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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有幸在古巴廖夫先生处见到您,”他说,“他没有给我们介绍,所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波图金,曾在圣彼得堡财政部任职的退职七等文官。希望您不会见怪……我,一般地说,没有这种贸然和别人攀谈的习惯……不过跟您嘛……”
说到这里波图金有些踌躇,叫侍者给他拿一小杯樱桃酒来。“壮壮胆。”他笑着添了一句。
李特维诺夫特别注意地看了看这张新面孔,这是今天碰到的所有那些新面孔里最后的一个。他立刻心里想:“这一个跟那些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他面前坐着一个宽肩膀的人,两条短腿,上身宽阔,长满鬈发的头无精打采地低垂着,两道浓眉下是一双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忧郁的眼睛,线条分明的大嘴,不甚整齐的牙齿,还有一个被人称作“土豆”的纯粹俄国式的鼻子。他那两只纤瘦的手正依次抚摸着桌沿。这个人,外表看来有点笨拙,甚至粗野,但肯定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衣着随便:老式的礼服穿在他身上像条麻袋,领带也歪在一边。李特维诺夫对他那种突如其来的信任不仅没有感到冒昧,反而暗自得意:不能不觉察到,这个人并没有跟生人纠缠的习惯。他给李特维诺夫的印象很奇特:在他心里激起了尊敬、同情,还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惋惜之情。
“这么说,我并没有打扰您?”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柔和低沉,略带几分嘶哑,和他整个体形非常相称。
“哪儿的话,”李特维诺夫说,“相反,我很高兴。”
“真的吗?噢,那么我也很高兴。我听到不少您的情况,我知道您在研究什么,知道您的志愿。不错啊,怪不得您今天没有说话。”
“您好像也说得不多。”李特维诺夫指出。
波图金叹了一口气。
“人家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听着。那么,”他沉默片刻,然后有趣地扬起双眉,说道,“您喜欢我们这种乱哄哄的嘈杂吗?”
“真是乱哄哄的。您说得真妙。我始终想请教请教这些先生,他们这样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
波图金又叹息一声。
“问题正在于此,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若在过去的时代,就会这样说他们:‘他们哪,是崇高目的的盲目工具。’而现在,我们采用的形容词就更不客气。请注意,我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们之意,我只是想说,他们全都……就是说,几乎、几乎全都是些好人。就说苏汉奇柯娃太太吧,我知道她有许多优点:她把自己最后的钱财统统给了两个贫苦的侄女儿。即使她是出于好虚荣、爱出风头的动机吧,可您也得承认,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惊人的自我牺牲,因为她自己并不富有啊!至于毕沙尔金先生那更是没得话说:他那区里的农民们一定会送给他一个西瓜般大的银杯,也许还有一张把他画成天使的圣像。虽然,他会在答谢词里说,他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但他说的不是真话:他完全应当享有这种荣誉。至于您的朋友庞巴耶夫先生,他的心非常好,他就跟诗人亚兹珂夫一样——据说,这位诗人捧着书本喝着白水,一边却在歌颂豪饮——虽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但他仍是兴高采烈。渥罗希洛夫先生也是最善良的,跟他学校里所有的人,所有荣誉榜上有名的人一样,他确实是科学的传令官,文明的传令官,甚至连沉默的时候都有一种要辩论的神情,可他还那么年轻!是的,是的,这些人都非常优秀,可是毫无出息。原料都是 “拜伦主义,”李特维诺夫打断他的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您错了,对不起,先生。第一个指出这两种感情的混合的人是卡图尔,两千年之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我是从他的作品里读到的,因为我稍懂一些拉丁语,这是由于,如果我胆敢这么表达的话,由于我家世代都是牧师的缘故。是的,先生;我对自己的俄罗斯,这个奇怪、可爱又可憎的亲爱的祖国,是又爱又恨。我现在离开了它,因为我在政府机关里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需要出来散散心。我离开了俄国,在此地感到非常愉快和快乐,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不久即将回去。俗话说,花园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野莓果在这里长不好!”
“在此地您觉得高兴,您觉得愉快,我也感觉不错,”李特维诺夫说,“虽然我是来学习的,但是并不妨碍我看到这一类玩意儿……”他指指两个过路的娼妇,身旁有几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起话来口齿不清的跑马俱乐部的成员;他还指指赌厅,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了,依旧是水泄不通。
“有谁告诉您,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呢?”波图金接着说,“不过请原谅我,您的意见使我回忆起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那些倒霉的新闻记者,他们扬扬得意地指责英军指挥失策,其实这是《泰晤士报》自己揭露过的。我本人并不是乐观主义者,我绝不至于用玫瑰色来看待全人类,看待我们整个人生,这出以悲剧告终的喜剧。但是为什么要把那些也许是生根于我们人的本性之中的东西偏偏去硬加给西欧呢?这赌场确实不像话,呣,可我们土生土长的赌博的骗局莫非更好看些?不,敬爱的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咱们还是更谦虚一点,平静一点吧:一个好学生能够发现自己老师的错误,但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因为正是这些错误对他有所裨益,使他走上大道。如果您一定想用腐朽的西欧作为消遣的话题,那么您瞧,正好珂珂公爵骑着马小步跑过来了。他一定在那张绿呢桌上,一刻钟之内输掉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压榨出来的代役金,他很爱激动,此外,我今天看见他在玛尔克斯的书店里翻阅一本维里奥的小册子……您可以找他谈谈,他挺合适……”
“别忙,别忙,”李特维诺夫看见波图金要从座位上抬起身来,急忙说道,“我跟珂珂公爵一点不熟,再说,我当然宁愿跟您谈谈……”
“非常感谢您,”波图金打断了他的话,站起身来,微微一鞠躬,“不过,我已经跟您谈了不少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谈。而您,显然,您自己也能发现,一个人老在独自夸夸其谈,总觉得有点难为情,不大自在。特别是初次见面: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下次再见吧……我,再重复一句,能够认识您,我感到非常高兴。”
“等等,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至少也请告诉我,您住在哪儿,您是否打算在这儿长住?”
波图金似乎有点厌烦了。
“我在巴敦还要耽搁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会面,在韦伯,或是在玛尔克斯。或者还是我去看您吧。”
“总之我应该知道您的住址。”
“好的。不过,我并非独自一人。”
“您结婚了?”李特维诺夫突然问道。
“不,哪儿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不过有个姑娘跟我在一起。”
“啊!”李特维诺夫摆出一副客气的样子,道歉似的在嘴里哼了一声,垂下了眼睛。
“她才六岁,”波图金接着说,“她是孤儿……一位夫人……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女儿。我们还是在这儿碰头的好。再见,先生。”
他把帽子低低地压在长满鬈发的头上,疾步走去,在通往李赫顿泰勒林荫道的煤气灯光暗淡的小路上,他的身影闪现了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