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九三六——一九四二年 巨人的两次表态_圣殿中的情网：威廉·福克纳

福克纳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到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报到时，他仍在找一幢大的住宅足以容纳下他的一家和仆人杰克·欧立弗与纳西莎斯·麦克爱温。不久他找到了一个住宅，正在珊塔·孟尼卡北面，还配齐了几间仆人的住房并且景色宜人。在晴朗的日子，他可以一览珊·加布里尔山脉和加塔林纳岛。这个住宅离这个电影制片厂太远，花钱又太多，但是他和爱斯蒂尔都喜欢它，并且因为他们有一辆汽车，一个司机，自己工资又高，他们决定买了它。

对于好莱坞的人们来说，福克纳的生活似乎是私人的。工作之余，福克纳喜欢带着吉尔到海滨去。那是遛弯儿和讲故事的一个好地方，他高兴地看着吉尔和其他孩子们玩。然而威廉和爱斯蒂尔认为，他们的生活似乎是社交性的。他们间或招待象另一个电影脚本作家华尔·柳通及其夫人这样的邻居们，象本·华生与焦尔·塞耶这样的朋友们，甚至象克拉克·佳宝、霍华德·霍克斯夫妇或罗纳德·科尔曼夫妇这样的名流们，或者有时同他们一道出去玩。他们处境不错，虽然金钱依然是争论的根源，已不再是个大问题。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控制着他们的怨恨、妒嫉、愤怒和暴行的模式。几周过去了，这期间他们两人都继续滥饮，她定期地喝酒，他有时喝，有时不喝。并且他们都开始向朋友们讲自己感情上的伤痕和创伤，以表示对另一方的报复。

福克纳对其抱怨最多的朋友是梅塔·杜赫蒂。福克纳在奥克斯福逗留期间，梅塔与一个名叫乌尔夫干·芮布勒尔的钢琴家堕入了情网。现在，她和芮布勒尔继续在旅行，福克纳从奥克斯福回来了，她又发现自己还是钟爱着他。在交谈中，好和福克纳继续谈到似乎他和爱斯蒂尔可能“达成某种和解”，因而安排不致损害吉尔、维多利亚及马尔科姆的一项离婚。但是福克纳显然知道形势到此事不利，他没有作出允诺。“让我们这样说吧，”他告诉梅塔，“我希望你永远属于我，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会永远如此。”他们暂时满足于空洞的希望和零散的聚会，恢复了他们的暧昧关系。通常他俩独自出去到马骚·弗兰克斯这样的地方，或在梅塔的房间里幽会。偶尔梅塔与福克纳及古尔一道到海滨去游览。有一个晚上，他与她商妥到他与爱斯蒂尔租的住宅吃饭，在那儿，他把她介绍给爱斯蒂尔，说她是本·华生的朋友。和梅塔相比，爱斯蒂尔似乎个小、表情忧郁、弱不经风。然而后来爱斯蒂尔知道了梅塔真正是谁的朋友时，她表现是凶狠而断然的。她愿意作出调解，特别是假若这意味着她可以更浊立地生活的话。但是他不愿同意离婚，这使好需要从新开始，或放弃她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其中包括她的名字，她的家和她的女儿。

声名狼藉和已年满三十威胁着梅塔，她害怕与福克纳的生活继续下去。不久，她开始转向芮布勒尔，他不仅谈到了结婚，而且还提了出来。九月底之前，她一直注意听，到十二月，她同意了。虽然她仍去看福克纳，他依然希望她会给他们“稍为长一点的时间”，她也是决心已定。早先，他们成为爱人后不久，福克纳看见她在乔治·革尔希温、柯尔·波特及李加德·罗吉斯写的乐曲声中与其他男人们跳舞。情况已经清楚，其他的旧模式本身将要重复的时候，而他的角色却一直扮到底。他去会梅塔，给她谈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和他感到的爱情，一直要求她回心转意。随后，婚期临近时，他祝愿她幸福，之后就走开了不久，她旅行结婚，使她到了纽约、伦敦和德国。“献给梅塔·加彭特尔，”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发行仅三百册的精装版的 虽然同安德森的这次复交对福克纳至关重要，他不久花了很多钱去纽约旅行。他的饮酒已逐渐增多，最后几乎变成了经常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看见梅塔显得过于悲痛。在他决定作这次旅行之前几周，她曾写信给他说，她希望再见到他。他希望重新燃起她的爱情之火，同意和她相会，没料到却发现她不愿意作他的情人。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不久，就蛰居书斋，开始写一部小说，以努力“避开他那断肠的愁思”；他在纽约，猫在亚尔冈昆的他的房间里，烂醉如泥。金·戴温注意到福克纳不在并回忆起《声音与愤怒》的不幸后果，就开始寻找。戴温找到了福克纳，他独自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省，穿着短裤，周围堆着酒瓶。这次，他除了非常虚弱外，在背上受了三度烧伤，伤处正对肾脏，这显然是由于长时间贴着暖气管造成的。

戴温在一个大夫和几个友人的帮助下，开始照顾福克纳，使其康复。在恢复的几天中，出现了精神更紧张的迹象，戴温感到忧虑。他问福克纳，他是否特别想见什么人。他回答说，焦尔·塞耶或舍伍德·安德森。听到他老朋友的要求，安德森来了。他坐在福克纳床边，非常了解当时的情况和他决不会直接承认的一些需要，和蔼而平易地和他谈话。这是他们相互见面的最后一次。

福克纳可以旅行时，戴温陪他到了罗万·俄克，并和他呆了几天，直到他的体力开始恢复。“我感到好一点了，”福克纳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虽然还要些时候，我的背部才能痊愈。”结果证明，康复时间比他预料的要长些：有许多被刮削下来的东西，有几处皮肤移植，有些感染，很痛，会留下永久的疤。然而几周之内他又在写一部小说，他叫做《假若我忘记了你，耶路撒冷》，这个书名他勉强地改成了《野棕榈》。写完后，他要求本涅特·赛尔夫将此书的几个复制本寄给三个人——金·戴温、舍伍德·安德森与梅塔·芮布勒尔。

开始时，写作进行顺利。因为疼痛使他不能安睡，他开始在夜间写作，这是自《当我弥留之际》以来的 这两个男人中，高个犯人显然更象口头传说中的英雄。面临着洪水与命运力量所加诸于他的危险，他证明自己是机智而勇敢的。他作着“他不得不做的，用他不得不干的精神去干。”然而这个高个犯人尽管具有英雄气概，他似乎受到了阻碍，这主要因为他所追求的和平是空洞的，他所为之服务的秩序是缩小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经读过《侦探报》。他从该报中得到了关于英雄的错误概念和一个愚蠢的计划，因此他用一盏邮购的灯、武器和手巾装备着，企图抢劫一辆火车。他被他阅览的东西迷惑，随后又被一个成熟的少女引诱，他希望以他的英雄气概和金钱给人以印象，然而他永远地幻灭了。他剩下的一生曾经按心中的一种想法生活着：一生中尽可能做得少一点并且不与女人交往。由于洪水将他从小小的生活中赶了出来，他表现出非凡的忍耐、机敏与勇敢。然而，他依旧是诚实的，因此回到了他被洪水逐出的那个监狱。帕奇曼是他的耶路撒冷。他选择牢房的局限的缩小的生活，部分原因是他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主要是因为它既使他从渺茫的自由中解脱出来又使他远离女人。“女人，”他终于说，“狗屁！”

象高个犯人一样，哈里害怕并且不相信生活和女人。他认为医院是一个避难所，在那儿声音和刺激只是作为威吓进入，因而决不会使人惊讶。他在那样的避难处已经生活了二十七年，完全不冒什么危险。他遇见夏洛蒂·里滕梅耶时，自己仍是个童贞男子，其清楚的想法是使每天与前一天一样。哈里正情思似火而又很怯生生和勉强。而夏洛蒂更是爱情红胜火，她从他那里也看出了这种渴望。作为一个少女，她看过一些香艳的爱情故事。她从那些故事里得到一个看法，她相信爱情应当“全是蜜月，始终是。永远，直到我们中的一个死去。”对于她的这种期望来说，她和一个普通商人的婚姻是一个嘲笑。而且她希望的正是在于她把哈里的较好的一面看作缺陷：由于发现美妙的爱情正在消失而从尘世生活得到了救助。

哈里从他的安全而受到约束的环境里被热恋赶了出来，因而感到惊讶。因为夏洛蒂的视野更宽阔、爱情更奔放，哈里成了她的追随者和情人。他们从他们在新奥尔良的旅馆房间到芝加哥、犹他和密西西比去。哈里和高个犯人同样具有最深刻的怀疑和恐惧，并且同样有着在避难处的经验，他丢弃了它们。我们在他那里看见的紧张就象我们在这部小说中观察到的动摇一样表明着深刻的矛盾心理。但是哈里根据夏洛蒂的暗示所作的并保持着对她的回忆，加以选择是为了较大的愉快与痛苦而不是为了较小的安全与平静。最后，尽管遭受的苦难极大，损失涉及一切事情，他相信爱情和苦难比平静、尊严与财富好：“是的，”他认为，“在忧伤与无事之间，我宁愿选择忧伤。”他感到痛苦，想自怜；觉得失败，他后悔和悲哀。但是他并不以徒然的悔恨来占有自己的生活，他并不把监狱的名字叫做耶路撒冷。他在监狱里忍受着因为有了丰富的阅历：高个犯人接受监狱是为了避免坐监。虽然他们的故事将他们带到了同一个地方，哈里是非自愿地去的，因为他为了爱情的缘故犯了反对社会的罪。

因为《野棕榈》完全不是一部小说，我们也没有词来评述它。福克纳认为它是一部统一的作品（他的想法是高个犯人的故事“只是为了突出夏洛蒂与哈里的故事”并且他把这两个故事写成了交替的一些章），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偶合的经验方面的成功。大部分读者显然觉得，它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尽管有几种联结，这两个故事仍然是过于分离的；而部分原因是《老人》并没有遭受到《野棕榈》那样的变幻无常，也很少遭受到《野棕榈》中的坎坷。然而讲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至少必须加上两件事。 因为弗莱姆的故事基本上是一段经过或历史，这个兴衰的故事其主要成分是变化，特别是在地位和财富方面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弗莱姆显然是一个现代的人物，他经常在变化；和他对照，法国人崩德的社会却似乎很少变动。详记活动的日志是为法国人崩德的独特形式，反过来，追溯变化的历史则是为弗莱姆的独特形式。法国人崩德虽然不特别注意其历史或对其祖先们的崇敬，它是一个时间缓慢的社会。在弗莱姆来之前，法国人崩德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只有少数事情变化得很快。

弗莱姆一来，一切事情都变化着，包括金钱、力量和地位都在变化。在弗莱姆去杰斐逊之前，他就已攫取了法国人崩德的大部财产，甚至这个共同体的大部分基本活动：交换或贸易，都变了。在斯诺普斯以前的一些故事里，交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商业活动。一次交换一部分是仪式，一部分是竞赛，它依靠某种惯例，需要一定的技能：它一部分是买卖，将各种东西换成钱或票据，用以换成机器或马匹而告终。对于象拉特利夫及其朋友们这样的从事贸易的商人们来说，一次行动常常包含着另一次：他们交换他们做买卖的故事就象他们交换马匹或骡子一样频繁。讲故事和做交易是一样，仪式的成分和竞赛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拉特利夫喜欢讲故事的过程以及对故事的解答，对于他来说，每次表演都有双重目的：他走的时候，使他自己和他的所众都感到高兴，可是他的听众们终于必然会知道，他们已受了一个故事大王的愚弄，但是知道得太迟了。拉特利夫决不一开头就讲他的最好的故事，他决不苯头笨脑地讲坏一个故事！他对语调和复杂情节的控制是天衣无缝的，甚至在他详细叙述他得不偿失的一次交换时也是如此。

在法国人崩德的日常社会中，贸易倾向于是小额的，而故事则是夸张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干 结构的变异：在它中间，占优势的范例是读者与正文的关系的范例，暗含的范例是讲说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范例。但是它和《押沙龙，押沙龙！》相比，没有那么充分地表现着这些范例的戏剧艺术的潜在力。虽然老卡洛赛尔斯·麦克卡斯林显然比汤姆斯·萨特彭多产些，可他显得没那么奇妙。虽然伊萨克·麦克卡斯林比《押沙龙，押沙龙！》的解说者们在道德上的影响大些，可他并不象读者或讲说者那么令人神在。随着这两者之间只是部分地完成的关系，于是我们所有的就是篇幅不那么大和更加勇敢些。

在这些限制因素有两个简单化的原则，它们都是靠福克纳写作《去吧，摩西》的方法加入到这部小说中去的。福克纳说明了，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认为《去吧，摩西》是一个故事集，因此在它的书名上加上其他故事字样。福克纳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小说＼它仍然是一些较小的单元组成的，这引起了一些问题和使用的自由。正如人物的语言可以塑造它们自己的较小典型一样，也必然有助于较大典型的形成。虽然如此，它们也证明一些突然改变和中断是有道理的。虽则《去吧，摩西》的历史场面比《押沙龙，押沙龙！》大，可它却是一本较短的较简的书，这恰恰是因为其结构允许那么多省略之故。而且在此书中有些单元也是故事，这就近似于福克纳将其与短篇的商业性小说相联系的“良好的明白晓畅而简单的方法。”我们将显露的复杂性与技巧的实验性和福克纳早期的一些伟大小说联系了起来，这两者进入了《去吧，摩西》，而在《熊》中则充分采取了这种方法，在他将他的一些故事变成一部小说时，作为这部小说的一部分的《熊》本身就创作出来了。《熊》写成了较完整的较复杂的形式，然后方加以简化成为商业性小说的；反过来这些故事写成了较简单的形式，之后才为了这部小说而使之复杂化和更加丰富的。假若这个事实部分地证明某些读者曾经意识到的《熊》与其内容之间的紧张的话，那么它也表明，《去吧，摩西》仍然部分地与在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中经常赋予活力的简练化有联系，其原因就在这里。

似乎为了和《去吧，摩西》的较简练的叙事技巧相称，福克纳向着主题的更直截了当发展。肥艾克·麦克卡斯林认为是福克纳的代言人显然是错误的思想。艾克的理想主义不仅遭到其他人物的非议，而且遭到卡斯·爱德蒙兹最有力的反对；它被《三角洲之秋》加以贬低，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之外及小说里努力讲清楚，艾克在宗教上是太过于极端拘谨，并且是个脱离国教者，因此太容易向放弃和退隐让步：“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比只是拒绝做更多的事，”他后来说。艾克沉迷于保持自己的纯洁，终于实际上陷入了孤立。他知道他的祖先们攫取了土地并为了自己得益宣布他们对土地和其他人们拥有所有权，他让耆老萨姆作他的代理父亲，然后放弃了他的世袭财产。他知道他的祖先们放纵了肉欲和虚荣，导致了他们的乱伦。他满意于自己是“半个县的大叔和不是任何人的父亲”。

艾克除仍然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大叔外，变成了一个过于简化的耶稣似的人物。他过着一种低于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以保持其纯洁。他没有因所有权、性和子孙后代等引起的种种牵累，剩下的只是极简单的生活。因为艾克的种种见解符合于这部小说的主题，福克纳描述了艾克的理想主义的力量。然而因为艾克的解决办法是他自己的并且是不适当的，福克纳戏剧似地表现他们的种种缺陷，特别将这些缺陷与拒绝、引退和退休联系了起来。因此引起的问题是双重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小说家对他的人物的几乎是完全拒绝的有条件的拒绝。而且这个问题以一种奇怪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到读者和他暗示的一些任务。这部小说把每篇正文部界说为初期的正文和假象，然后要求我们开始作出一些联结与典范，我们随后必然会对它们加以修改，甚至予以抛弃的。同样，它给提出了一些道德问题，同时也作出了明显的答案，它后来又部分地批判它们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是在受到批判的情况下实行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有着一些初期的正文（我们开始时的正文以及我们作的然后至少部分地予以去掉的正文），它们继续寻找可以将其写成一个正文的读者。在另一个情况下，我们有着道德问题（艾克尽力解决的那些问题和我们对他的解决进行批判因而引起的问题）继续寻找可以予以解决的一个伦理学家。《去吧，摩西》尽管有着明显的结尾，然而也象《押沙龙，押沙龙！》一样，是没有结束的。

十二月中旬，福克纳将他的打字书稿邮寄给萨克斯·康敏斯时，美国已参战。他的注意力分散极啦。他仍然知道自己已经写了另一部伟大的著作，他作的说明很明确，他讲到一点时说，“那是一部已经写成的作品，”他讲到另一点时说，“不要动标点符号，也不要动结构。”一个月后，他给罗伯特·哈斯寄去了献词，这是他所写过的最为感人和适当的献词。《去吧，摩西》是由一些旧故事组成的一部小说，讲的是旧时代和旧人们以及新人们。它是一个大的和传奇似的家庭里的一个男孩的故事，他是孤儿，必须为自己找一个教父。它根据一些个人的观点（他们努力遵守和遵循下述主题中的观点），比他早先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直接地探索了一些熟悉的主题，如“光荣、真理、怜悯、关心、忍受很大的悲伤、不幸和不公正的能力”。福克纳将此书献给卡洛琳·巴尔，他不仅回忆起她少有的高寿，而且也想起了她生活中的罕有的崇高品质：尽管她遭到了不公正，她还是“毫不吝借地或者不考虑到报酬的菲薄，忠于他的家庭；”她看出了一个小男孩的不言而喻的需要，她给予他“无限的忠实和钟爱。”

在一九四二年的头几个月里，福克纳间间断断地写作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终于成了《骑士的一着》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久就过于心烦意乱了，不能进行写作。几个月里，他一直靠借债度日。他已经将他的最后一张保险单换成了现金，没有剩下的存款了。假若“每个人都要我还钱，除我的住宅外，我的全部财产都将完蛋，我的女儿、我的母亲和妻子部会一无所有。”他认为，这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兴许假若他可以找到一个不受债主追逼的地方，他可以再次工作。

他看到摆在他面前的道路中一条是到华盛顿去从军，另一条是到好莱坞去搞电影工作。他走第一条路，到了华盛顿，希望得到一项任命。他所希望的那种工作是上飞机、战斗，最好是在法国上空，但是他已四十四岁，他不适宜做那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好莱坞突然需要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福克纳就曾开始试探回到好莱坞的可能性。随后没有那样的建议，他开始怀疑这个电影制片厂已经对他感到小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登的青年代理人写情给他说，他可以安排一个合同，福克纳告诉他要看他可以干什么工作。之后，他就回去写作《去吧，摩西》了。一年后，华尔纳兄弟公司突然表示了兴趣，福克纳感到又喜又惊。

随后的几周，谈判越来越复杂和激烈，愉快的心情一扫而空。问题是简单的：福克纳在好莱坞有两个代理人：威廉·黑尔登，他直接与福克纳接触，和H·N·斯万森，他处理哈罗德·欧伯尔的西海岸的一切事务。由于这个基本情况，混乱几乎扩大到涉及的每一件事情。斯万森显然是较好的代理人，他与福克纳的联系是较通常的。但是黑尔登年轻而果断，他首先与华尔纳兄弟公司进行了接触。斯万森似乎将要安排一个合同时，黑尔登不仅责备福克纳“破坏了完整”，而且他还威胁会“引起麻烦。”福克纳的第一个反映是愤怒，他对于责备和威胁都感到生气。然而他不久开始觉得，黑尔登虽然天真、想错了并且没有能力，却是真诚的。他请斯万森和欧伯尔谅解，同意接受黑尔登的条件每周三百美元而不接受斯万森的每周五百美元。然而甚至对于一个长期缺钱的人来说，在薪水上的差距的意义比在合同中的其他条款的意义小。福克纳同黑尔登一致，又给华尔纳兄弟公司一项总计七年的选择购买其作品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