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 3000 年，到最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个封建制度才逐渐被打碎以至于消灭。恩格斯说：“封建时代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 这种情况，中国与欧洲封建社会基本上是相同的。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到 3000 年，而欧洲只经历了 1000 年便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呢？马恩指出它的原因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了。”

世界市场总是增长着，商品需要总是扩大着；手工业不得不让位于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又不得不让位于现代工业，这就是西欧封建社会较早崩溃的基本原因。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 1492 年哥伦布发见美洲以前，第九世纪时，古挪威人也曾发见过北美洲的西北海岸。为什么这一发见没有那样重大的意义呢？为什么这一发见会被忘记到这样的程度，竟至哥伦布和西欧学者关于这一发见连知也不知道呢？因为在第九世纪，封建制度还没有产生像后来因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发生的那些需要（毕去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的还应向社会内部去探求，就是说，应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生产方式的情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这样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力”，在封建社会里，包括两种生产力：一种是农业生产力，一种是工业生产力。前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萎缩、破坏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松弛、紧张、尖锐是平行的，它只能在这个公式里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前途，即发展到否定原来的生产关系，创造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出来。后一种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便成为革命力量；破坏旧的封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

依据马克思的原理，试举下列三个问题来研究中国 3000 年来的历史事迹。

一 从农业生产力的迟缓发展来看封建制度的延续

农民耕种土地，地主占有、支配土地，吸食农民的血汗。剥削者（地主阶级）与被剥削者（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的特征。

耕种土地的人（劳动力）与可供耕种的土地（劳动手段）是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人力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当然不是说生产工具不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力占更重要的地位。因为小农经营所用的工具不得不是碎小的、粗陋的、狭隘的，只要有一把镢头，便可以进行生产，最高也不过牛马拉犁。没有机器工业的高度发展，农业工具不可能进步到机械化。所以，研究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首先应从劳动者（农民）与劳动手段（耕地）来着眼，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虽然也在发展，但只能是含有次要的意义。

在封建社会里，人口的极大多数是农民。当时人们谋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是比较容易和习惯的方式；只要还有土地可耕，人们总是循着旧路走下去；人口逐渐增长，土地逐渐扩大，农业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它的发展。

这是不是犯了“地理论”与“人口论”的错误呢？我想不是，下面摘引《联共（布）党史》两条。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

“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

地理条件与人口数量对封建农业经济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显然，如果把它当作改变人们社会制度底性质的决定因素，那就是荒谬之谈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要知道古代农民人数是不可能的事。历史上记载人口数字是不确实的。统治者为了剥削（丁口税，徭役等）必需调查户口；人民为了逃避负担，必须设法隐蔽。一般说来，人口实数应大于人口记载数。满清改行地丁制，官吏虚报户口，夸扬太平盛世，人口实数应小于人口记载数。我们不把记载数当作实数，而把它当作实数的影子；从影子里多少望见一些农民数量增多或减少的态势。因为人口中占极大多数的是农民。

道光二十一年前，各朝代所记载的最大人口数大致如下：

战国末约 1000 余万。

西汉末约 5900 余万。

东汉末约 5600 余万。

唐中叶约 5200 余万（“人口逃避庸调之征，所在隐漏”）。

北宋末约 1 万万（宋户口不计妇女，当时男丁 4380 万，加上同数妇女，应为 8700 余万。再加，“户版刻隐”，约为 1 万万）。

南宋境内约 6000 万，金境内约 4600 万，全国人口约 1 万万以上。

明初约 1 万万 1000 余万（男丁 5600 余万，加上同数妇女，总数在 1 万万 1000 万以上）。

满清乾隆六年约 1 万万 4000 余万（不计妇女，男丁数恐是虚报）。

道光二十一年约 4 万万 1000 万（不计妇女，虚报更是显然）。

以上所记人口数，究有多少真实性，是很难说的。不过，可以看出一种情况，即新旧朝代变换的时候，因遭受严重的战祸，人口耗损极大。等到新朝代稳定以后，人口才恢复并增长起来。从战国末到清道光二十一年，2000 余年间，像波浪般起伏着；总的趋势则在上升。上升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疆域的逐渐扩大，封建经济在新开辟地区有所发展。又一个原因是统一较久，国内不发生大战争。

工具和技术低劣的农业生产，特别需要土地面积的扩大，借以增加生产量。战国以前，农业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秦国开发巴蜀，楚国开发江南，秦汉统一，因而有两汉的人口上升。孙吴以迄六朝进一步开发江南，隋唐统一因而有唐代的人口上升。唐宋开发福建，宋元明开发两广云贵，满清开发东北、台湾、内蒙、新疆，因而有宋明清的人口上升。经数千年的土地开发与人口上升，终于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仅次于苏联的伟大国家。这里所谓开发，是指国内各民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开垦土地，建立起经济基础的艰苦经营而言。旧历史称颂开疆拓土的帝王将相，比之人民，那就微不足道了。

封建时代开发土地，其方式不外：（一）汉族统治者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夺取国内少数民族已垦或未垦的土地；（二）移民或募民实边；（三）用流刑遣送犯罪人到荒远地方；（四）狭乡贫民被迫向宽乡谋生；（五）天灾、苛政逼使人民流亡四散；（六）战祸驱迫人口向偏远处逃避。从来人口大迁移，多半属于后三类，特别是第六类。这就可以想见人口迁移，不是有准备有资助，而是在丧失了最后一点脂膏，颠沛流离，死里逃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新地区的开发，当然很艰难、很迟缓，需要很长的时间。

历史上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按照全国范围来说，农民人口总是落后于土地的容纳量，并无人满之患。直到现在，据农业专家估计，全国未开垦土地的面积大于或相等于已开垦土地的面积，等待大量农民去开发。按照局部来说，凡土地过度集中的地区，则应有“人满”现象，在这种“人满”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尖锐矛盾。农民不是饮泣吞声而死亡（所谓“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便是挺身而起，武装暴动（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如果“人满”地区多而大，则成为农民大起义；如果“人满”地区较小较少，则成为某地区的农民暴动。历史上农民对地主的武装斗争，规模大小不等，原因在此（当然，不能看作惟一的原因）。经过残酷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以后，村庄被毁灭了，田地被荒弃了，林木被砍伐了，牲畜被掠夺了；农民一部分死在战争里，一部分流亡到远方，一部分劫后余生；在废墟上重整家园。总之，农民所遭遇的损失和破坏是难以言语形容的。但地主阶级当然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使得代表地主阶级的统治者，鉴于前车之覆，不得不制订一些让步的改良的新制度，借以和缓矛盾，稳定其统治地位。在矛盾比较松弛的情况下，新旧地区的荒地逐渐开垦，生产设备如水利、畜力、农具也逐渐增加和改善；旧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也因人口迁移而流传到新开垦地区。农业生产既然获得扩展和提高的机会，同时工商业也会受到某些影响，有所推动。这样，社会生产力将在一定程度内显示其进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里指出：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我想，毛主席的论断，可能是指上述情况说的。正因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民阶级而不是其他先进阶级；所以只能打击封建制度而不能打破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与世界隔离，继续闭关自守的话，封建农业经济还会遵循旧公式保存下去，封建社会一时还不会灭亡。

二 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来看封建制度的延续

农业生产力发展滞缓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与对生产可怕的破坏。农民创造财富，供养了地主阶级，但是，地主阶级决不满足于这些供养，它要敲骨吸髓，来填满无底的贪壑，因而造成疯狂屠杀，军阀混战，外族侵入一连串的悲惨后果。这些后果的承受者，自然是农民阶级。

（1）残酷的剥削使生产力萎缩——大抵一个朝代过了中期，猛于虎的苛政特别明显起来。租税渐重，徭役屡兴，高利盘剥，土地集中，农民生活逐步恶化，社会生产力不断萎缩，这种历史事实怎样也是说不尽的。我想，不如举出一些文艺作品来当作例证，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富有真实性而文字又精练得多。明人韩邦奇替富阳人做了一首诗：

富阳江之鲥，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名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产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不错，韩邦奇只是说富阳地方茶户、鱼户受了害，推而广之，也只是说名产害民，但并不曾说农民受了什么害。那么，请读明人王弼的永丰谣。

永丰圩接永丰乡，一亩官田八斗粮……。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田。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家卖犊兼卖儿。但愿有犊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

不错，王弼只是说江南地方官田粮重，农民受了害，推而广之，也只是说官田害民，但不曾说一般农民受了什么害，那么，请摘录元曲中描写地主与农民的生活对照。

地主们，霸占着“鸦飞不过的田产”，开着油房、粉房、磨房、酒房、解典库。“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他们看见“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若有问他要“一贯钞”就如“挑一条筋相似”。农民们“又无房舍又无田”，受这些“悭吝苦克”的家伙压榨，弄得“吃了那早起的，无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炙地卧，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就是“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坌工生活”，也因为饥寒交迫，“气力不加”，做到半工还得歇下来。

各地方名产是好东西，田地当然更是好东西，可是对农民说来，却成了这样的一个枷锁，和那样的一个枷锁，地主阶级压迫农民带着这样和那样的枷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它服役。农民这还能具有某种在生产中的自动性？还能具有从事于劳动的嗜好？还能具有愿意从事劳动的兴趣？没有疑问是不能的。

（2）疯狂屠杀，使生产力遭受破坏——农民被压迫剥削，无法生活下去，除了武力反抗，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这叫做“造反有理”。但是地主阶级却有相反的看法，它把农民不能生活叫做“人满为患”，到底是不是“人满”呢？所谓“人满”（人口过剩）原因是什么呢？假如农民一家有 5 口人，耕地 20亩，平均 4 亩地养活一个人，农民失地以后，变成佃户，同样种20 亩地，对半分只得 10 亩地的收入，再加生产成本：赋税、徭役、苛杂、借贷等耗损，假定又减去五亩，那么，付出 20 亩的劳力和成本，仅仅收入 5 亩地的产物，至多能养活两个人，其余三人便成“过剩”的人口。多数农家如此，社会当然陷于极度的不安。历史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土地愈益集中，人口愈益“过剩”，农民求佃愈益迫切，地主愈益骄奢淫佚，剥削愈益苛刻，农民愈益无法生活。地主就认为“人满为患”，需要大屠杀。汪士铎是曾国藩、胡林翼大屠户的上宾和谋士，曾胡尊崇他当成圣贤豪杰之士，他在《乙丙日记》里推论农民投入太平军“效死不去”的原因，设为与农民问答一段话：

问：汝（农民）仇恨官长，官长贪乎？枉法乎？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钱粮故。问：长毛不收钱粮乎？曰：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粮？曰：交则吾不足也，吾几子几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粮，理也，安问汝不足？且汝不足，可别谋生理。曰：人多无路作生理，无钱作生理也。

于是汪士铎得出一个结论来，他说：“呜呼，岂非人多之患哉！”他满眼看去，穷人太多了，凡穷人皆可杀，主张“草薙而万狝之”。这还不够，他还要正本清源，主张少生人，以为“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应“首先溺女之赏，贫户不准生女。民之清修为僧尼者赏，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男人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犯皆斩立决。”汪士铎赤裸裸地暴露出地主阶级仇恨农民的野兽心理。其实，所谓人多，不是多了生产者的农民，而是多了寄生吸血的地主，消灭地主阶级，才真是正本清源的“理也”。

从来地主阶级屠杀农民是丝毫不留情的，“千里无人烟”的大破坏，认为“叛逆”的农民自食其恶果。反动的史学者称颂那些善于屠杀农民的刽子手，叫做圣君贤相谋臣猛将，以为他们有“平乱”之功，以为屠杀是解决“人满之患”“恢复治平”的良法。事实恰巧相反，正因为农民起义打击了地主统治，所以多少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3）军阀混战，破坏生产——地主阶级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利，经常内部分裂，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地以战，杀人盈城，此之谓率土地而食人，罪不容于死。”王粲《七哀诗》描写汉末战祸说：“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战地情况如此，不待言，一切生产必然被破坏。在非战地，如果受到战争影响，生产也必然下降。

（4）外族侵入，带来落后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奢侈腐败，残民以逞，往往招致边境落后民族的侵入。这些落后民族，按其社会发展过程来说，大都是在氏族社会转上奴隶社会的阶段上；它们侵入中原，好像一群猎人进入围场，屠杀掳掠，焚烧破坏，充分发挥其野蛮性和民族偏见。但是灾祸并不止于此，它们还带来落后的生产关系，在封建制度的中国社会里，行施奴隶制度（虽然是局部的），并以奴隶主的精神统治中国人民，对社会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五胡、北魏、辽、金、元、清莫不如此。特别是满清，因为害怕外国人可能助长很大部分中国人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实行最严格闭关自守政策凡 200 年，摧毁明末从西洋输入的科学知识，断绝中国与欧洲的交通，以致错过了中西交互影响，共同进步的机会，中国社会远远落在欧洲的后面。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就是上述那些悲惨事迹所构成的。推原致祸的基本原因，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毛主席在其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论到“古代的封建社会”时指出：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 3000 年左右。”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毛主席这个英明的论断，指示我们生产关系阻碍并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的真理，有意无意地给地主阶级作辩护的学者们，可以平心想一想，究竟祸根在剥削者的地主方面，还是在生产者的农民方面呢？地主阶级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如此沉重，农业生产力不得不是前进两步，退缩一步，陷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中，同时也影响着工业生产力不能顺利地较快地发展起来。

三 从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来看封建制度的延续

奴隶阶级不能消灭奴隶制度，农民阶级不能消灭封建制度（参阅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五章《现代唯物论》。消灭奴隶制度的是奴隶社会里怀妊着的“佃农”（西罗马帝国崩溃前有一种佃农叫做Coloni，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农奴的先驱者，参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消灭封建制度的是封建社会里怀妊着的市民阶级（工商业者）。

工业生产的历史可分作三个时期：（一）手工业；（二）手工工场；（三）现代工业。中国工业生产自唐宋以来即有手工工场的存在。依据鸦片战争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手工工场大抵有三种类型：（一）对外贸易的工场——道光年间广州附近有 2500个纺织工场，工人约 5 万人。广州是鸦片战前惟一对外通商口岸，每年输出大量棉布；这种纺织工场部分地使用机械（不是什么蒸汽机），并且进行不完全的分业。（二）供日常生活品的工场——如四川的糖业、盐业及各地方城市乡镇普遍设立的油坊、酒坊等作坊。（三）供少数富贵人享用的工场——如江浙的丝织业，景德镇的窑业，精制品供皇室及贵族消耗，次等产品也非普通人所能使用。这一类工业，规模不小，技术精良，它的扩大和发展，与地主阶级的奢侈浪费成正比例，因而农民负担愈益严重，农民生活愈益恶化，国内市场愈益缩小，其他工业的进步愈益受到阻碍。三类中第三类有害国计民生，第二类无发展前途，第一类颇有进步性，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它是数量较少的，而且英国棉布输入以后，它的发展便停止了。

18 世纪英国制针工场——一个针的制成要分 18 种手工作业，广州织布工场的分工是远不及英国的。它还停留在发展的幼稚阶段上。所以在政治上，欧洲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向封建制度作斗争（参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而中国手工工场主一般依附在封建制度之下，自己还不曾形成为一个新的阶级，还不能向封建制度作政治斗争。

世界之最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是首先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一个国家。它拥有广大的世界市场。试举 1789 年为例，英国对外贸易价值 1 万万 6000 万美元，这种巨额贸易，必然刺激科学与生产工具的迅速进步，特别是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国会制度代替了专制王权，18 世纪英国小自耕农经济全部被清算，大批破产农民进入工场给资本主义造成顺利发展的条件。

中国却完全不是那样，中国社会基本经济成分底结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几乎牢不可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个总制度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阻挠社会发展的小制度，如各朝代共守的重农（地主）轻商制，如秦汉以后的土地自由卖买制，如两汉以后的儒学独尊制，如隋唐以后的诗赋取士制，如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制。诸如此类的小制度，服务于总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它更加巩固而有力。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只有在国外的或国内的市场无限扩充，工商业顺利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冲破的可能，而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恰恰严格执行闭关政策，商人到海外贸易被认为非法行为，当然不会奖励保护他们去开辟国外市场。中国疆域辽阔人口殷繁，应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但占极大多数的农民，过着非人的生活，被摈于市场之外，因之国内市场的范围也很狭小，不足以促进手工工场的更多发展，工商业者获利以后，因无法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多余的资金，只好购买土地放高利贷，转到地主阶级方面去。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怀妊着的工业因素与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作比较，中国显然是落后的，它不可能对旧社会起着决定性的否定作用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中国某些地区，也曾出现过进步的生产工具。元朝王祯《农书》说江西产茶地方有水转连磨，用急流大水，冲击水轮，水轮转大轴，大轴中排列三个轮子，每轮各打动大磨一槃，每一大磨又各打动二磨，九个磨同时转动，大轴第一轮既上打磨齿，复下打堆轴，数堆并动，搞碎茶叶，然后上磨。《农书》又说中原产麻布地方有水转大纺车，用水激动大轮，“弦随轮转，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遂使绩条成紧，缠于轴上，昼夜纺绩百斤。”（据徐光启《农政全书》所绘图有 15 个锭子）王祯山东人，做过江西丰城县官，他说看见过两种水转机，当是可信。明末，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抄录《农书》原文，徐光启是否看见过，那就不一定了。《农书》成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距南宋亡（1279 年）30 余年，距金亡 80 余年。金元都是破坏生产的落后民族，在它们统治下，中国人民是否有余力发展生产工具，大概是困难的。水转大纺车的发明，或在元，或在金，或在北宋，水转连磨则是在南宋，因为茶是南宋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两宋工业是古代比较进步的朝代（如火药用于战争，活字版用于印书，指南针用于航海，都始于南宋），发明水转机是可能的。

一切发展了的机械都由三个在本质上不同的部分构成，一为发动机（蒸汽力、水力等），二为配力机（调节运动），三为工具机（即工作机）。蒸汽机是 17 世纪末叶制造业时代发明的，但继续至 18 世纪的 80 年代之初，还不曾引起产业革命，直到工具机的发明，却使蒸汽机关有革命的必要。18 世纪的产业革命，实以机械的第三部分为出发点（参阅《资本论》第四编第十三章机械与大工业）。水转连磨与水转大纺车具有工具机的原始形态，不得不惊叹中国古代工业劳动者的伟大创作力。英国 1765 年发明纺 16 支纱的手纺机，1771 年发明水车纺织机，1784 年瓦特完成了改良蒸汽机的发明。英国 17 世纪时，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替资本主义扫清了前进的道路，所以生产工具得以迅速发展起来。比瓦特早几年，俄国人鲍菲罗夫曾经发明并制造改良蒸汽机，他的机器很适于工作，可是在农奴制的俄罗斯，劳动力低廉，蒸汽机没有立即广泛的应用（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从这个例证看来，中国劳动力的低廉是无可比拟的，水转机自然不会有继续改善的前途。

中国古代有过一个机会，资本主义可能生长起来，那就是明末西洋科学的输入，中国士大夫阶级一般乐于接受这种新知识。徐光启、李之藻、王征、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著书，多少接近了当时科学的边缘；如果明朝还能维持下去或代替它的朝代是李自成的大顺朝而不是满清，中国追上当时尚在开始的西洋科学，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李自成主张均田，废止八股，改用策论取士，允许西洋教士随军，他有进步倾向，异于过去所有农民起义军，大顺朝的建立，无论如何，要比明朝或满清统治好得多。可是历史的事实统治中国的却是那个严格闭关的满清。

综观上述，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生产力，一方面既还保有发展的余地，另方面自然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将遵循着老公式缓慢的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自给自足的村社经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复起来，他们被破坏了，又在原处用原有名称重新产生，他们的生产结构底简单就足以解释亚洲社会不变性的秘密。”马克思指出的不变性，也就是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性。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旧的完整的封建制度被打破了，但只是破了一部分，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半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它的存在，因有帝国主义的利用而得到可靠的保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企图用武力消灭地主阶级，结果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封建势力联合起来消灭了太平革命。此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如康有为《大同书》；陶成章（龙华会规章）、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孙中山（平均地权）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都表示反对封建制度，但都是托之空言，并无实际作为，这也难怪，历史命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患着先天不足的软弱症，不可能希望它担当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

事情很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胜利地消灭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消灭祖传 3000 年的老牌地主阶级以及买办地主阶级的结晶品官僚资产阶级。活生生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我们也就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比伟大。

附记：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物如政制、政策、宗教、哲学、学说、传统惯例等等，无疑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利益，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严重力量，不过，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能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影响，本文没有较多的论到上层建筑物所起作用而着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情况的探讨，用意即在于此。

（原载 1950 年《中国青年》第 33、3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