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卡夫卡的形象在今天或多或少已被众人接受,这个形象的基础,是一本小说。麦克斯·布洛德(MAXBROD)在卡夫卡逝世后不久就写出了它,并在1926年出版。请您们好好品尝题目吧:《爱情的欢喜王国》。这本钥匙-小说①是一本需要钥匙的小说,从他的主人公,一位名叫诺威(NOWY)的布拉格德裔作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布洛德炫耀自己的自画像(为女人所宠爱,为文学家所妒嫉)。诺威-布洛德让一个男人戴了绿帽子,这个男人却设下毒计,结果把诺威扔进监狱4年。我们一下子处在一个由最没有真实性的巧合编成的故事里(人物纯粹偶然地相遇,在海上一条客轮上,在海法的一条街,在维也纳的一条街),观望一场好人(诺威,他的情妇)与坏人(戴绿帽子者——其卑俗与他的绿帽子完全相称——和一位文学评论家,他有步骤地对诺威的所有好书进行了压制)之间的争斗。人们为情节上的起起落落而感动(女主人公自杀,因为受不了在被戴绿帽子者和给戴绿帽子者之间生活),欣赏诺威-布洛德的心灵的敏感,这个诺威-布洛德在任何场合都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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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ROMAN-CLE,直译为钥匙-小说,意为关键性小说。
如果没有加尔达这个人物,这部小说在读完之前就会被人遗忘。因为加尔达,诺威的挚友,正是卡夫卡的一幅肖像画。没有这把钥匙,这个人物可能是全部文学史上最无聊的一个人物;他的特点被描写为"我们时代的圣人",但是即使在他的圣职上,人们也未能得知什么重要的东西,除去有些时候,诺威-布洛德在爱情的难关上,去他的朋友那里讨一个建议,后者却无力回答,因为作为圣人,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
多么令人赞叹的悖论:卡夫卡的全部形象以及他的作品在其身后的全部命运 再往后:"如果不能区分卡夫卡作品中的两大倾向:一、他的格言,二、他的叙述文(小说,短篇小说),我们就不能理解他的真正重要意义。"
"在他的格言中,卡夫卡表达他的积极的话(DASPOSIATIVEWORT),他的信仰,他要改变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的严肃呼唤。"
在他的小说和短篇小说里,"他描写对于不想听话(DASWORT)的和不愿意走正路的人的可怕的惩罚。"
请记住等级的区分:上,卡夫卡的作为楷模的生活;中,格言,也就是说他的日记中所有说教式的、"哲学味"的段落;
下,叙述性作品。
布洛德是个精力非凡的优秀知识分子,一个宽宏的准备为他人而战斗的人;他对卡夫卡的情感热烈而无私。不幸只在于他的艺术方向:一个注重思想的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对形式的激情;他的小说(共写了二十几本)平常得让人难过;尤其是:他对现代艺术一窍不通。
为什么尽管如此卡夫卡仍这样喜爱他?也许您会不再喜欢您最好的朋友因为他有写糟诗的癖好?
可是写糟诗的人一旦着手出版他的诗人朋友的作品便有危险了。请想象一下毕加索的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不是画家而且连印象派也不能理解。他会对毕加索的画说些什么?大概和布洛德对卡夫卡的小说所讲的一样:"他们为我们描写用于对付那些不走正路的人的可怕的惩罚。"
四
麦克斯·布洛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即使卡夫卡学者们很想和他们的父亲保持距离,他们却从未走出后者给他们划出的地域。卡夫卡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通过无数的序,跋,笔记,传记和专题论文,学院报告和论文,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
一切关于卡夫卡的,并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用一种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
一、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不是在文学史(欧洲小说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几乎仅仅在传记性的微观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书。在他们的专题论文中,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和阿尔贝来斯(ALB′EREES)自称在普鲁斯特门下,拒绝以传记的方式来解释艺术。但他们只是想说,卡夫卡要求一种例外,其作品与他个人不可分开,不管他们是叫约瑟夫·K,勒翰(ROHAN),撒姆萨(SAMSA),土地测量员,本·德晨(BENDEMANN),歌手约瑟芬(JOS′EPHINE),禁食者,或空中杂技演员,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而只不过是卡夫卡自己。传记是理解作品意义的关键:作品唯一的意义在于它是理解传记的关键。
二、和布洛德一样,在卡夫卡学者笔下,卡夫卡传记成为了圣徒传记;罗曼·卡尔斯特(ROMANKARST)在1963年利伯莱斯(LIBLICE)学术讨论会的报告最后所用的夸张令人难忘:"弗朗兹·卡夫卡曾为我们而生,而受苦"。圣徒传记多种多样:宗教的;世俗的卡夫卡;他的孤独的牺牲者;极左分子:卡夫卡"经常"出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会议,而且对"1917年的革命非常关注"(按照一个有谎语癖的人的说法,此语常被引用,但从未被核实)。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伪圣经:居斯塔夫·杰努什有他的《谈话录》。每个圣人都有自己的供祭法:卡夫卡的意愿是让人毁掉他的作品。
三、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将卡夫卡-步步逐出美学领域:或将他作为"宗教思想者",或者,在左翼那里,将他作为艺术的反对派,"他的理想中的图书馆中包括几本工程或机器方面的和法学家如何作陈述的书籍"[德鲁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的书]。卡夫卡学不倦地研究卡夫卡与祁克果(KIERKEGAARI),和尼采,和神学家的关系,对小说家和诗人视若无睹。甚至加缪(CA-MUS)在他的文论中,也没有把卡夫卡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谈论,而是作为哲学家。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私人文稿和他的小说,而且明显地更喜欢前者。我随便举加罗蒂(GAARAUDY)关于卡夫卡的文论,那时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54次提到卡夫卡的书信,45次卡夫卡日记,35次杰努什写的《谈话录》,20次短篇小说;5次《审判》,4次《城堡》,没有一次《美洲》。
四、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无视现代艺术的存在;好像卡夫卡不属于那一代的伟大创新者: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韦伯恩(WEBERN)、巴托克(BARTOK)、阿波利奈尔(APPOLLINAIRE)、穆齐尔、乔伊斯、毕加索、布拉克(BRAQUE),所有这些人都生于1880至1883年间。五十年代,当有人提出卡夫卡与贝克特(BECKAETT)的亲缘关系的见解时,布洛德马上反对:圣-加尔达与这等堕落毫无关系!
五、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它不研究作品的价值: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致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等等);卡夫卡学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他。隐喻是宗教性的:[布洛德:城堡=上帝的圣宠;土地测量员=寻找天意的新帕希法尔(PARSIFAL);等等,等等]它们是精神分析式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测量员=革命的象征,因为他着手对土地进行新的分配);它们是政治的[奥尔逊·威尔斯(ORSONWELLES)的《审判》];卡夫卡学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并不去寻找由一个巨型的想象所改变的真实世界;它在破译宗教的启示,解开哲学的隐语。
五
"加尔达是我们时代的一位圣者,一位真正的圣者"。但是一位圣者可以去逛窑子吗?布洛德在出版卡夫卡日记时作了一些审查;他不仅取消了暗示妓女的地方,而且包括所有与性有关的部分。卡夫卡学始终对作家的性能力有怀疑,热衷于对他的性无能作滔滔议论。因此,长期以来卡夫卡就成为那些神经官能症者、精神沮丧者、厌食者、体弱者的圣主,那些畸形人、可笑的矫揉造作者、歇斯底里者的圣主(在奥尔逊·威尔斯那里,K歇斯底里的嚎叫,而卡夫卡的小说其实是全部文学史上最少歇斯底里的作品)。
传记作者并不了解自己妻子的隐秘的性生活,
但他们相信了解司汤达(STENDHAL)或福克纳的这种生活。关于卡夫卡的这一生活,我只敢这样说:他的时代的色情生活(不是太自在)与我们的时代不大一样:那时的年轻姑娘结婚前不做爱,对于一个独身男人,就只有两个可能:找好家庭出身的已婚女人或下等阶级的容易的女人:女商贩、保姆,当然还有妓女。
布洛德的小说的想象来自于 但是,在这之后,马上,在同一段中,卡夫卡让我们听到了性的诗:"在那里,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共同呼气,几个小时的共同心跳,几个小时中K不断地感到他在迷失,或者他在异乡世界,比他之前任何人都远,在一个连空气都没有任何故乡空气的因素的异乡世界,在那里人会被奇异性所窒息,不能做任何什么事,在荒诞的诱惑中,只能继续地去,继续迷失。"
长时间的性交被隐喻为在奇特的天空下的行走。然而行走不是丑陋,相反,它吸引我们,它邀我们走得更远,它使我们陶醉:它是美。
下面又有几行:"他用手搂着弗莉达,他太幸福,也是太惊惶地幸福,因为他觉得如果弗莉达抛弃他,他所有的一切也把他抛弃了。"这还算是爱情吧?不,不是爱情,如果人被放逐被剥夺一切,一个小小的才认识的、被拥抱在啤酒渍中的女人便成了整个一个宇宙——这没有任何爱情的介入。
八
安德烈·普洛东(ANDR′EBRETON)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对小说的艺术表现得十分严厉。他责备小说里无可救药地充斥了平庸、粗俗和所有与诗相反的东西。他嘲笑它的描写和它的令人厌烦的心理手法。对小说作出这一批评之后,紧接着是对梦的颂扬。然后,他概述:"我相信这两种状态,梦与现实,其表面如此相互矛盾,将来会变成一种绝对的、超现实的现实,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悖论:这个"梦与现实的解决方法",超现实主义者宣布了它,却没有善于在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真正地实现过,然而它已经发生过,而且恰恰在他们诋毁的那种作品中:在此前十年的卡夫卡的小说里。
卡夫卡的这一令我们出神的想象很难去描写、定义、命之以名。梦与现实的混合,当然这是一种卡夫卡从未听过的说法,但它在我看来是让人清清楚楚的。如同那句对超现实主义者说来颇为珍贵的话,即罗特阿蒙(LAUTR′EAMONT)关于一把雨伞与一架缝纫机相遇之美的话:物体愈是相异,它们之接触所射出的光芒愈有魔力。我想这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所造成的诗意,或者,层出不穷的惊讶所造成的美。或者,作为价值的标准,使用密度这个定义:想象的密度,意外相逢的密度。K与弗莉达性交的场面,我已经提到,便是这个令人昏眩的密度的范例:段落短,不到一页,包容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关于存在的发现(关于存在的性三角),它们的接踵而至使我们吃惊:脏东西,奇特性的黑而令人出神的美,动人而又令人不安的怀旧。
整个 九
《城堡》的两个侍应生大概是卡夫卡的最具诗意的盛会,是他的异想天开的美妙之极;不仅他们的存在令人无限吃惊,而且充满意义:这是些可怜的敲诈者,让人讨厌的人,但他们也代表着城堡世界的逼迫人的"现代性";他们是警察、报导记者、摄影师,全面摧毁私生活的代理人是悲剧舞台上往来的无辜的丑角;他们也是淫荡的窥视者,他们的出场给整个小说吹入了一股由不健康的混杂和卡夫卡式喜剧合成的性的芬芳。
尤其是:这两位的介入有如一根杠杆,把故事竖起在这个一切既是真实而又不真实,可能而又不可能的领域里。 这个伟大的喜剧诗的场面(它应该被列在小说的现代性的精选之首)在卡夫卡以前的时代是无法让人想到的。完全无法让人想到。我这样强调,是要说明卡夫卡的美学革命的彻底性。我记得一次谈话,已经是20年前,和加尔西亚·马尔克斯,他对我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另外的方法,这就是说,越过真实性的疆界。并非为逃避真正的世界(用那些浪漫者的方式)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
因为,把握真正的世界属于小说的定义本身;但是,如何把握它,并能同时投入一场使人着魔的异想天开的游戏?如何能在分析世界时做到严谨,同时在游戏般的梦中不负责任地自由自在?如何把这两个不相容的目的结合起来?卡夫卡解开了这一巨大的谜。其他的人们从这个缺口追随他去,每人有自己的方式:费里尼、马尔克斯、伏昂岱斯、拉什迪,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人。
见鬼去吧。圣-加尔达!它的被阉割的阴影隐去了所有时代中一位最伟大的小说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