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初的印象_死屋手记

米-茨基（刚才与我谈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就闯进了伙房。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人人都必须出去上工的平常日子里，有一个严厉的长官随时会到监狱里来，一个管理苦役犯的士官守在监狱里寸步不离；还有警卫队，有残疾军人——总之，在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之下，一名醉酒的囚犯的出现，把我心里初步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所有见解都彻底打乱了。我在狱中度过相当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弄清了我在入狱初期感到困惑莫解的种种现象。

我已经说过了，囚犯都有各自的活计，而这份活计乃是苦役生活中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还十分贪恋钱财，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几乎可以与自由相提并论，只要口袋里有钱币在叮当作响，他就已经得到了安慰。相反，要是没有钱，他就会沮丧、忧伤、心绪不宁、情绪低落，于是他就去偷窃，凡是能占为己有的，什么都要。不过，尽管钱在监狱里那么珍贵，有钱的幸运儿却从来不把钱储存起来。首先，钱很难保存，不是被偷就是被没收。如果少校在突击搜查时发现了钱，便立即予以没收。也许他会把这些钱用来改善囚犯的伙食；至少钱是交给他的。不过这些钱往往会被人偷走：没有人是靠得住的。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法子，可以绝对安全地把钱保存起来。就是把钱交给一位年老的旧教徒保管，他来自斯塔罗杜布的某些街区，原是韦特卡城的居民……关于这位老者，我忍不住想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这位老者年约六十，身材矮小，白发苍苍。 这个卡津是令人恐惧的家伙。他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可怕的惊恐不安的印象。我老是觉得，没有比他更凶狠、更骇人听闻的人了。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以其暴行而臭名远扬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见到过受审的囚犯索科洛夫，他是一个逃兵和可怕的杀人犯。但是他们谁也不曾给我留下比卡津更可恶的印象。我有时觉得，我在自己面前看到的是有一人高的硕大无朋的蜘蛛。他是鞑靼人；力气惊人，在监狱里无人能及；他略高于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体格，有一个丑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袋。走路有点儿佝偻，皱着眉头看人。监狱里流传着关于他的离奇的传闻：都知道他原是军人；但囚犯们在私下议论时说，他是涅尔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换姓，终于被关进我们监狱的单人囚室。也有人说，他从前喜欢切割小孩子的肌体，纯粹为了取乐：他把孩子带到一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恫吓他，折磨他，等到把这个小牺牲品的恐惧和战栗欣赏够了，便平静、缓慢、自得其乐地切割他。这些也许都不过是人们根据卡津给人留下的那种总的阴森印象所捏造出来的，然而这全部虚构似乎对他很合适，与他很相称。不过，在平常没有喝醉酒的时候，他的行为是很理智的。他总是很平静，从不与人争吵，这仿佛是出于对别人的藐视，仿佛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他的话不多，似乎故意落落寡合。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慢条斯理、安详而又充满自信。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相当聪明，而且非常狡诈；但在他的面容和眼神中永远有一种傲然嘲弄和冷酷的神气。他做卖酒的生意，是最富有的酒贩子之一。但他每年有一两次会喝得酩酊大醉，这时他天性中的兽性便会暴露无遗。他是逐渐醉倒的，起初他开始挑衅，嘲笑别人，他的嘲笑极其恶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预谋。最后他烂醉如泥，骇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们冲上去。囚犯们知道他力气惊人，都四散逃开，躲了起来；他见人就扑过去。但大家很快就找到了治他的法子。他牢房里的十来个人突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殴打更残忍的了：打他的胸膛、胸口、心窝儿、肚子；狠狠地揍了好久，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个死人方才住手。对别人是不敢这样打的：这样打会打死人啊，但卡津例外。打了以后，把毫无知觉的他裹上短皮袄，抬到通铺上。“躺一躺就行了，我说的！”果然，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了，几乎安然无恙，他一声不吭，脸色阴沉地出去上工了。每当卡津酗酒的时候，监狱里就都知道了，对他来说，一定要挨一顿打这一天才算完。他自己也知道，不过还是酗酒。好几年都是这样。人们终于发觉，卡津开始服输了。他抱怨身上多处有伤病，明显地蔫了，上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他总算是服输了！”囚犯们暗自说道。

他在那个带着小提琴的可恶的小波兰人的陪伴下闯进了伙房，这个小波兰人时常受雇于饮酒作乐的人们奏乐凑趣。卡津站在伙房中央，默默地凝神环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了。最后，看到我和我的同伴，他凶狠而嘲弄地看了看我们，自鸣得意地微微一笑，仿佛在暗自琢磨着什么，于是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的桌子跟前。

“请问，”他说（他说的是俄语），“你们凭什么收入能在这里品茶？”

我和我的同伴互相使了个眼色，明白最好是保持沉默，不去答理他。一言不合他就会大发雷霆。

“这么说，你们都是有钱的人喽？”他继续盘问道，“这么说，你们的钱很多哇，啊？难道你们进监狱就是要来品茶的？你们是来品茶的吗？你们倒是说话呀，该死的东西！……”

可是看到我们决心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他气得发抖，脸色血红。在他身旁的角落里有一个大木盘（托盘），为囚犯们供应午饭或晚饭而切好的面包全都堆放在里面。它是那么巨大，装得下监狱里半数囚犯食用的面包。此刻是空着的。他双手抓住它，突然举到我们的头顶上。顷刻之间他就会砸烂我们的脑袋。尽管杀人或企图杀人会给整个监狱招来大麻烦：开始侦查、盘问、加强管理，因此囚犯们都竭力不让自己陷入这种共同的绝境——尽管如此，现在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冷眼旁观。没有人为我们说一句话！没有人向卡津呵斥一声！——他们对我们的憎恨竟如此强烈！看来他们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而高兴……幸而结局是圆满的：就在他要把木盘砸下来的瞬间，有人在穿堂里大叫：“卡津！有人偷酒啦！……”

他砰的一声把木盘摔在地下，像疯子一样从伙房里冲了出去。

“嘿，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在彼此之间这样议论，此后很久他们还在这样说。

我后来也没有搞清楚，这有人偷酒的消息是真事儿还是为了救我们而临时瞎编的。

傍晚，我在牢房上锁前的昏暗的暮色中沿着围墙的立柱徘徊，沉重的忧伤压在我的心头。在我以后的全部监狱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忧伤的感受。囚禁的第一天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单人囚室也好，在劳役中也好……不过，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最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后的牢狱生活中始终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解决的，对我来说，它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却不平等的问题。诚然，罪行也无法相互比较，即使要做一个大致的比较也不行。例如，两个人都杀了人，掂量了两个案子的全部案情，而对两个案子的判决却几乎相同，然而请看一看吧，这两个人的案子有多么重大的区别啊。例如，一个人不为什么，只是为了一个葱头，就随便把人杀了：他走到大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庄稼汉，而他的全部所有只是一个葱头。“这是什么事呀，爹！你叫我去找油水：瞧，我杀了一个庄稼汉，只找到了这么个葱头。”“蠢材！一个葱头是一个戈比，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你一个卢布就到手了！”（监狱里的传说。）而另一个人是为了保护未婚妻、姐妹或女儿不受淫棍的蹂躏而杀人。一个人在流浪中陷入大批暗探的包围，往往在即将死于饥饿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人；而另一个人切割年幼孩子的肌体，只是因为他喜欢杀戮，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感受孩子们温暖的鲜血，欣赏他们的恐惧、他们在刀刃下的最后的鸽子般的战栗。那又怎样呢？这两个人同样被判处服苦役。不错，判处的刑期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相对而言并不大；而在同一种罪行中的区别却多得不可胜数。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区别。不过我们假定，调和、消除这种区别是不可能的，假定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化圆为方，假定如此！但即使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那么请看看另一种区别吧，即在惩罚的后果中的区别……且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在监狱里日渐虚弱，像蜡烛一样渐渐消融。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入狱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样令人愉快的豪迈伙伴的俱乐部。是的，入狱的也有这种人。再比如说，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品德高尚、有责任感和良心的人。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使他在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就已经痛不欲生了。他对自己罪行的审判比任何威严的法律都更为冷酷无情。同时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服苦役期间连一次也不曾想到过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要被关进监狱，从而摆脱在外面的那种远不如服苦役的生活。在外面他过着受尽屈辱的日子，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还要没日没夜地为自己的老板干活；而服苦役干的活比在家里干的活还轻松些，面包管饱，而且这样好吃的面包他还不曾见过呢；每逢节日还能吃到牛肉，得到周济，还能挣点儿零花钱。而朝夕相处的同伴呢？都是一些狡猾、机灵、见多识广的人；于是他又恭敬又惊奇地望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呢。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可能有的最崇高的群体。难道这两个人能对惩罚有相同的感受吗？不过，何必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费心劳神呢！响起了击鼓的声音，该是各自回牢房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