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史书

第一节 《尚书》

现存史书之最古者，首推《尚书》。《尚书》自西汉之初，已分为今文、古文两本。今文传自伏生：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同见《汉书·儒林传》）

《古文尚书》出自孔壁：

《古文尚书》者，出自孔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终汉之世，《今文尚书》共二十九篇，《古文尚书》除二十九篇大略与《今文尚书》相同外，另多十六篇，多加序一篇，共分为四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所谓：“《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是也。今文立于学官，有博士以传授，有弟子以受业；古文则传习于民间，至元帝末，始立博士，未几即废。及西晋惠帝末，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学官各经皆多失传，伏生之今文尚书，遂亡于是时；而《古文尚书》十六篇，亦经乱无传者。

及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经典释文》）。及南齐建武中，姚方兴更奏上《舜典》首所缺二十八字。梅赜本较《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其篇目与孔壁《古文尚书》颇有同异。至唐太宗贞观中，撰《五经正义》，专用梅本，即今通行本《尚书》是也。然其二十五篇，皆杂采古书而成。南宋吴棫始疑之，至清初阎若璩更遍举其作讹之证，于是二十五篇梅本《古文尚书》之伪始定。（《史通·正史篇》：“《古文尚书》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按：二十五篇为梅本伪《古文尚书》，而四十六卷则《汉书·艺文志》所谓孔壁《古文尚书》也。刘知几处唐代伪《古文尚书》盛行之时，合二者为一，故有此误。）

故述《尚书》只能就二十八篇（《泰誓》先亡，故现存只二十八篇），论之如下：

（一）记广泛的历史：

《尧典》（除今本《舜典》首之二十八字外，余合于《尧典》，今文及汉真古文皆统称《尧典》。）记载尧、舜两朝的故事。

（二）记某一件事的历史：

《禹贡》 记禹治水后任土作贡之事。

《金縢》 记周公祈天求代武王之事。

《顾命》 内兼康王之诰，记成王将崩命康王继位及康王即位之事。

（三）誓师辞：

《甘誓》 伐有扈誓师辞。

《汤誓》 汤伐桀誓师辞。

《牧誓》 武王伐纣誓师辞。

《费誓》 伯禽伐徐戎誓师辞。

《秦誓》 秦穆公殽役败后誓师辞。

（四）诰天下辞：

《汤诰》 汤灭夏后诰天下之辞。

《盘庚》 盘庚迁都诰人民之辞。（《史记·殷本纪》谓为后史官所记，此从《书序》。）

《大诰》 周公灭武庚践奄前诰天下之辞。

《多士》 建成周后，周公诰殷遗民之辞。

《多方》 成王归自奄诰天下之辞。

（五）封命辞：

《康诰》《酒诰》《梓材》 皆封康叔所作。

《文侯之命》 锡晋文侯命所作。

（六）记某一事的言辞及事：

《召诰》 记召公相度洛邑的言及事。

《洛诰》 记周公往营成周的言及事。

（七）记一人或数人之言：

《皋陶谟》 内兼今本益稷，记禹、皋陶之言。

《洪范》 记箕子答武王访问之言。

《高宗肜日》 记祖己训商王之言。

《西伯戡黎》 记祖伊恐周告纣之言。

《微子》 记微子告父师、少师之言。

《无逸》 记周公戒成王之言。

《君奭》 记周公对召公之言。

《立政》 记周公告成王之言。

由以上所说观之，《尚书》系合若干篇记事记言的文字而成，有者一篇之内兼记事记言，则知《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分记言记事为两书之说，非也。章学诚谓后来记事本末一体，实出于《尚书》（《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言颇为合理。《尚书》中若干篇，如《尧典》《金縢》《顾命》皆具一朝或一事之本末，实有记事史的性质，另有若干篇则只能曰史料而已。由于此，《尚书》犹不能算中国史学之正宗；现存真正最早的史书为《春秋》，今本虽为孔子所约删，但尚留有一部分鲁史本来面目。

第二节 《春秋》与《竹书纪年》

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记事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所谓事也。其日当己巳，所谓以事系日也。论月，属于二月，所谓以日系月也。而时当春，所谓以月系时也。又曰三年，所谓以时系年也。不独鲁史《春秋》如此，各国史书本体皆如是，盖编年体为中国史最古之体裁矣。现存之《春秋》，出自鲁史，鲁史原由鲁国史官所记；晋代出土之《竹书纪年》，由晋、魏史官写成，两书体例略相似，是以知鲁、晋史之皆若此。而《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璅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皆《史通·六家篇》文）；《墨子》书中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且以之通称各国之史书；而《孟子》谓：“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各国史书常有专名，不尽相同；书之曰《春秋》者，盖通称则同，专称或异也。后孔子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成今书，而仍其旧称；论其事则“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然有去取，“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故谓孔子修《春秋》，若孟子所云可也，谓不修亦可也。

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信矣！太史公谓“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十二诸侯年表》），其意以为周代各国史皆聚于王朝，故修史必须西适周，方能得各国史料，以为底本。或更有扩大其辞，若《公羊传疏》所引者，“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皆昧于当时形势也。前章已言古代国史多由其国之世族历代典守，周之史记或较列国之史记包括较广，然并非包括当代各国史事而无遗；各国史既保存于其国中，而不必上于周王，则适周所能见者，亦不过周史而已，各国之史记仍不能遍览也。观《春秋》所记周事极少，即极重要之事，如周王之崩葬亦多缺而不载，则孔子所据者，只鲁史而非兼据周史，更未遍据诸国史记，明矣！

孔子据鲁史旧文，至少说极大部分据鲁史旧文，更有其内在的证据。若鲁隐公明明被弑，而鲁史书之曰薨，孔子沿之而不改；假设鲁史原文书弑，而孔子反改曰薨，则非使乱臣贼子惧之原意矣。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且举“十二未谕”、“五虚美”以问孔子，比如在其一“未谕”中：

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原注：襄七年，郑子驷弑其君僖公；昭元年，楚公子围弑其君夹敖；哀公十年，齐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书云：“郑伯髠顽卒；楚子麋卒，齐侯阳生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按：《宣二年传》：“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又《昭十九年传》：“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书曰：‘弑其君。’”）

刘氏所谓皆鲁史之旧文，以之责难孔子，孔子不受也。刘氏又谓：

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殚说矣。

史笔之有阙文，时月之有失次，皆鲁史之原有状况，孔子纵欲补其阙文，正其时月，无他种史料以相助，又焉可得也。并非无所用心，而反足为孔子所修《春秋》因于鲁史旧文多增明证。

至于孔子作《春秋》之原意，则孟子以为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后之人多沿其意而推广之。故司马迁说：“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世家》）即其例也。此虽后人所传述，然细按春秋之世，史书实含有此类作用，如：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襄公二十年传》）

恶名在诸侯之策，当时人必有以为耻者。崔杼因书弑君而杀太史，亦恐诸侯皆知其罪恶也。则孔子删鲁史旧文以传弟子，使后之人惧焉，未始非孔子作《春秋》之一动机也。然孔子对史学之贡献，依现在眼光观之，不在此而在使当时一部分历史得以保存，而传之后世。因为这部分历史原系编年，遂能年月有条而不紊，不只能保存由鲁隐公至鲁哀公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实，且能获知事实发生的真实年月，有时且有确实的日期，为中国第一部有年月的史书，这真是极可宝贵的。孔子对国家之功，可说不在禹下。

因为《春秋》之作，有使乱臣贼子惧之意，遂发生褒贬书法的问题。据《汉书·艺文志》，解释《春秋》者共五家，其中除《左氏春秋》，下节另讨论外，其余四家为《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邹、夹两氏，汉代已无传者。《公羊》《穀梁》两传，皆以解释《春秋》书法为目的。书法为中国史学所独有，其影响于后世作史者甚大。此节当于另章中讨论及之。

《竹书纪年》出自晋代。

初，太康（晋武帝）二年，汲郡人不準（按：不準，人名；不，古与丕字同。）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晋书·束皙传》）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杜预《左传后序》）

《竹书纪年》原本，今已遗失，现有之本，当为明代人杂采各书所补成；但由宋以前各书所引，尚能窥见古本原面目。王国维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将各书中所引原文集成一篇。古本与今本不同之处有数点：（一）卷数不同：古本据《晋书·束皙传》，为十三篇；据《隋书·经籍志》为十二卷；而今本只二卷。（二）古本在周幽王以前，用周纪年；以后用晋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纪年；《晋书·束皙传》及杜预《左传后序》所言甚明。今本则始终以周纪年。（三）古本自夏开始，而今本始于黄帝。（四）古本若干条，引见于古书中者，不见于今本。（五）今本所记夏代年数，与古本不合。古本纪年之由周而晋而魏，即因原系魏史官所集，其体例属于编年，杜预所谓大似《春秋经》者。可见中国古史最早即属编年体。所可惜者，今本纪年已非原书，新辑古本又系辑补而非完全；否则，其所包括史料，历夏、商、周三代，几近二千年之久，价值当在《春秋》之上。岀土以后，因系竹简所书，故名曰《竹书》；因系编年体，故名曰《纪年》。是《竹书纪年》之名为晋人所定，而非其原名也。

第三节 《左传》与《国语》

《左传》与《国语》所记，皆属东周史料（《国语》中有西周史料，但极少），昔人谓皆属左丘明所作，但此颇有问题。现先讨论《左传》，据《汉书·艺文志》：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谓：

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据司马迁、班固所言，是两汉人皆以为《左传》为左丘明作，且谓为解释《春秋》而作。但《左传》与《春秋》颇有不同。即《春秋》之文字极简，而《左传》之记事较为繁杂；且所记事每条与《春秋》不相等。比如隐公元年，《春秋》所记共七条，而《左传》则十三条，其中有《春秋》有而《左传》无者，亦有《左传》有而《春秋》无者。于是西汉末年，遂有人以《左传》非解释《春秋》者。后至郑樵等更以《左传》为刘歆所伪作。但考之西汉初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汉书·儒林传》）。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亦说：“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按：张苍、贾谊皆与汉文帝同时，远在西汉初年，而刘歆则属西汉末年人，则《左氏传》之开始传布，不由于刘歆。亘西汉之世，《左传》虽未立于学官，然民间不少传习之者，则刘歆又安从伪造？各国各有其史书，已如前章所述。观《春秋》与《左传》皆始自鲁隐公；而《竹书纪年》，以晋事而论，亦始于晋文侯；则此种史料，似皆开始于西、东周之交，此亦无足怪者。观《诗经》中，“雅”多作于西周，彼时东方之列国尚无“国风”，“国风”之开始在东迁以后；而现出土之铜器，东周时代者多属列国所作，与西周铜器多属周王室者不同。是则平王东迁以后，文化中心亦随之而向东转移，列国史书之开始更加发达，亦在此时，皆环境使然也。《左传》一书，系有人逐渐搜集各国史书以成者。所谓逐渐，谓其集成非由一人，亦非一次，而其原史料亦非一人一地所写者。此类材料最初或由口传，然后方才写定，故一事之记载或有异同，比较《左传》与《国语》即可知也。《汉书·艺文志》尚载有“《公羊外传》五十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穀梁外传》二十篇”，其书内容现已不可知，想亦如《左传》所记相类诸事也。孔子修《春秋》时，对此类材料想必亦曾参考；否则孔子对鲁史旧文，焉能笔则笔，削则削哉？且战国时，诸子颇有引用与《左传》相同的史料者，如《韩非子》“储说下六微”，《庄子》“胠箧”，《韩非子》“难三”“储说上七术”“察微篇”“报更篇”“外储说上”及“鲁连子”是也（见刘师培《左盦集·周季诸子述左传考》）。且《韩非子·外储说》，述高渠弥弑郑昭公事，复有“君子曰：昭公知所恶”，与《左传》相同。更可证明《左传》之“君子曰”非刘歆所增加。由《周季诸子》观之，与《左传》相类的史料，在战国时已经存在。刘师培谓诸子所引出自《左传》，固不敢谓其必确；但诸子所引与左氏所载出自同源，则事实也。至于《左传》为何人所集，目前为不能解决之问题。司马迁及班固、桓谭等皆谓为左丘明所作，有人且以为即《论语·公冶长篇》之左丘明。然左、丘双姓，而《左传》诸编辑者中，或有一人姓左，后因称为《左氏传》。但左丘与左绝非一姓也。且《左传》之开始于隐公元年，最末所记有“悼之四年”语，且晚于哀公，足见《左传》之最后编辑者，至早必与鲁悼公同时。编辑者既非一时一人，则对于《左传》为何人所作，已成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故吾人亦不必讨论之。最初《春秋》与《左传》为两部书，《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经》十二篇，又《左氏传》三十卷，为其明证。合《左传》与《春秋》始自杜预，已至魏晋之交矣。苟只有《春秋》而无《左传》，则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详情细节多待《左传》所记以说明，《左传》实我国史学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

《国语》二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谓为左丘明著。而司马迁《自序》，亦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句。是东、西汉人皆以为《左传》与《国语》同属左丘明所著；但所记同一事，实有异同。如《周语》：“周文公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则谓为召穆公诗。又《楚语》谓：“鄢陵之役，……雍子之所为。”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则谓为苗贲皇之为也。又《越语》：“越败于吴，至越灭吴共十年。”而据《左传》共二十二年，其不同处若此。若一人所编辑决不至如此矛盾。足证两书所采材料相类似，而绝非同源。有人说刘歆采列《国语》而造《左氏传》，以其所列剩余者为《国语》。若果如此，刘歆何必留下不同的材料，以使后人怀疑他作《左氏传》乎？《国语》系集各国记载而成，其中共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语。以时间论之，《周语》最早，上至穆王；《越语》最晚，下至句践；其所记时代，除《周语》以外，约略与《左传》相同。

《国语》与《左传》不同处，尤在于《左传》每事至少有年，有时甚而有月日，《国语》则无年月者多；且一事之始末，常不完备。刘知几《史通》所举史学六家，属于上古史者有四，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春秋》与《左传》同属编年，具有编年体之各种条件；《国语》则零星片断，只能谓之曰史料，不能与《春秋》及《左传》等量齐观也。

第四节 其余上古史书

除上述诸书外，现存者尚有《世本》《逸周书》《战国策》，皆司马迁撰《史记》时所常采用者。《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原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盖谱牒之最古者。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云：“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古之谱牒等于后之家谱，家谱既常续修，谱牒当亦如此，故《世本》中有后续修部分并不影响原有者之为极古作品。自唐以后，其书已亡，现有辑本系采自各书所引者，其中有《居篇》，记载古国的都邑；有《作篇》，记载制器之事；有《氏姓篇》，记载各姓之来源；有《帝系篇》，记载古代帝王之姓名及故事；有《王侯大夫谱》，记载各国贵族世系；其大略如此。

《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系汉人集各国短长书而成者，故亦称为短长书。以严格论，《战国策》不能认为真正的史书。因战国正游说盛行之时，盖有人收集游说文章，以备研究者，其目的不在写成历史，故书中有时对年份不太分明，而事迹亦难免有重复之处。以之作史料而加以考证则可，谓为纯粹的史书，似有未尽善也。

《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颜师古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后人为别于《尚书》之《周书》，故称曰《逸周书》。许慎《说文解字》，马融注《论语》，郑康成注《周礼》，皆引用《周书》，司马迁亦曾引之。是《周书》之存在于两汉时，明矣。故《隋书·经籍志》谓为汲冢所出，实误。颜师古注《汉书》，谓唐时只存四十五篇，而今本存五十九篇，较之反多十四篇，又与唐本不同。清代谢墉以为“此后人妄分，以符七十之数，实只四十五篇，未尝亡耳”。其中有若干文字甚古，或系较早的文字，其余则颇似战国人所作。且每篇皆以解名篇，如《克殷解》、《度邑解》等，疑当时原有若干篇史料，解者盖以解释同名之史料也。观《管子》有《牧民》等五篇，又有《牧民解》等五篇，皆申明同篇名之义。《管子》系战国时作品，故《逸周书》亦有同类体裁也。

此外《穆天子传》，常列入史部起居注内，但其书近于小说。盖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之语，而扩大其辞以成书，不足作史料观也，故不列入上古史书类。《山海经》多记地理，亦不宜于史学史中讨论及之。

（摘自《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