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仲伦
《群魔》一直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反动的作品”,一部“含血喷人之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苏联《真理报》评论员文章称:“小说《群魔》是对革命最肮脏的诽谤。”因此,苏联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没有出版过《群魔》的单行本,而我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了《群魔》的 涅恰耶夫在他写的《革命问答》中说:“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完全的、无所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又在他写的《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中描写了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讽刺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
以上我们引用的话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话,写于一八七三年,即宣布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的那一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则作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后。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多么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话就是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含血喷人”,就是“对革命的最肮脏的诽谤”呢?难道有人认为,巴枯宁、涅恰耶夫这些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是他们的“革命”先驱吗?
一九一三年,高尔基曾坚决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把《群魔》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可是一九三五年当苏联进行杀戮无辜的所谓“肃反”时,他又力主出版《群魔》单行本,前后判若两人,难道这不值得我们深省吗?!
感谢我的同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彭甄博士为《群魔》中译本写了一篇很好的序,对本书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全面的评价,他特别指出: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三个形象反映了斯塔夫罗金这一中心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实际上起到了“补白”作用,是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见解精辟、独到。同时我要感谢我的爱妻胡明霞女士,她不仅是我的贤内助,也是我在译苑辛勤耕耘的左右手。这本书能较好地译出来,一半应归功于她。
臧仲伦
二〇〇一年六月于北大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