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_蒋介石传

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刷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珍珠港事件刚刚结束中国的孤立局面，蒋介石就要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在日本进攻后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法院、绕过司法院。其实，这些机构只是摆设。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他把政府的事务分配到三个人头上：陈立夫管党务，何应钦管军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实际事务。这三个人每人代表一个派系，因为蒋介石的权术奥秘就是利用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蒋委员长的三位心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陈立夫(多年以后我在台湾见到他时，他仍是位显赫的人物，虽然他已年迈)。他在本书中己经出现过。他有达官贵人的优雅气质：他的头发花白，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点过早，但他双眼乌黑，炯炯有神。他坚决维护中国的传统，维护儒家思想，认为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他的智慧和精力，无人怀疑。

作为国民党的秘书长，陈立夫是战时中国的铁腕人物。他是蒋介石早年的保护者陈其美的侄子，他和哥哥陈果夫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们兄弟两人掌握着所谓的CC系(中央俱乐部)。他们兄弟俩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如国内安全局(中统局)的局长、国民党的组织部长等。他们或单独或合伙给共产党和其他各种异已的力量造成很大的破坏。

陈立夫不仅比陈果夫小八岁，而且比息有肺结核的哥哥更健康，他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育部长。他是捍卫“思想纯洁”

的无情卫士，把可疑的学生或教授送进监狱或送上刑场，从不心慈手软。

但是陈氏兄弟对自己要求很严，个人没有腐败行为，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

当了十四年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将军自然领导了另一支强大的派系，即军人集团。如果这一派能团结起来，本来是可以比目前更强大的。何将军代表着老一代的军人官僚，是他们使蒋介石得以掌握大权。但是，在这个派系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派中派，他们对蒋介石比老一辈更加忠心耿耿，并下决心要扫除妨碍抗战的腐败无能的现象。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黄埔系，其中最有名气的是陈诚将军，他是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在国民政府逃到台湾之后，他担任副总统，主管推行了一项极为有效的土地改革计划。他身高刚过五英尺，体形瘦小，但精力充沛，在驻华的美国人中，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受欢迎的中国军官。他二十年代毕业于保定军事学校，曾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年轻的黄埔教宫，黄埔系的其他成员都是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期间从那里毕业的。

1944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位被陈诚取代。

何应钦是个长着圆脸、体格健壮而又很谦恭的人。他是军队腐败无能的象征，在这支军队里，阵亡将士的大批抚恤金直接落入了地方指挥官的腰包，而应征的士兵却在挨饿。

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又代表着另一个派系，即强大的宋氏家族。他娶了蒋夫人那位专横的姐姐宋蔼龄，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为人直率友善，戴着眼镜，蓄着短短的八字胡，他精于为自己聚财，也同样精于毁坏国家的财政。

也许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与生俱来的家世，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后代。

怀特和雅各比引用了孔祥熙一位朋友所说的话，他说：有关孔祥熙的议论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但他补充说：“另外百分之十比那些议论所说的还要糟。”

常有人说，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之所以成功，全靠她掌握证券交易的秘密消息，而这种消息只可能来源于她那身居政府要职的丈夫。

对于这种说法，既没有人出来否认，也无人说这是诽谤。

由于乡村收粮食税的税官大都把税收所得占为己有，所以孔祥熙解决政府各种财政问题的一贯做法便是印更多的钞票。

抗战胜利那天，物价已是战争爆发时的2500倍。

尽管如此，重庆的美元储存量仍然很大，这是因为孔祥熙坚持只让美国人用一美元换二十元中国货币，而当时黑市上的美元价格已涨到了400元，后来又涨至600无，最后高达800元。

在国民党内，还有其他的派系以及一些地位显赫的个人。

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派系是政治科学系(政学系——译者)，其成员都是些具有现代思想的专家治国论者(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其中许多人在美国或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能说英语，并立志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人很突出：孙科和宋子文。身为辛亥革命之父的儿子，孙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另拉一批自己人马的个人欲望。虽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长(英国人称主席)，但他无法与陈立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言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于大胆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员长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欢。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宋子文当作另一个该受指责的国民党人与孔祥熙相提并论，可是实际上他们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大财，但他与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满活力的企业资本主义发的家，同时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数以万计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富家子弟花一大笔钱就能逃过兵役，这些钱落入了那些出卖免役名额的官员的腰包。

而年纪相同的穷人子弟则被抓丁队强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当兵，有的新征士兵在到达指定的部队之前就丧了命。怀特和雅各比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派驻缅甸部队的可怕的数字。

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进中，损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认为比较强壮一些的幸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国大夫诊断为肺结核。除了结核病之外，痢疾、疟疾、疥疮、脚气和寄生虫病，连同斑疹伤寒和流感，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绝大多数病员得不到医疗照顾。一般说来，一个师平均只有一位中国医师。但是，这里却没有西方军队中一种主要的疾病——性病，这可能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太虚弱；因而无力去寻花问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为太穷而付不起钱。

起初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增猛，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39年秋，埃里克-周带着少校的荣誉军衔在军事委员会当过一阵翻译。

他每月的工资是60块中国货币。而当时一双鞋都卖到了80元，到1943年，一双鞋的价格大约在900到1200元之间，而少校的工资却一分未长。

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树立了一个大家不愿学习或无法学习的榜样。

1939年(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带领300000军队开进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区。“那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当地人极端贫穷……”。1940年6月，他开始实行一种以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的制度，并在军队、公务员和学校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

至少在他所管辖地区里，军队能吃饱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学习这种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满足私欲的国民党军官仍然只顾中饱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也有体恤士兵的好名声，他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当地长官正在那里欢迎他的到来，当地人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向冯玉祥恳求说：

他们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训练营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长官却让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发前把棉袄制服脱下来。当地人喊道：“这么冷的天，他们会冻死的！”冯玉祥为他们作主，干预了这件事，最后，地方长官派人带着棉袄制服去追赶两小时前出发的新兵队伍。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还是满员的，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撑死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干草。我摸了摸他们的额头，问他们吃过药、喝过水没有。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哭了。他们说：“自打我们生病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们。我们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般来说，共产党军队的战士一旦穿上军装，就能做到不强xx、不抢劫、不欠债，并帮助农民收割粮食。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蒋介石对人民的这些疾苦不闻不问，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体的事例，这时他总要大发一顿脾气。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了。他之所以变得如此难于接近，这与他的独断作风和孤僻性情是有关的。

从1942年11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利用蒋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访美这段较长的空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以绝对优先的高速度排印出来，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出版。

这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显然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回答。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说此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百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贾菲写的评论。贾菲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但是在私下，接待过她的人都不喜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害怕受她“美色诱骗”的罗斯福答应了她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赖特公司生产的C一46飞机。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玛拉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内阁部长、以及工作人员，申明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否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失败。但是，委员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1943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东南亚战区总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来到了重庆。他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写的介绍信，信中称蒙巴顿与他有二十五年的老交情。蒙巴顿外貌英俊，极具魅力，有着非凡的外交天赋和杰出的战略才能。

根据芭芭拉-塔奇曼的尼载，他送给蒋夫人一个上面用宝石镶着她的名字缩写的卡蒂尔梳妆盒，并在委员长面前说自己是个比较年轻的指挥官，渴望“吸取委员长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他很快就博得了蒋夫人的欢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蒋委员长及马歇尔的个人代表B-B-葫墨维尔一起商讨缅甸以及其他抗日战区的战略问题。

然而，蒙巴顿一来就卷入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纠纷之中，因为他到重庆时正好碰上罗斯福听信了中国政府和陈纳德将军的抱怨，已作出决定将史迪威召回国。

蒙巴顿可不喜欢这样做，他不想失去一位对中国有如此广博的知识的同事，也不愿和一个水平不如史迪威的继任者凑合。

蒙巴顿对史迪咸说，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要他向蒋介石道歉认错。虽然心里窝火，史迪威还是听从了蒙巴顿的建议，向蒋介石赔了不是。委员长宽厚地接受了他的道歉，两人很快就和解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高xdx潮。

11月份，他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一起参加了开罗的首脑会议。

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身份参加此会的，在此之前，他已于10月11日宣誓就职，接替8月1日去世的原总统林森。

三位领导人从11月22日至26日在梅纳大厦饭店开了四天的会。

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对蒋介石个人来说是一大胜利，联合公报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九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中国反对“外国入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还要在德黑兰(11月27日至12月2日)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矛盾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委员长作出的许诺。1944年罗斯福取消了对缅甸的联合进攻，也没有落实对国民党九十个师的武装和训练。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在战后支持中华民国对付俄国人，尽管他的确作了一次努力，但已为时过晚。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