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实说,我刚刚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从来没注意到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却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了。我所谓的伟大不是走红运的政治家或是立战功的军人的伟大;这种人显赫一时,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倒不如说沾了他们地位的光,一旦事过境迁,他们的伟大也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但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它感到兴趣。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静,扣紧你的心弦。思特里克兰德受人挪揄讥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甚至对他赞誉也不再被看作是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他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他的优点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尽可以继续争论。崇拜者对他的赞颂同贬抑者对他的诋毁固然都可能出于偏颇和任性,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料想,委拉斯凯兹1是个比埃尔-格列柯2更高超的画家,可是由于所见过多,却使我们感到他的绘画有些乏味。而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有一种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作为永恒的牺牲似地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一个艺术家——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音乐家也好,用他的崇高的或者美丽的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但这也同人类的性本能不无相似的地方,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呈现到你眼前。探索一个艺术家的秘密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迷人劲儿。这个奥秘同大自然极相似,其妙处就在于无法找到答案。思特里克兰德的最不足道的作品也使你模糊看到他的奇特、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欢他的绘画的人之所以不能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么多人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1迪埃戈-罗德里盖斯-德-西尔瓦-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2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生于克里特岛。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以后,莫利斯-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使这位不为人所知的画家不致湮没无闻。他的这篇文章打响了 1《一位当代画家,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绘画的评论》,爱尔兰皇家学院会员爱德华-雷加特着,1917年马丁-塞克尔出版。(作者注)
莫利斯-胥瑞在他那篇驰名的文章里简单地勾画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作者有意这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毫不搀杂个人的好恶,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头脑的人对一个极为独特的天才画家的注意力。但是胥瑞是一个善于写文章的老手,他不会不知道,只有引起读者“兴味”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后来那些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曾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有些人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特玛特尔咖啡座上和他会过面的画家——极其吃惊地发现,他们当初看作是个失败的画家,一个同无数落魄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的画家,原来是个真正的天才,他们却交臂失之。从这时起,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各式各类的文章:这个写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回忆,那个写对他作品的评述。结果是,这些文章更增加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誉,挑起了、但却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个题目大受读者欢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下了不少工夫,在他写的一篇洋洋洒洒的专题论文1里开列了一张篇目,列举出富有权威性的一些文章。
1《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哲学博士雨果-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着,莱比锡1914年施威英格尔与汉尼施出版,原书德文。(作者注)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瓦尔特-饶利爵士2之所以永远珍留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皇踏着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发现的国土;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肯定会哑然失笑的。讲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了不少敌人,但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因此,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必须借助于活跃的想象以弥补贫乏的事实,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常清楚,尽管人们对思特里克兰德生平的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也尽够浪漫主义的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遇。经过一段时间,从这一系列事情的演绎附会中便产生了一个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神话是不会贸然反对的。
2瓦尔特-饶利爵士(1552?-1618),英国历史学家及航海家。
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误解颇多,他公开申明自己写这部传记3就是为了“排除某些成为流传的误解”,这些谬种流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谁都清楚,在外界传播的思特里克兰德生平轶事里有许多使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忍不住哑然失笑,但也暗自庆幸,幸好这本书写得实在枯燥乏味。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传记里刻划的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的教士在研究人们称之为《圣经》诠释这门学问中都学会了遮掩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状(这些开行动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认为值得记住的)的那种精思敏辩,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导致他在教会中荣获显职的。我好象已经看到他那筋骨强健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但或许是很勇敢的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名传遐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他的艺术对很多人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他性格的嫌恶,或者是对他惨死的同情;而儿子的这部旨在为父亲遮羞掩丑的传记对于父亲的崇拜者却不啻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思特里克兰德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4九个月以前曾经卖给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后来突然逝世,这幅画再度拍卖,又被克利斯蒂购去。这次拍卖正值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这幅名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以前降低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一件偶合。如果不是人们对神话的喜爱,叫他们对这个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故事嗤之以鼻的话,只靠思特里克兰德个人的权威和独特也许无力挽回大局的。说也凑巧,没有过多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3《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撰写,1913年海因曼出版。(作者注)
4根据克利斯蒂藏画目录的描述,这幅画的内容是:一个裸体女人,社会岛的土人,躺在一条小溪边的草地上,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60英寸x48英寸。(作者注)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隶属的这一历史学派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其恶劣程度是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用不着说,比起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写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使人败兴的作家来,这一派历史学者的著作肯定能够给予读者更大的乐趣。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关系只写作经济上的联盟,我是会觉得非常遗憾的;要想劝说我让我把泰伯利欧斯5看作是同英王乔治五世同样的一位毫无瑕疵的君主,也需要远比手头掌握的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这种证据看来很难找到)。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词句,读起来很难叫人对这位不幸的牧师不感到同情。凡是这位牧师为了维护体面不便畅言的地方都被攻击为虚伪,凡是他铺陈赘述的章节则率直地被叫作谎言,作者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则干脆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斥之为背叛。作品中的这些缺陷,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固然应该受到指摘,但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倒霉的是,竟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连带遭了殃,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批评为假装正经、作势吓人、自命不凡、狡猾欺心,只会烹调倒人胃口的菜饭。讲到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驳斥外间深入人心的一种传述——关于他父母之间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时,实在不够慎重。他在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来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段原文是这样的:“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
5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位热心的崇拜者,如果他想为思特里克兰德涂脂抹粉本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他的目光敏锐,一眼就望穿了隐含在一些天真无邪的行为下的可鄙的动机。他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他对一个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哪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象他那样透过普通事物看到更深邃的意义。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不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心理病理学家却看到了根本不能表达的事物。我们看到这位学识渊深的作家如何热衷于搜寻出每一件使这位英雄人物丢脸的细节琐事,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列举出主人公一件冷酷无情或者卑鄙自私的例证,他的心就对他更增加一分同情。在他寻找到主人公某件为人遗忘的轶事用来嘲弄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帅的一片孝心时,他就象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乐得心花怒放。他写这篇文章的那种认真勤奋劲儿也着实令人吃惊。没有哪件细小的事情被他漏掉,如果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有一笔洗衣账没有付清,这件事一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如果他欠人家一笔借款没有偿还,这笔债务的每一个细节也绝对不会遗漏;这一点读者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二
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既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了。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当然喏,我比大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我 1乔治-克莱布(1754-1832),英国诗人。
2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三
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之言。
我写 四
在那些日子里,再没有谁象柔斯-瓦特尔芙德那样关心照拂我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有特色,读起来叫你心绪不能平静。正是在她家里,有一天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一天瓦特尔芙德小姐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在她的一间小屋子里,客人比往常来得还多。每个人好象都在和别人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很窘;既然客人们都在三三两两地谈他们自己的事,我就很不好意思挤进哪个人堆里去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是个很体贴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有些尴尬,便走到我身边来。
“我想让你去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以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处世采取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把生活看作是给她写小说的一个机会,把世人当作她作品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谁对她的才能非常赏识而且慷慨地宴请过她,她有时也会请他们到自己家招待一番。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热让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却同他们周旋应酬,十足表现出一个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同她谈了十来分钟的话。除了她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房子,正对着没有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也住在那一带,我们两人就觉得亲近了一层。对于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同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好象是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又过了几天我收到她一张请吃午饭的请柬。
我的约会并不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到她家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因为我害怕去得过早,围着大教堂先兜了三个圈子。进门以后我才发现客人都已经到齐了。瓦特尔芙德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这是早春的一天,天气很好,大家兴致都非常高。我们谈东谈西,什么都谈到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拿不定主意,是照她更年轻时的淡雅装扮,身着灰绿,手拿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还是表现出一点年事稍高时的丰姿;如果是后者,那就要穿上高跟鞋、披着巴黎式的上衣了。犹豫了半天,结果她只戴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使她的情绪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议论我们都熟识的朋友呢。杰伊太太知道得很清楚,逾越礼规的言词是机智的灵魂,因此时不时地用不高于耳语的音调说一些足能使雪白的台布泛上红晕的话语。理查-特维宁则滔滔不绝地发表荒唐离奇的谬论。乔治-娄德知道他的妙语惊人已经尽人皆知,用不着再施展才华,因此每次张口只不过是往嘴里添送菜肴。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一句合适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施用化妆品的,但是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样她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餐室是按照当时的艺术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护墙板很高,绿色的糊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镜框里的惠斯勒1的蚀刻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线条笔直地高悬着。地毯也是绿颜色的,地毯上白色小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图画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利斯2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的装演同这里一模一样,淡雅,别致,却有些沉闷。
1杰姆斯-艾波特-麦克奈尔-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和蚀刻画家,长期定居英国。
2威廉-莫利斯(1834-1896),英国诗人和艺术家。
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时候,我是同瓦特尔芙德小姐一同走的。因为天气很好,又加上她这顶新帽子提了兴致,我们决定散一会步,从圣杰姆斯公园穿出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你觉得菜做得不坏,是不是?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你给她出的主意太妙了,”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要同作家来往呢?”
瓦特尔芙德小姐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请我们吃饭,我们对吃饭也没有反感。我喜欢她就是喜欢这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惯爱结交文人名士的人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算心地最单纯的了,这些人为了把猎物捕捉到手,从汉普斯台德的远离尘嚣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柴纳街的寒酸破旧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住在寂静的乡间,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不只使她阅读到不少浪漫故事,而且也给她的脑子里装上了伦敦这个大城市的罗曼史。她从心眼里喜欢看书(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少见的,这些人大多数对作家比对作家写的书、对画家比对画家画的画兴趣更大),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生活于其中,感到日常生活所无从享受到的自由。当她同作家结识以后,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脚灯了望的舞台,这回却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人粉墨登场,好象自己的生活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而且居然闯进这些人的重门深锁的幽居里去。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伦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论一样,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有没有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啊?”我问。
“怎么没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没有什么风趣。”
“他们俩感情好吗?”
“两个人互敬互爱。如果你在他们家吃晚饭,你会见到他的。但是她很少请人吃晚饭。他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我就把话头转开,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在上学。”
这个题目已经没有好说的了。我们又扯起别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