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三章 最后二十年_蒋介石传

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

在台湾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在他的统治下，台湾成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它的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相对的满足以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拼命争夺而得来的台湾这一小块土地才是蒋介石拥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台湾的发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劳作的台湾人民的成就。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个总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级军官的得失成败而有权利得到荣誉或别人责备一样，台湾的成就最终也应该归功于蒋介石。

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 时隔一年，当我访问台湾时，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矢口否认国民党政府卷入了这场秘密的鸦片贸易。

他们说，国民党人员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就要严惩不怠。然而，国民党情报局继续在缅甸的一些不同城镇保留着军事基地。我毫无怀疑地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还继续从事许多“正常的”活动，包括收集情报，破坏中共的通讯和军事设施。

中国的内战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继续着。

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些空袭和游击活动不过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憎，仅此而已。

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活动则帮助减轻了挫折，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对大陆拥有主权的主张。

在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蒋介石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结识并保持尽可能多的“自由中国”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动是异常主动的，多年来一直由一位博学而老练的人操纵着，此人就是叶公超博士。对蒋介石来说，获得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美国支持他与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等反共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年复一年，赞成保留台湾代表团作为“中国”代表的人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蒋介石加强了与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南越和南朝鲜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一组织的两名澳洲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只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强硬政策，一切都将平安无享。

蒋介石知道，只要这一政策不改变，他就可以依靠许多大小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国，或是美国的附庸。

诚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国，它不久就承认了中共政府，但这并没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不时出现的背叛行为也逐渐侵蚀着蒋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使美国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大约两年以后，蒋总统会见了埃里克-周，表达了他对戴高乐的钦佩之情，同时也批评他削弱了西方盟国的势力，蒋还突然补充道，丘吉尔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位西方领导人)。

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也愿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这是缠绕蒋介石的一个恶梦。

出于担心，蒋介石于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国。

蒋夫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讲话中断言，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干好“那项工作”，即收复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会见美联社的斯但利-M-斯温顿时强调：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没有必要求助美国的军队。我们不想让美国卷入任何战争。在中国大陆，它是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事。一旦我们回到大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力量，”

在蒋的家属及顾问圈内，年青时不易发脾气的蒋介石现在常常对美国同盟者们的胆怯和不理解感到吃惊。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拒不听取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直接打击鸭绿江对岸的共军的建议，结果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吃了败仗。

而今，他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炸毁河内，也未能摧毁越共主要的指挥中心。

当然，中国大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共有了原子弹。

一旦让中国的势力中心发展壮大，就会构成一种威胁。美国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这些核武器极易受到美国首先发动的进攻的破坏。然而，这一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家里和总统办公室常常争论的问题。他保证将这些问题用合适的外交语言传递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

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侮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