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史记·孔子世家》言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沈约云：“《礼记》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然则《史记》之《中庸》，与《汉志》之《子思》为一欤？为二欤？而今《礼记》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或即为《汉志》之《子思》欤？或为《子思》之数篇欤？斯固未可知。而今所传《礼记》之《中庸》篇，则固非《史记》之完本，明矣。近为暨南大学及大夏大学两校，讲《中庸》，乃以己意略注之，其别无新意者，则仍采郑注。并略录各家之说，以备参考。而于近代戴震、康有为、马其昶及业师唐蔚芝先生之说，录之尤众。虽不必尽同己意，而唐书醇粹而精深，戴书切实而通明，康书博大而新颖，马书简当而明析，皆《中庸》注家之英杰也。辑注既毕，命之曰《中庸注参》，爰为之序曰：《中庸》者盖子思述孔子之学，而益发辉光大之者欤？其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足见孔子学问之渊源；其称“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天时者占有时间者也；水土者占有空间者也，足见孔子之教因时因地而异；其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见孔子之教之大；其称“聪明睿知，足以有临；宽柔温厚足以有容；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别”，足以见孔子为教之态度；其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足见孔子为学之精神。故或者谓《中庸》之书，不翅孔子之行状，信不诬也。且后之大儒，莫著于孟、荀二子。《史记·孟子列传》谓“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一本门下无人字。则孟子盖亲受业于子思。故孟子书亟称《子思》。荀子虽以非孟子之故，亦因而非子思。然吾观《中庸》之言性也，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则子思之言，实开孟、荀二派。何者？孟子言性善，率性之说也；荀子言性恶，修道之说也。《中庸》又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前者则性善所本，后者则性恶所本也。他若“尊德性而道问学”，性善，故尊德性；性恶，故道问学也。“致广大而尽精微”，孟子重识大，致广大也；荀子贵专一，尽精微也。“温故而知新”，孟子重遵先王，温故也，荀子贵法后王，知新也。“敦厚以崇礼”，孟子道性善，故敦厚，荀子道性恶，故崇礼。若夫“极高明而道中庸”，则二子之所同尚，故孟子尊“孔子圣之时”，而荀子称“孔子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则孟、荀二子之学派虽异，举不能外乎子思《中庸》篇所言之恉，是研究儒家之学派者，于《中庸》一书，尤有不可忽者矣。然则吾今之辑是注，或亦不无小补乎？昔讲学南洋大学时，曾著《中庸通义》，久已刊布，今匆匆十余年矣。虽不敢谓学有寸进，然治学之方，今则大异于昔，欲举而弃之，又有所不忍，别再版行世，以觇今吾故我之异焉。

中华民国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北流陈柱柱尊序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