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好奇的是，伊顿的一切在奥威尔的著作中总有一种含沙射影的气息。10年后，珀尔S.巴克评论一部小说时说，他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作者采用安德鲁·兰[AndrewLang（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荷马专家及翻译家，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著有《法国古代歌谣》、《荷马的世界》及12卷世界童话故事集等——译者注]“剽窃《奥德赛》文风的手法”。毫无疑问，理查德·里斯著作的读者们有着自由的左倾思想，他们喜好类比。《巴黎伦敦落难记》里的一名侍者身着燕尾服和白衣领衬衫，被认为是对伊顿学生的描写。这所私立学校的形象甚至延伸到竞争对手的身上，这样一来，《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女朋友罗斯玛丽所戴的那顶时髦的帽子“低低地压近眼眉像是哈罗德公学学生所戴的草帽”。奥威尔著作中的明喻或许在一千个读者中只有一人能理解。事实上，伊顿的影响在他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们有点迷惑不解的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奥威尔不想逃避这种影响了。奥威尔在后来写给康诺利的信中充斥了对伊顿哈罗德之间比赛的叙述。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与奥威尔一起呆在西班牙的，一天早上，他们还在战壕里，奥威尔问他是否记得伊顿学生划船时所唱的歌，他简直就是大吃一惊（他唱了，主要是为了让奥威尔高兴）。如果40岁出头的奥威尔还不能算一个地地道道的伊顿人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是一个被伊顿的形形色色的罗网所包围的人了。例如，1946年4月，他与多位伊顿教师联系，其中有下列3位：高；M.D.希尔，他给奥威尔写信，中肯地评价了奥威尔发表在《学生周刊》上的文章；乔治·利特尔顿，他希望奥威尔为他正在编辑的系列丛书写上一本书。
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对伊顿的批评就不那么过火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似乎得到了印证，那就是，奥威尔在33岁的时候就把希腊字母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可能会这样认为，奥威尔后来对30年代和40年代的脂粉气十足的唯美主义者和思想左倾的文人同性恋者的憎恨至少在他学生时代就已经扎下根了。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他与伊顿的文学社团没有任何联系。在奥威尔离开伊顿之后不久，伊顿文学社团的中坚人物是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莱恩·霍华德，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出版《伊顿烛光》，这是一份只出了一期、十分激进的文集，但是，其中浮华炫耀的脂粉气似乎并没有躲过奥威尔的眼睛。阿克顿和霍华德真是十分奇怪的人物，他们给大多数伊顿学生留下了持久的影响。追根溯源，《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对30年代文学圈子里的“有钱的年轻野兽们”的攻击可能盖出于此。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奥威尔对伊顿的态度，有时候就爆发出一种过度的憎恨。一位私立学校毕业的年轻朋友回忆说，在40年代，他与奥威尔就私立学校制度可能会终止的问题进行过一次交谈，当他说到他希望私立学校死亡时，奥威尔的脸上有一种“欣喜”的表情。理查德·里斯在侏罗突发的一阵面部痛苦的表情无意中泄漏了一条不为外人所知的伊顿学生俚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奥威尔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伊顿了。奥威尔在1948年为《观察家》撰写的最后一篇书评的文章是《B.W.希尔的伊顿杂录》。并不喜欢伊顿的艾弗·布朗委托别人写了一篇文章，主观臆断奥威尔会赞同他对伊顿的憎恨，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奥威尔回应了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在文章中，大家所熟悉的批评变得温和，有的地方甚至被赞扬所替代，“伊顿有着宽容的、文明的氛围，让每个学生都有发展个人才能的公平机会”。在奥威尔生命的晚期，戴维·阿斯特问他是否考虑将自己的儿子送往伊顿读书，他只是抱怨了伊顿的校服式样——“学生穿着它像个儍瓜”，而奥威尔对伊顿给予他从事自己喜欢事业的机会、自由呼吸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深表感激，给阿斯特留下了经久不可磨灭的印象。另外，他还认为，那些次要的私立学校步履维艰，要做更大的努力。
还留下一些有关埃里克最后一学期的零星资料。10月份的公开朗诵是伊顿教学日历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挑选出来的学生要面对其他的学生和家长朗诵文学作品，埃里克朗诵了斯蒂文森［Stevenson（1850—1894），英国作家，19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等——译者注］的《自杀俱乐部》。《伊顿年鉴》赞许说，“文明用语的语言技巧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文明用语的平稳和不带感情的冷静语调使得故事效果突现，自然而然大获成功。”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埃里克和一个名叫约翰·海盖特（此人后来臭名昭著，因为他与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擅长讽刺英国上层社会的流弊，著作有长篇小说《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旧地重游》和取材于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脸的描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脸以及别人又是如何看待奥威尔这张脸的。并非安东尼·鲍威尔一个人发觉，对于多尔的描绘非常相似于堂吉珂德，事实上，保罗·波茨在50年代撰写的充满深情的回忆录就被命名为《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奥威尔在伦敦飘泊的日子里，一位居住在伦敦东部的女人见到过他，这个女人说，奥威尔的形象使她想起斯坦·劳蕾尔。在某些方面，由于遗传了利摩赞家族的特征，奥威尔的脸并不是一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鲍威尔再一次注意到，奥威尔在巴黎的小餐馆里与法国工人的相似之处。奥威尔对自己的个人形象不感兴趣，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冷漠。后来，在搜寻他的照片以便公开发表时，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冒了出来。这个问题在1946年才得到解决。那年，奥威尔的朋友弗农·理查兹受命在伊斯林顿坎农堡广场的公寓内为他拍摄一些有代表性的照片(照相机的镜头最终还是拍摄到了邻近的大街)。尽管奥威尔的面部表情冷淡，但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直记在我心中：奥威尔出色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与青年形象彻底分手。我们从放在麦克利斯像旁的、上了年纪的、满头白发的萨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的相片上，至少能看到几许与奥威尔面部表情相似的地方。我们把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著名的“麦克风前的奥威尔”那张相片与吉辛莎·巴迪康姆为奥威尔拍摄的童年时代的快照放在一起时，根本认不出他们是同一个人。奥威尔在《狮与独角兽》中问道，“你与母亲保存在照相册内的你5岁时的相片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奥威尔个人来看，甚至连生理上的相似之处都荡然无存。
奥威尔童年时代与成年时代的外形变化令人吃惊。在伊顿求学时的照片，甚至孤身一人在缅甸警察部门时的照片，都显示出奥威尔是一个脸蛋胖乎乎的、几乎像圆圆的月亮一样的人。而在1934年，在丹尼斯·科林斯南方海岸的照片（时年31岁）看上去像40岁的人了。3年后，在文明用语工党举办的暑期学校里与西班牙的同志们在一起时的快照看上去像一个年近50岁的人了。分别15年之后在30年代看见这些照片的奥威尔的朋友们对于他的这种巨大的反差都震惊不已：康诺利注意到了奥威尔脸上饱经风霜的印记与原先丰满的、抽着雪茄的面相之间的鸿沟。《动物庄园》发表后6个月，弗农·理查兹在伊斯林顿的公寓里为奥威尔拍摄的照片是我们迄今所知的奥威尔最后一次拍的照片。理查兹为奥威尔拍照片时带着妻子玛丽露易丝，在这两位拍摄现场朋友的鼓励下，奥威尔看上去比以前任何一次所拍的照片都放松。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奥威尔虽然还有点心不在焉，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把理查兹的裤子当作他儿子的尿布、摆出各种姿势、做出卷烟的动作、推着婴儿车走上一段路、抽出一把一半出鞘的缅甸剑、在摄影师的摆布下做出形形色色的造型。有一张照片给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奥威尔戴着帽子、挺着腰板坐在一块木头上，面无表情，这是一张没有激情的拉长的脸，眼睛似乎盯住一切、又似乎空无一物。42岁时，奥威尔看上去像55岁至75岁之间的人，“充满了智慧和不可思议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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