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说以不同的变体复现在十六世纪意大利的绚丽语言中,其恋尸癖倾向被最大限度地着重。威尼斯短篇小说家塞巴斯蒂安诺·埃里佐(SebastianoErizzo)在查理曼与那尸体同床共枕之时让他哀悼独白数页。另一方面,皇帝对主教激情的同性恋倾向则几乎没有涉及,或者甚至全然删除,比如在十六世纪最著名的爱情论文之一(朱塞佩·贝图西【GiuseppeBettussi】的)之中,故事以找到戒指结束。谈到收尾,在彼特拉克(Petrarch)及其意大利门徒的笔下,康斯但斯湖未被提及,因为整体情节发生在爱克斯教堂,又因为传说应该是对皇帝所建立在那里的宫殿和教堂的一项说明。戒指被扔进一片沼泽之中,而皇帝却像吸进芳香那样地大口吸进沼泽浓重的臭气,还“欣然使用沼泽浊水”。这是一个与关于热泉起源另一本地传说的连接点,这些细节更多地强调了事件整体的偏重死亡的性质。
比这一切更早的是加斯东·帕里斯(GastonParis)对德国中世纪传说的研究。这些传说都讲查理曼对一个已死女人的爱情:却因变数不同而故事也不相同。那情人一会儿是皇帝正宫娘娘,这娘娘使用魔戒指试探皇帝对她是否忠诚;一会儿她又是一个仙女或水仙,一旦失去戒指便会死亡;一会儿她又是个看样子是活人,但戒指一旦被取走便显出尸体的面目。这一切的根底大概是一则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传说:挪威国王哈罗德和他已死王后共眠,王后被裹在一个让她显出活人模样的奇异外衣之中。
总之,在加斯东·帕里斯收集的中世纪故事变体中,缺乏的是情节的链条;在彼特拉克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文人改编变体中,缺乏的是速度。所以,我依然们爱巴贝·道勒维的手笔,虽然有粗糙,有拼凑之嫌。他笔下故事的秘密就在于它的肌理:情节无论多么长,都要成了由直角块片连接起来的点,形成代表着无穷运动的“之”字形格局(zigzagpattern)。
我并不是说迅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叙事中的时间也可能是拖延的、周期性的,或者缺乏动感的。不过,无论如何,一篇故事都是依据一定长度的时间完成的运思,一件依靠时间的花费而进行的着魔般的活动,是把时间缩短或者拖长。西西里的说故事的人使用“故事里的时间不需要时间”(lucuntununmettitempu)这一公式,可以以此来跳过中间环节或者指出数周或者数年的流逝,民间传统中口头叙事的技巧所遵从的是功能标准。它删去无关紧要的细节却强调重复:例如,一篇故事由等着不同的人去克服的一系列相同障碍组成。儿童听故事的乐趣部分地在于等待着他预期要重复的事情:情景、语句、公式。正如诗节和歌词中的韵脚有助于形成节奏那样,散文叙事中的事件也形成韵律感。查理曼传奇的叙事效果很好,因为一系列的事件彼此呼应,有如诗节中的韵脚。
在我写作生涯中有一段时期我热衷于民间故事和童话,这不是因为我忠实于某种民族传统(我的根是在一个完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意大利地区),也不是因为我怀念儿时读过的书籍(在我家,孩子们只能读有教育内容的书,尤其是有某种科学性的书),而是因为这些故事进行叙述时所用的风格、结构,其简洁、节奏和显而易见的逻辑。在我整理十九世纪的学者们纪录的意大利民间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原文极为简明扼要,我就十分欣赏。我致力于传达出这一特征,尊重它的简洁,同时力求获得最大限度的叙述力量。例如,参看(意大利民间故事) 美国文学中有一个光辉而生气勃勃的短篇小说传统,的确,我想说,美国文学最珍贵的著作是在短篇小说之中。但是,出版家划出的严格分类法——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排除了其他短小的体裁(依然可见于美国伟大诗人们的散文作品:从瓦尔特·惠待曼(WaltWhitman)的《标准的日子》(SpecimenDays)到威廉·卡罗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的许多文章)。出版商的要求神圣不可侵犯,但也不应该阻拦我们尝试新的体裁。在这里我真是应该大声呼吁,为短小文学体裁的丰富加以辩护,为这种体裁所表现的风格和内容的精练辩护。我现在想到的是保尔·瓦莱里(PaulValéry)的《趣味先生》(MonsieurTeste)和他的其他许多散文,想到了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Ponge)写的关于各种物件的散文诗,米歇尔·莱里斯对他自己和他自己的语言的探索,亨利·米晓(HenriMichaux)在《笔荟》(Plume)[#]发表的短小故事中的神秘性的和幻觉般的幽默。
当代新文学体裁最后一大发明是短篇作品大师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完成的。他设计他自己是叙事者,“哥伦布的鸡蛋”,这一点使他能够克服在他近四十岁时依然妨碍他超越杂文走向小说的心智障碍。博尔赫斯的想法是,设想他准备写的书已经由另外某一个人写出,一个不知名的、假想的作者,一个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的、来自另外一个文化背景的作者写的,而他本人的任务则是去描述和评论这本被发明出来的书。关于博尔赫斯的传奇中有这样一件轶事:按上述规则写出来第一篇优秀短篇小说《向阿尔穆塔辛迈进》(cercamientoaAlmotásim)于一九四○年发表在《南方》(Sur)杂志上,确实被人看作是对一位印度作者的一本书的评论。同样,博尔赫斯的批评家们都觉得必须指出,他的每一篇作品的篇幅都是延展了两、三倍的,因为借用了属于真实的或想象的图书馆的其他书籍的片段,无论这些书是经典、博论,还是臆造出来的。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博尔赫斯是如何毫不受阻地找到了接近无限的方法,而风格又极其爽朗、明快、清新。同样,他那综合性的、侧面插入式的叙事方式所用的语言无处不是具体而准确的,其创新之处表现在节奏的多样性、句法的种种更迭、形容词使用出人意表、令人叹为观止之上。博尔赫斯创造了一种被提升到二次方的文学,又像是得出本身平方根的文学。这是一种“势态文学”,这是后来在法国使用的一个术语。关于这个情况的端倪见于《小说》(Fiones),见于可能成为设想中的作者赫伯特·奎恩(HerbertQuain)的作品的那些细小伏笔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