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

考证学方法论举例

《易林》这部书，本来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他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但这部书有两点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一，这些繇辞往往有很美的句子，读起来颇像民间的歌谣，朴素里流露着自然的俏丽。明朝的文艺批评家，如钟惺，早就如此说过。钟惺说《易林》：

其语似谶似谣，似诨似隐，似寓似脱，异想幽情，深文急响。

又说：

其笔力之高，语法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有余者。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为之也。

这种赞美的话不能说是过分。这四千多首繇辞里，至少有一百多首可以当作清新俏丽的小诗读，其文学的趣味比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崔骃的长赋要高明的多多。

第二，这是一部很古的韵文。古代流传下来的整部书籍太少了；这部书因为许多人常用来卜卦，又因为他有一种内部组织（六十四卦，每卦六十四课，繇辞重复的，一一注明某卦某繇与某卦某繇相同），所以不但保存的很久，还保存了整部的原来面目，不像有后人增添改窜的痕迹。四千多首有韵的文字，虽然不免传写的错误，但没有经后人有意的改窜，这当然在文学史上，声韵学上，都是很难得的材料了。

因为这两种原因，《易林》的作者问题，年代问题，内容问题，都曾引起近三四百年来学者的讨论，可惜他们的结论往往有很重大的不同，叫初学的人不知道如何选择判断。单是《易林》的作者问题，就有四种说法：

（一）作者是焦延寿（为前汉昭帝宣帝时人）。

（二）作者是崔篆（王莽时人，东汉光武帝时还在）。

（三）作者是许峻（东汉后期人）。

（四）作者是“东汉以后人”（顾炎武如此说）。

从焦延寿到东汉以后，这中间有三百年的隔离。所以作者的问题也就牵连到这书的年代的问题了。究竟这书是西历纪元前一世纪的焦延寿的书呢？还是纪元后第一世纪崔篆的书呢？还是纪元后第二世纪的许峻的书呢？还是“东汉以后”——第三世纪以后——的人假托于焦延寿的书呢？这些大不同的说法，我们究竟如何抉择呢？

我把前代学者考据《易林》的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考据方法大部分不精细，所以他们的结论有那么大的差异。最不幸的是《易林》这部书自从六朝以来，大家都咬定“焦氏易林”的题名，都相信焦延寿是作者。这一千多年的成见真是根深蒂固的，若没有精密的方法和明白无疑的证据，我们决不能动摇旧说，建立新说，使人心悦诚服。

我现在提议，把《易林》一案提出复审，把所有一切人证物证完全调来重付侦查，侦查之后，根据那些重新整理过的证据，提出一个新的判决。证据差不多还是向来学者都知道的证据，只是排比解释的方法不同。判决主文也不完全是新的——不过在那四种可能的判断之中，决定一种——只是这新判决书是建立在一种比较细密的论证方法之上，所以比较的应该可以叫人心服，也许可以免掉再上诉的麻烦了吧？

本案是一部书的著作权的争执案。争这部《易林》的著作权的，前后共有四批人。我现在先把这批人的脚色履历，开列如下：

第一批，焦延寿。他的履历见于《汉书》卷七十五的《京房传》：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事梁王。（顾炎武《日知录》十八说，此是梁敬王定国以昭帝始元二年〔纪元前 85〕嗣，在位四十年薨，当元帝之初元三年〔前 46〕。但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子部三，叶卅六，据《太平御览》二六八引《陈留风俗传》云，“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余先生因此推断此梁王是贞王勿伤，以武帝太始元年〔前 96〕嗣，在位十年薨，死时当昭帝始元二年）。王供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焦延寿死在京房之前，京房死在元帝建昭二年〔前 37〕。余嘉锡先生〔同书叶卅七〕推断焦延寿生当武帝中叶，当元帝初年已死在小黄了。）

《汉书》记焦延寿有两处，一在《京房传》，一在《儒林传》，两处都不提起他著有一部《易林》。《汉书·艺文志》，依据刘向、刘歆的《七略》，都不著录焦延寿的《易林》。

直到五六百年后梁朝的学者编纂书目，方才著录有焦赣的《易林》十六卷，又一本三十二卷。依据旧目的《隋书·经籍志》就也记着：

《易林》十六卷，焦赣撰，梁又本三十二卷。

《易林变占》十六卷，焦赣撰。

从此以后，焦延寿就享有了《易林》的著作权，至一千几百年之久，后来这部书就叫做“焦氏易林”了。

第二批，崔篆，他的脚色履历附见于他的孙子崔骃的传里（《后汉书》列传第四十二）：

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投劾归。……时篆兄发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看《汉书·王莽传》）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后以篆为建信大尹，篆不得已，……单车到官，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平理“县狱”，所出二千余人。……遂称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户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篆生毅，以疾隐身不仕。毅生骃。

崔篆的事迹又见于《后汉书·儒林传》的《孔僖传》：

孔僖，……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子建）归终于家。僖与崔篆孙驷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元和二年（西历纪元 85）……冬（僖）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谓为不吉。（《孔丛子》的《连丛子》下卷作“其友崔骃以其家《卦林》占之谓为不吉”。《连丛子》的孔僖一部分是根据《后汉书》的《孔僖传》假造的。此可见《后汉书》原文大概也作“其家卦林”后来写者误省为“家林”，就不可通了。章怀太子注《孔僖传》云：“崔篆所作《易林》也”。也许唐人所见《后汉书》还没有错。）

我们看崔篆的履历，明明记着他曾“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又明记着他的孙子崔骃曾用“其家卦林”来替孔僖占卦。现在流行的《易林》十六卷六十四篇正是一部占卦的繇辞，也许这就是崔篆的《周易林》吧？也许这部《焦氏易林》本来就是“崔氏易林”吧？

《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有：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赣撰。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文不注作者）。

《唐书》作于五代时，《经籍志》的目录只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这可见开元时代有一部十六卷的古写本，分明题作“崔氏周易林”。到了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重修《唐书》的时候这种古写本还存在，不但题为“崔氏周易林”，并且明明白白的题为崔篆所作。所以《新唐书》的《艺文志》有：

《焦氏易林》十六卷（原注，焦赣）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崔篆）

这是崔氏焦氏争《易林》著作权的开始。但宋朝的学者好像都不肯抛弃《焦氏易林》的旧说；《崔氏周易林》的写本，不久就被那《焦氏易林》的刻本（季沧苇宋版书目，《焦氏易林》十六卷八本）完全压倒了，埋没了。所以元代撰修的《宋史·艺文志》只有

焦赣《易林传》十六卷（在蓍龟类）

就没有提起《崔氏周易林》了。直到清代嘉庆时，才有学者牟庭出来替崔篆做辩护人，提出新诉状，要替崔篆收回《易林》的著作权。（详见下）

第三批，许峻。他的事迹见于他的孙子许曼的传里（《后汉书·方术传》）：

许曼者，汝南平舆人也。祖父峻，字秀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诣泰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许峻的外孙董彦兴和应劭相熟，应劭曾于桓帝延熹八年（西历165）介绍董彦兴去给桥玄占下，事见《风俗通义·怪神篇》，应劭也是汝南人，认识许峻一门，所以《风俗通义》又记着许峻为鲁相臧仲英家中怪异占卜的故事，又记着许峻的孙子许宁方（即许曼）为车骑将车冯绲占卜赤蛇的故事。可见许峻是东汉中期的人，死在第二世纪的前半，又可见他的一家和外孙都是“善占卜之术”的道士。他著有《易林》《后汉书》说“至今行于世”。范晔死在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历 445）许峻的《易林》不但当范晔时还存，《隋书·经籍志》也记录：

《易新林》一卷，后汉方士许峻等撰，梁十卷。

《易灾条》二卷，许峻撰。

《易决》一卷，许峻撰。梁有《易杂占》七卷，许峻撰，又《易要决》三卷，亡。

《旧唐书》同《新唐书》也都记录：

《许氏周易杂占》七卷，许峻撰。

《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有

许季山《易诀》一卷，

《易林》三卷，

《诸家易林》一卷，

《易新林》一卷。

大概许峻的《新易林》只有一卷，梁代目录的十卷本是包括这些“诸家《易林》”的，所以《隋志》注“后汉方士许峻等撰”，其中也许有许曼董彦兴诸人占卜的书。

但是许峻的《易新林》后来就失传了。所以后世就有人疑心现行的《易林》也许是许峻做的。何焯的《读书记》说：

今世所传《焦氏易林》，疑即许峻所著，焦氏不闻有书也。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引同时（道光时）人泾县左暄说：

崔篆《易林》不可考。许峻所著《易林》，范氏以为“至今行于世”则后世所传《易林》当即峻书，而人误以为焦延寿也。

第四批，“东汉以后人”。这一批人，没有姓名籍贯，无从传唤到案，只好看他们的辩护人顾炎武的诉状如何说法：

《易林》疑是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如曰：

彭离胶东，迁之上庸（适按，此条在“升之夫”。黄丕烈刻的校宋本《易林》，“迁之”作“迁废”）。

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

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适按此条在“萃之益”）。

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

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适按，此条在“大有之复”，又“鼎之临”）。

似用《李寻传》语。曰：

新作初陵，逾踏难登（适按，此条在“明夷之咸”）。

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

刘季发怒，命（黄本作禽）灭子婴（适按，此条在“蛊之贲”）。

又曰：

大蛇当路，使季畏惧（适按，此条在“屯之升”，又“损之比”）。

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日知录》卷十八）

顾炎武提出的理由总共有四组：（1）《易林》引《左传》的语句甚多，不像是《左氏传》未立于学官的昭宣时代的作品。（2）《易林》往往用《汉书》里的故事，不像班固以前的书。（3）《易林》用元帝、成帝的故事，焦延寿不会知道。（4）《易林》往往称汉高祖为“刘季”似乎不是汉代人应该说的，所以好像是“东汉以后人”做的书。

以上总检查《易林》著作权争执人四批的履历资格。

现在我要开审这案子了。

我的审判方法，分做三个步骤：第一步，要先证明现在流传的《易林》确确是东汉初期已经存在并且已经被人用来占卦的《周易卦林》。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第三批的许峻和第四批的“东汉以后人”都驱逐出法庭，把他们的诉状驳斥不理了。第二步，要证明焦延寿决不能著作这部《易林》。第三步，要证明王莽时做建新大尹的崔篆最合于《易林》著作人的资格，所以“焦氏易林”应该归还原主。改题为“崔氏周易林”。

先说第一步的审判。

《东观汉记》有这一段最有趣味的故事：

永平五年秋（西历纪元 62）京师少雨。上（明帝）御云台，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将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诏书问“沛王”辅曰：“道岂有是耶”？辅上书曰：“按《易卦》（适按，此处‘易卦’似当作‘易卦林’）震之蹇，‘蚁封穴户，大雨将集’。蹇，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山出云为雨。蚁穴居而知雨，将云雨，蚁封穴。故以蚁为兴文”。诏报曰：“善哉王次序之”！（《文选》卷六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的李善注引《东观记》，参看聚珍版《东汉记》。惠栋《后汉书补注》《沛王辅传》注引《东观记》此条，文字稍不同，不知他根据何本。）

今本《易林》（黄丕烈本，潮阳郑氏翻黄本）卷十三震之蹇，果然有“蚁封穴户，大雨将集”两句繇辞。《四库全书》的《易林》提要也引了这段《东观记》，但是《四库提要》的作者完全不懂得这一件重要证据的意义。《提要》的结论是：

今书蹇繇实在震林，则书出焦氏，足为明证。

这就大错了！《东观汉记》的“蚁封穴户”的故事并不曾说汉明帝沛王辅用的是“焦氏易林”，只说他们用了一部“周易卦林”，所以这个故事丝毫不能证明“书出焦氏”。然而这个故事两次提到的两句繇辞恰恰是今本《易林》的“震之蹇”的繇辞，所以能够证明今本《易林》确是一千八百多年前汉明帝沛王辅用来占卜的“周易卦林”。这是最难得的铁证。（牟庭也引《东观记》此条，但他也不曾明白这种证据的作用。他因明帝有“善哉王次序之”之语，就说，“以是知沛献王辅尝受诏次序《易林》矣”。其实明帝诏报六个字，当做一句读，谓“善哉王之次序之也！”）

这一条最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深信汉明帝永平五年确已有了这部《易林》了。从这一个判断上，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自然的引申结论：

第一，许峻决不配争《易林》的著作权。许峻的孙子和外孙都和应劭同时，他的著书年代远在永平以后。他的占卦的书，范晔叫做《易林》《隋书》叫做《易新林》，大概只有一卷，和那十六卷六十四篇的《易林》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判决许峻不是今本《易林》的作者。

第二，顾炎武提出的“东汉以后人”更不成问题了。顾氏说汉朝人不应该称“刘季”，所以《易林》应该是东汉以后的作品。左暄曾驳他说：

《史记·高祖本纪》言“刘季”者非一，则固汉人所常言也。（《日知录集释》十八）

这样用避讳作考证的方法，根本就不能用来考证两汉文献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无疑的证明两汉文人史家都有“临文不讳，诗书不讳”的自由。《史记·周本纪》有“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封禅书》有“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韦贤传》有韦孟的谏诗，中有“实绝我邦”与荒，商，光，同，协韵；又有在邹诗，中有“于异他邦”，与恭协韵。此皆可证西汉不讳“邦”字，何况“季”字？《史记》又不讳“盈”字（惠帝名），“恒”字（文帝名），“启”字（景帝名）。（看陈垣《史讳举例》，页五六。）《汉书》也屡用“恒”字，“启”字，“彻”字（武帝名）。《汉书》不但不讳前汉帝名，并且不避“秀”字（光武帝名）“庄”字（明帝名）。（看陈垣同上书。）王充与班固同时代，《论衡》里屡称“庄岳”“庄公”“楚庄王”“庄子义”，是不避明帝讳。许慎《说文解字》也不避后汉帝讳。陈垣先生曾指出见存东汉诸碑均不避东汉帝讳。（看《史讳举例》，页一至二，又胡适《两汉人临文不讳考》。）

顾炎武不曾详考汉人临文不讳的风气，所以他要把《易林》看作“东汉以后人撰”。我们现在驳斥这种证据，认为不能成立。我们并驳斥一切根据后世避讳制度来考证两汉文献著作年代的方法，认为都不能成立。

我们现在既已断定《易林》是东汉明帝初年已被人用来占卜的古书，那么，凡是代表明帝以后的人争《易林》著作权的诉状和证物，都应该一律驳斥不理了。

现在我要开始第二步审判了。

第二步审判的主要目标是要审问那死在京房以前的焦延寿（西历纪元前一世纪的前期人）能不能著作这部《易林》。

明朝的郑晓，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曾提出证据，证明《易林》用的历史事实有一些决不是焦延寿能知道的，所以他们不承认焦氏作《易林》的旧说。现在我们要研究他们提出的这些证据是不是正确的。

（1）郑晓指出《易林》“节之解”繇辞“皇母多恩，字养孝孙，脱于襁褓，成就为君”，似乎是指定陶傅太后抚养汉哀帝（即位在西历前 6 年）的事，是焦延寿不会知道的（郑晓《古言》，引见《四库全书》《易林》的《提要》）。

（2）郑晓和顾炎武指出“明夷之咸”繇辞“新作初陵，逾蹈难登”，似是指成帝起昌陵的事，是焦延寿决不会知道的。（成帝建始二年〔西历前 31〕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到了鸿嘉元年〔西历前 20〕又以新丰戏乡为昌陵。永始元年〔西历前 16〕诏曰，“昌陵作治五年，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其罢昌陵，反故陵。”《刘向传》有《谏造陵疏》，述昌陵工程最详。）

（3）顾炎武指出《易林》“大有之复”（“蛊之临”同）繇辞的文字颇像是用《汉书·李寻传》的语句。李寻的政治活动在成帝晚年；他和夏贺良等同谋要造成一个大政变，是在哀帝建平二年（西历前 5 年）。这都是焦延寿不会知道的。

《四库提要》替《焦氏易林》辩护，说：

二家所云，某林似指某事者，皆揣摩其词。

这就是说，这几条繇辞都不够明白清楚，不够作证据。《提要》的批评，也有一部分的道理。例如李寻一条，实在有点“揣摩其词”不能有证据的作用。又如定陶王欣立为皇太子时，已是十七岁了，他做皇帝，已是十八岁了：这都不合于“脱于襁褓，成就为君”的话。所以这一条也不够明白无疑。只有“初陵”的工程是成帝一朝的一件大事，《易林》又明明说“初陵”的名称，这一条可以算是一件证据。焦延寿决不会知道成帝起初陵的事。

（4）顾炎武又指出“升之夬”繇辞“彭离济东，迁废上庸”一条。这一条的文字是最明白清楚的了。梁孝王的一个儿子彭离，封为济东王，后来因为他擅杀人，已发觉被他杀了的有一百多人，所以武帝把他废为庶人，徙居上庸。（看《汉书》卷四十七文《三王传》）但这一件大案子出在武帝元鼎元年（西历纪元前 116）是焦延寿可以知道的，焦延寿做小黄令是在昭帝时，他是梁国人，又是梁王提拔的人，当然可以知道梁王家门里这件大案子。所以这一条的文字虽然十分明白，在本案里没有做证据的价值。

（5）顾炎武又指出《易林》用了许多《左传》的典故和语句，《左传》在昭帝宣帝时还未曾得政府的承认，不曾立博士。因此，顾炎武疑心《易林》不是前汉人的著作。

《四库提要》答复这一条说：

《左传》虽西汉未立学官，而张苍等已久相述说。延寿引用《传》语，亦不足致疑。

《史记》用了无数的《左传》材料，我们不能因此就疑心这些材料全是后人加进去的。（狭陋的“今文”学者，如崔适的《史记探源》，真有这种说法！）大概《左传》或《左氏春秋》是一部很古的史书，这是无可疑的。西汉经师所争的只是左氏“不传《春秋》”的一个问题。司马迁作的是历史，《易林》用的是典故，都不关左氏不传《春秋经》的问题。所以这一大组的《左传》典故都不够做本案的证据。

（6）顾炎武指出“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一件史事是在元帝竟宁元年（西历前 33），是焦延寿不会知道的。

王嫱，字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是在京房死后第五年，那时焦延寿早已死了。所以《四库提要》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条是“名字炳然，显然为延寿以后语”了。

我们还可以帮顾炎武添一条同类的证据：

（7）《易林》“萃之临”

昭君死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宗我王室。

昭君在匈奴，先嫁呼韩邪单于，生一男；后来呼韩邪死了（西历前 31），她又配了复株絫单于，生两女。昭君之死，大概在前汉末年，当然更不是焦延寿能知道的了。

以上七条之中，除了四条不够作证据之外，我们可以承认“新作初陵”一条，“昭君”两条，都是明白清楚的证据。根据第三条证据，就尽够判断焦延寿决不是《易林》的作者了。

在一百年前，山东翟云升刻《易林校略》十六卷。他赞成牟庭的主张，说《易林》不是焦延寿做的，是崔篆做的。他提出了一条最重要的新证据，是郑晓，顾炎武都忽略了的。翟云升说：

（8）“同人之豫”“鼎之节”云：

“安民呼池”。

考《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孝平正崔氏时，在焦氏后，皆是崔非焦之证也。

这是王莽的一件大德政，《平帝纪》有详细的记载：

元始二年（西历纪元 2 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安定，颜师古说是中山王国的安定，池音沱。《水经注》于《渭水》下，叙略阳川水，述来歙攻隗嚣时自安民县，之杨城至略阳，并引“元始二年罢安定罅沱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故沈钦韩谓“安民县属安定郡无疑”，全祖望曰：“案曰呼沱，则是中山，非关中，况平帝由中山王为天子，故首加恩于潜藩。”适按，全说是也。）

《易林》“鼎之节”云：

安民呼池，玉杯大按，泉如白蜜，一色获愿（一色当是一邑之误）。

“同人之豫”云：

按民呼池，玉杯文案，鱼如白云，一国获愿。

这件事有年月可考，最明白无可疑。这决不是焦延寿能够知道的。此证还不够证明《易林》作者“是崔”（说详下），但尽够证明“非焦”了。主张《焦氏易林》的辩护人，如丁晏，如刘毓崧，也都明白这两条新证据的重要，所以他们恐慌了，就决心要用掩眼法来抹煞这两条文字！丁晏说：

按毛本“同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黄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臆改迁就，不可从也。（丁晏《书翟氏牟氏易林校略后》）

这是大考据家摆出大架子来抹煞证据的掩眼法。黄本“同人之豫”作“按民呼池”，丁晏看见了，指出了。但“鼎之节”一条，黄本和一切本子都明白的作“安民呼池”，丁晏大律师何以假装不看见了呢？这样存心抹煞证据，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是可耻的。丁晏的徒弟刘毓崧公然称赞丁晏这条驳论为“驳正详审，洵足以释翟氏之疑”。刘毓崧党同伐异，也未免存心抹煞证据了。

这第二部分的审判，可以这样判决：

审得《易林》十六卷，自萧梁以来，相传为前汉昭宣时代人焦延寿的著作；现由反对各方提出本书的内容为证，证明《易林》内提及①成帝时的初陵，②昭君的“交和结好”，事在元帝竟宁元年，③昭君之死，事在前汉末年，④安民呼池一事，在平帝元始二年：这四件史事，都远在焦延寿死后，都可以证明焦延寿不是本书的作者。焦延寿的代理人始终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或反证。故本法庭判决：焦延寿此后不得再享受《易林》十六卷的著作权。以后本书不得再题作“焦氏易林”。

现在本案的诉讼人，只剩下崔篆一个人没有判决了。我们还得开第三步审判，要判断崔篆是不是《易林》的作者。

我们先请崔篆的第一个辩护人山东栖霞牟庭（字陌人，号默人，乾隆乙卯〔六十年，西历 1795〕的优贡生，做过观城县的训导，著有《雪泥屋遗书》五十一种）出庭宣读他的诉状——他的《校正崔氏易林序》。这篇文章是嘉庆二十一年（西历 1816）写定的，因为知道此文的人太少，所以我们请他摘读其中最扼要的一部分：

今世所传《易林》本有“汉时”旧序，曰：“《六十四卦变占》者，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之所撰也。”余每观此而甚惑焉。据《汉书·儒林传》《京房传》，焦延寿是昭宣时人，何为乃言“王莽时”？焦延寿，梁人也，何故而言“建信天水”？王莽时改千乘郡曰建信，改天水郡曰填戎（适按，填与镇同）。则莽时有建信而无天水。且二郡不相属（适按，建信属青州，在极东；天水属凉州，在极西），“建信天水”非可兼称也。又其序假名费直，费直生于宣元间，岂知天下有王莽其人哉？

这是说这篇序的错误太不近情理了，倒引起了他的疑心，使他去研究为什么这个作序的人会荒谬到这个地步。牟庭接着说他如何解答这些疑问：

一日，检《后汉书·儒林传》，“孔僖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又检《崔骃传》云，“骃祖篆，王莽时为建新大尹，称疾去。建武初，客居荥阳，闭户潜思，著《周易卦林》六十四篇”。

余于是执卷惝恍，忽而笑曰，“余乃知之矣！《易林》者，王莽时建新大尹焦延寿之所撰也！新，信，声同。大尹形误为天水。崔形误为焦。崔篆盖字延寿，与焦赣名偶同。写者知有焦延寿，不知有崔延寿，因复改篆为赣，下文称‘赣’者再，本皆当作‘篆’写者妄改之。……”

余既以两《汉书》订正旧序，的知《易林》非焦赣书，文假当归，改题曰“崔氏易林”。

我们现在秉公判断牟庭的诉状，先得指出他的推论，粗看去很像是根据薄弱，其实是值得我们平心研究的。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从那号称《焦氏易林》的伪序里，寻出一点线索，使他恍然明白所谓《焦氏易林》原来就是那《后汉书·崔骃传》和《孔僖传》里说的崔篆的《周易卦林》。那一点线索就是那伪序里“王莽时建信天水”几个字。

《后汉书》明说王莽时做过建新大尹的崔篆曾著《周易卦林》六十四篇。两部《唐书》也都明明记录着《焦氏易林》之外另有《崔氏易林》十六卷。但一千多年来，从没有人提出诉状，明明指出焦氏《易林》就是崔氏《易林》，并且应该正式改题作“崔氏易林”。牟庭研究那篇伪序，抓住了一个大破绽：焦延寿的年代事迹，明明记在《汉书》的《京房传》和《儒林传》里，为什么这篇伪序偏偏要特别大书“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呢？牟庭大胆的提出一个假设：《易林》原本必是题着“王莽时建新大尹焦延寿”，后来在传写的过程上，被妄人误写误改，竟成了“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牟庭从这一点线索上，就提出一个很大胆的结论，说《易林》是崔篆作的，应该改称为“崔氏易林”。

牟庭的推论程序，我们替他分析起来，是这样的：

（1）作伪序的人分明全不知道崔篆这个人，更不知道崔篆做过王莽时代的建信大尹。

（2）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易林》作者的姓名上面加上“王莽时建信天水”等字呢？

（3）凡错误必有引起错误的原故。这一行荒谬绝伦的题字，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易林》原本（古写本）必是题着“王莽时建信大尹崔某”，后来姓崔的错成姓焦了，“大尹”也错成“天水”了，但是那上半截“王莽时建信”等字还不曾磨灭，还留下线索，证明《易林》作者正是那做过王莽时建信大尹的崔篆。

（4）伪序全文足够证明作序的人决不是有意的装上“王莽时建信天水”等字，故不是有心作伪，只是无意之中留下了这一点痕迹。因为不是有心作伪，故这几个字有证据作用，有证据价值。

（5）因为“王莽时建信天水”这几字保留在一部所谓《焦氏易林》的旧序里，所以牟庭推断《焦氏易林》原来就是崔篆的《易林》。

这种推理方法，本来是很危险的，只有很精密的考据学者，十分严格的使用，才可以避免错误。牟庭的推论，照我们的分析，可算是大致不错。他自己也曾很得意的说：

崔篆之书，嫁名焦赣，遥遥千余年，遂无觉者。幸而误序犹存，俾余得寻迹所由，复睹其真。校书得此，旷然有发蒙之乐矣！古人遗迹，信不可忽，虽讹谬犹足宝贵若此！使余向者视为驳文，而弃置不思，何由得此乐哉？又使当时妄者稍知时地，将复改王莽为宣帝，改“建信天水”为“小黄令”，或为“梁国”，则余今日亦茫然失据，无以证明：而主人失书，终不复还，岂不惜哉？赖其人不甚知书，乃留此误证，以待余之寻究也，此天幸也！

这一段自述，是深知历史考据的老手说的话。“古人遗迹，信不可忽，虽讹谬犹足宝贵若此！”这句话真是考据学的名言。牟庭的大功劳正在他能够从这一篇伪序的几个残字里寻出破绽，来替崔篆做第一篇伸冤状子。

但是我们平心审查牟庭的诉状，虽然佩服他“读书得间”，究竟不能指出：第一，他的推论本身也有点小错误，必须修正；第二，他提出的证据，无论如何聪明可喜，究竟还不够叫人心服。

牟庭的错误有两点：（1）他说，崔篆作王莽的建新大尹，而伪序作“建信”，是因为“新信声同”。这是他偶然失检。《孔僖传》章怀太子注：“莽改千乘国曰建信，又改曰建新。”朱一新说：“建新当是莽初改之名，后改建信，如十一公之改新为信也。”东汉初期沿用建信之名，到和帝时才改为乐安，这可证建新是初改，建信是后改。《后汉书》崔骃孔僖两传皆作“建新”而《易林》原书自作“建信”，都和“新信声同”无关。（2）牟庭猜想崔篆“盖字延寿”，绝无证据，并且不必要。大概古本原文题着崔篆，故两《唐书》均著录《崔氏易林》十六卷。自汉至唐，崔是中原名族，崔家始终认定《易林》是崔家卦林，但一般人都不知道那位曾做王莽大官的崔篆，故钞本有误题作“崔赣”的，后来又有通人强作解事，改作“焦赣”，故自梁至隋唐，目录皆称“焦赣”要不称焦延寿。（知道崔篆的人太少，故崔篆的姓名最多错误，《连丛子》两处提到崔篆，都误作“崔义”，《连丛子》旧注又强作解事，说“义当作毅”！张怀瓘《书断》云，“崔瑗曾祖蒙”，篆又错成“蒙”了！数年后，我得见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他在子部三，叶三十一，引《鸣沙石室古佚书》内《修文御览》残卷引《易林·谦之泰》“白鹤衔珠”一条，作“崔赣易林”。《太平御览》九一六引此条则已改为焦赣了，余先生又引日本人所撰类书名《秘府略》者，其中卷八六八引《易林·谦之大过》“被锦夜行”一条，亦题作“崔赣”。余先生说，“此必原作《崔氏易林》，后人妄改氏为赣，而忘改崔字，遂致以崔篆之姓，冠延寿之名。”大概古写本必有把“崔篆”错到不可想像的地步的。第一个通人才改成崔赣，第二个通人又改成焦赣，第三个通人知道赣是字而延寿是名，故改为焦延寿了。）

牟庭的推论，虽然修正了，还不过是一个聪明可喜的大胆假设，不能叫反对的人认为充分证据。主张《焦氏易林》的人如丁晏刘毓崧都不肯接受牟庭的推论。丁晏有《书翟氏牟氏易林校略后》长文，其中驳牟庭原序，有几个要点：

（1）牟氏“既知旧序之伪，犹据以为莽时”。

（2）牟氏“且谓崔篆盖字延寿。盖者，疑辞。遍检书传，篆无延寿之字。臆说纷腾，疑误后学，夫何取焉”！

（3）《后汉·儒林传》，孔僖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晏案，李贤此注，“崔篆所作《易林》也”……《张衡传》李贤注又引《焦氏易林》。（适按，《张衡传》“应间”篇有“鼋鸣而鳖应也”李贤注《焦赣易林》曰，鼋鸣岐野，鳖应于泉”。《易林·乾之井》云：“狱鹫鸣岐山，龟应幽渊。”王谟本作“鼋鸣岐山，鳖应山渊”。王谟本此条最近李贤所见本。渊改为泉，是避唐讳。）明焦氏与崔氏各自为书，章怀之注甚晰。

（4）《唐书·艺文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焦赣。《崔氏易林》（适按，当作《崔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崔篆。焦崔《志》别为二，未尝溷为一也。

丁晏指出的几点，第二点说遍检书传，崔篆无延寿之字，我们也说过了，这是小疵，不足讨论。其余三点，都是颇有力量的反驳。第一点说牟庭明知旧序是伪作的，岂可用作根据？我们在上文曾指出：这篇序虽是假托的，但其中“王莽时建信天水”等字必是因为古写本有“王莽时建信大尹”的题署；作序者不知崔篆的事实，故这几个字不是有意作伪，而是无意中保存证据。但这个说法，只有熟悉考据方法的人才能了解，一般人决不能赏识，而有成见的学者如丁晏也决不肯承认。反对的人尽可以说：这伪序可以题“东莱费直字长翁”，这明明是假的；为什么不可以胡乱再加上“王莽时建信天水”等等字呢？我们无论怎样替牟庭辩护，终不能叫反对的人心悦诚服。况且丁晏提出第三、第四两点都是重要的论点，我们若不能把这两点解答了，牟庭的推论只能供少数考据学者的赏玩，终不能恢复《崔氏易林》的著作权。

丁晏的最后两点其实只是一点：就是说，唐人明明著录一部《崔氏周易林》和另一部《焦氏周易林》；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后来史家编《唐书·艺文志》，都把焦崔两家的书分别为二，“未尝溷为一也”。刘毓崧《跋丁氏易林释文》也说：

新旧《唐志》著录，以《崔氏易林》与《焦氏易林》并列：判然为二。焉得以崔氏之书既失，遂移焦氏之书补之？

本来牟庭的推理是说，正因为焦氏《易林》的伪序里保留着“王莽时建信天水”等字，所以我们可以推知那所谓《焦氏易林》正是王莽时建信大尹崔篆的《易林》。于今反对方不承认牟庭提出的证据，说他不应该把这一篇伪序里的几个误字提作证据，那么，崔篆的辩护人就不能不另寻更有力的新证据了。

新证据从那儿去寻呢？要怎样的证据才能够证明崔篆是《易林》的作者呢？

这种证据可以有两类。一类是本书的“内证”，如昭君的和亲，如昭君之死，如安民呼池之事，都可以用来证明焦延寿决不会知道这些事，而崔篆生当前汉末年，做过王莽的官，这些事正合他的时代。这一类的“内证”，本法庭认为不够用。因为和崔篆同时代的人至少有好几千万，崔篆可以知道这些史事，刘歆、扬雄也可以知道这些事。故这些本书内容的史事，只够证明焦延寿决不会作《易林》，而不够证明崔篆曾作这部《易林》。例如翟云升提到“安民呼池”，一条年代最明白的史事，说“孝平正崔氏时，在焦氏后，皆是崔非焦之证也”。这可见翟氏不完全懂得这一类史事内证的性质，此事“在焦氏后”，故可证《易林》“非焦”。但此事“正崔氏时”，却不够证《易林》“是崔”，因为崔氏同时人皆可知此事，我们不能证明只有崔篆一个人独知此事。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另一类的证据，是本书以外的历史材料，可以用来证《易林》的作者的。上次我们用《东观汉记》的汉明帝永平五年用《周易卦林》占得“蚁封穴户，大雨将集”一条记载，来证明今本《易林》确是一千八百多年前汉明帝用来占卦的古书。我们现在要寻的也正是像这一类的证据。

本法庭检查本案各方提出的证据之中，有三件是合格的：

（1）《旧唐书·经籍志》著录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焦赣）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文无注）

《旧唐书·经籍志》只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故这条记载只能证明开元盛时的公家藏本之中有两部同是十六卷的《周易林》，一部明题“崔氏”，一部明题“焦赣”。我们不知道这两部书的内容是一样，还是两样。

（2）《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焦赣）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崔篆）

《新唐书》修于北宋极盛时代（成于嘉祐五年，1060，修书共费十七年），《艺文志》著录的书，包括唐朝三百年的著作，比《旧唐书·经籍志》完备的多了（《经籍志》全抄开元时的书目，故集部仅到刘子玄卢藏用为止，天宝以下的大文豪如杜甫、李白，都不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李唐一代的著作）。《旧唐书》虽收“崔氏周易林”，而不注作者。《新唐书》明注崔篆，可证北宋盛时的“秘府之藏”有两部同是十六卷的《周易林》，一部明题焦赣，一部明题崔篆。但我们从这条记载上，还不能知道这两部《周易林》的内容是同是异。

（3）赵璘《因话录》卷六，有这一条：

崔相国群之镇徐州，尝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

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也。

崔群是韩柳元白同时的文人，他拜相在元和十二年（817），罢相在十四年（819）他出镇徐州在穆宗即位之年（820）。王智兴兵变，驱逐崔群，在长庆二年三月（822）。崔群因失守徐州，贬为秘书监，当也在此年。他死在大和六年（832）（以上参用《旧唐书》一五九《崔群传》，及《穆宗本纪》）。赵璘是宰相赵宗儒（大和六年死）的从孙，是开成年间（836 至 840）的进士。赵璘记崔群的故事，可算是同时人的记载。

这个故事说崔群在元和十五年（820）曾用《崔氏易林》自筮，筮得乾之大畜。今检“典策法书，藏在兰台”一条繇辞正是今本《易林》的“坤之大畜”的繇辞。赵璘误记为“乾之大畜”，繇辞全文与今本相同。这条证据最可以证明两《唐书》著录的“崔氏周易林”，不但卷数相同，并且内容相同。这条记载最可以解答丁晏刘毓崧（《因话录》一条最早是刘毓崧提出的，但他全不了解这一条记载的证据作用）的疑问，无疑的证明《唐书》两志著录的两部十六卷本《周易林》原来只是一部同样的书。不过梁隋以来有题为“焦氏易林”的写本，故两《唐书》的史官都不敢完全抹煞此另本的旧名。现今我们既然（1）证明了焦赣决不会作《易林》，又（2）证明了“开元盛时”有些《易林》写本明题着“崔氏周易林”；又（3）证明了北宋盛时还有些《易林》写本不但题着《崔氏周易林》，还注明作者是崔篆；又（4）证明了这部《崔氏易林》的内容和今本所谓《焦氏易林》相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判断：古写本《易林》十六卷，内容相同，而题名有两种：那题作焦赣的，或焦氏的，实在是误题；那题作崔氏的，或崔篆的，是古写本的原题名，是不错的。

我们现在可以说：

（1）汉明帝在永平五年（62）用的是崔篆的《周易卦林》，即是今本《易林》。

（2）汉章帝元和二年（85）崔骃用的“其家卦林”即是今本《易林》。

（3）梁隋两代著录的十六卷本和三十二卷本《易林》，和那十六卷本书《易林变占》，也都是崔篆的《易林》，都是今本《易林》。

（4）开元盛时著录的两部十六卷本《周易林》都是崔篆的《易林》，都是今本《易林》。

（5）唐元和十五年（820）崔群用来自筮的《崔氏易林》是崔篆的《易林》，也就是今本的《易林》。

（6）北宋嘉祐五年编成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两部十六卷的《周易林》都是崔篆的《易林》。

（7）宋以后流行各种本子的《焦氏易林》都是崔篆的《易林》。

（8）嘉庆二十一年（1816）牟庭从《易林》的伪序的“王莽时建信天水”几个误字上看出线索，大胆的提出“《易林》是王莽时建新大尹崔篆所撰”的结论，现在完全证明为最大胆而不错误的结论。

我们在上面曾说过，《易林》本书内的历史事实，如昭君两条，如“安民呼池”一条，都只有反证作用和助证作用，但都不够用来证明《易林》作者是谁。这些史事，可以考证本书的年代，而不一定可以考证本书的作者。因为他们可以考证年代，故有反证作用，可以证明死在这些史事之前的某人决不会著作这部书。又正因为他们可以考证年代，故这些史事又有助证作用，可以用来试验作者的年代是否适合于本书的内容，又还可以用来帮助考定作者著书的年代。

现在我们已考定崔篆是《易林》的作者了。我们可以回到郑晓、顾炎武、翟云升等人指出的《易林》内容的各项史事，看看：（1）这些史事是否适合于崔篆的时代？（2）这些史事是否还可以帮助我们考定崔篆作《易林》的年代？（3）崔篆的《易林》著作权的恢复；是不是可以解决郑晓、顾炎武诸人指出的种种历史困难了吗？

崔篆的哥哥崔发在王莽早年就“以材能幸于莽”，后来封说符侯。地皇四年（23）崔发做大司空；同年，王莽被杀之后，他投降了申屠建，后来终于被申屠建杀了。崔篆到光武帝时还活着。他的孙子崔骃死在永元四年（92）。我们可以推算崔篆死在建武中期，约当建武十六年（40）。《易林》里的史事没有王莽以后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说《易林》的内容很合于崔篆的时代。

《崔骃传》说崔篆在东汉初年“客居荥阳，闭户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易林》全书总共有四千多首有韵的繇辞，也许不是一个短时期里写成的。但其中有些繇辞，颇使我们疑心是王莽时代写的。例如“节之睽”和“小畜之噬嗑”：

方啄广口，圣智仁厚。释解倒悬，唐国大安。

这不是恭维王莽吗？（看《王莽传》描写他“侈口蹶 ”当时有人说他“鸱目虎吻”。）

又如“明夷之蒙”：

讽复诵功，美周盛隆，旦辅成周，光济冲人。

这也很像王莽在篡国以前“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歌颂他的功德一类的事，这又在崔篆的壮年时了。这一类的话，虽然不曾明说王莽，似乎不会是东汉革命成功之后写的。所以我颇疑心这部书的著作不在东汉初年，而在西汉末年王莽专政还没有做皇帝的时期，——就是汉平帝和孺子婴的时期，——约在西历纪元最初八九年之间。到了王莽被杀，光武帝中兴之时，这部书早已流传在人间，被人“用决吉凶”，所以其中颂美王莽的几条也就无法删改了。从前郑晓指出“皇母多恩，字养孝孙，脱于襁褓，成就为君”一条，说是指定陶傅太后抚养哀帝的事。我曾指出哀帝即位时已有十八岁，不能说是“脱于襁褓，成就为君”。如果我们考证崔篆作《易林》的年代大致不错，那么，这一条也许是指王太后（元后）和王莽同谋迎立汉平帝的事，或是指王莽假托王太后的意旨选立孺子婴的事。平帝立为皇帝时，年已九岁，也不是说是“脱于襁褓”。孺子婴立时才有两岁，最合于“襁褓”之句。这等颂谀的话最合于崔发崔篆一家人的口气。翟云升指出的“安民呼池……一国获愿”一条，是平帝元始二年的新政。崔篆决不会到了东汉初年还歌颂王莽在平帝时的德政。我们把这几条合起来看，可以推想《易林》写成的时代是王莽声誉最高的时代。《易林》里好像没有王莽建国以后的史事，王莽始建国元年是西历纪元 9 年，所以我推想，《易林》成书在西历纪元最初八九年。到了王莽“新室”时代（西历 9 至 23），这书渐渐流行，所以汉明帝和沛王辅在永平五年（西历 62）都用此书占卜了。

《易林》里的“昭君”两条，也可以帮助我们证明《易林》成书的年代：

（1）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

（2）昭君死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宗我王室。

这两条都歌颂昭君和亲的成绩，都可见那时期正是匈奴最恭顺，北边最太平，和亲政策最有效的时期。《汉书·匈奴传》说：

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烽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于宣帝甘露三年（西历前 51）第一次来朝，明年又来朝。元帝竟宁元年（西历前 33）呼韩邪又来朝，自言愿做汉朝的女婿，元帝把后宫良家子王嫱赐给单于，呼韩邪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从宣帝甘露初年到王莽初年（西历 11）匈奴大入塞寇盗，其间共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昭君在匈奴几十年，在中国民间的心理，她竟成了这和亲政策的象征。《匈奴传》说：

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莽秉政（王莽号安汉公，在平帝元年。此事当指前一年九月以后，当西历前 1年），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飒单于（乌珠留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甚厚。

《匈奴传》里又屡次提到昭君的两个侄儿王歙、王飒。平帝初年，王歙和韩隆、王昌等同出使匈奴。王莽建国的第一年，王飒和王骏等同出使匈奴。王莽后来封王歙为“和亲侯”，王飒为“展德侯”。天凤元年（西历 14）王莽派王歙、王飒出使匈奴。这时候昭君的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正当权，他的权力能推翻匈奴的传位习惯，超越过匈奴诸王嗣立的名次，特别选立乌累单于。所以王莽特派昭君的两个侄儿出使匈奴。后来王莽又封须卜当为后安公，须卜当的儿子奢（昭君的外孙）为后安侯。天凤五年（西历 18）王莽把须卜当父子和昭君的少女的儿子醯椟王都骗到长安，莽拜须卜当为须卜单于，又把他的庶出女儿睦逯任（莽改公主为“任”）嫁给昭君的外孙奢。但这些交欢的手段都不能恢复王莽以前“数世不见烽火之警”的和平关系了。

以上所引关于昭君一家的事，可以表现两点：第一，昭君的时代正当匈奴“宾服”，中国北边“数世无烽火之警”的时期。《易林》里说到昭君的两条都是那和平时期的情形，都不是王莽建国三年以后匈奴侵边，北境空虚的景况。第二，那个时代是昭君的故事最流行的时代。昭君的儿子女婿在匈奴当大权，他的两个侄儿在中国出使封侯，这是“昭君”故事所以成为《易林》题材的历史背景。

所以我们可以说，《易林》两次用昭君故事的繇辞，也可以使我们推想崔篆作《易林》是在王莽篡国前的几年，匈奴和好未破裂，昭君新死，而昭君和亲的故事流传最盛的时候。

顾炎武指出《易林》引用《左传》典故甚多，这一点也可以帮助证明《易林》的年代。《汉书·刘歆传》说：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大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向〕前业……〔先是〕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传》，歆大好之。……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前汉十四博士，《春秋》有《公羊传》，分严氏，颜氏二家。宣帝时立《穀梁传》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数。但《左氏》不曾立博士）。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帝博士，责让之。（原书载本传）……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这是经学史上第一次“今古文”的大争论。刘歆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哀帝不久就死了（西历前 1 年），王莽和王太皇太后迎立了平帝。在王莽专政之下，刘歆的主张都实行了；所以《汉书·儒林传》之末，班固赞说：

平帝时（西历纪元 1 至 5）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到王莽地皇二年（西历 21）故左将军公孙禄在大臣会议席上发言，弹劾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其中有一段说：

……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

公孙禄的话可以证明刘歆当时确曾利用政治的势力来建立《左氏春秋》等书，列于学官。（王莽倒后，《左传》又被废了。故建武四年，又有韩歆，范升等的大争论。）

崔篆作《易林》，正当《左传》最时髦的时代，所以《易林》引用了无数《左传》典故，是毫不足奇怪的。

此外，济东王彭离的大案子，是崔篆出世以前的事；他家祖父崔朝在昭帝时做官，他父亲崔舒做过四郡太守，崔篆记得这件大案子，当然不足奇怪。至于成帝起初陵和昌陵的绝大工程，是当时一件最荒谬，最引起天下人民怨恨的大事，有成帝永始元年（西历前 16）和二年（西历前 15）的两次悔过诏书（《汉书·成帝纪》）和刘向《谏造陵疏》（《汉书》卷三十六）为证。假定崔篆死在建武中期（西历纪元 40 左右）年约七十岁左右，那么成帝起初陵，又造昌陵，又回到延陵（初陵），的十多年的大工程，正当崔篆少年时代，在他著《易林》之前不过二十年光景；他记得这件大工程，用在《易林》里，更不足奇怪了。

所以前人从《易林》内容引起的种种历史困难，一经承认了王莽时建信大尹崔篆是作者，都可以完全解决了。

我们复审《易林》著作权的案子，现在可以判决了。判决书主文是：

审得今本《易林》确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古书；其著作人可以确定为曾做王莽新朝的建信大尹的崔篆；其著作年代，据《后汉书·崔骃传》，是在东汉建武初期（西历 25 至 35）；但据本书内容推断，此书的著作大概经过颇长的时期，而成书的时代大概在平帝元始二年（西历 2）之后，王莽建国初期匈奴大入塞寇掠（西历 11）之前。书中有歌颂王莽德政的话，不会是东汉初期写定的书，一千多年来这书被人加上“焦氏易林”的题名，认前汉焦延寿为作者；现在审判明白，《易林》断归原著作人崔篆，应该改题《崔氏易林》，或题《崔氏周易卦林》。又前人或认《易林》为东汉许峻作的，或认为“东汉以后人”作的，这些争执，都绝无充分证据，一概驳斥不理。

民国卅二年二月廿八日改稿

卅二年九月十五夜半后重写定

卅七年一月四夜又修改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