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德兰先生在什么镜子里看头发
天开始拂晓。芳汀一夜发烧和失眠,不过满脑子幸福的图景;早上,她睡着了。看护她的森普利斯嬷嬷趁她睡着,去准备新的金鸡纳霜药剂。称职的嬷嬷在诊所的实验室已经呆了一段时间,她俯向药物和药瓶,由于清晨的雾气笼罩在物体上面,她要凑近去看。突然,她回过头来,轻轻叫了一声。马德兰先生站在她面前。他刚刚悄无声息地进来了。
“是您,市长先生!”她大声说。
他低声回答:
“这个可怜的女人情况怎样?”
“目前情况不坏。但我们一度很不安!”
她给他解释发生的事,芳汀昨天情况很糟,现在她好多了,因为她以为市长先生到蒙费梅去找她的女儿了。嬷嬷不敢问市长先生,但她从他的神情看出,他根本不是从那里回来的。
“一切都很好,”他说,“您没有欺骗她是对的。”
“是的,”嬷嬷说,“但现在,市长先生,她要见到您,却看不到她的孩子,我们对她说什么呢?”
他沉吟了一下。
“天主会启示我们的,”他说。
“可是不能说谎,”嬷嬷小声说。
房间里变得亮堂了。亮光直射在马德兰先生的脸上。嬷嬷偶然抬起眼睛。
“我的天!先生!”她叫道,“您出了什么事?您的头发全白了!”
“白了!”他说。
森普利斯嬷嬷手边没有镜子;她搜索药箱,拿出一面小镜子,诊所的医生用它来检查病人是否死了和没气了。
马德兰先生接过镜子,照照自己的头发,说道:“啊!”
他说这个字时并不在乎,似乎在想别的事。
嬷嬷在这一切中看到不可名状的东西,感到浑身冰凉。
他问:
“我能见她吗?”
“市长先生没有把她的孩子领回来吗?”嬷嬷说,几乎不敢提问题。
“当然要领,不过,至少得两三天。”
“如果她一直没有看到市长先生,”嬷嬷胆怯地说,“她就不会知道市长先生回来,让她耐心等待,事情便容易做了,等孩子来了,她会自然而然地想,市长先生带着孩子回来。我们用不着说谎。”
马德兰先生好像考虑一下,然后他庄重地说:
“不,嬷嬷,我必须见她。我也许时间紧迫。”
修女好像没有注意到“也许”这个词,它给市长先生的话增添了模糊而古怪的含义。她垂下目光,压低声音恭敬地回答:
“这样的话,她在休息,但市长先生可以进去。”
他看见门没关严,吱哑声会惊醒病人,便批评了几句。然后他走进芳汀的房间,来到床边,掀开一点床帷。她睡着了。她的呼吸从胸膛里出来带着这类病人所特有的悲戚响声,当那些可怜的母亲在她们患了不治之症的孩子睡着,为他们守夜时,这种响声会使她们心碎。但呼吸困难,几乎没有扰乱反映在她脸上的、难以形容的平静,这种平静使她在睡眠中改变了脸容。她的苍白变成了白皙;她的脸颊是殷红的。她的金黄色的长睫毛,是她的童贞和青春剩下的惟一的美,虽然闭拢和低垂,却在颤动。她整个人也在颤动,似乎有一对翅膀展开了,准备凌空飞翔,把她带走。这只令人感到,却看不出来。看到她这样,决不会想到这个病人近乎奄奄一息。她不如说好像就要飞走,而不像就要死去。
伸手折花,树枝会颤动,仿佛欲躲避又屈就。当死神神秘的手要摘走灵魂时,人体也有这种颤动。
马德兰先生呆在床边有一会儿一动不动,轮流望着病人和耶稣受难十字架,如同两个月前他 尤其是在“沙龙”,这类议论更是层出不穷。
一个订阅《白旗报》的老太太提出这样一种近乎莫测高深的见解:
“我并不遗憾。这是给波拿巴分子当头一棒!”
就这样,那个叫马德兰先生的幽灵,在滨海蒙特勒伊消失了。全城只有三四个人还始终记得他。伺候他的老看门女人属于其中之一。
当天晚上,这个高尚的老女人坐在她的门房里还惊惶不定,忧心忡忡。工厂全天关闭,大门上了门闩,街上空无一人。楼房里只有两个修女佩尔培图嬷嬷和森普利斯嬷嬷,她们为芳汀守灵。
将近马德兰先生平时回家的时辰,正直的看门女人机械地站起来,在抽屉里拿上马德兰先生房间的钥匙和烛台,他每天晚上都拿着这盏烛台上楼到房里去。她将钥匙挂在钉子上,他习惯从那里去取下。她把烛台放在旁边,仿佛在等待他。然后,她重新坐在椅子上,又思索起来。可怜的老女仆下意识地做完这一切。
直到两个多小时之后,她才如梦初醒,大声说:
“啊!仁慈的天主耶稣!是我还把钥匙挂在钉子上!”
这时,门房的玻璃窗打开了,一只手伸了进来,拿起钥匙和烛台,凑到点燃的蜡烛上点着了。
看门女人抬起眼睛,目瞪口呆,想喊出声来,又止住了。
她熟悉这只手,这条手臂,这件礼服的袖管。
这是马德兰先生。
她过了一会儿才能说话,她“怔住了”,就像她后来叙述自己的遭遇时所说的那样。
“我的天,市长先生,”她终于叫道,“我以为您……”
她止住了,这句话的结尾会缺少开头的尊敬。让·瓦尔让对她来说始终是市长先生。
他说出她的想法:
“在监狱里。我关在里面。我砸断了一扇窗的护条,从屋顶上滚下来,来到这里。我上楼到房间里去,你给我去找一下森普利斯嬷嬷。她大概守在那个可怜的女人旁边。”
老女人赶快服从。
他对她什么也没有嘱咐,显然,她保护他会超过保护自己。
从来也没有搞清楚,他怎样不叫人打开大门就进入院子。他有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一扇小边门,钥匙总是携带在身。但是,他一定被搜过身,要拿走这把万能钥匙。这一点得不到澄清。
他登上通往自己房间的楼梯。来到楼上时,他把烛台放在最后一级楼梯上,轻轻地打开房门,又摸索着关上窗子和护窗板,然后他走回来取烛台,再回到房间里。
谨慎小心是有用的;读者记得,他的窗子可以从街上望得见。
他环顾四周,瞥了一眼桌子、椅子、床,他的床三天没有动过。大前天夜里凌乱的痕迹一点不剩。看门女人“整理过房间”。她仅仅在灰烬里捡到两截铁棍和一枚被火熏黑的四十苏钱币,擦干净放在桌上。
他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这是我的两截铁棍和从小热尔维那里抢来的四十苏钱币,我在刑事法庭上提到了。”他把钱币和两截铁棍压在纸上,让人进来一眼就能瞥见。他从大柜里取出一件旧衬衫,把它撕成几条,包好两只银烛台。他既不慌忙,也不激动,在包主教的烛台时,他咬了一口黑面包。可能这是监狱里的面包,他越狱时带在身上的。
后来进行司法调查时,从房间地砖上找到的面包屑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人敲了两下门。
“进来,”他说。
这是森普利斯嬷嬷。
她脸色苍白,眼睛红通通,手里拿着的蜡烛摇曳不定。命运的剧变有这样一个特点,不管我们多么完美和多么冷静,这种剧变也会从我们的五脏六腑里掏出人性,迫使它反映在外。在这一天的激动中,修女重新变成女人。她哭泣过,她在瑟瑟发抖。
让·瓦尔让刚才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他把纸递给修女说:
“嬷嬷,您把这个交给本堂神父先生。”
字条是打开的。她把目光投在上面。
“您可以看,”他说。
她读到:“我请本堂神父先生照看我留下的一切。他可以用来支付我的案件和今天去世的这个女人的丧葬费用。其余的捐给穷人。”
嬷嬷想说话,但她只能咕噜听不清的几声。她终于说话了:
“市长先生不想再看一眼不幸的女人吗?”
“不,”他说,“人家在追捕我,会在她的房间抓住我,这会打扰她。”
他刚说完,楼梯里就响成一片。他们听到上楼的杂沓的脚步声,看门女人发出尽可能高和尽可能尖的声音说:
“仁慈的先生,我向您发誓,整个白天和整个晚上没有人进来,甚至我没有离开过我的房门!”
有个人回答:
“可是这间房里有灯光。”
他们听出是沙威的声音。
房间的结构是,门一打开要遮住右墙角。让·瓦尔让吹灭蜡烛,躲在这个角落里。
森普利斯嬷嬷跪在桌旁。
门打开了。沙威走了进来。
传来好几个人的细语声和看门女人在走廊里的抗议声。
修女没有抬起眼睛。她在祈祷。
蜡烛放在壁炉上,只发出微弱的烛光。
沙威看到了嬷嬷,一言不发地止住了脚步。
读者记得,沙威的本质,他的要素,他的呼吸中枢,就是尊敬一切权威。这是浑然一体,不容许有异议和限制。对他来说,当然,教会的权威是首要的。他信教,他在这一点上和其他方面都是肤浅的、规矩的。在他看来,教士是不会出错的神灵,修女是不会犯罪的人。他们都是脱离红尘的灵魂,只有一扇门为真理放行。
看到嬷嬷,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退出。
但是有另一个责任把他留住,威严地把他推往相反方向。他的第二个动作是留下来,至少大胆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森普利斯嬷嬷平生没有说过谎。沙威知道这一点,因此特别尊敬她。
“嬷嬷,”他说,“这个房间里就您一个人吗?”
这时是可怕的,可怜的看门女人感到要瘫倒了。
嬷嬷抬起眼睛回答:
“是的。”
“既然这样,”沙威又说,“如果我坚持再问,请原谅我,这是我的责任,今晚您没有见过一个人,一个男人吗?他越狱了,我们在捉拿他,——这个人叫让·瓦尔让,您没有见过他吗?”
嬷嬷回答:
“没有。”
她说谎了。她连续说了两次谎,一下接一下,毫不犹豫,十分迅速,好像忠于职责一样。
“对不起,”沙威说,他深深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噢,圣女!多少年来您已经脱离尘世;加入到贞女姐妹们和天使兄弟们的光辉行列中;但愿这次说谎计入您进天堂的善行。
对沙威来说,嬷嬷的回答异常干脆,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奇怪的是刚吹灭的那支蜡烛还在桌上冒烟。
一小时后,有一个人穿过树木和雾气,从滨海蒙特勒伊大步流星地走向巴黎。这个人就是让·瓦尔让。有两三个赶车的遇到过他,已证实他背着一个包裹,穿了一件罩衫。他从哪里弄来这件罩衫呢?人们一无所知。几天前在工厂的诊所里,有一个老工人死了,留下了他的罩衫。也许是这一件。
关于芳汀,最后交代几句。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母亲,就是大地。人们把芳汀还给她的母亲。
本堂神父认为做得很好,他把让·瓦尔让留下来的钱尽量给了穷人,也许是做对了。说到底,牵涉到谁呢?牵涉到一个苦役犯和一个妓女。因此,他草草地埋葬了芳汀,压缩到最低限度,埋入公墓里。
这样,芳汀埋入了义冢,这地方既属于大家,又不属于任何人,穷人在那里销声匿迹了。幸亏天主知道在哪里招魂。芳汀长眠于黑暗中,乱骨丛里,与骨灰相混杂。她被投入公墓。她的坟墓就像她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