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大学教育

秦以前的大学教育约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孔子以前与孔子以后，孔子可以说是，在教育上等于在若干其他事物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

一 孔子以前的大学教育

孔子以前的教育有两种特殊现象，这与孔子以后的正相反，就是：（1）官师合一；（2）只贵族能受教育，平民不必受教育，亦无受教育的机会。至少他们不能受大学教育。

（1）官师合一据《学记》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这即是官师合一。官各有所守，所守的是古代典籍册府，欲学的人舍其处无由；亦只掌典籍的官能习知典籍方能教人。所以韩宣子观于鲁太史氏而说“周礼尽在鲁矣”（昭公二年《左传》）。盖古人所习以礼为最要，这些典籍皆为太史所掌，可以说太史是官兼师，合官师为一之中的一个人。他所教的是当时大学生所应习者，所以《内则》说：“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男子冠后始为成年，所以始学礼，以别于小学之“学书计”，“学乐、诵诗、舞勺”，“舞象，学射御”（皆《内则》语）。为何大学教育注重学礼呢？因为礼是天人性命之学，《左传》刘康公所说可证：“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左传》成公十三年）孟僖子亦说：“礼，人之干也。不学礼无以立。”（昭公七年《左传》）后一句与《论语》所载孔子对伯鱼所说的相同，这当是古代贵族普遍的见解。孟僖子并嘱其二子师事孔子，学礼“以定其位”，这与刘文公所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意思相似。

官师合一直至秦仍旧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即仍遵守古制度也。另外《汉书·艺文志》论诸子九流，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岀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艺文志》所记本于刘歆《七略》，当出自更古的传说。所谓某家出自某官固不能定其必然，但春秋战国各家学说皆出自王官则不误，这是古代官师合一教学的必然结果。并且汉代的博士仍旧是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盖博士起自战国，《宋书·百官志》：“六国时往往有博士。”且为设弟子若干员，《汉书·贾山传》：“祖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足证汉之博士除授业及课试以外，或奉使，（《汉武帝纪》，《成帝纪》等）或议政（废昌邑王时，“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见《霍光传》，即其例），博士不专以教授为业而兼其他的事务，就因为更古官师原是合一，至汉虽变为两职，但仍未能完全划分清楚。这亦可以证明秦以前在教育上，官师的合一。

（2）受教育者只有贵族而无平民：因为大学教育所习是天人性命之学——礼——及治民之学，平民在一方面习学他毫无用处，而在另一方面“庶人力于农穑”（襄公九年），亦无余闲去习学他。在贵族方面则必须学，比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有下列故事，足证对贵族的重要：

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恭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

“孔张失位”之“位”就是孟僖子使其二子从孔子学礼“以定其位”之“位”，亦即昭公二十九年《左传》仲尼所说的“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并且这句中的“业”，亦就是“世守其业”的“业”。小人（平民）既无位又无业可守，所以不必学天人性命及治民之学，而君子（贵族）必须世守其业，不可忘其所，就必须学了。这是孔子以前的大学教育。

二 孔子以后的大学教育

孔子以后与孔子以前大学教育的实质并无大不同处，只是官师既不必合一而平民的优秀分子亦可求学，与贵族同。因为事务日繁，社会的环境日渐复杂，官不能再有暇以兼师，于是在官以外，亦有私人的讲学，至晚孔子是创始者。这与平民的优秀分子亦可求学两事互相循环。《论语》记载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孔子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见孔子对任何阶级，无论他是君子，是小人，只要来请益，皆可教以所欲学，所谓“有教无类”。这种精神与孔子以前大不相同，开后来官学与私学并立的风气。比如以两汉说，既有官立的博士，亦有民间的传习（《春秋公羊传》有颜、严两家博士，《左传》在西汉时皆传习于民间）。其来源皆始于东周，此风历各朝而不改，是中国大学史的主流。历代虽略有损益，然百变仍不离其宗，此孔子之所以称先师也。

为何说实质并无不同呢？孔子讲学首重仁，《论语》中处处可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可见孔子的大学教育仍以礼为要，与以前的教育实质相同。并且孔子所谓礼指礼的深义而不只揖让进退之节，盖欲通天人而以之立身立国。“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这与昭公二十五年《左传》所记郑国子太叔（游吉）的话相类。游吉述子产所说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礼是天人性命之学）。又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礼又是治民安邦之学）再加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立身立国皆在于此，所以说大学教育的实质与昔相同，不过若干平民亦可以学，学者不只贵族而已。从此以后，学过大学的成为“士”，一种新的士，混合贵族平民的士，亦即后所称“士、农、工、商”的“士”，这与以前贵族最低阶级的“士”（卿大夫士之“士”）名同而含量不同。因为他们亦学懂贵族所知的礼，从此他们亦就能仕宦了。

三 古代大学的组织

古代大学的组织，其官师合一处虽为后世太学、国子监组织所从出，但其地位在表面上则与太学、国子监不尽相同。何以知其如此呢？在秦以前，西周只有文化的统一，尚无政治的统一，此亦人所共知。既无政治的统一，则诸侯各邦林立，邦各有大学，亦自然之理。诸侯邦中之学与天子之学大小或异，其性质则相同，并非天子之学在各学之上也。若以现代大学相比拟，则中央大学纵然学生人数有时不妨超越其他大学，然所授课程及其性质仍与各省大学无少差异，这与两汉太学之高于郡国学及明清国子监之高于府县学不同。可以说古代的大学是多数的，无等差的，各国各有他的大学。虽然如此，周同姓各国最早的官师不妨为周所派遣，譬若伯禽封鲁及康叔封卫时皆由周派去“祝、宗、卜、史”，并给他们“备物典策”。前者皆是能教学的官师，后者皆教学所必需用者（皆见《左传》）。但这些人以后就在鲁、卫世传其业，以教授鲁卫的贵族，就不必由周再派遣了。

至于大学的名称，亦约略能知道。譬若周王之学曰辟廱，《毛诗·大雅·灵台》云：“于论鼓钟，于乐辟廱。”即是。又若《鲁颂·泮水》云：“在泮饮酒”，注以为是泮宫，鲁侯之学。在这里亦可“养老”（行敬老之礼），可见大学与礼关系的密切。《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这皆是贵族的学校。《左传》记有郑人游于乡校，讥议国政。按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议国政者必是君子，则乡校仍旧是贵族（君子）的学校而非庶民的。

《周礼》一书，“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四库全书提要》语）。谈上古大学者不敢轻于引用。兹只引其有关教育者二条，以免读者讥其遗漏。“师氏，掌以以媺王，以三德教国子”。郑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又“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杜子春以“中”当为“得”，以得失之事教国子，即以历史教贵族子弟；以德教国子，即以礼教国子也。后一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乃教之六仪……”。这两官所教皆国子，皆是贵族。这与此文最初所说官师合一及只贵族能受大学教育者亦合，这仍是孔子以前的大学教育。《周礼》所保存有较古的记载，有较晚的增加，这两条尚是较早而非晚至战国的。

总之，上古大学教育最初只有官学，至孔子以后始官私并立，定中国历代大学教育的基础。

（摘自《中国古代社会新研 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