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九四二——一九五○年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_圣殿中的情网：威廉·福克纳

福克纳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底到达好莱坞。之后不久，他得悉《邮报》已同意采用《老爷的屋顶板》，这是关于农村人民和农村教堂的一个喜剧故事。这是个好消息。以前的拒绝太多，他很缺钱。他肩负着仔细地编好组的有着其债权人名字的总帐，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他“并不比县长好多少”，他需要省钱偿还债务。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正是那样做的，但是他已停止了出版著作。六年前，他写完了另一部小说。七年前，他在一份大杂志上发表了另一个故事。他为金钱苦恼和自己的秩序不能摆脱好莱坞而烦恼。这时，他经受着另一个枯燥无味的郁郎不乐的时期。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八月之光》和首次到了好莱坞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奋斗，不能写完任何东西。但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干旱持续时间那么久而且紧张，以至于情况似乎根本不同了。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几个情况：这个时期正是在他写完了真正独创的和伟大的作品之后；他是怀着厌恶的心情进入它的，曾经为克服困难一再地奋斗着，它永远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福克纳终生艰苦地进行写作，他可能非常需要休息，人们肯定会说他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是一个除了工作就不知道怎样生活的人。甚至他所喜欢的业余爱好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主要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意味着给他以愉快，虽然这是真实的。假若不是对一上午长时间的工作感到满意，那么午后的太阳、森林和马就会失掉其闪闪的光辉。他陷入被人忽视的地位，使他难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满意。往后边一看，他瞧见长长的一排书，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出版。但是撇开被人轻视不管，他总是对自己现在写的更感兴趣，而对过去写过的东西则兴趣少些。特别对他这样一个把过去看得那么重要，把写作看得如此需要的作家，他又是一个“应时的”小说家，这是令人惊讶的：他的许多小说——就时间顺序而言，从《蚊群》到《去吧，摩西》，从质量说，从《航标塔》到《声音与愤怒》——都代表着他对阅历或危机的即时反应。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到某些地方，从而增加了阅历。他的写作的较大提纲不是从主观愿望而来，而更多地是被发现的。他发现某些事情等待着他用书面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整个一生一直在发现——在被拒绝、沮丧、失望、命运中令人惊讶的逆转、失败的罗曼史和夭折——种种渊源，刺激着他，将其写成小说。尽管心情乱槽糟的时候多极了，大多数都是关于家庭、女人和金钱方面的，然而他却一直在发现他所需要的另一件事情：他自己的一间房子和他在里面长时间进行写作。

虽然好莱坞和 自然，这个问题在于较老的男人们那时可能作的是什么，特别是象他这么一个“啥都不会做，只会使用语言的男人”能作些什么。他所发现的这个答案必须处理两个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他原先预料之中或者原先就希望出现的，其中的一个变化是熟悉的，另一个变化则令人吃惊，这两者，他都在给马尔科姆·弗兰克林的几封信里讲得详详细细。马尔科姆已经成了他“亲爱的儿子”。“我们总是在和许多旧的错误与可惋惜的事作斗争，它们既是我们每一代人继承下来，也是产生出来的。我们将赢得这个胜利，之后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打扫干净这个世界，以便使人们又可以在其中和平地生活。我相信我们会赢得胜利的。”假若这是对的，他所预期的 那年夏天，因为骑马使得吉尔快活，骑马减轻了福克纳的工作。他为工作苦恼，准备辞掉，假若吉尔不高兴，就带她回家。但是骑马使吉尔更接近她父亲。福克纳遗憾他们经常分开，他知道。她的童年快要结束。福克纳珍惜那个夏天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光。虽然他自己的童年不时被失望与痛苦所打断，他仍然满怀深情回顾年少之时。童年以后的年年岁岁，他寻求似乎在起作用的规则而一无所获，探索事先没有加以简化的做事的方式也毫无结果。现在他越来越被一种思想所纠缠；即他不仅精力在下降，而且他已经失败了。他通过吉尔，去回顾自己的童年，回忆起只有这么一次，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是完整的和幸福的，无需想象的驯服就可以接受，他曾经一度把这叫做定期的整形美容术，但是他最经常把这想作是实际的升华。他仔细地看着吉尔从拍岸的海浪中走出来的时候，巴斯给她拍的一张照片，他看不见在她面前展现的象梦一般的世界，而只是正在消失中的世界。虽然他知道吉尔的童年是痛苦的，他仍然认为童年是生命的最好部分。“童年很快就要过去”，他对他的朋友说，“这是童年的结束，她将长成一个女人。”

假若福克纳被授与的是另一个可怜的任务，他大概不能忍受吉尔和爱斯蒂尔离开去奥克斯福，并开始另一个学年。从五月到八月，他从一个电影脚本到另一个电影脚本，找来找去都找不着使他中意的。八月，他开始为霍克斯写作关于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呼呼大睡》的电影脚本。虽然朱里丝·弗仁曼在电影表演方面小有声誉，但是福克纳的主要合作者是一个叫莱·布拉克特的青年作家，他和这个年轻人合作很融洽。如他的年轻的合作者后来写的，因为他仍然想写“不适合于演员口头顺畅他讲的”对话，他们不得不在试演中一再修改。但是霍克斯喜欢那种办法，汉弗莱·博卡特与劳伦·巴卡尔也已习惯了。

在《呼呼大睡》电影仍在拍摄之际，福克纳继续有节制地艰苦写作。十一月中，稿子写完，他的身体实际上已经垮了。他又和朋友们生活在一块儿，有几分是为了节省开支，有几分是为了减轻生活上的孤寂，有时他也骑骑马。但是似乎毫无效力，甚至梅塔·杜赫蒂也没有办法。听说爱斯蒂尔已经离开，福克纳狂醉滥饮，梅塔又来看他。他们一道为《呼呼大睡》工作，相互间按时见面，他们又部分地恢复了“当初”共同享受的甜蜜生活。但是现在他几乎已离开罗万·俄克一年了，也不再写作。“有时我想到假若我更多地接受治疗或写电影脚本，我将失去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任何能力，”他说。七月，马尔科姆·考莱已经写完，提醒他已经知道的情况：在出版界里，他的名声很坏。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考莱在三篇论文的 几乎是深思熟虑的梗概，其写作与其说是很慢不如说是规模宏伟：“写完这部稿子还要花一些时间，它可能是我的史诗似的诗??我大约有十万字，现在我把它们改写为大约一万五千字。”从考虑那么周密的一个方法出发，象对自己和事业的直接考验的某种东西似乎会随之而来，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象写作一样，这个考验证明是缓慢的、痛苦的而且不过是部分地具有决定性的。他对自己已经写完的和正在写的稿子的价值拿不准，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陷阱，并且时间正在花光。他总是处于“或者为了混饭吃而粗制滥造，或者隐居起来艰苦创作”的危险中，他又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绕圈子了。为了变卖自己，他必须“在大约六月一日”回到瓦尔纳那儿去。他做着“一个寻常的毫无根据的模糊的梦”，梦想着在他写完他的书时，可以挣足够多的钱，以便继续活着。他已经得到一个普通的结论：“除了电影以外，他绝对挣不到足够的钱以呆到偿清债务。”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欧洲胜利日后的一个月，他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决心“改写整个事实，”以继续完成他的《寓言》。几周里，他遵守已经定下来的一个时间表：在去电影制片厂之前，他每天写作四个小时。他和贝仁莱兹一家住在一起，并和巴斯一道使用长期票乘车往返上班，他使一些人们感到惊讶，他们回忆他去年十二月以来他按纪律进行写作，饮酒有所节制。在电影制片厂，他开始改编斯蒂芬·朗斯翠堤的题为《种马之路》的小说。他相信可以使这个工作不致干扰自己的写作。据朗斯翠堤回忆，他的电影脚本是“激昂的、精彩的、狂热的”；虽然它与这个电影制片厂的要求相差很远，可它是“一个卓越的著作，”以后可能“制成一部新潮流影片。”

结果是，福克纳的规律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常常需要额外的钱，他接受了一个同时兼两个职业的工作，在一个非瓦尔纳兄弟公司财产的珍·雷诺电影制片厂兼职，以乔治·舍辛斯·皮里的题为《秋天在掌中》的关于佃农的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后来，他同意与马尔科姆·考莱在魏肯出版社出《福克纳袖珍本》上进行合作。他所有的作品除《圣殿》外，都不再发行，出一个选集显然是无碍的。此外，考莱心里打算的（将他的“整个著作”用图片介绍出去）象他几年前就设想的一个计划一样在他耳际回响：“让我们想一切办法写关于我的不足凭信的县的一本金韦。我想利用我的晚年作点那种性质的事、人民的繁衍家系从父亲到儿子再到孙子，按字母顺序排列。”

福克纳写信给考莱，表示非常激动。他同梅塔交谈和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表示越来越沮丧。几年来，他一直相信瓦尔纳兄弟公司的关于合同的几个诺言，他在奥克斯福写作会付给更多的报酬。但是这个电影制片厂在六月着手履行黑尔登合同中关于另一个五十二周在规定时间内选择购买的特权。杰克·瓦尔纳继续大放厥辞，说是以每周三百美元买下了美国的最大作家。福克纳有时觉得，他可以对付好莱坞，限制其要求，完成交给的任务，同时进行他自己的写作。但是自从他写完对于他关系重要的作品以来，三年的时光已经逝去。他知道他的那些书决没有出售，也不再发行。他不再指望“靠我生命的劳动”（创作我那不足凭信的家乡）来挣钱。但是他“还有少数东西可以加上去，”并且他需要对好莱坞进行选择。他可以试行另一种受雇写文章或写社论的工作只要他可以在家里写就成。“我认为对好莱坞的一切，我都可以采取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不妙、情绪低落、害怕蹉跎掉时光。我认为有某种崩溃或垮掉的大多数征候。”

一个月前，福克纳试图同威廉·黑尔登达成一项协议。过去三年间，黑尔登曾经不断收到福克纳的所挣收入达百分之十。但是黑尔登已经协商的一个可怜的合同没有顾及他的受委托人的利益。这个合同既无法律地位，对于黑尔登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意义。虽然他已经收到的钱比福克纳收益的还多得多，可是他还想收到更多。假若福克纳不予停止并任其生效几年，黑尔登就可以又赚到两万美元的佣金。另一方面，假若福克纳要求不受合同约束，黑尔登在两年内每周只直接支付给福克纳一百美元。

几周来，福克纳继续试图达成一项协议，但是电影制片厂以及他的代理人一点也不让步。瓦尔纳兄弟公司坚决要求，作为离开的一个条件，他将他创作的一切作品的权利转让给该公司；黑尔登站在电影制片厂一边，他说，除非福克纳接受提出的计划，他将起诉。福克纳遭到顿挫，疲惫不堪，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问他：假若他干脆退出合同，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在欧伯尔的回信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唯一的鼓舞。他设想，肯定瓦尔纳兄弟公司必然有着某种羞辱感，即使黑尔登没有这种感觉。欧伯尔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希望福克纳的“合同在仲裁中被公开出来”。假定可以将黑尔登与杰克·瓦尔纳撇开不管，福克纳有了充分的把握。他“离开了好莱坞，结束电影脚本的写作。”他不愿接受这个电影制片厂的或黑尔登的建议，他不能在好莱坞呆下去了。这最后的几年，他越来越接近于失望，他感到生命不再是“值得活的”，兴许从来就不是“值得活的”。

九月，他向梅塔·杜赫蒂告别，依依不舍。梅塔尽管受了创伤，可她仍然希望，他们可以设法结婚。她爱着福克纳，似乎很少注意到他坚持避免每天和她一块儿生活。几年前，他已发现，他要求从他们的爱中得到的是什么。如今年龄与年龄引起的一切实际情况交织在一起，他的愿望更加清楚，爱情是为了值得回忆的永恒的罗曼史，而不是享受另一种不完美的爱情。这甚至比受到控制或陷入深渊的威胁还大，这是一种以某种蹩脚的方式失恋的威胁，经常萦绕他的心头。他希望自己是温情的和支持这种爱情的，但是他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虽然他宁愿对任何事情都无忧无虑，可是他宁可有一种对别人的忧虑：“我知道，”他后来给她写信说，“那种忧愁是爱情的无法排遣的缠绵之情，它使爱情凝固在一起；那种忧愁是您唯一能够承受和保持的情感；你所失去的是珍贵的东西，因为你决没有机会去享受尽它，因而拙劣地失掉了它。”梅塔·杜赫蒂接近一个她不能完全了解的男人，她在痛苦与爱情之间翻来覆去；他离开之前的两个夜晚，她拒绝了他；他们最后一个晚上在一块儿，她原谅了他，紧紧地将他抱着。翌日清晨，他首途密西西比时，她伸出的手是他抚摸着的最后一件东西。

在他刚归来的头几周里，福克纳庆祝了自己的四十八岁生日并且在为《声音与愤怒》一书写“附录”，这个“附录”是他答应给《福克纳袖珍文集》写的。他写时没有看《声音与愤怒》一书，没有顾虑到有不一致的地方，并且在他写他的一些人物时似乎写得那么栩栩如生。信手挥来，很快就写成了。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将康普森的故事变成了这个家庭的家史，时间跨越一六九九年到一九四五年。虽然它与考莱约克拉帕陶法的金书毫不相同，可是与福克纳曾经认为是他自己的金书的萨多里斯家谱颇为相似。后来他讲到这部书，认为是他的故事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末，福克纳知道遭拒绝的李。他的失望的一部分是财政的；他需要钱交税，现在他不得不“向鲍布①（哈斯）求援”。但是因为他在中篇小说方面的信心比较在寓言方面的信心大，他怀疑，这会使一切事情都卷入问题中。他很快又在信心与渺茫之间摇摆。对每种断言说（“如将会表明的，这本书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都有几个问题（“你对有争议的这部分的意见如何？沉闷吗？太冗长了吗？太啰嗦了吗？”）欧伯尔得到了福克纳的这部将近五百页的书稿，这是福克纳曾经写过的书稿中费劲最大加以改写并且混乱的稿子。然而在福克纳看来自己对这种格调是有很大信心的。他知道自己写作很艰苦，然而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进展很小。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都是靠在兰登书屋以赊账方式获得进款。”

一九四八年一月，他“把这部巨著的稿子搁置一边”，以便写一个以约克纳帕陶法为背景的短篇的谋杀侦探小说。象在继续写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一样，这个短篇小说将是在道义上具有教导性的。和这个长篇的计划不同，这个短篇将是关于种族的而不是关于和平的，并将写得很快。他写信给欧伯尔说，他的主题“较多地是关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在北方或其政府或其他任何人之前，在南方的白人应当而且必须对黑人负责。”我们看见在这个作品本身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中反映着福克纳长期以来对种族的忧虑和他对道义上的紧迫性的很清楚的新思想。相反地，特别是在这个小说里简练的对白及其仔细设计的强烈的情节中，他的新的故事也反映了包括在好莱坞反复讲的那些谴责在内的最近的谴责。但是当其回溯约克纳帕陶法及其熟悉的人物与语言时，福克纳开始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写而没有什么厌烦之处。不久，他以类似旧日的信心进行写作了。到二月底，他写完了这个稿子，到四月末，修改了打字稿和题目。

《入侵者之死》在几个主题上与《八月之光》相同，在几个人物和几个主题上与《去吧，摩西》相同，但是它比许多读者所联想的要复杂得多，然而不那么伤感。尽管福克纳在写作它，特别是在改写中是满怀激情，细致入微的，可是他还是没有能使这部作品具有象我们在他的最佳作品中所感觉到的紧张与共鸣。这部作品在他的事业中的关键地位一部分来自它所从事的主题、一部分来自它所宣称的自己思想的变化，一部分来自它所得到的金钱和引起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福克纳回到了《去吧，摩西》，特别是在黑人与白人关系的主题上和人物上回到了此书。卢卡斯·鲍昌普在两部小说里都扮演着主角，而加文·斯蒂文斯则在《去吧，摩西》接近尾声时和在《入侵者之死》的全书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人物。但特别是如我们在加文·斯蒂文斯的生涯中所看到的，《入侵者》也使福克纳走得更远，走向更具有说教性和预言性的小说。

斯蒂文斯在书的开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地位都是逐渐变化的。卢卡斯·鲍昌普的坚韧不拔和过人勇气以及查理士·马里逊的天真无邪与忠诚不二使他受到感动，他开始丢弃由于自己受到蒙蔽和思想上被毒害而形成的偏见，随后就开始以智慧和真理的权威讲话。然而通过这个明显的教化，使这部小说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冒了出来。不久前，斯蒂文斯还是默不吱声，他开始道义化了，使读者把他的讲话当作了“先知的预言”，他说，北方应当允许南方解决自己的问题；南方必须停止过“不公正、暴行、可耻与羞辱”的生活。

《入侵者之死》不仅代表着福克纳已经第一次形成了他对“对国事明确发言”的意图，而且也标志着他争取名誉与财产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他的一系列主要成就都没有获得金钱及社会的承认，可是如今却以一个小的表现就轻易地得到了。虽然从各个角落来的评论，对《入侵者之死》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评价是众说纷坛的，然而这些评论的数量之多就甚至足以使这个奥克斯福之鹰相信，福克纳是“奥克斯福的伟大小说家。”还没有出版或开始得到承认之前，本涅特·赛尔夫就以五万美元的价钱将这部著作的电影权卖给了米高梅电影制片厂。几个月前，福克纳曾经写信给考莱，表示讨厌“一大堆占面积越来越大的死气沉沉的废物、所有品，”它们把他的生活弄得乱糟糟的，而对他却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任何贡献。现在，用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去旅游，买帆船、衣服和书籍，并且扩大住宅。因为他对那些事情的要求，象爱斯蒂尔的和吉尔的要求一样，将会增长，这五万美元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由于随后有其他几个大的发薪日，他对金钱的忧虑已经过去了。他和他的家人对金钱的想望决不会大大超过他挣钱的能力。

夏季，他和朋友们建造了宽敞的游艇密西西比州明麻加里号，并下水泛舟于萨迪斯水库之上。由于胜利迹象增加，他对其他计划的热情恢复了。早先他曾经谈到过他的小说全集的问题。他希望亲自给这个全集设计一个形式·他准备回头来再干这事。尽管他的寓言似乎又有可能。但是他首先需要“离开这个窝和家去度度假期。”他首途赴纽约，以等待《入侵者之死》在九月份的出版。在社交性集会和接待采访中，他发现有时间与哈尔·史密斯及金·戴温这样的老朋友及象马尔科姆·考莱这样的新朋友们饮酒，畅谈。但是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鲁斯·福特。在好莱坞，他曾经愿意和她保持男朋友的关系。在纽约，他提出要作她的情人。“我好久以来就是你的男朋友，”他说，“现在是否应该更进一层？”。兴许他得到的回答令他失望，他的情绪起了变化，开始时，他似乎是活跃的，谈笑风生。可现在，他开始喝得多，谈得少。最后他退到在亚尔冈昆的他的居室里，独自喝得酩酊大醉。他的朋友们发现他身体衰弱，把他带到了一个疗养院。他们又从那儿将他转移到康涅狄克州雪尔曼那儿，马尔科姆·考莱的家里，他在那里恢复了健康。考莱回忆，他表现了极度的克制，似乎不仅是小而且弱，但也是坚定的。他感到好些，就回到纽约。在纽约，他与鲁斯共进午餐，并在兰登书屋与亚尔伯特·爱尔斯金、夺克斯·康敏斯及罗伯特·哈斯作了几次交谈。随后，他准备回到他的窝和家，以度过他的另外的假期。

不久，他又开始工作了，很快地搜集他的小说全集和他的寓言，之后他全力以赴地写作他叫作《骑士的一着》的六个相关的故事的一本书。《骑士的一着》的故事多少带有侦探小说的性质，其特点是：加文·斯蒂文斯在其努力中，不仅完全解决了或者避免了犯罪，而且“保护了弱者，雪了冤，惩罚了坏人。”虽然这些故事已经发表过，这个有书名的小说已一再遭到拒绝。福克纳现在相信《骑士的一着》已经不成了，因为需要将它变成一部中篇小说而不是一个故事，他建议将其扩大。他写信给塞克斯·康敏斯说，加文·斯蒂文斯的这些故事合并起来将成为与《入侵者》同样长的书。受到兰登书屋的鼓励，他在一九四九年初开始写作，他既没有感到过于劳累，也没有觉得厌烦。他上午写作，下午大都在格林菲尔德农庄或萨迪斯水库消度过去，他可以乘明麻加里号在水库上泛舟，或驾驶铃鸽号游览，以解除疲劳。由于《入侵者之死》上了银幕，奥克斯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个农庄和湖都成了重要的休养地。他的写作仍然进展顺利。到五月中旬，他已经写完了书稿；到六月，完成了打字书稿。

虽然《骑士的一着》显然是一部小作品，它在几方面的描述则是重要的，其中包括它的书名故事的修改方式，这个故事是福克纳大加修改的唯一作品，它描述他的生活和他早期的想象。《骑士的一着》使人回忆起这样一些事情：为萨多里斯对飞机的热爱，它细述了加文·斯蒂文斯重新获得其童年时期的爱人的努力。斯蒂文斯在年龄和外表方面象菲尔·斯通；他长期地对他的第一个情人的痴情，又象这部书的作者。福克纳总是喜欢模仿其早期作品。他希望给他的作品一项较大的设计和感觉得到的相互关系，这个愿望已显露了出来。之后，他向更加复杂的模仿和关系方面推进了。但是在《去吧，摩西》和《入侵者之死》之间的长期沉寂中孕育着的忧虑，使这个习惯有了新的势头。《骑士的一着》是一部引起深刻共鸣的著作。加文·斯蒂文斯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体现着特别使人联想起的变幻无常和作茧自缠式的人。一方面斯蒂文斯坚持要忠于自己的初恋；另一方面，他的特点是迟疑不决和进行再评价，他在处世中深感不安，既怀疑然而又表现出他自己坚贞不移和对他的事业的重视。

先前，在这部书里一个题为《僧侣》的故事中，我们看见的语言说明并反映出福克纳自己仍对侦探小说有兴趣。在这个故事的头几段里，查理士·马里逊给我们的印象不只是一个侦探而且在其好奇心和困惑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人物，那就是说，他具有几个癖性和一种性情，使他成了福克纳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作为他的癖性和性情的结果，马里逊进行的活动，使我们将他与其他两个关键人物即讲说者与读者联系了起来。因为他的苦恼不仅在这些环境：乡下佬和拒绝加上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人，而且也在于“不能形成意义的”语言。为了了解僧侣的故事的逻辑（“为了弄清楚他所得到的某些??模模糊糊的和不能解释的素材”），他必须成为一个半侦探、半艺术家并和一个完全的读者。因此《僧侣》至少变成了尽量使它的讲说者讲的（或更激进一点说是它的读者的）故事同它的主题的故事是相同的。因为它不仅从戏剧吸取了许多力量，福克纳在说明性的情节中使其富有戏剧色彩，而且它在词汇上规定了那段情节，使其与侦探的艺术、讲故事的艺术及阅读的艺术熔为一炉。查理士·马里逊在令人苦恼的宗教信仰中艰难地前进着，相信通过解释，僧侣生活中的“自相矛盾，甚至互相抵销的一些方面”可加以井列并锻炼??成为可能性与可靠性。”但是他并没有清楚，他的唯一希望是落脚在技巧上，他用以作为“性情、推理与虚构的烘托的工具。”

在写完《骑士的一着》和电影《入侵者之死》参加世界影展之间，福克纳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在奥克斯福继续写作他的那部巨著。他也继续狩猎，泛舟和经营农场。在影展前几天，他声明说，他宁愿不参加。几年来，只有少数朋友，特别是麦克·里德和菲尔·斯通仍对他忠实。虽然他欢迎弄清了情况，然而奥克斯福改变立场已为时太晚，他的家人感到苦恼，试图改变他的想法，没料到也不中。爱斯蒂尔终于使出了绝招，她打电话给巴马姑祖母。姑祖母又打电话给福克纳，说，她准备去看他泛舟，她希望他到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

一九五○年初，他对他的寓言的写作又放慢了下来，福克纳得到萨克斯·康敏斯的短笺说，兰登书屋要抢先出版《小说全集》。一年前，在福克纳将这个计划搁置一旁以写《骑士的一着》之前，已决定组织一个他所喜欢的结构。因为他仍然喜欢他当时确定的结构，他没有什么更多的事要做了。这卷书将包括四十二个故事，分为六个不等的部分：故乡、村庄、旷野、荒地、中间地区及其他。他心中的想法是把他的寓言来一个转变，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著作———出戏。要写完这部著作比他所预料的时间要长得多，在他写完之前，它将成为另一部奇怪的混合的作品·既不是戏剧，也不是小说。然而打一开始，它就伸展到了几个有趣的方向。

作为对《圣殿》的人物的续篇，《修女安魂曲》将邓波尔·德芮克与她的求婚者戈万·斯蒂文斯的故事扩大了。《夕阳》的兰西成为了《修女安魂曲》中的兰西·曼尼葛。然而《修女安魂曲》在思想上和风格上都不同于早期的著作。它的一些主题必须处理种族、公正、公共机关和公众的思想，是那么直接地处理这些问题，以致使它似乎比《入侵者之死》更富于说教性。然而象《蚊群》与《野棕榈》一样，《修女安魂曲》也有着重要的外部关系，其中之一就涉及鲁斯·福特。早先，鲁斯·福特曾经要求福克纳为她写一个戏。后来，他声称，他已经写的《修女安魂曲》是把她挂在心上的。然而除了这个扩大了的牵连之外，与一个年轻女人的关系就更深些。

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克纳开始写作《修女安魂曲》之前不久，约安·威廉斯从她在孟菲斯的家来此，希望有一个朋友把她带到罗万·俄克去。不久，她就要回到巴尔德学院去开始她的高年级的学习。她苗条、俊俏而又聪慧，想成为一个作家，希望能会见福克纳。她发现他们的第一次会见是那么匆匆而没有结果，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似乎对福克纳来说，“好象勾起年轻时候对某些事情的回忆。“因此这封信使他感到自己“又年轻了，勇敢、纯洁而情深意长。”他同意回答她可能提出的关于“一个中年作家”的任何问题。她回信提出了一些对他来说似乎是“荒谬的问题”，问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平静地躺在床上，快进入梦乡的时候，可能向这个男人问什么问题。他说，然而她不应该为“必须等待，甚至去问这些问题”而发愁，也不应该对这些问题没有回答而发愁，甚至也不应当对回答的希望似乎是渺茫而发愁，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上帝可能给这个年青人的最仁慈的礼物。

几个月里，福克纳保持着距离，对才女约安进行辅导。他阅读她写的东西，寄给她一些书名：圣经、莎士比亚、豪斯曼、马尔卢克斯和伯格森的作品，供她阅读。不久后，他们会晤了，她送给一个题为《迟下的雨》的故事，这个作品已为《娇娥》杂志所接受。他很快发现不能再保持距离了。虽然过去几年里，他感触甚多，他却似乎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启己年轻而情意绵绵，他被这唯一的人勾住了，她能使他又回到当年。他说，他要继续写关于文学方面的信，但是他认为，她应当明白，他要写的是爱情。兴许假若他们能够在他正在开始的这部剧中进行合作，那么他就能够把他的爱献给她，并且塑造一个“她的爱产生的诗人。”

这个合作在一九五○年一月以通讯的方式开始，继续到二月份，在纽约的几次会晤。这时福克纳已有了一个大纲，这将成为他的戏剧的第一幕的大纲。然而当他变得更加热情、坦率和坚持的时候，约安却感到不安，因为她犹豫不决，他感到不快。虽然合作的思想架了空，他却继续写这个剧本，并将进展情况告诉纣安。他说，他将努力作到她要他作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不仅能够想象任何事情和一切事情，而且甚至也能够希望和相信它。”

暮春来临，还看不到结果，他的忧愁加深了。经营农场、泛舟和骑马都不能给他带来欢乐，甚至当写作进行好的时候，他也觉得写作“并不真正令人满意。”“他需在四月再去散步一天或一个小时。”和约安在一起，他感到年轻、纯洁而又痴情；没有了她，他感到到处都是凋零不堪，勾起他愁思如绪。不久，他似乎觉得甚至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他告诉金·戴温，他坐在他罗万·俄克的书斋中时，老望着窗外，“过去有许多天，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在写作。‘如今，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没有写作。’”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文学和艺术学会，告知收到了豪威尔斯奖金，其语调显然是忧伤的。早先，他曾翻阅过他一生中写作的一本一本的书，感到每一本都是不完善的，但是他觉得“总是有另一本书要写。”“以后，有一天我是五十岁的时候，回头再去看它，我断定它非常好，于是霎那间，我认识到，这是最坏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现在差一点点就到了这样的时刻、瞬间即：夜晚、黑暗和长眠：我将把一切永远丢开，我的苦恼和辛苦已然过去，我也不再会有任何烦恼了。”

当约安犹犹豫豫，福克纳闷闷不乐之际，爱斯蒂尔却怒火中烧。如今她面临着的甚至不如她曾经准备对梅塔·杜赫蒂作的非所情愿的调整，约安只比吉尔大几岁，孟菲斯离奥克斯福是太近了。爱斯蒂尔感到忧虑和愤怒，试图写信去阻止并与约安的父母接触，她自己太苦恼了，以致不能使这两个勾结者感到不便。福克纳为了平息爱斯蒂尔，曾经讲到放弃的问题。但在四月份，他又加以否认或者失掉了控制，他又要出去走走。他仍然盼望和相信“不是在花园而可能是在树林中的”某些田园诗，并且依然宁愿无端发愁，他继续努力平息爱斯蒂尔的怒火并重新燃起约安的热情。

夏去秋来，僵局继续着。约安、爱斯蒂尔和福克纳似乎都不能作出决定性的行动，于是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清晨，电话铃响了，信号长时间中断。这个电话来自纽约，它宣布了一九四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承认福克纳“有影响的和独创的艺术贡献。”一些时候以来，福克纳就已知道，他在美国的声誉不如在欧洲的声誉。“为了在法国土地上的青年们”济安·保罗，萨特曾经告诉考莱说，“福克纳不是一个神。”有几次，谣言特别把他的名字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起来。一九四六年三月，他的瑞典文翻译者之一索尔斯登·约翰逊曾经预言，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四九年秋，没有宣布这个奖。可是谣言却更多而且更明确。一九五○年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福克纳曾对邀请他参加《入侵者之死》的影展作了答复，如今又重复这个咎复；它是一个很好的荣誉，他很感激，但是他宁愿呆在家里。家庭、朋友们和国务院的使者们的要求都归失败了。这时，爱斯蒂尔又一次想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她求助于她那不热心的女儿，吉尔又说服她的父亲不仅要去，而且还带她去。她正在一个高等学校上高年级，她从来没有到过欧洲，她要求把这次旅行作为对她毕业的礼物。

福克纳同意去了，但是在他安排的动身时间之前几天，他不断地饮酒，几乎使这次旅行告吹。他终于上了路，他描述自己被告知要去尽自己随义务时，“该死地病了而且感到疲惫。”但是这终归是他最需要去尽的一项义务。“我要去，”他对美国驻瑞典大使说，“做这件正确的事。”他疲倦，恐惧和体弱，象他以往一样，如今又遇到这个情况，需要家人、朋友们、甚至陌生者们的照顾。但是在寻求帮助方面，他往往是幸运的。现在又红运高照——有几次得到吉尔的照顾；在纽约得到哈斯夫妇和康敏斯夫妇的照顾，在瑞典，得到华尔腾·巴特尔渥尔斯大使、一个名叫乔弗莱·巴腾的英国人男仆及索尔斯登的遗孀爱尔斯·约翰逊的照顾。几年前，在他个人和全球都处于一片黑暗中时，在他能够“清晰地以国家的声音讲话时”，曾经写信给一个正去参战的青年。他说，他如今需要把给予他的这个时机当作顶峰①，他在这里的讲话可以被这个青年听见。结果是，他是那么害臊，匆忙和讲得那么温和，致使人家都听不清楚。“直到第二天清晨之前，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爱尔斯·约翰逊说。但是象他以前一样，他发现，终归，某些寂静的时候，是听得清楚的。在他讲话之前，好象他已经从一个顶峰上讲过，讲出了长期存在的忧虑和信念。那些忧虑（我们被恐惧所吞噬，而恐惧是一切情绪中最卑鄙的情绪）和那些信念（人类良心的冲突的问题本身就形成好的作品，没有爱情与光荣、怜悯与自尊心、同情与牺牲写成的故事只是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是较少地简单地与他的伟大的小说有联系，而较多地与他有时采取的态度有关系。但是他对它们感觉很深，他在四十年代写的一些信中就表现得很清楚，特别是他写华伦·贝克和马尔科姆·考莱谈到他的小说的那些信及他写给他妻子与继子及他的侄儿谈到战争的那些信更是如此。

许多艺术家仔细地避而不明确表示他们的比较简单的信念。有的艺术家这样作是为了害怕将他们的艺术简单化；另一些艺术家则是害怕引起嘲笑——被人家叫做油头的嘲弄家或老朽的笨蛋。但是福克纳总是在选择时机方面干得好，而在实行谨慎方面则差一些。斯德哥尔摩讲话用信号所示意的是准备去利用一种不同的机会。在这个典礼之后（他告诉记者们说，“这个典礼长得象密西西比的葬礼。”），他带着吉尔去了巴黎，然后经由伦敦到纽约。圣诞节前夕，他们回到了家。几年前，他感到自己陷入了被轻视的境地“我写出了以赚钱为目的的电影脚本，得到报酬，以兹弥补，”他说，“在粗制滥造的侦探小说的竞赛中得到了第二等奖。”现在他随时都碰到记者们，《奥克斯福之鹰》报以整版广告向他祝贺。在他周围密切来往的朋友们对他讲下面的话，其意义何在感到惊讶：他说，他愿意花三万美元作奖金，可以这么说，这是“与这个奖金的来源的目的和意义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