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孙中山逝世前后_蒋介石传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纯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腔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从俄国回来后改变想法这一事实几乎无人知晓。

孙逸仙忽视了蒋的具有相反意见的赴俄考察报告，廖仲恺也未重视他的来信。这时，他还未决定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仍然亲近地同俄国人共事，特别是加伦将军。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阵线中的一员。

军校的资金很缺乏。因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穷。

当时，云南和广西的两支军阀部队占领着广东，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曾帮助孙打败了陈炯明。事实上，这两支军队的司令杨和刘对革命并无特别兴趣，只想饱肥私囊。

与其它地方的大军阀和土匪一样，他们也非法强征税款，而且从富裕的地方商人那里敲榨勒索。孙的税收法和实施权力是有限的。杨和刘对黄埔军校持敌视态度，因为这所学校正在训练一批似乎要给这些军阀制造麻烦的军官，所以，他们继续为自己大肆进行掠夺。

孙仍不能得到海关税的收入。北京政权拥有获得在付完庚子赔款后的海关剩余收入的权利，而这是被与此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们所承认的。1923年春天，孙博士曾要求允许他的政府获得广东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拒绝了孙的请求。

同年11月，孙公开宣称他将通过武力夺取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们在英国的煽动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联合海军舰队开赴广东，孙博士义愤填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列强们不帮助他，他将转而求助于苏俄。

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时，孙的希望上升了，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贺电给拉姆齐、麦克唐纳，但麦克唐纳没有承认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 孙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剧恶化，终于在天津卧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挣扎着离开了病床。他到达北京后又碰到了挫折，亲日派根本就没有象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拒绝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与列强交换了对那些条约的外交承认。

由于伤心失望加上癌细胞已扩散到他身体的要害器官，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于经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称号既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大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志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

汪精卫后来由于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担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职务，从此，他被冠以“汉奸”、“傀儡”之类的称呼。

但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国民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国民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俄国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当时还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外国人得罪了中国人时，国民党总是能从中获益。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受益者，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列强同流合污。

英国人把这两次发生的事称为“事件”，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渗案”，这牵涉到谁是受害者的问题。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五卅惨案”)，英国军官指挥各国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很多人。鲍罗廷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说：“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

第二件是“沙基惨案”(或者说“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广州英国租界旁边的法国炮舰向正在就“五卅惨案”举行示威的群众开炮，英国人则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很多入的伤亡。而大约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蒋介石刚刚从云南和广西军阀手中夺回了广州，粉碎了这两个地方的军阀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逝世而夺权的计划。

当时的广州明显地笼罩着一种对外国人既恨又怕的气氛，其中又混杂着一些胜利的喜悦情绪，因为这时国民党正要进行重新改组，它所控制的地盘也有所扩大。国民党的大元帅府也改称为“同民政府”，这样听起来就显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军队现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国民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四千万银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国民党右派所接受。

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国民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清王朝被推翻后，谋杀和背叛在中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被人暗杀，毫无疑问，暗杀是右派分子策划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杀的策划者之一，此事令胡汉民十分难堪。

鲍罗廷认为胡汉民与此事也有牵连，由于胡毅生已经逃跑，因此，鲍罗廷要求惩罚胡汉民，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相信这一指控。蒋介石还将胡汉民藏在自己的家里。不久后，胡汉民被有意派到苏联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惩罚。由于此事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觉得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涌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象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将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这时，另一个叫“孙文学会”的右派组织也开始在广州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尽管有这些分裂活动存在，蒋介石此时仍觉得可以积极筹划北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