快点吃完睡觉去。”我这么一喊，义幺乖乖地往厨房走。可是他磨磨蹭蹭地拖时间，我刚明白他的意图时，电话铃响了。我起身正要去取听筒，义幺已冲到电话前，“唔”地一声，拿身子顶开我的肩膀。
游完泳后，身体应该变得灵活，可我却被撞到饭桌上。这时，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我注意到她正胆怯地望着我被义幺粗暴推翻在地的模样……
义幺把听筒紧紧贴住耳朵，避开我和妻子的视线，头对着墙，对电话应着：“对，对！……是的，是我。……对，对！”过了一会儿，义幺用比平时大得多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你笑什么？我不会再同你说话！绝对不会！”
接着，义幺像被打了一闷棍似的，放下听筒。头依然靠在墙上，好像是在等待体内涌出的愤怒发泄出来，饭桌还倒在那儿，我坐在椅子上，妻子穿着睡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我旁边，强忍着没有发出悲鸣，安慰义幺。这使我想起母亲看到腰间挂着柴刀的父亲那一瞬间发出的叫声和深夜里看到我走到大门时妻子的叫声。
我似乎听到：“生这么大的气，病会发作的，义幺还记得那件事呀？还为十年前的事情生这么大的气呀？
“竟能发那么大的火？因记忆中的事情发火，你具备这种能力吗？”妻子用更胆怯的声音对我说：
“我真担心呀，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会发病的，或者会伤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呀？……记住那件事，以后就不会被人带走了。可是他什么也不说，那个人对他都做了些什么，却还记在心里，发火……”
义幺靠着墙，猛然转过头来，回头看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穿着睡衣下来的时候，似乎从什么地方透露出异样的紧张，他对妻子说话的声音里，显出一种充满自信的感谢。“我一直都记得！那个人不是好人！可是，妈妈，不用担心！我已经不生气了！因为坏人已经再也没有了！”
如果是幻想，人们既有抱有幻想的权利，也有强烈表现出来的权利吧。“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虞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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