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节场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起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象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①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②——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格里格,是瓦格纳,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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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莱尔(1795—1881)为英国著名史学家及论文家。
②范拉士葛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象天气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做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评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见几阕贝多芬的交响曲。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象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的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睒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象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片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伦勃朗,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决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般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婬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婬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婬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婬。——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偏偏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象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狄德罗,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①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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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在十八世纪倡导新思想最力。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搞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的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象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见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象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教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见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分,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的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象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薰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鬈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睒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象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象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①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的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象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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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民大学于一八九八年创于巴黎,尔后遍及全国:由各界名流教授夜课。该时因德莱弗斯事件发生,一部分知识分子创此机构,意欲借思想的交流而与其民及工人阶级接近。此项运动至一九○四年以后渐趋衰落,不久即告终止。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婬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分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古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象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象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其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象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的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的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象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①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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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路易十四。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的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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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间曾受基督旧教中的耶稣会派统治。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的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象饱闷,又象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罗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起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的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起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槍"。——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种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起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象埃达?迦勃勒①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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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易卜生戏剧《埃达?迦勃勒》中的主角,怀有高远的理想而终流于庸俗浅薄。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决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的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的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步,象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做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其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拚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的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的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的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做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做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曲谱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陽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片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瓦格纳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罢,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见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象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的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的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的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莱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的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薰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佛罗伦萨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象范洛几沃与弥盖朗琪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西格弗里德。——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的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①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陽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的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陰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象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平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平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的响起来了。扫罗抑捺着騷动不已的心绪,悄悄的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的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的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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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卫为以色列的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的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的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为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的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
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 克利斯朵夫摇摇晃晃的走出卢佛宫,头痛欲裂,什么都看不见了。在街上,他竟不大注意到石板之间的水洼和在鞋子里直淌的雨水。天快黑了,塞纳河的上空一片昏黄,一朵内心的火焰却象一盏灯似的在那里照着。克利斯朵夫的眼睛始终还在着魔的状态。他觉得什么都不存在:车辆并没震动街道;行人湿透的雨伞并没撞着他的身体;他并没在街上走,也许是坐在家里,做着梦;也许他已经不存在了……突然之间——(他身子虚极了!)——他一阵头晕,觉得自己要象石块似的向前倒下去了……但那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他紧了紧拳头,挺了挺腿,马上把身体撑住了。
正在那个时候,正当他的意识从深渊里浮起来的一刹那,他的目光冷不防跟街道对面一道他很熟识而似乎在呼唤他的目光碰在了一处。他停下来,愣了一愣,心里想在哪儿见过的。过了一会他才认出这双凄凉而温柔的眼睛,原来就是那个被他在德国无意中砸了差事,他竭力想向她道歉而没有能找到的法国女教员。她也在喧闹的人群中站住了,望着他。他忽然看见她想排开众人,走下人行道,向他这边过来。他赶紧迎上前去;可是无数的车辆拥塞在一起,把他们隔离着;他还看见她在人墙那一边挣扎;他想不顾一切的冲过去,不料被一骑马撞了一下,在泥泞的柏油路上滑跌了,差点儿给压死;等到他浑身泥污的爬起来,好容易到了对面阶沿上,她已经不见了。
他想追着去找她。可是又来了一阵头晕,只得罢了。病已经发作,他明明觉得而不肯承认,还固执着不肯就回去,反而绕着远路走。但这不过是自讨苦吃:临了他非认输不可;他手瘫脚软,好容易才回到家里。在楼梯上,他又透不过起来,只能坐在踏级上歇一歇。进了冰冷的卧室,他还硬撑着不睡,坐在椅子上,浑身浸透了雨水,脑袋重甸甸的,呼吸急促,昏昏然听着那些跟他一样困惫的音乐。《未完成交响曲》的句子在他耳边掠过。可怜的舒伯特!他写这个曲子的时候也是孤独的,发着高热,神思恍惚,处于大梦以前的半麻痹状态:他坐在火边沉思遐想,懒洋洋的音乐在四面飘浮,好比不大流畅的水;他耽溺在那个境界里,仿佛一个半睡半醒的儿童对着自己编造的故事出神,翻来覆去的念着其中的一段;然后是睡眠来了……死神降临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听见另外一段音乐在耳边飘过,那境界象一个人双手滚热,眼睛紧闭,堆着一副憔悴的笑容,心里充满着叹息,正在想象那个解脱一切的死;那音乐便是巴赫的《大合唱》中第一段合唱:亲爱的上帝,我何时死?……多舒服!沉浸在这些波折柔缓的,刚健婀娜的乐句中,象朦胧一片的远钟……死,跟大地的和气恬静合而为一!……"然后连自己也化为尘土……”
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一下,排斥这些病态的思想,不让那个想把病弱的灵魂吞噬的女妖的笑影诱惑。他站起身子想在房里走走,可是支持不住。他发冷发热,打着哆嗦,不得不躺上床去。他觉得这一回情形真是严重了,但他精神决不屈服,决不象一般害了病就让病魔摆布的人。他竭力挣扎,不愿意害病,尤其是打定主意不愿意死。他还有在家乡等着他的可怜的妈妈,他还有他的事业要干:他决不让疾病来致他死命。他咬紧着打战的牙齿,迸足着正在消失的意志;好似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和惊涛险浪搏斗。他时时刻刻往下沉:一片呓语,一堆杂乱的形象,或是故乡的或是巴黎沙龙的回忆;还有节奏与乐句的纠缠,无穷无尽的在那里打转,象马戏班中的马;还有《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突然放出来的那道金光;黑影里的可怖的面貌;然后是深渊,是黑暗。过了一会,他重新浮起,撕破那些妖形怪相的云雾,拳头与牙床都在抽搐。他拚命抓着他现在和过去的一切所爱的人,抓着刚才瞧见的女友的脸影,抓着他疼爱的妈妈,抓着他永远不灭的本体,觉得那是大海之中的岩石:“死神吞噬不了的"……——可是岩石又被海水湮没了,一个巨浪把灵魂冲开了。克利斯朵夫重新在昏迷中挣扎,说着荒唐的呓语,他在指挥,在演奏,一个幻想的乐队:长号,圆号,钹,定音鼓,巴松管,低音提琴……他发狂般的乱拉,乱吹,乱打,做出演奏各种乐器的动作。可怜他郁积着的音乐在胸中翻腾。几星期以来既不能听,又不能演奏,他象一口受着高压力的气锅,差不多要爆裂了。某些纠缠不已的乐句象螺旋般钻进他的脑子,刺着耳膜,使他痛得直嚷。高潮过去以后,他倒在枕上,累得要死,浑身是汗,软瘫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快窒息了。他在床前放着水瓶,常常喝几口。隔壁屋子的声响,顶楼上关门的声音,都把他吓得直跳。他在昏懵中痛恨那些四周的人物。但他的意志始终在奋斗,它吹起英勇的军号和魔鬼宣战……"即使世界上都是妖魔,即使它们要吞噬我们,我们也不怕……”
而在他翻滚不已的,火辣辣的,黑暗的海面上,忽然展开一片平静的境界,透出一些光明,小提琴与其弦琴静静的在那里低吟,小号与圆号庄严肃穆的吹出胜利的曲调,同时病人心头又奏起一阕不屈不挠的歌,好似抵御狂涛的一堵巨墙,好似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的圣歌。
正当他发着高热和幽灵挣扎,胸部快要闷塞而竭力撑拒的时候,他迷迷忽忽的觉得房门打开了,有个女人拿着一枝蜡烛走进来。他以为又是一个幻象。他想说话而不能,又晕过去了。每隔一些时候,他神志清醒一些,觉得有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了,脚上添了一条被,背后又有些热腾腾的东西;或是睁开眼来,看见床跟前坐着一个脸并不完全陌生的女子。随后他又看到另外一张脸,原来是个医生在替他看病。克利斯朵夫听不清他们的话,但猜到是说要把他送医院。他想跟他们争,想大声的嚷着说不愿意去,宁可孤零零的死在这儿;可是他嘴里只发出一些莫名片妙的声音。那女的居然懂得他的意思,代他拒绝了,回过来安慰他。他竭力想知道她是谁。等到他好容易能迸出一句有头有尾的话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句。她回答说她是他顶楼上的邻居,因为听到他哼唧,就冒昧的进来了,以为他需要什么帮助。她恭恭敬敬的请他不要耗费精神说话。他听从了。并且刚才费了一点劲已经筋疲力尽,他只能躺着不动,一声不出,可是头脑继续在工作,拚命要把一些散乱的回忆归在一起。他在哪儿见过她的呢?……终于想起来了:不错,他是在顶楼的走廊里见过的;他是个帮佣的,叫做西杜妮。
他半阖着眼睛望着她,她可没有发觉。她个子很小,表情严肃,脑门鼓着,望后梳的头发把苍白的腮帮的上部和太陽穴都露在外边,骨头很显著,短鼻子,淡蓝眼睛,眼神又温和又固执,厚嘴唇抿得很紧,皮肤带点儿贫血,神气很谦卑,深藏,有点发僵。她非常热心的照顾着克利斯朵夫,可是不声不响,不表示亲密,从来不忘了她女仆的身份和阶级的区别。
等到他病势减轻而能聊天的时候,她的忠厚诚恳使西杜妮说话比较随便了些,但她始终提防着,有些事(他看得出来)她是不说的。她一方面很谦虚,一方面很高傲。克利斯朵夫只知道她是布列塔尼人,本乡还有个父亲,她提到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可是克利斯朵夫不难猜到他是个游手好闲的酒鬼,只管寻欢作乐而剥削女儿;她的傲迫使她一声不出的让他剥削,经常把一部分工资寄给他;她肚里可完全明白。另外她还有个妹子正在预备受小学教师的检定试验,那是她觉得挺得意的。妹子的教育费差不多全部归她负担。她做活非常卖力。
“你现在的位置不坏吗?"克利斯朵夫问她。
“是的,可是我想离开。”
“为什么?是不是不满意主人?”
“噢!不是的;他们对我很好。”
“那末是工钱太少了?”
“也不是的……”
他不大明白,想要了解她,逗她说话。但她讲来讲去不过是她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她也不在乎这些:她不怕工作,那是她的一种需要,几乎是种乐趣。她不说自己最感压迫的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的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票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她们说一句话。她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意的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幽禁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间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带她一块儿去,付了她工钱,可不给她回家的路费,让她自己有钱自己去。她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这个能力。于是她孤零零的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不规矩。她不出去玩儿,生性很严肃,俭省,又怕路上碰到坏人。她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突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的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她不看书,勉强做些活儿,迷迷忽忽的,百无聊赖,烦闷得哭了;她能无穷无尽的净哭,哭简直是她的一种乐趣。但是她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象冻了冰一样。随后她竭力振作品来,或是自然而然的又有了生意。她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手摇风琴声,胡思乱想,老是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她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
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她也有象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她笑别人,笑自己。她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象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末充时髦,也不象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她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艺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其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她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封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她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她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说:“本来吗,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蒂,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什么时候?"克利斯朵夫问。"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嘿!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死了以后喽!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
他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末一个人过着象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
虽然他不说,她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她很冷静的用着一种听天由命而游戏人生的态度继续说:“一个人总得认命。怎么能每个人都中头奖呢?我们运气不好:话不是说完了吗?”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有人找她上美洲)去找一个多挣点儿钱的位置。她从来没有离开本国的念头。她说:“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样硬的。”
她骨子里有一种怀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观。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无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人很勤谨,对什么都很冷淡,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不怎么爱人生,却又抓得很紧,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励来保持他们的勇气。
从来没见识过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诚朴的少女一无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她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她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识。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十八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遮掩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他才不胜惊异的发见了西杜妮这种不稍假借的诚实。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她也有她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分而有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做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各该地方的贵族而定。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声的少数分子的固有的权威还是没改变。比较危险的倒是他们离开本乡,散到遥远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们孤零零的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优秀种族的个性始终存在,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报纸上肉麻而猥亵的文学,和国家大事同样对她不生关系。她甚至不知道有所谓平民大学;即使知道,她也不见得会比对宣道会更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利斯朵夫为此赞了她几句。
“这有什么希奇呢?"她说。"我就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见过法国人吗?”
“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儿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儿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见过。”
“不错,"西杜妮说。"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一样的。其实您还什么都没看见。”
“好罢,"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让我来从头看起。”
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象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他慢慢的恢复健康,开始起床了。
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要偿还西杜妮在他病中垫付的款子。既然还不能出门去找工作,他便写信给哀区脱,要求预支一笔钱。哀区脱逞着那种又冷淡又慷慨的古怪脾气,过了十五天才有回音,——在这十五天之内,克利斯朵夫拚命的折磨自己,对西杜妮端来的食物差不多动都不动,直要被逼不过,才吃一些牛奶跟面包,而过后又责备自己,因为那不是自己挣来的;然后他从哀区脱那儿接到了款子,并没附什么信;在克利斯朵夫害病的几个月里,哀区脱从来不想来打听一下他的病状。他有种天赋,能够帮了人家的忙而教人家不喜欢他。因为他自己在帮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爱。
西杜妮每天下午跟晚上来一下。她替克利斯朵夫预备晚餐:毫无声响的,很体贴的招呼他的事;看到他衣服破烂,她便一声不出的拿去补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增加了多少亲切的情分。克利斯朵夫唠唠叨叨的讲到他年老的母亲,把西杜妮听得感动了;她设身处地自比为孤苦伶仃的留在本乡的鲁意莎,对克利斯朵夫抱着慈母般的温情。他跟她说话的时候也努力想解解他天伦的渴望,那是一个病弱的人感觉得格外迫切的。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精神上特别能够接近自己的母亲。他有时向她吐露一部分艺术家的苦闷。她很温柔的为他抱怨,同时看他为了思想问题而悲哀不免认为多此一举。这一点也使他想其他的母亲,觉得很快慰。
他想逗她说些知心话;但她不象他那样肯随便发表。他说笑似的问她将来要不要嫁人。她照例用着听天由命和看破一切的口气回答说:“给人当差的根本谈不到结婚:那会把事情搅得太复杂的。并且要挑到恰当;而这又不是容易的事。男人都是坏蛋。看你有钱,他们就来追求;把你的钱吃光了,就掉过头去不理啦。这种榜样太多了,我还想去吃这个苦吗?"——她没说出她已经有过一次毁婚的事:未婚夫因为她把所挣的钱统统供给她的家属,就把她丢了。——看见她在院子里很亲热的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在楼梯上碰见他们又很热烈的拥抱他们,克利斯朵夫不由得想其他认识的一位太太,觉得西杜妮既不傻,也不比别的女子丑,倘使处在那些太太们的地位,一定比她们高明得多。多少的生命力被埋没了,谁也不以为意。另一方面,地球上却挤满着那些行尸走肉,在太陽底下僭占了别人的位置和幸福!……
克利斯朵夫丝毫不提防。他对她很亲热,太亲热了;他象大孩子一样的惹人怜爱。
有些日子,西杜妮神气很颓丧;他以为是她太辛苦的缘故。有一回正谈着话,她推说有件事要做,突然站起身来走了。又有一回,克利斯朵夫对她表示得比往常更亲热了些,她便几天没有来;而再来的时候,她跟他的说话更拘束了。他寻思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他问她,她赶紧说没有;但她继续跟他疏远。又过了几天,她告诉他要走了:她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她说些冷冷的,不大自然的话,感谢他对地的好意,祝他和他的母亲身体康健,然后和他告别了。她走得这样突兀,使他惊异到极点,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探听她离开的动机,她只是支吾其辞;他问她上哪儿去做事,她也置之不答,并且为了直截了当打断他的问话,竟站起身子走了。在房门口,他向她伸出手去,她兴奋的握了一握,但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自始至终,她都是这副发僵的神气。她走了。
他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走的。
冬季长得很。潮湿,多雾,泥泞的冬季。几星期看不见太陽。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起色,还没完全好。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作痛,伤口在慢慢的结疤,剧烈的咳呛使他夜里不能安眠。医生禁止他出门,甚至还想教他往东南海滨或大西洋上的加拿里群岛去疗养。但他非上街不可。要是他不去找晚饭,晚饭决不会来找他的。——人家又开了许多他没钱购买的药品。因此他干脆不去请教医生了:那不是白费钱吗?并且在他们面前,他老是很窘;他们彼此没法了解:简直是两个极端的世界。医生们对于这个自命为一个人代表整个天地、而实际是象落叶一般被人生的巨流冲掉的穷艺术家,抱着一种带点讪笑与轻视的同情心。他被这些人瞅着,摸着,拍着,非常畏缩。他对自己病弱的身体好不惭愧。他想:“将来它死了,我才高兴呢!”
虽然受着孤独,贫病,和种种苦难的磨折,克利斯朵夫仍是很有耐性的忍受他的命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耐性,连自己都为之诧异了。疾病往往是有益的。它折磨了肉体,可是把心灵解放了,净化了:日夜不能动弹的时候,平时害怕太剧烈的光明而被健康压在下面的思想抬头了。从来没害过病的人决不能完全认识自己。
疾病使克利斯朵夫心非常安静。它把他生命中最凡俗的部分剔净了。他用着比以前更灵敏的官能,感觉到那个富有神秘的力量的世界,那是每人心中都有而被生活的喧扰掩盖得听不见的。他那天发着高热在卢佛宫中见到的景象,连最微末的回忆都深深的刻在心头;从此他就置身于和伦勃朗的名作同样温暖,柔和,深沉的气氛中。那颗无形的太陽放射出来的光彩,他心中也一样的感受到。虽然绝对没有信仰,他仍觉得自己并不孤独:神明的手牵引着他,把他带到一个跟神相遇的地方。而他也象小孩子一样的信赖它。
多少年来第一次,他不得不休息。发病以前过度紧张的精神使他筋疲力尽,至今还没恢复,所以便是疗养时期的疲乏倦怠对他也是一种休息。克利斯朵夫几个月的提心吊胆,日夜警惕,如今才觉得自己老钉着一处的目光渐渐的松了下来。但他并不因之而减少他的坚强,只是变得更近人情。天性中那股强大而有点畸形的生命力往后退了一步;他使自己和别人一样,精神上的偏执和行为方面的残酷与无情都给去尽了。他再也不恨什么,再不想到可恼的事,即使想到,也不过耸耸肩膀;他对自己的痛苦想得比较少,而对别人的想得比较多了。自从西杜妮使他想平地球上到处都有谦卑的灵魂默默无声的熬着苦难,毫无怨叹的奋斗,他就为了他们而把自己忘了。素来并不感伤的他,这时也不禁有些神秘的温情:那是在一个病人心中开出来的花。晚上,靠着院子那边的窗,听着黑夜里神秘的声音……附近的屋子里有人唱着歌,远听更显得动人,一个女孩子天真的弹着莫扎特……他心里想:
“你们,我并不认识而都爱着的人,还没受过人生的烙印、做着些明知是不可能的美梦、跟敌对的世界挣扎着的人,——我愿意你们幸福!噢,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在那儿,我张着臂抱等你们……是的,我们之中隔着一道墙。可是我会一块一块的把墙拆毁的;同时我自己也消磨完了。咱们能有一天碰在一起吗?在另外一道墙——死——没有筑起以前,我还来得及赶到你们前面吗?……管它!孤独就孤独罢,孤独一世罢,只要我为你们工作,为你们造福,只要你们以后能稍稍爱我,在我死了以后!……”
大病初愈的克利斯朵夫就这样喝着"爱与苦难"这两位保姆的乳汁。
在这个意志比较松懈的情形之下,他觉得需要和别人接近。虽然身体还十分软弱,出门还不大妥当,他往往清早或傍晚出去,那是群众象潮水般从人烟稠密的街上涌往工作场所,或是从那儿回来的时间。他要到人与人息息相通的气氛中去浸一下,提提神。他并不跟谁交谈,也没有这念头。他只要看人家走过,猜他们的心事,爱他们。他又亲切又同情的瞧着那些急急忙忙赶路的工人,不曾工作已经有了困倦的神气,——瞧着这些青年男女,脸色苍白,表情活泼,挂着一副古怪的笑容,——瞧着那些透明而活动的脸隐隐然可以看到欲望,忧患,游戏人生的心理,象潮水般流过,——瞧着这批大都会里多么聪明的,太聪明的,有些病态的市民。他们都走得很快,男人们一边走一边读报,女人们一边走一边啃着月芽饼。一个乱发蓬松的少女在克利斯朵夫身旁走过,脸睡得有点虚肿,象山羊一般迈着小步,显得烦躁,急促:克利斯朵夫恨不得牺牲自己一个月的寿命来使她多睡一二个钟点。噢,要是真有人跟她这么提议,她才不会拒绝呢!他真想把那些悠闲的有钱的妇女,养尊处优而烦闷的人,这时候还在重门深锁的寝室里高卧的,从床上拖起来,让这些灼热而困倦的身体,感觉新鲜、内心生活并不丰富、可是活泼而贪恋生命的人,去躺在他们床上,过一下那种安闲的生活。这般机灵而疲乏的小姑娘,又狡猾,又纯补,那么无耻那么天真的贪快乐,而骨子里倒是诚实勤劳的女工:他现在看待她们非常宽容了。即使其中有几个当面讪笑他,或者对着他这个眼睛火辣辣的大孩子彼此示意,他也不生气了。
他也常在河滨大道上一边徘徊,一边沉思遐想。这是他最喜欢散步的地方。在这儿,他仿佛看到了心中渴念的,给他童年时代多少安慰的大河。当然,这不是莱茵河,既没有它浩浩荡荡的气势,也没有那辽阔的远景跟广大的平原,可以让他游目骋心。眼前这条河睁着灰色的眼睛,披着浅蓝的外衣,凭着它细腻而明确的线条,妩媚的姿态,柔软的动作,在禣E艳的城市里懒懒的伸展着;桥梁是它的手钏,纪念建筑是它的项链;它象一个美女般对着自己的艳色微笑……这才显出了巴黎的光明!克利斯朵夫在这城里第一样喜欢的便是这条河;它一点一点的浸透了他的心,不知不觉把他的气质变换了。他认为这是最美的音乐,唯一的巴黎音乐。在暮色将临的时分,他几小时的在河滨流连,或是走进古法兰西的花园,欣赏着和谐的光线照在紫色的雾霭缭绕的大树顶上,①照在灰色的雕像和花盆上,照在纪念建筑的满生苔藓的石头上;而那些建筑物都是王朝的遗迹,吸收了几百年的日光的。——这种微妙的气氛,是柔和的太陽与乳汁般的水气融化成的,——银色的尘雾中就有欢乐的民族精神在飘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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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法兰西的花园系指卢佛宫前面的蒂勒黎花园。
一天傍晚,他靠在圣?米希桥附近的石栏杆上,一边看着流水,一边随便翻着冷摊上的旧书。他无意之间打开米希莱著作中的一册单行本。他读过几页这史家的作品:那种法国式的浮夸,自鸣得意的辞藻,过于跌宕的句法,他不大喜欢。可是那一天他才看了几行就被吸住了。那是圣女贞德受审的最后一段情形。他曾经从席勒的作品中知道这个奥尔良的处女,一向认为她不过是个传奇式的女英雄,她的故事是大诗人给幻想出来的。不料这一回他突然看到了现实,被它①紧紧的抓住了。他往下念着,念着;慷慨激昂的描写,悲惨的情节,使他心都碎了。读到贞德知道当晚就得给处决而惊死过去的时候,他的手抖了,眼泪涌上来了,只得停下。因为病后衰弱,他简直感情冲动到可笑的程度,自己也看了气恼。——他想把书念完,但时间晚了,书贩已经在收拾书箱。他决意买那本书;可是掏了掏口袋,只有六个铜子。穷到这样是常有的事,他并不着急;他刚才买了晚上吃的东西,预算下一天可以向哀区脱领到一笔抄起的报酬。但要等到明天是太难受了!为什么把仅有的一些钱去买了食物呢?啊!要是能把袋里的面包跟香肠抵付书价的话,岂不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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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女贞德(1412—1431)为百年战争中挽救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十六岁即率领军队反抗英军,解放被围的奥尔良,故史家亦称其为奥尔良的处女。贞德最后落于英人之手,被处火刑。
第二天清早,他上哀区脱铺子去支钱,但走过圣?米希桥的时候,没有勇岂不停下来。他在书贩的箱子里又找到了那部宝贵的书,花了两小时把它全部念完了。他为之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又费了整天的功夫才见到他。最后,他终于接洽好了新的工作,领到了钱,马上去把那本书买了来。他怕给人捷足先登的买去。其实即使这样也不难再找一本;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孤本;并且他要的是这一部而不是另一部。凡是爱好书的人都有一些拜物狂。哪怕只是寥寥几页,脏的也罢,有污迹的也罢,只要是激动过他们的幻想的,便是神圣的。
克利斯朵夫回去在静寂的夜里把圣女贞德的历史重读了一遍。没有旁人在场,他不用再压制自己的感情。他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充满着温情,怜悯,与无穷的痛苦,似乎看到她穿着乡下女子的红颜色的粗布衣服,高高的个子,怯生生的,声音很柔和,听着钟声出神,——(她也跟他一样爱钟声),——脸上堆着可爱的笑容,显得那么聪明那么慈悲,随时会流泪,——为了爱,为了怜悯,为了软心而流泪:因为她兼有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温柔,是个纯洁而勇敢的少女。她把盗匪式的军队的野性给驯服了,又能够镇静的用她的头脑,用她女人的机灵,用她坚强的意志,在孤立无助而被大家出卖的情形之下,成年累月的应付那些象豺狼虎豹一般包围着她的,教会与司法界人士的奸计。
而克利斯朵夫最感动的尤其是她的慈悲心,——打了胜仗之后,她要为战死的敌人哭,为曾经侮辱她的人哭;他们伤了,她去安慰;他们临终,她去祈祷,便是对出卖她的人也不怀怨恨,到了火刑台上,火在下面烧起来的时候,她也不想到自己,只担心着慰勉她的修士,教他快走。"她在最剧烈的厮杀中还是温柔的,对最坏的人也是善良的,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和平的。战争是表示魔鬼得胜,可是在战争中间,她有上帝的精神。”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儿,想到了自己:“我厮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上帝的精神。”
他把贞德的传记家笔下最美的句子反复念着:
“不论别人如何蛮横,命运如何残酷,你还得抱着善心……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争执,你也得保持温情与好意,不能让人生的磨难损害你这个内心的财宝……”
于是他对自己说着:“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请大家原谅我罢。别以为我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这些被我攻击的人!我原意是为你们造福……可是我不能让你们做坏事……”
因为他不是个圣者,所以只要想到那些人,他的怨恨又觉醒了。他最不能原谅的是,一看到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法国,就教人想不到这块土地上曾经长出这样纯洁的花,这样悲壮的诗。然而那的确是事实。谁敢说不会再有第二次呢?今日的法国,不见得比婬风极盛而竟有圣处女出现的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更糟。如今庙堂是空着,遭了蹂躏,一半已经坍毁了。可是没有关系!上帝在里面说过话的。
克利斯朵夫为了爱法国的缘故,竭力想找一个法国人来表示他的爱。
那时正到了三月底。克利斯朵夫不跟任何人交谈,不接到任何人的信,已经有几个月之久,除了老母每隔许多时候来几个字。她不知道他害病,也没把自己害病的事告诉他。他和社会的接触只限于上音乐铺子去拿他的活儿或是把做好的活儿送回去。他故意候哀区脱不在店中的时候去,免得和他谈话。其实这种提防是多余的:因为他只碰到一次哀区脱,而哀区脱对于他的健康问题也只淡淡的提了一二句。
正当他这样的无声无息,幽居独处的时候,忽然有天早上收到罗孙太太的一封请柬,邀他去参加一个音乐夜会,说有个著名的四重奏乐队参加表演。信写得非常客气,罗孙还在信末附了几行恳切的话。他觉得那回和克利斯朵夫的争执对自己并不怎么体面。尤其因为从那时期,他和那位歌女闹翻了,他自己也把她很严厉的批判过了。他是个爽直的汉子,从来不怀恨他得罪过的人;倘若他们不象他那么宽宏大量,他会觉得可笑的。所以他只要高兴跟他们重新相见,就会毫不迟疑的向他们伸出手去。
克利斯朵夫先是耸耸肩,赌咒说不去。但音乐会的日子一天天的近了,他的决心一天天的跟着动摇了。听不见一句话,尤其是听不见一句音乐,使他喘不过气来。固然他自己再三说过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去,但到了那天,他还是去了,觉得自己没有骨岂非常惭愧。
去的结果并不好。一旦重新走进这个政客与时髦朋友的环境,他马上感到自己比从前更厌恶他们了:因为孤独了几个月,他已经不习惯这些牛鬼蛇神的嘴脸。这儿简直没法听音乐:只是亵渎音乐。克利斯朵夫决意等第一曲完了就走。
他把所有那些可憎的面目与身体扫了一眼。在客厅的那一头,他遇到一对望着他而立刻闪开去的眼睛。跟全场那些迟钝的目光相比,这双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其实的气息使他大为惊奇。那是畏怯的,可是清朗的,明确的,法国式的眼睛,望起人来那么率直:它们自己既毫无掩饰,你的一切也无从隐遁。克利斯朵夫是认识这双眼睛的,却不认识这双眼睛所照耀的脸。那是一个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小小的个子,有点儿驼背,看上去弱不禁风,没有胡子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头发是栗色的,五官并不端正而很细腻,那种不大对称的长相使他的神气不是騷动,而是惶惑,可也有它的一种魅力,似乎跟眼神的安静不大调和。他站在一个门洞里,没人注意他。克利斯朵夫重新望着他;那双眼睛总是怯生生的,又可爱又笨拙的转向别处;而每次克利斯朵夫都“认得"那双眼睛,好象在另外一张脸上见过似的。
因为素来藏不住心中的感觉,他便向着那青年走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跟对方说什么好;他走一下停一下,左顾右盼,好似随便走去,没有什么目标。那青年也觉察了,知道克利斯朵夫向自己走过来;一想到要和克利斯朵夫谈话,他突然胆小到极点,竟想望隔壁的屋子溜;可是他那么笨拙,两只脚仿佛给钉住了。两人面对面的站住了,僵了一忽儿,不知道话从哪儿说起。越窘,各人越以为自己在对方眼里显得可笑。终于克利斯朵夫瞪着那个青年,没有一句寒暄的话,便直截了当的笑着问:
“你大概不是巴黎人罢?”
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问句,那青年虽然局促不堪,也不由得笑了笑,回答说他的确不是巴黎人。他那种很轻的,象蒙着一层什么的声音,好比一具脆弱的乐器。
“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说。
他看见对方听着这句奇怪的话有些惶惑,便补充道:“我这话没有埋怨的意思。”
可是那青年更窘了。
他们又静默了一会。那年轻人竭力想开口:嘴唇颤动着,一望而知他有句话就在嘴边,只是没有决心说出来。克利斯朵夫好奇的打量着这张变化很多的脸,透明的皮肤底下显然有点颤抖的小动作。他似乎跟这个客厅里的人物是两个种族的:他们都是宽大的脸,笨重的身体,好象只是从脖子往下延长的一段肉;而他却是灵魂浮在表面上,每一小块的肉里都有灵气。
他始终没法开口。克利斯朵夫比较单纯,便接着说:“你在这儿,混在这些家伙中间干什么?”
他粗声大片的嚷着,那种不知顾忌的态度便是人家讨厌他的地方。那青年窘迫之下,不禁向四下里望了望,看有没有人听见。这举动使克利斯朵夫大为不快。随后那年轻人不回答他的问话,又笨拙又可爱的笑了笑,反问道:“那末你呢?”
克利斯朵夫大声的笑了,笑声照例有点儿粗野。
“对啊,我又来干吗?"他高高兴兴的回答。
那青年突然打定了主意,喉咙梗塞着说:“我多喜欢你的音乐!”
随后他又停住了,拚命想克服自己的羞怯,可是没用。他脸红了,自己也觉得,以至越来越红,直红到耳边。克利斯朵夫微笑着望着他,恨不得把他拥抱一下。青年抬起眼来说:“真的,在这儿我不能,不能谈这些问题……”
克利斯朵夫抿着阔大的嘴暗暗笑着,抓着他的手。他觉得这陌生人瘦削的手在自己的手掌中微微发抖,便不由自主的很热烈的握着。那青年也发觉自己的手被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亲热的紧紧握着。他们听不见客厅里的声音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觉得心心相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但这不过是一刹那,罗孙太太忽然过来用扇子轻轻触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说:
“哦,你们已经认识了,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了。这个大孩子今晚是专诚为您来的。”
他们俩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的退后一些。
“他是谁呢?”克利斯朵夫问罗孙太太。
“怎么!您不认识他吗?他是个笔下很好的青年诗人,非常的崇拜您。他也是个音乐家,琴弹得挺好。在他面前不能讨论您的作品:他爱上了您。有一天,他为了您差点儿跟吕西安?雷维—葛吵起来。”
“啊!好孩子!"克利斯朵夫说。
“是的,我知道,您对吕西安不大公平。可是他也很喜欢您呢。”
“啊!别跟我说这个话!他要是喜欢我,就表示我没出息了。”
“我敢向您保证……”
“不!不!我永远不要他喜欢我。”
“您那个情人跟您完全一样。你们俩都一样的疯癫。那天吕西安正在跟我们解释您的一件作品。那羞怯的孩子突然站起来,气得全身发抖,不许吕西安谈论您。您瞧他多霸道!……幸亏我在场,我马上哈哈大笑,吕西安也跟着笑了;结果他道了歉。”
“可怜的孩子!"克利斯朵夫听得大为感动。
接着罗孙太太和他谈着别的事,但他充耳不闻,只自言自语的说:
“他到哪儿去了?”
他开始找他。可是那陌生朋友已经不见了。克利斯朵夫又去找着罗孙太太,问:
“请您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谁啊?”
“您刚才跟我提到的那个。”
“您那个青年诗人吗?他叫做奥里维?耶南。”
这个姓氏的回声,在克利斯朵夫耳中象一阕熟悉的音乐一般。一个少女的倩影在他眼睛深处闪过。可是新的形象,新朋友的形象立刻把那个倩影抹掉了。
在归途中,克利斯朵夫在拥挤的巴黎街上走着,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知觉。他好似一口湖,四周的山把它跟其余的世界隔离了。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騷动。只是一片和气宁静。他再三说着: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