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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差不多就在这老妇人攻击我的那个时期,不过,大约在六月或七月的时候,我顺着拉图内尔堤街行走。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的下午。我留神细看旧书商们箱子里的书。突然,我的目光落在被一根红色的粗橡皮筋束住的三卷书,书被摆在显眼的位置。
黄色的封面, “那么说,您完全献身于博士吗?”
我脱口说出了这句话,刚一说出,我就后悔不迭。
她那浅蓝色的眼睛严厉地盯着我。我想补救我说的蠢话,连忙提出对一般法则的看法。
“您知道,思想上的领导者常常估计不到他们对弟子们产生的影响。”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觉得她不再看我,而陷入了沉思。然后,她问我道:“这是真的吗?”
在这句问话里,蕴涵着那么多的苦恼、不安和单纯,使我激动不已。一项真正的工作可能最终赋予她的生活以某种意义??不管怎样,她曾经想要结束她的生命,因为,我从她手腕底部的伤痕作出了判断??
我希望她能向我吐露隐情。顷刻问,我想象,在这辆公共汽车上,她的面庞渐渐靠近我,并久久地在我耳旁诉说,为的是任何别的人都无法听见。
她又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她冷冰冰地对我说,“我,我需要一位思想上的引路人??”
我摇了摇头。我没什么可回答她的。我们到皇宫小区了。公共汽车经过了“鲁克世界”,我曾经常常同我的父亲一起坐在“鲁克世界”的露天座。他也一言不发,我们分手时并不打破沉默。交通发生阻塞。公共汽车停停走走。也许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快点向她提些问题,多知道些名叫热纳维埃芙·达拉姆这个人的底细,但是,她好像在思考某些萦绕于脑际的东西。直到珀迪尚一达妮埃尔一卡扎诺娃站,我们彼此没有交谈一个字。然后,我们下了车。在人行道上,她心不在焉地用左手,也就是那只戴着手表而且有伤痕的手与我握手。
“下次讨论会见。”我对她说道。
可是,在后来的讨论会上,她始终不知道我的存在。她往北走上歌剧院大街,很快,我就瞧不见她了。
这个钟点,人行道上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