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禁《清史稿》与修《清代通鉴长编》

为呈请事：窃查《清史稿》一书，自民元设馆以来，迟迟久未成书。而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之余荫，修史者悉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已开修史之特例。且以遗老中最为不学无术之赵尔巽为之馆长。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古未有之奇。且于前年北伐挺进之时，该赵尔巽等用吴佩孚张宗昌等捐款，删繁就简，仓卒成书。赵撰序文，盛称群帅之功，可谓明证。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自由本院接收以来，某某迭经面商国府同人，佥认此事之重大；曾经由院集合院内诸君及一时史学专家，加以审查。兹举审查结果之荦荦大者，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共十有九项，列于左方：

一曰，反革命也。辛亥双十武汉革命，实中华民国建国之始。而《清史稿·本纪二十五》，竟书曰，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瑞澂传》，亦书曰，越月，武昌变起。先是党人谋乱于武昌，瑞澂初闻报，惊慌失措，漫不为备。又《恒龄传》，恒龄抵宜昌，鄂乱作。夫赵尔巽等，受民国政府之令而修清史，竟谓建国为作乱，其反革命之意，莫此为甚。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之速，凡系国民，皆深庆幸，而《王国维传》书曰，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不自制，自沉于颐和园。于我军进至两湖之时，而曰，时局益危，诚何居心？

二曰，藐视先烈也。革命之成，先烈之功居多，凡系民国人民，宜何等钦仰？而《张曾扬传》，于徐烈士锡麟则书曰刺恩铭，而不标其革命之历史，意谓其非革命。于秋瑾烈士，则书曰阴谋乱。而尤奇者，彭烈士家珍之杀良弼也，路人皆知，而《良弼传》竟书曰，一日良弼议事归，及门，有人遽掷炸弹，三日而卒。曰有人而不指明彭烈士者，盖取《春秋》称人“贱之也”之意。其藐视先烈抑何其深！

三曰，不奉民国正朔也。《史稿》所记诸事，自入民国以后，只用干支，不用民国某年字样。如《世续传》，世续辛酉年卒。《伊克坦传》，癸亥年卒。《沈曾植传》，壬戌冬卒。或用越若干年字样，如《周馥传》，移督两广，三十三年请告归，越十四年卒。《冯煦传》，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卒。夫《清史》为民国所修，而避用民国正朔，是修史诸人反对民国之一证。

四曰，例书伪谥也。溥仪退位以后，安能再颁谥典？溥仪行之，是反民国。诸人修史，大书之，亦是反民国。如《陆润庠传》，赠太傅，谥文端；《世续传》，赠太师，谥文端；《伊克坦传》，谥文直；《梁鼎芬传》，谥文忠；《周馥传》，谥悫慎；《锡良传》，谥文诚；王国维谥忠悫。赠也，谥也，莫不大书特书。

五曰，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也。满清既亡，以前诸臣竞以遗老自居。殊不知在清为遗老，在民国则为叛徒。政府不事追求，已属宽大，安能再示奖励，是劝人复辟也。而《列传二百五十九》，论曰：陆润庠世续诸人，非济变才，而鞠躬尽瘁，惓惓不忘故君，靖共尔位，始终如一，亦为人所难者也。呜呼仅矣！《列传二百六十》，亦有论曰：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得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殁，悲夫！句末，“赍志”二字，望复辟之殷，情见乎辞。

六曰，反对汉族也。太平天国立国十余年，实汉族之光荣，修史者当然不宜歧视。乃《曾国藩传》，则曰，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洪秀全传》，则曰，僭号太平天国。又曰粤匪，曰贼，曰陷某地，曰伪某王，曰犯我军，皆否认我民族之反满清也。

七曰，为清讳也。本纪中于文字狱之惨酷，甚鲜记载；于汉族之革命则不表扬；于清政之暴虐则不详载，何足以宣昭百世也？

八曰，体例不合也。断代成书，以前诸史，莫不尽然。清旧臣卒于民国者，例不得入清史。乃盛宣怀、瑞澂、陆润庠、世续、伊克坦、梁鼎芬、徐坊、劳乃宣、沈曾植、周馥、张曾扬、冯煦、锡良、林纾、严复、辜汤生、王闿运、王先谦、梁济、简纯泽、王国维等皆卒于入民国以后，《清史稿》皆为立传。若谓彼等心怀满清，则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王夫之、王余佑、王源等，又谁非明代遗民？又何列之入清史！至于梁济死于民七，简纯泽死于民六，王国维死于民十六，而列入《清史·忠义传》，尤有反对民国之意矣。

又《后妃传》，内有《宣统后妃》。溥仪结婚在入民国后，其人皆尚未死，为之立传，尤乖体例。

九曰，体例不一致也。尚侍以上大员任免，例俱书于本纪内，《清史稿》则不然。有书者，有不书者。如《雍正本纪》，元年九月，书以张廷玉为户部尚书，张伯行为礼部尚书，而不书以田从典为吏部尚书。

十曰，人名先后不一致也。一查克丹也，本纪作查克丹（《本纪十》，乾隆二年十二月甲申朔，漕运总督补熙免，以查克丹代），而《部院大臣年表四上》作查克旦，乾隆二年工部尚书查克旦，《部院大臣年表四下》，又作查克丹（乾隆四年左都御史查克丹）。一噶尔丹策零也，《本纪十》，乾隆元年二月甲戌，遣准噶尔来使归条作噶尔丹策零，而同月乙卯赐诏书条作噶尔策凌。二条相连，名字竟作两种写法。

十一曰，一人两传也。《烈（疑当作列）女传一》，既为王照圆立传矣，而《儒林三》之《郝懿行传》，又附入其妻王照圆。岂非一人两传乎？

十二曰，目录与书不合也。如《儒林传二》目录，朱骏声独立，而附其子孔彰。试验其书，则《儒林传卷二》末，朱骏声附入《钱大昭传》。

十三曰，纪表传志互相不合也。纪表传志，互有详略则可，若有冲突则不可。一，李永绍也，本纪作雍正二年六月以为工部尚书，而《部院大臣年表三》上作七月。其他如此者尚多，不堪列举。

十四曰，有日无月也。《本纪十》，乾隆二年五月乙卯，除湖南永州等处额外税，免安徽宿州水灾额赋，免浙江仁和等四州县水灾额赋，赈陕西商南等县电灾；甲戌以御门听政，澍雨优渥，赐执笔诸臣纱匹有差。按乙卯乃五月二十八日，甲戌系六月十七日，何以甲戌上不冠六月字样，致成有日无月？

十五曰，人名错误也。《本纪卷十》，乾隆三年二月壬子，以高其倬为工部尚书，张照为湖南巡抚。按张照应作张渠。至于张照，是时方在南书房，并未外任也。《本纪二十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李经羲病免，以刘坤一为两江总督。按李经羲系李宗羲之误。至于李经羲此时不过十余岁，安有任总督之理？

十六曰，事迹之年月不详载也。考史之最要，在其事迹之年月。在满清所设之国史馆诸传内，对于其人升迁降补之年月大都详载不遗。而《清史稿》内，反大半删去之，使后之读史者，每不能因事考世，得其会通。试一比较《清史稿》及《满汉名臣传》，其详略即可见也。

十七曰，泥古不化也。前代得书不易，故作史者每附记与有间接关系之表册，今则不然。而《时宪志》十至十六，竟皆系八线表。以现在高级中学生皆晓之书，纳入其中，至五六卷之多，使章幅冗长，实无足取。

十八曰，简陋也。《清史稿》不为郎世宁、艾启蒙立传，仅于《艺术传》内附见，并谓不知为何国人。殊不知郎世意大利人，艾启蒙法人，钦天监档案具在也。又如英人戈登，为焚烧圆明园之祸首，其传中亦无记载，而反夸其平洪秀全之功。凡此诸端，益足证作史者之简陋。

十九曰，忽略也。稿中忽略之处甚多，载不胜载。如诸帝纪，皆于死后接书其年岁。而《道光本纪》，通篇不曾述及其死时年岁，尤属忽略之甚者。

总之，此书除反革命文字以外，其中无非错误忽略，及体例不合等项。即如此文章体例之官书，已难颁行全国，传之后人。况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若在前代，其身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国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则其书之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政府之玷，而大反先总理之遗意，又岂待言！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且现在职院已聘请专家，就所藏各种清代史料，分年别月，编辑《清代通鉴长编》。一俟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一举而数善备矣。所有查禁《清史稿》各理由，理合呈请

鉴核，不胜待命之至。谨呈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据报载）

这是我在四十余年前所作的请查禁《清史稿》一文，原稿久已不存，最近由台大历史系研究生何烈为批评《清史稿》及清史，得见民十八年旧报，特抄录一份，旧稿重见，我之喜可知也。有需特别声明者，当时外边传说以为査禁《清史稿》，出自谭院长，而其私心以为不为其父谭总督立传的缘故。普通总督非有大过失，鲜不为立传者。而对谭父竟如此，亦一奇事也。但谭院长亦未向人言之，而故宫同人亦未闻之，与此提案绝无关连则可知矣。

在民十三年接收故宫后半（其前半早已为袁世凯所接收后改为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以后，在段祺瑞执政时代清室大为反动，势不能扩大各种接收。直到民十七年国府明令接收除故宫博物院以外，并接收景山及圆明园、堂子等处，至是清室所有产业皆归民国矣。其中到底有多少归内务府私人所占有，至今已成不可解之事！

查禁《清史稿》并不是消极的，断代成书，一朝不能没有他朝的史书，此亦史学家所共知。

后来故宫博物院同人名义上担任审查《清史稿》，而实际上无人负责，到了民十八年国民政府又数次电责催办，院中无法，只好由我这秘书长担任，费了半月之力翻阅《清史稿》全书，找出十九条证据作成呈文如上，其实若多费些时间，必能找岀更多证据也。

我说这是很积极的，我在申请查禁《清史稿》这篇文章里，并且也说到我们预备修一部《清代通鉴长编》，以作修新清史的稿本。于是自从民国十九年起，北平研究院就成立史学研究会，聘请吴稚晖师为主任委员，另外有委员大约十九人。我当时有一篇油印的北平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修清史的计划，叙说的很详细，因为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史料很完整，大约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内阁档案：从顺治元年起到宣统三年止的红本，完全全备。

二、雍正四年以后的军机处档案：内有各种档册及折包，档册之中由于“随手档”，这等于各档同折包的引得，一翻开它，就等于把各事陈列在眼前。另外还有重要的，是满文的折包，我记得乾隆年间，有不准汉军机大臣偷看满文折包的禁例，可见这里面有很多不愿意汉人知道的军事秘密，而不见于汉文折包的。这种现象到了道光二十年以后就不再见了。可惜这种满文折包我全经手运到上海，而后任的人以为麻烦，并没运来台湾，至少运来的只有几件，可怜之至，另外只偶然遇到。

三、宫中档：顺治年间没有存着宫中档，因为宫中档全是经过御批，自从雍正年间，世宗方才下命令说，凡是经过御批的档案，当事人阅读以后，必须退还，就是圣祖所批的，假设仍旧存在，也必须退还，所以宫中现在存有曹寅父子奏折在懋勤殿中，就因为这种原故。宫中档跟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时常有不少重复，可以互相比对参考。

这以上是官书，因为从前有文字狱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不敢出版奏议，只是到了道光以后，清朝的国力日衰，大臣们不只敢刻奏议，并且把皇帝的朱批也刻在后面，这是从前所不敢做的事情。所以我主张把已刻过的奏议，再同官书比较一下，假设不同的地方，就着在旁边做考异。可惜我那篇印得的提案，虽然经过大家通过以后，并未能带出来，其大意如此。

这一部《清代通鉴长编》，若不能修成新史，它也不妨单独刊印成书，仿宋代《资治通鉴长编》，亦可以保存有清一代的史料。现在带来台湾的清代史料不全，原因是马衡在最初就反对南迁，所以我辞去秘书长以后，就无人愿负南迁的责任。后来文献馆沈兼士馆长辞职，更无人负责，而马衡听信职员欧阳邦华的意见，只将史料片断不成系统的迁至台湾，所以修《清代通鉴长编》的希望只有待以后了！

（摘自《李宗侗自传》，中华书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