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家都翘首以待_群魔

一

决斗这事被迅速传开后，它在敝城整个上流社会产生的印象，特别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大家异口同声地急忙宣布自己无条件支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他过去的仇人中有许多人断然宣称自己是他的朋友。舆论界所以发生这种出人意料的转变，主要的原因是有个女人至今一直没有表态，这时公开说了几句非常中肯的话，一下子就赋予这事以一种使敝城绝大多数人产生浓厚兴趣的意义。这事是这么发生的：恰好就在决斗这事发生后的 “关于德累斯顿圣母像？您是说西斯廷圣母？Chère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我在这幅油画前坐了两小时，结果是十分扫兴地走开了。我什么也没有看懂，我感到很惊奇。卡尔马津诺夫也说很难看懂。现在大家都认为这幅画不怎么样，俄国人这么看，英国人也这么看。这幅画不过徒有虚名罢了，都是老一辈人嚷嚷出来的。”

“那么说，这是摩登的新思潮？”

“我以为不应该小看我们的年轻人。有人嚷嚷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可是，我看呀，应该爱护年轻人和重视年轻人。现在我什么都看——各种报纸，公社发布的各种文告，自然科学的各种书籍——各种学问我都研究，因为一个人总应该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时代，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吧。总不能在自己幻想的云端度过整个一生吧。我得出一个结论，并且认为爱护年轻人，从而使他们悬崖勒马乃是我的人生准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请您相信，只有我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才能对他们施加良好的影响，尤其是用爱护的办法才能使他们迷途知返，悬崖勒马，而不是像所有那些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老家伙那样把他们往无底深渊推。话又说回来，通过您，我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学术上的建树，对此我还是高兴的。您这一说倒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也许能为我们的文学讲演会做点事。您知道吗，我正在筹办一整天的文娱活动，为救济我省的贫困家庭女教师进行募捐。她们分布在俄国各地。仅我县一地就有六名家庭女教师；此外，还有两名女电报员，还有两名姑娘正在专科学校学习，其他姑娘也想去，但是没有钱。俄罗斯妇女的命运是可怕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现在已有人把这当作大学里研究的问题，甚至国家枢密院还为此开过会。在咱们这个奇怪的俄罗斯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因此依然只有靠爱护，靠整个上流社会的直接的亲切关怀，我们才能使这个伟大的共同事业走上正道。噢上帝，我国不是有许多社会贤达吗！当然，有，但是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让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就会更有力量！总之，我想白天先举办文学沙龙，然后设便宴招待，稍事休息后，再在同天晚上举行舞会。我们本来想晚会开始时先演一点活画，但是似乎开销太大，因此想给广大听众举办一两场卡德里尔舞，大家戴上面具，并穿上表现某些文学流派的富有典型特色的服装。这个富有情趣的想法是卡尔马津诺夫提出来的，他帮了我许多忙。您知道吗，他将在我们的文学沙龙上朗读他自己的还无人知晓的新作，他将从此搁笔，不再写作；这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向广大读者的告别辞。这篇美丽异常的作品名之曰《Merci》。篇名是法文，但是他认为这样写更富情趣，甚至更含蓄。我也，甚至这也是我给他出的主意。我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可以讲点什么，如果能简短一点，而且……学术味道也不太浓的话。似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和还有什么别的人也准备讲点什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将会跑去找您，并把节目单通知您；要不，最好还是让我亲自把节目单给您送去吧。”

“也请您允许我在您的捐款簿上签名认捐。您刚才说的话我一定转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将亲自去求他。”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回家的时候像鬼迷心窍似的完全被迷住了；她死心塌地地站到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边，不知道为什么她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非常光火；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可怜见的，坐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

“我爱上她了，我不懂我过去怎么会对这个女人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她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以及傍晚时分跑来看她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

“您还是应该跟我爸爸言归于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有点垂头丧气。您把他完全打发到厨房里去了。昨天，他迎候您的马车回来，向您鞠了一躬，可您却扭头就走。要知道，我们要把他推到前面去；我对他还有些打算，他对我们还可能有用。”

“噢，要他发表演讲。”

“我不是仅仅指这件事。而且今天我还想亲自去找他。就这样告诉他？”

“如果您愿意的话，请便。不过，我不知道您会怎么安排这事，”她犹豫不决地说道，“我本来打算亲自去跟他解释一下，我想先定一下日子和地点。”她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我看，定日子倒大可不必。我简简单单地转告他就是了。”

“好吧，您去转告他吧。不过请您加上一句，就说我一定会给他定个见面的日子的。一定加上。”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得意地微笑着走了。总之，就我记忆所及，他在这段时间里脾气似乎特别坏，甚至十分放肆地几乎对所有人都做出一种非常不耐烦的举动。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跟他计较。总的说，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见，似乎应当对他另眼相看。我要指出的是，他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决斗非常气愤。这事太突如其来了，把他搞得很被动；当别人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气得甚至面孔发青。这事可能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直到 在束装就道来敝省履新之前，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竭力把自己的丈夫调教了一番。按照她的高见，他倒并非没有能力，他既会进入角色和锋芒毕露，又会老谋深算地洗耳恭听和保持沉默，他掌握了某些非常得体的风度，甚至能够发表演说，甚至还有某些只鳞片羽的自己的想法，还浮光掠影地掌握了某些最新潮的不可或缺的自由主义。但是她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他不知怎么突然变得非常迟钝，在长久地、没完没了地寻求职务升迁之后，竟断然开始感到需要休息了。她想把自己追求功名利禄之心灌输给他，可是他却忽然开始糊起了新教教堂：牧师出来布道，前来祈祷的人则虔诚地合十当胸，洗耳恭听，一位太太在掏出手绢擦眼泪，一位老者在擤鼻涕；最后响起了一只八音盒，这只八音盒是特意向瑞士定做后寄来的，尽管花了很多钱。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听说他在干这事都气坏了，没收了他的整个作品，拿到自己的房间，锁进了抽屉；作为交换，她允许他写小说，但是必须偷偷地写，不许张扬。从那时起她别无指望，只能依靠她自己了。不幸的是她这人十分浮躁，而且不大懂得分寸。命运又让她当了太长时间的老姑娘。她那追求虚荣而又受了若干刺激的脑袋闪现出一个又一个想法。她有她的行动计划，她坚决想要支配全省，幻想立刻成为众星捧月似的人物，并挑选了突破口。冯·连布克甚至都有点害怕了，但是凭他的官场经验，他心中很快就有了底，对于越俎代庖本身，他根本无须害怕。最初两三个月甚至过得非常令人满意。但这时忽然出现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于是便开始出现某种咄咄怪事。

问题在于，这个小韦尔霍文斯基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他对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极不尊敬，而且还摆出一副有权对他吆五喝六的奇怪姿态，而对丈夫的地位一向十分看重的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却对此熟视无睹；起码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年轻人成了她的大红人，他吃在他们家，喝在他们家，而且几乎睡觉也在他们家。冯·连布克开始自卫了，先是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称作“年轻人”，呵护般地拍拍他的肩膀，但是他这样做并没有使对方变得知趣些。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总是好像在当面嘲笑他，甚至在进行显然很严肃的谈话时也这样，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常常会对他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有一天，他回家后发现这个年轻人居然未经邀请就睡在他书房里的长沙发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解释道，他顺道来访，但是主人不在家，因此就“顺便睡了一觉”。冯·连布克很生气，又向妻子抱怨了这年轻人一顿，可是他夫人却嘲笑他的动辄发怒，而且还挖苦说，是他自己不知自重；起码，“这孩子”还从来不敢对她这样随随便便，不拘小节，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天真而又富有朝气，虽然有点不拘一格”。冯·连布克听了这话后只能干生闷气。这一次她让他俩言归于好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非但没有请求原谅，反而开了一句粗鲁的玩笑搪塞了过去，如果换个时候，这样的玩笑很可能会被看作是新的侮辱，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人家却认为他认错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短处在于他一开始就做了许多件错事，悔不该把自己写小说的事告诉他。他想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个富有诗意的热血青年，而他早就幻想他的小说能够有个听众，因此还在他俩刚认识不久，有天晚上，他就把其中的两章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毫不掩饰他感到很无聊，他很不礼貌地打着哈欠，一次也没有夸奖过这小说，可是临走时，他向他索要手稿，想带回去看看，以便闲暇时考虑一下自己的意见，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居然把手稿交给了他。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归还这部手稿，尽管他每天都要跑到他们家来一两次，当问到他时，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最后他才宣布，当时他就把这部手稿在街上弄丢了。听到这事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对自己的丈夫大为恼火。

“你该不会把糊教堂的事也告诉他了吧？”她惊慌失措地、几乎害怕地问道。

冯·连布克还正经八百地陷入了沉思，可是挖空心思地想一些问题对他是有害的，也是医生禁止的。除此以外，省里又出了许多麻烦事，关于这些麻烦事也留待下文再讲——这时还出了一件特别窝火的事，不仅触犯了他作为一省之长的尊严，同时也使他心里感到很难受。在结婚之初，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怎么也没料到将来会发生家庭龃龉和冲突。他一生中，每当他幻想着明娜和恩内斯京娜的时候，总是这么想象的。他感到他受不了家庭里的惊雷闪电。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终于跟他做了一番坦率的表白。

“对这种事你是不能生气的，”她说，“因为你深明事理，比他聪明两倍，你的社会地位也不知比他高多少。在这孩子身上还残留着许多自由主义习气，我看，这无非是胡闹而已；但是不能急于求成，应当慢慢来。应当爱护我们的年轻人；我是用关心爱护的办法来影响他们，让他们悬崖勒马的。”

“但是鬼才知道他满嘴胡吣什么，”冯·连布克反驳道，“我没法耐心地听他满嘴喷粪，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并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胡说什么政府故意让老百姓喝伏特加，以便把他们变成猪狗不如的东西，以免他们起来造反。你想想，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听他这么胡吣，我的处境有多尴尬。”

说这话的时候，冯·连布克想起了不久前他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一次谈话。他带着一种并无恶意的目的，想用自己的自由主义使对方解除武装：他给他看了他私人珍藏的各种传单，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些传单是他从一八五九年起悉心收集的，倒不是出于他的业余爱好，而不过是出于一种有益的好奇心。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猜到了他这样做的目的，竟粗鲁地对他说，在某些传单中一行字的意义就超过某个整个办公厅的意义，“说不定，也包括您那个办公厅。”

连布克听到这话后感到很厌恶。

“不过，这在咱们这里还早，太早了。”他指着传单，几乎像请求似的说道。

“不，不早；瞧你怕成这样，可见不早。”

“不过话又说回来，比如说，号召捣毁教堂。”

“为什么就不能呢？要知道，您是个聪明人，当然，你自己也不相信上帝，可是您又非常清楚宗教信仰对您有用，您可以借此把老百姓变成牛马不如的畜生。真话可要比谎言珍贵哟。”

“同意，同意，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这在咱们这儿还早，还早……”冯·连布克皱起了眉头。

“要是您自己也同意捣毁教堂，也同意拿着棍棒去攻打彼得堡，而全部区别仅仅在于时间问题，您持这样的观点，还算什么政府官员呢？”

被人这样粗暴地抓住话柄的连布克，被他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他激动地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您弄错了，因为您还年轻，主要是您还不了解我们的目的。要知道，最最亲爱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吗？没错。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独当一面的官员吗？没错。但是请问，我们是怎么履行公职的呢？我们是重任在肩，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在为共同事业效劳。我们只是维护被你们弄得摇摇欲坠的东西、维护没有我们就会分崩离析的东西。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敌人，绝对不是，我们对你们说：一往无前，不断进步，甚至可以破坏，即破坏一切旧的、需要改造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你们也要做一定的限制，必要时把你们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你们，以免你们自己害了自己，因为没有我们，你们就会把俄国弄得摇摇欲坠，把俄国弄得不像样子，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关心它有一个体面的外表。你们要看清，我们和你们是彼此离不开的，你们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你们。在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也是彼此离不开的。好吧：我们是托利党，你们是辉格党，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甚至越说越慷慨激昂。还是从彼得堡上学的时候起，他就爱发表一些高深的自由主义言论，而现在主要是没有人偷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默默地听着他的高谈阔论，并且摆出一副似乎非同一般的严肃神态。这就挑逗得这位爱发表演说的主儿更来劲了。

“您知道吗，我是‘一省之长’，”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继续说道，“您知道吗，我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结果什么事也做不成，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我在这里无事可做。全部秘密就在于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观点。比如说，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者说为了平息民愤，即使政府改制共和，而另一方面，与此平行，又加强了省长的权力，于是我们这些当省长的就会把共和国一口吞掉；何止是共和国：我们将吞掉一切，想吞掉什么就吞掉什么；我起码感到我将乐此不疲……总之，如果政府来电要我发挥activité dévorante，我就会遵命发挥activité dévorante。我在这里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诸位，要使省里的一切机关保持平衡和兴旺发达，就必须做到一点：加强省长权力。’要知道，必须让所有这些机关（无论是地方自治机关，还是司法机关）过一种所谓双重的生活，即一方面让它们存在（我同意这是必须的），嗯，可是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它们不存在。一切都看政府是什么观点了。一旦心血来潮，这些机关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必需，而且立刻就会在我这里变得应有尽有。一旦这种必要性过去了，那它们就会销声匿迹，准也找不着。我就是这样来理解activité dévortante的，而且不加强省长权力，就不会有activité dévorante。我现在是跟您关起门来说这话的。要知道，我已经向彼得堡打了报告，必须在省长官邸的大门口设立特别岗哨。我正在等候京城批复。”

“您必须有两名岗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

“干吗要两名呢？”冯·连布克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

“为了对您肃然起敬，也许一名太少。非得两名不可。”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撇了撇嘴。

“您……天知道您有多么放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利用我的善良来挖苦我，你在扮演一名bourru bienfaisant……”

“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嘀咕道，“你们毕竟在给我们铺路，并为我们的成功做准备。”

“请问‘我们’是什么人？您说的成功又指什么？”冯·连布克诧异地注视着他，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听了他关于这次谈话的汇报后很不满意。

“但是我总不能，”冯·连布克为自己辩护道，“对你的大红人打官腔吧，而且又是关起门来说话……我可能说漏了嘴……由于心好。”

“你的心也太好了嘛。我不知道你还收藏了传单，劳驾，给我看看。”

“但是……但是给他借走了，就看一天。”

“您居然又借给他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非常生气，“您也太没脑子了嘛！”

“我马上派人去把它要回来。”

“他不会还给你的。”

“我硬要他还！”冯·连布克火了，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他是什么玩意儿，干吗要怕他，我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治不了他？”

“您先坐下来消消气，”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阻止他道，“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很有能力，有时候说话也很有头脑。卡尔马津诺夫告诉我，他几乎到处都有关系，认识不少显贵，对京城里的青年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能通过他把这帮年轻人都吸引过来，让他们聚集在我周围，那我就能使他们免于自我毁灭，给他们的功名利禄之心指出一条新路。他对我全心全意，十分忠诚，什么事都听我的。”

“但是要知道，您对他们好，鬼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当然，这是一种想法……”冯·连布克含糊其辞地为自己辩解道，“但是……但是您瞧，我听说，在××县出现了什么传单。”

“但是，要知道，这谣言还在夏天的时候就有了，传单呀，假钞票呀，什么名堂没有，然而直到现在一张也没弄来。谁告诉您的？”

“我是听冯·布卢姆说的。”

“啊呀，您就饶了我吧，别对我提您的布卢姆啦，永远也不许您提他。”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下子火了，甚至气得大约一分钟说不了话。冯·布卢姆是省长办公厅的一名官员，平时她最恨他了。关于这点，我们下文再谈。

“劳驾，关于韦尔霍文斯基的事，你就放心吧，”她结束谈话道，“如果他参加了什么调皮捣蛋的事，他就不会跟你和跟这里的所有人都这么说话了。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危险，我甚至敢这么说，万一出了什么事，通过他，我头一个就可以打听到一切。他狂热地、狂热地忠实于我。”

在我们还没有讲下面要讲的故事之前，我要指出一点，如果不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自以为是和贪图虚荣，那么这帮坏小子在我们这里干下的种种坏事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里发生的许多事都应该由她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