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_追忆似水年华

我听到自己的精力在鼓荡，其中有舒适的成分，但这是独立于能使我们感到舒适的外界物品之外的舒服。身体、注意力的极微小的变化，都足以使我感受到这样的舒适，正像轻轻一压便足以使一只闭着的眼睛感觉到颜色一样。我已经喝了很多波尔多酒。我之所以还要喝，主要并不是为了享受再加几杯能给我带来的舒适感，而是前几杯所产生的舒适感的后果。我任凭音乐随着每一节拍牵动着我的快乐，快乐乖乖地来到每一节拍中停息。多亏有了那些化学技术，能大量地生产出一些躯体，他们在大自然中只是偶尔地很难得地相遇。里夫贝尔的这家饭店，与那些化学技术相似，它在同一时刻内汇集了许多女子。从她们那里获得幸福的前景激动着我的心。靠散步或旅行的邂逅相遇，一年之内我也不会遇见这么多人。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音乐——华尔兹，德国轻歌剧，咖啡馆音乐会歌曲交相混杂，这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本身就像是神仙快活的去处，它与另一种快活相重叠，又比那另一种快活更醉人。每一个旋律，都像一位女子一样特别，但却不像女子那样，将流露出来的感官享乐的秘密只留给某个备受青睐的人。它主动向我举荐这种快乐，贪婪地望着我，迈着任性的或淫荡的步伐向我走来，与我攀谈，抚摸我，似乎我骤然间变得更有魅力，更加强壮或更加富有了。我感到这些曲调里有某种很无情的东西。因为这些曲调对一切脱离物质利害的美，一切智慧的辉映，都是格格不入的。对它们来说，只存在肉体的快乐。它们将这种快乐——自己爱慕的女子与另外一个男人去品尝的快乐——作为世界上存在的唯一事物呈现在那个可怜的妒者面前对他来说，这实在是最无情、最找不到出路的地狱。

但是，我低声重复着这曲调的音符，并不给它一个亲吻时，它使我感受到的它所独有的肉欲，对我又变得那样珍贵，我甚至会离开自己的父母追随这旋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中去。它用一行又一行一会充满慵懒一会又充满生命活力的音符，正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建立起这个奇异的世界。这样的快活并不能赋予得到它的人以更高的价值，因为只有他自己感受得到。每次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讨得注意到我们的女子的欢心时，她并不知道那个时刻我们是否拥有这种主观的、内心的极度幸福，因而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她对我们的看法。虽然如此，我仍感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几乎成了无法抗拒的男子。我似乎觉得，我的爱情再不是什么令人讨厌、别人可以嗤之以鼻的东西，而确实具有这音乐的感人之美，诱人之处。这音乐本身好象一个可爱的去处，我心爱的女子与我在这里相逢，顿时变得亲密无间。

这饭店的常客，不仅是半堕入风尘的女子，也有最风雅阶层的人，他们下午五点左右才吃茶点或者在这里设盛大的晚宴。茶点设在一条狭窄的成过道形的玻璃长廊里。长廊从衣帽间到餐厅一面，走向花园的一侧，除了几根石柱以外，长廊与花园之间只有玻璃门窗。这里那里，门窗敞开着。结果是除了许多处穿堂风以外，骤然射进的强光，令人头晕目眩和不稳定的光照几乎使人无法看清用茶点女客的模样。所以，这些女客两张桌子、两张桌子地拼在一起，沿着这狭窄的细颈瓶一长条坐在那里的时候，她们喝茶成相互打招呼的每一个动作都闪闪发光，简直可以说那是一个鱼池或鱼篓，捕鱼人将捕来的颜色鲜艳的鱼儿堆积在这里。鱼儿半身在水外，沐浴着阳光，以其变化不定的光芒在人们的眼前象镜子一样闪动。

过了几个小时，便到了开晚餐的时刻。晚餐自然是在餐厅里开的。那时，虽然外面天色依然明亮，餐厅里已燃起灯火。从餐厅里向前望去，可见花园中的楼宇，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好似夜间面色苍白的幽灵。楼宇旁有株株千金榆，一抹夕阳正穿过那淡绿的树叶。从进晚餐的灯火辉煌的厅室中望出去，玻璃窗外边，那绿树再不象是在闪闪发光而又潮湿的鱼网之中，正如我们形容下午沿着闪射着蓝光金光的长廊用茶点的那些妇人一样，而是象神光照耀下淡绿色巨大养鱼池中的水草了。

人们离席了。如果说，在进餐过程中，各位宾客把时间都用在望着、辨认着邻近各桌的宾客，也叫附近各桌的宾客叫出自己的名字，而在自己桌子的周围则保持着完美的整体的话，围绕着一个晚上的东道主形成重心的引力，在他们到进茶点的那条走廊上去喝咖啡时，便失去了其强大的力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人经过时，某桌正在进行的晚餐便放弃了一个或数个微粒子。这个粒子或这数个粒子因为受到对方餐桌极大的吸引，便从自己的餐桌分离出来。而前来向朋友问好的一些先生或太太又顶替了他们的位置，然后又回到原位，说：“我得溜了，回到某某先生那儿去……今天晚上我是他的客人。”有一会工夫，人们可以说，这分开的两束花交换了其中的几朵。

然后，长廊本身也渐渐空了。常常是，甚至晚餐后，天色还有些亮，这长长的走廊没有点起灯火，沿廊玻璃窗外树木摇曳，倒象是树木丛生、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公园小径。偶尔会有一位进餐的女士在阴影中滞留良久。一天晚上我穿过长廊出去，发现美丽的卢森堡亲王夫人正在那里，坐在不相识的一群人中。我脱帽向她致意，但没有停下脚步。她认出了我，微笑着点点头。远远超过这致意的，是从这个动作本身升起向我道出的几句话，如仙乐一般。可能是较长的一句道晚安的话，并非叫我驻足，仅仅是对那点头致意的补充，以构成有声的问好。但是这句话说的是什么，非常含混不清，结果我只听到了声音。这声音那样柔和地拉着长腔，我觉得那样富有音乐美，宛如在树林幽暗的纤细树枝中，一只黄莺啼啭起来。

有时碰巧圣卢遇见了他的哪一伙朋友，决定到附近一处海滩的游乐场去与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如果他与那些人一道走，便将我一个人安顿在马车里。这时，我就吩咐车夫奋力疾驰，以便让这没有任何人帮忙度过的时光不要显得那样漫长，免得我向自己敏感的心灵叙述到里夫贝尔以来自己从别人身上得到哪些变化——用回顾和力图走出已陷入齿轮咬合之中一般的被动地位的形式。狭窄的小路只容一辆马车通过，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很有可能与来自相反方向的另一辆马车相撞。悬崖上经常有崩塌的土方石块滚下，路面也不平稳。悬崖陡壁垂向海中，就在眼前。这一切都无法在我心中唤起必需的一点点力量，以将对危险的意识和恐惧拉回到我的理智上来。这是因为，使我们得以创作出一部作品的，并不是要成名成家的欲望，而是勤奋的习惯；帮助我们保护未来的，并不是眼前的欢愉，而是对往昔智睿的思考。帮助我们残废的头脑走正路的，是理智思考和自我控制这一副拐杖。然而，如果我抵达里夫贝尔时，早已把这副拐杖扔得远远地，破例地放松我的神经，处于任凭精神失调、酒精肆虐的状态中，就等于我赋予当前的每一分钟以质量和魅力。其结果是既不能使我更能够，也不能使我更有决心去保护这每一分钟。我听凭自己将这些看得比我剩余的生命贵重一千倍的时候，我的激情就已将这每一分钟与剩余的生命割裂开来了。我象英雄，象醉汉一样将自己关闭在现时之中。我的过去已暂时隐去，在我面前再也映不出自己的影子，我们管这个影子称作自己的前程。我将自己生活的目的，再不放在实现往昔梦幻之上，而放在现时这一分钟的欢愉中，我看不到比这一分钟的欢愉更远的东西。结果是，正是在我感到格外快活的时候，正是在我感到我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正是在我看来我的生命应该更有意义的时候，我摆脱了至今生活能够使我设想到的各种烦恼，我毫不犹豫地将生命交给发生意外事故的偶然。看上去这很矛盾，但这只是表面的矛盾。再说，简而言之，我只不过将轻率集中在一个晚上而已，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轻率稀释在他们整个生存过程中。在整个生存过程中，他们每天都并非必要地面临着海上旅行、坐飞机或坐汽车游玩所包藏的危险，他们的死亡会使之肝肠寸断的人正在家中等待着他们归来。或者一本书最近就要出版是他们活着的唯一原由。这本书还与他们脆弱的大脑联系着。

同样，在里夫贝尔的饭店里，我们逗留的晚上，如果有人怀着杀死我的动机来到，由于我在一个不现实的远景中只看到我的外祖母、我未来的生活和我要写的书，由于我完全融入了邻桌那个女子的香水味、旅馆侍应部领班的彬彬有礼和正在演奏的华尔兹乐曲的婉转与悠扬之中，我完全依附在现时的感觉上，除了与它不要分离，再也不能想得更远，再也没有其他目标，我就会紧紧抱着这感觉死去，我就会任人杀害，不去自卫，一动不动，恰似那被烟草的烟雾熏得麻木的蜜蜂，再也无心去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食物，再也不指望保全自己的蜂巢了。

此外，我还应该说，在我极度振奋的心情下，最严重的事情也变得无足轻重，这使我终于理解了西莫内小姐及其女友们。要与她们结识的大业，现在在我看来似乎轻而易举但又无所谓了，因为只有我现时的感觉极度强烈又有每一细微的变化，甚至只是这种感觉持续下去会使我快乐，对我才有重要意义。其余的一切，父母，工作，游玩，巴尔贝克的少女，都不比不容其停留的、大风中的一抹飞沫更有重量，只是与这种内心的强烈感受相对而言才存在：酩酊大醉将主观唯心主义、纯粹的现象论实现了几个小时。一切都只不过是表象，只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崇高而存在而已。这并不是说，真正的爱情在这种状态中无法存在——如果我们确实有情，而是我们如同新到一个地方那样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改变了这种情感的规模，以致我们对它再也无法同等视之了。这同一爱情，我们还能再次寻找到，但是已经易位，再也不考虑我们自己，满足于现时赋予它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们已经足够，因为非现时的东西，我们是不在乎的。可惜的是，如此改变价值观的系数，只在酩酊大醉这个时刻才能发生作用。此时此刻再没有任何重要性，像吹肥皂泡一样一吹就化的人，到了明天，会重又具有他们的重量。又得尽力重新开始现在看来已毫无意义的研究工作了。更严重的是，这种明日数学，与昨日数学一样，我们将再度不可自拔地陷入这些数学题目之中，这便是甚至在这样的时刻也约束我们的数学，只是对我们自己失去了约束力而已。如果恰巧在我们近旁有一位端庄的女子或充满敌意的女子，前一天还那样难办的那件事——即使我们能讨她喜欢——现在我们却觉得一百万倍地更加轻而易举。实际上绝非如此，因为这只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内心看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变了。就在当时，如果我们来得放肆，她也会对此不满，就和我们到了 至于罗贝尔，他坐着时永远无法正襟危坐，他用宫廷宠人的微笑来遮掩武将的渴求行动。仔细端详他时，我意识到，他那三角脸上精力充沛的骨架与其祖先该是多么分毫不爽。这骨架对一位豪情满怀的弓箭手更合适，而不适合于一位风雅文士。在细腻的皮肤下，显现出大胆的房屋建筑，封建时代的建筑艺术。他的头使人想到古老城堡主塔上那些塔楼。塔楼上毫无用处的雉堞依然可见，但是在内部，已把这些塔楼改成了图书室。

返回巴尔贝克的路上，对于他给我介绍的那些陌生女子中的哪一位，我一秒钟不停地又几乎不知不觉地在心中反复说着这句话：“多么甜美的女子！”好象唱叠句一样。自然，更确切地说，这些话是发自神经亢奋状态而不是持久的判断。如果我当时身上有一千法郎，而且到那时还有开门营业的珠宝店，我定会给那个陌生女郎买一个戒指。这是真的。当我们像这样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中度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时，我们常常对各种人过于慷慨相赠。到了 我走进去的时候，创作大师手中正握着画笔完成落日的形状。

四面的窗板几乎完全关闭着，画室相当凉爽，只有一个地方，强烈的阳光在暗色的墙上印上那鲜艳而又转瞬即逝的装饰；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开着。小窗四周忍冬环绕，朝着一条大街，下面是花园一角。因此画室的绝大部份暗淡无光，空气透明，结成完整的一团，但在阳光将它嵌镶的裂缝处，既潮湿暗淡又闪闪发光，好似一大块水晶岩，其中的一面已经经过雕琢，磨平，此处彼处像一面镜子在闪烁，放出七色光，应我的要求，埃尔斯蒂尔继续作画，我则在这半明半暗中转来转去，在这幅画前停留一会，又在另一幅画前停留一会。

我四周的画都是他的作品，大部份并不属于我最期望看到的类型。这些画，正如在大旅社桌子上扔着的一本英国艺术杂志所说，属于他的 ②奥狄龙-勒东（1840－1916），从一开始就强调想象在艺术中的作用。他本人既是油画家，又是水彩画家，石板画家，粉画画家。作品中宗教题材占很大比重。新的一代画家如鲍那尔，维亚尔，莫里斯-德尼等将他视为大师。

他与我谈到的这个广阔仙界，庞大的神学诗篇，现在我终于明白是这样谱写出来的了。当初我在正门前张开充满渴望的双目时，却没有看见这些。我与他谈起那些高大的圣徒雕像，竖在高高的底座上，似乎形成了一条大道。

“这条大道从远古时代开始，最后达到耶稣-基督，”他对我说。“一边是耶稣精神上的祖先，另一边是犹大之王，是耶稣肉体上的祖先。每一世纪都集中在这里了。你视为底座的那东西，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一些，你就能叫出蹲在高处的人的名字了。因为在摩西脚下，你会认出金牛来；在亚伯拉罕脚下，你会认出羊来；在约瑟夫脚下，你会认出给皮蒂法尔老婆出主意的恶魔。”

我还对他说，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所几乎是波斯式的建筑，这大概也是我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

“不，不，”他回答我说，“有许多是真的。某些部份完全是东方式的。有一根柱子是那样准确地重现了一个波斯题材，东方传说无所不在这一点竟然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雕刻家肯定是抄袭了航海家从东方带来的一匣子东西。”果然，他给我看了一根柱子的照片，我从柱头上看见几乎是中国式的龙相互吞噬。但是在巴尔贝克，在建筑物总体中，这一小块雕刻未引起我们注意就过去了，而建筑的总体与“几乎是波斯式的教堂”几个字向我展现的情景并不相似。

在这个画室里，虽然我体会到精神上的快乐，但是这丝毫挡上住我感觉到透明涂料的温热，房间那火星四溅的半明半暗，忍冬环绕的小窗外完全乡下气味的大街上被烈日烧灼的土地那持续的燥热。这一切包围着我们，我们已无法自主。只有远方的树荫才给太阳蒙上一层面纱。看到《卡尔克迪伊海港》这幅画叫我十分快乐。这个夏日使我感到意识不到的舒适，可能又象一条河流的支流一样，扩大了我的快乐。

我本来以为埃尔斯蒂尔很谦和。可是在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里，我用了“荣誉”一词时，我看到他的面孔因悲哀而稍稍变了样，这时我才明白我是大错特错了。认为自己的作品永世长存的人——埃尔斯蒂尔正属于这种情形——惯于将自己的作品置于他们本人已化成尘土的时代之中。所以，“荣誉”这个概念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虚无世界进行思考，叫他们悲伤，因为这个概念与死亡的概念密不可分。

想不到无意间使这高傲感伤的乌云升上埃尔斯蒂尔的眉宇，我赶紧改变话题以驱散这片乌云。

“人家劝我不要到英国去，”我想到从前在贡布雷与勒格朗丹的谈话，而且希望就这一席谈话得知他的见解，便对他说，“说是这对一个已经爱好幻想的头脑不利。”

“哪里！”他回答我说，“一个人的头脑已经倾向于幻想的时候，不应该让它离开梦幻，不应该对它进行限制。一旦你叫自己的头脑离开梦幻，你的头脑就再也不理解自己的梦幻了。你将为千百种表象所捉弄，因为你没有理解那表象的本质。如果说有点幻想是危险的，那么医好这一病症的，决不是少幻想，而是更多的幻想，整个成为幻想。为了不再为幻想所苦，要完全理解自己的幻想，很重要。将幻想与生活适当分开，大有益处，以至我自忖，是否应该象某些外科医生主张应该将所有儿童的阑尾一律割掉以避免将来罹患阑尾炎那样，早早就预防性地将幻想与生活适当分开。”

埃尔斯蒂尔和我一直走到画室的尽头，站在窗前。窗子在花园后面，朝向一条狭窄的横街，几乎是一条乡间小路。我们来到这里呼吸将近傍晚的清新空气。我认为自己离开那一小群少女十分遥远，正是下定决心牺牲一次看见她们的希望，我才终于听从了外祖母的请求来看埃尔斯蒂尔的。你寻找的东西在哪里，你并不知道，而且常常长时期回避由于别的原因每个人都请我们去的地方。但是我们料想不到，正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人。我毫无目的地望着这条乡间小路。小路从画室外紧擦画室而过，但已不属于埃尔斯蒂尔。

突然，那里出现了一小帮子中那个推自行车的少女。她快步沿着这条小路走来，乌黑的秀发上，戴着她那马球帽，帽子压得很低，下面是她那丰满的面颊和快活而又有些执拗的双眼。我看见在这条奇迹般幸运、充满柔情的许诺的小路上，从树下向埃尔斯蒂尔送过一个友好微笑的问候。这简直是一道彩虹，对我来说，它将我们的地球世界与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无法企及的地域连接了起来。她甚至走过来将手伸给画家，但没有停下脚步。我看见她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

“先生，您认识这位姑娘吗？”我问埃尔斯蒂尔，我明白他可能把我介绍给她，请她到他家来。于是，这间乡间景色环绕的宁静的画室，充满了更多一层的诗意。好比在一所房子里，一个孩子已经呆得很高兴，当他又得知，漂亮的东西和高贵的人非常慷慨大方，要无限增加他们的馈赠，正在为他准备一席精美的茶点时一样。

埃尔斯蒂尔告诉我，她叫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同时也一一道出她的其他女友的名字。我对这些女孩描写得相当准确，他道出她们的名字无甚犹豫。对她们的社会地位，我想错了，但是与一般在巴尔贝克的判断错误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店铺掌柜的儿子骑在马上，我轻易地将他们当成王子。可是这一次，我倒把属于相当富有的小布尔乔亚、工商业界家庭的一些少女给安到一个可疑的阶层里去了。这个社会阶层问题，一开始时我最没有兴趣。对我来说，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盖尔芒特之家那样的上层社会，都没有什么神秘。肯定，如果海滨生活那色彩斑斓的空虚没有在我看花了眼的双目前事先赋予她们某种魅力，而且她们再也不会失去这种魅力的话，说她们是大批发商的女儿，我大概也不会与这个概念胜利地抗争到底。现在，我只能对法国布尔乔亚是一个绝妙的最丰富多采的雕塑作坊表示钦佩了。多少出人意料的类型！从面部特征上，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面部线条上，又是怎样的决断，怎样的新鲜，怎样的质朴！这些迪安娜①和仙女竟然出自吝啬的老布尔乔亚阶级，我真觉得这些老布尔乔亚也是最高大的塑像了——

①迪安娜为希腊神话中之猎神。

这些少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我还没来得及察觉，在她们那流里流气的面孔后面，又一个想法已经扎下了根。原来我认为她们是自行车运动员、拳击冠军的情妇，现在又觉得她们很可能与我们认识的某一律师家庭关系非常密切了。这些发现的错误，对一个人观念的改变简直具有化学反应般的瞬时性！

阿尔贝蒂娜-西莫内是什么样的人，我所知甚少。肯定她对于某一天她之于我如何，也毫无所知。甚至我在海滩上早已听人说过的西莫内①这个姓，有人叫我写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写成两个“n”，一点也料想不到这个家族对于只有一个“n”看得很重。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下，时髦玩艺越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不放。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并不比贵族的那些标记更毫无意义，但是，这些玩艺更莫名其妙，更因人而异，更叫人惊诧。可能有过姓Simo的人干过坏事，甚至比这还糟。总而言之，据说，别人若是将他们的姓写成两个“n”，这西莫内家的人便要大光其火，犹如受了诽谤一般。蒙莫朗西家族为自己是法兰西最早的男爵而感到自豪，而他们为唯有自己姓只有一个“n”的西莫内、而不是两个“n”的西莫内，大概感到同样自豪——

①西莫内Sim。

我问埃尔斯蒂尔，这些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他回答我说，其中某些姑娘是住在巴尔贝克的。有一个姑娘家的别墅就在海滩的尽头，就是卡那维尔悬崖开始的地方。由于这个姑娘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的挚友，我更加有理由相信，我和外祖母在一起遇到的那个姑娘正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当然，有那么多条与海滩成垂直方向的小街街角都很相似，我也无法准确无误地认出那是哪一条街。人们希望记忆准确无误，但是就在当时，视觉就是模糊的。然而，阿尔贝蒂娜与走进女友家的那个少女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肯定。虽然如此，此后，棕色头发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在我面前呈现的无数形象，不论此形象与彼形象多么不同，全都重叠在一起。如果我沿着回忆的线索上溯，在这个特征掩护下，就象在一个内部通道中一样，我可以从所有这些形象面前经过，而无法从同一个人中绕出来。反过来，如果我希望一直上溯到我与外祖母在一起那天路遇的那个少女，我必须再走到露天中去。我确信又找到了阿尔贝蒂娜，她与走在自己的女友中间，在散步中经常停下来，高出大海地平线的那个，是同一个人。但是，所有上述的形象依然与最初的那一个形象相分离，因为我无法在事后赋予她给我的双眼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刻对我而言她不具有的特点。不管概率计算能给我什么保证，在小街与海滩的转角处那样大胆地望了我一眼的，我以为可能会爱上我的那个双颊丰满的姑娘，我从来没有与她重逢过。

我在这一小帮子的各个少女之间犹疑不定，她们每个人都保留了一点首先使我心荡神驰的集体魅力。这种犹疑是不是又给上述的原因增加了一条，给我后来，即使在我最热恋阿尔贝蒂娜——是我第二次谈恋爱——的期间，留下一种间歇的而且短暂的不爱她的自由呢？由于先在她的所有女友之间游荡，后来才固定在她身上，我的爱情有时在爱与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之间保留着某种“游戏”性质，这种游戏，象没有对准的光束一样，使爱情先落在别人身上，然后才回来施加在她的身上。我心中感到不自在与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说不定与另一个人的形象也能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在闪电般的一瞬间，使我能够将现实化为乌有，不仅是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样的外部现实（我承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是一种内心状态，在这种心态中，完全从自己心中引出我爱的人的特殊品格，特别性格，使得爱情对我的幸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切），甚至是内心的纯主观的现实。

“没有哪一天，她们当中这个人或那个人不从画室前经过，不走进来稍微拜访我一下的，”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如果外祖母叫我来看他的时候我立刻就来，很可能我早就结识阿尔贝蒂娜了。想到这里，埃尔斯蒂尔的话真叫我伤心。

她走远了。从画室里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想，她到海堤上会女友们去了。如果我早能和埃尔斯蒂尔一起到海堤上去，也会结识她们了。我编出一百样借口来，好叫他同意跟我到海滩上去转一圈。那个少女在那面小窗的窗框里出现之前，我的心是平静的。现在我失去这种平静。那面小窗，直到那时为止，在忍冬的包围中是那样动人，现在却变得空荡荡了。

埃尔斯蒂尔对我说，他要去跟我走几步，但是他不得不首先画完正在画的那幅画。这叫我感到快乐，快乐中又夹杂着折磨。他画的是花，但不是山楂花，刺玫花，矢车菊，苹果花——我如果要向他订一幅画，我更希望订画这些花的画，而不是一幅人物肖象，以便通过他天才的揭示，得悉我经常在这些花前寻觅而始终不可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埃尔斯蒂尔一面作画，一面与我谈植物，但是我听不进去。光是他一个人已经再也不够，他现在只不过是那些少女与我之间必要的中介。他的天才，一小会以前对我来说，还赋予他以威望。而现在，只有在他即将把我介绍给她们的那一小帮子人眼中，他将这种威望给我一点点，这威望才有价值。

我踱来踱去，巴不得他赶快画完。我抓住一些习作仔细端详。许多习作靠墙翻过去，一个压一个地摞在那里。我就这样碰巧发现了一幅水彩画。这幅画大概是埃尔斯蒂尔绘画生涯中很久以前某个时代的作品，使我特别着迷。一些作品不仅仅技巧高超，而且立意那样不同寻常，那样诱人，我们竟然会将作品魅力的一部份归之于立意，似乎这种魅力，本来在大自然中就已经具有物质存在形式，画家只要去发现，去观察，去描摹出来就行了。这样的作品使人特别着迷。这样的物品能够存在，甚至将画家的表现形式抛开不谈也是美的，这就满足了我们心中天生便具有而后来又被理性所打倒的唯物论，而且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少妇的肖像。她并不美丽，却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类型。她头上戴着一顶包头软帽，与帽沿上饰有樱桃红绸带的瓜皮帽很相似。两只手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擎着一支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将一顶纯粹为了遮阳用的果园大草帽样的东西举到膝盖那么高。她身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花瓶，插满了玫瑰花①。这类作品妙就妙在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而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楚。常有这种情形，这幅画即是如此。例如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性模特儿那奇异的装束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化装，抑或一个老头身着红大衣，看上去他故意穿上这件衣服以迎合画家的异想天开，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教授袍还是董事袍，还是他的主教披肩。我眼前的这张肖象画，画中人的性格叫人捉摸不住，原因是这是一位昔日的年轻女演员，半化装，而我不明白。她那短发在瓜皮帽下蓬松隆起。她那丝绒上装没有大翻领，中间是白色的硬胸。这瓜皮帽和上装叫我拿不准这时装是何时期之物，这模特儿是男是女。结果是，除了知道我眼前是画家最明快的一幅画以外，我什么也说不准——

①以下两处则说花瓶中插的是石竹花。

这幅画使我感到的快活，又被担心所扰乱，我怕埃尔斯蒂尔又磨磨蹭蹭，叫我错过了那些少女，因为那小窗上的日影已经倾斜而偏低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哪一件东西可以简简单单地加以证实就算了事，之所以画出来，那是因为在这场景中有用。画衣着是因为那女子必须穿衣，画花瓶是因为有花。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似乎灌上了水，石竹花的花茎插在瓶中，犹如浸在与水一样清澈、几乎与水一样液态的物质中。女子的服装以独具一格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魅力笼罩着她，似乎工业产品可以与造物主的奇迹相媲美，这些奇迹就和母猫皮，石竹花瓣，鸽子羽毛一样娇嫩，视觉接触时感到那样甜美，画得那样鲜艳。硬胸雪白，细如雪霰，那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恰似铃兰的花朵，在房间明亮的折射光中开放。这折射光本身本来很强烈，但是正象花束会在被单上映出缕空的花朵一样，这光线也稍稍减弱了一点。上装的丝绒闪射着珠光，这里那里有什么竖起来，有什么撕碎了，有什么毛茸茸的，使人想到花瓶中散乱的石竹花。但是人们特别感觉到的，是埃尔斯蒂尔对一位年轻女演员的这身化装服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道德败坏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她会对某些观众那已经麻木或已经堕落的感官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与她扮演自己角色的天才相比，大概更加重要。因此他反而着力于这些模棱两可的特点，就像着力于某一值得突出、他也极尽所能加以强调的美学成份一样。

循着面部线条看，似乎就要承认其性别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了。可是就在这时，那性别又消失了，再过去，重又出现，而暗示给人的，毋宁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有恶习的、想入非非的小伙子。此后性别又逃走了，始终无法捕捉得住。目光中那种耽于幻想的忧郁，与属于花天酒地的阶层和戏剧界的那些细节形成强烈对比，这个特点并不是最不会使人心绪动荡的。此外人们会想，这是假扮的，着这身富有挑逗性的服装似乎主动送给人家去抚摸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觉得再加上点保留在内心的秘密情感、秘不告人的忧郁这样浪漫主义的表情，会更有刺激性。肖象的下方写着：MissSacripant①，一八七二年十月。

我忍不住叫起好来。

“噢，这算不上什么，是年轻时候匆匆画成的东西，那是给杂耍剧院②演出画的服装。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①塞克里本特小姐。《塞克里本特》为吉尔和杜布拉多于1866年创作的一部喜歌剧。剧中男主角男扮女装出现。

②杂耍剧院始建于1807年，位于蒙马特大街7号，第二帝国时代因上演轻松的喜剧及歌剧而名气大振。后来主要在这里上演通俗喜剧。普氏本人曾于1909年11月27日去该剧场观剧。

“那模特儿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话先是叫他一怔，过了一秒钟，他的脸上现出一副毫不在意，心不在焉的表情。

“喂，快把那张画给我，”他对我说，“我听到埃尔斯蒂尔太太的脚步声，她来了。虽然戴甜瓜帽的那个年轻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我向你保证，但是叫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毫无益处。我之所以保存这幅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戏剧一个很好玩的材料罢了。”

可能埃尔斯蒂尔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向画注视了一下，然后将它藏起来。

“我必须只保存头部，”他自言自语地说，“下部画得太糟糕了，那双手简直是商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