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白人负担(3)_奥威尔传

40年代，奥威尔对世界事务的观点又大踏步地前进了。若从1927年的角度来看，人们就会有所怀疑，因为在奥威尔的早年生活中，在他离开缅甸时的那些不成熟的思想应该经历一定的时间成熟成可以感知的东西，人们不可避免地在他创作的作品中发现其充分的表达。这种情况可以分为3类：早期的诗歌和《在缅甸的日子里》中零零碎碎的尝试；1934年所发表的小说本身；最好的两篇随笔，即：1931年8月刊登在《阿黛菲》杂志上的《绞刑》和5年后刊登在约翰·利曼编纂的《新作品》上的《猎象》。奥威尔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有一个可识别的基调：朦胧、自怜自艾、用反对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极致的浪漫(“……我不在乎什么会来/当我埋入尘埃，国王和平民的肉身都会腐败/生命越来越痛苦；我却不在乎/所有的溪流与大海都流淌着鲜血”)。有一首叙述与缅甸女人睡觉的诗，名为《轻罪》，它似乎还有点意思，原因就在于它把精神——一座教堂，一个老处女在教堂里似猫叫春般地喊道“一个关于王冠和鲜血的可怕传说呀”——和世俗(逛“文明用语院”)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奥威尔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劫数、黑暗和徒劳在一首名叫《弗兰克失去统治时》的诗中达到高xdx潮，它叙述了王国的四分五裂，最后提醒读者：

想想这些是多么可怕

这些沉疴困扰着天下

我们死去就能抛开它们?

将来的苦恼不会撵过我们?

可怕的倒是作者写得十分平和，这是为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而作的演习。《在缅甸的日子里》有一份弗洛里“自传”的摘要，它与奥威尔自己的早年生活密切相关。虽然奥威尔创作出来的人物弗洛里比他自己年长13岁，但是弗洛里还是有一个在印度政府文职部门任职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关于弗洛里与其父亲的关系，他说“别人看我们俩像是朋友，沉默寡言让我们生疏，13岁前我很少见到他。”

《绞刑》和《猎象》对从未看过奥威尔著作的人起着导引的作用，他们会知道什么是小题大做。 《猎象》也表现出模糊性——充满了多种意图、有意识地大量描述，不能把它固定于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地点，都是非直接表现，就像奥威尔的其他著作一样。（《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弗洛里向伊丽莎白叙述几年前他屠杀一头大象的故事时，伊丽莎白“毛骨悚然”。）乔治·斯图尔特声称，他在毛淡棉的俱乐部里看见过一张凶猛的大象要途经此处的告示，告示促使奥威尔借来一杆长枪，要去追捕大象。可是，他的这个回忆可能并不准确。他也坚持认为，他被调往卡沙是一种惩罚，理由是他文明用语了警察总监韦尔布恩上校提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记录表明仅仅是发生在欧洲人之间关于奥威尔所作所为是否正确的一场争论）。韦尔布恩是一个不明智的犯重婚罪的人（他在与 鉴于克雅克泰达和卡沙的真实存在，我们会立刻把《在缅甸的日子里》看成是一本真人真事小说，我们会认为，书中的主要欧洲人——地区警察局副局长麦克格雷戈尔先生、怀有恶意的木材商人埃利斯、韦斯特菲尔德、马克斯韦尔和拉肯斯蒂恩一家——是稍加伪装的现实生活中人物的代表。小说的手稿让维克托·戈兰茨大吃一惊，他原先拒绝出版，怕招致诽谤罪。在戈兰茨最终觉得有能力处理这件事之后，他要求奥威尔去官方档案室查一下，确信他书中人物的姓名如“麦克格雷戈尔”、“韦斯特菲尔德”、“马克斯韦尔”和“拉肯斯蒂恩”不是当时在缅甸供职人的姓名。奥威尔报告说，他已经把1929年缅甸政府名单——再早的名单显而易见是搞不到了——从头至尾查过一遍，没有发现同名同姓者。这种做法完全正确。奥威尔在《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后附上了书中人物来源的名单，但不完全正确，例如，有几位人物的姓名出自《仰光日报》。1923年9月14日的《仰光日报》上报道一位名叫J.C.J.麦克格雷戈尔先生，他是一个著名的木材商人，从仰光返回利物浦；同年10月19日，一位名叫拉肯斯蒂恩先生到达仰光；B.J.埃利斯在同一天离开利物浦；有一个名叫尤波英的真实人物，是土生土长的缅甸人，在曼德勒培训学校工作（他出现在该校1923年的照片上）；还有一位在卡沙工作的医生，他名字的后缀是范若思瓦密。还有一个貌似有理的说法：麦克格雷戈尔先生原来是生活中讲话结结巴巴、脾气却很温和的副师长。如果奥威尔看过1929年的缅甸军方档案，他一定会看到一个名叫F.H.麦克格雷戈尔上校，仰光 缅甸给予像奥威尔这样一位内向的、十分杰出的年轻人什么影响呢?他刚到缅甸时还不成熟，易受影响；他离开时年龄大了几岁，身心趋于成熟，但在情绪激动时又会一分为二。1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环境同时颠簸着奥威尔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个方面，他把自己无法解决的压力焦点释放到书中去。在《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中，奥威尔一方面坚持认为文明用语是一场骗局，另一方面又认为应该把刺刀刺向文明用语徒的腹部。我们似乎可以说，缅甸成了奥威尔生活中和著作中的一个反对面：光明正大的公平竞争和自由原则与潜在的、总在引起龇牙咧嘴的黄种人抱怨的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这本书中偶尔也出现象征手法。一方面，奥威尔订阅思想自由的、“左倾”的《阿黛菲杂志》，他身处缅甸时撰写的早期的一些文章都发表在这份杂志上。另一方面，当新牌子的理想主义的左翼政治变得过于令人厌烦而无法容忍时，他又能对它们作一些任意零星的批判。作为缅甸警方的、处理帝国日常安全事务的一名警官，奥威尔对绝大多数反对帝国的辩论者们的十足的笨拙行径非常生气。奥威尔为什么会对左翼人士感冒?他曾经对朋友杰克·康芒说，这些左翼人士根本不知道离开英国8000英里之外地方的文明用语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在缅甸时对这样的生活印象深刻，也常常读到一些反对文明用语材料。”奥威尔如今正在回家的途中：一个月的海上航行后就能让他瞧见家乡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是文人作海上航行的伟大时期：伊夫林·沃乘船沿地中海观光，在旅途中完成了一本游记《标签》；他的哥哥亚历克斯乘“海洋信使号”轮去塔希提岛[Tahiti，位于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译者注]；赫胥黎夫妇正沿着奥威尔早先走的路线乘船去伊洛瓦底江。这位高高瘦瘦的24岁的青年人在来自缅甸警察文明用语的成堆的政府文件上签了潦草的大名之后，就随着客轮在印度洋里缓缓行驶，更加严酷的现实就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