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八　　　　　明　夏良胜　撰

达道之义【兄弟之法　兄弟之戒 朋友之法　朋友之戒】

君陈曰：“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苏洵曰：“吾父之子，今为兄弟。吾疾在身，兄即不宁。数世之后，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为戚欣。兄弟之亲，如手如足，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

臣良胜曰：“父子兄弟，一气也；孝友，一理也。彼其孝者，乃友其不友者，未有能孝者也。故人子于父母，爱者爱之，敬者敬之，至于犬马且然，而况父母之子，与吾身一体而分者乎？孔子谓伐一木、杀一兽非时者非孝也。推是心，则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后为充类至义之尽。施之政者，岂外是乎？”

《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蔡沉曰：“《小弁》之诗，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庙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离散之不可保，忧愁郁悒，慷慨感厉，情不自己，发为诗歌。推其亡国败家之由，皆原于荒弃皇祖之训。虽其五章之间，非尽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后终始，互相发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叙于五章之首。”

《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 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 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程颐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人情天理，于是为至。” 真德秀曰：“象欲杀舜之迹明甚，舜岂不知之？然见其忧则忧，见其喜则喜，略无一毫芥蒂于其中。后世骨肉之间，稍有疑隙，则猜防万端，惟恐杀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后知圣人之心，与天地同量也。”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 真德秀曰：“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故不以象之恶而不与之以富贵；亦不以私恩废公义，故使之不得有为于其国，以暴其民。仁之至，义之尽也。”

《皇矣》诗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真德秀曰：“王季之友泰伯也，盖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逊己而后友之也。昆弟至情，出于天性，岂有所为而为之乎？使泰伯未尝有逊国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过尽其事兄之道耳，岂有心于求福哉？闺门之内，敬顺休洽，固产祥隤祉之基也。故厚其庆而锡之光，受天之禄而有天下，天之报施，其亦明矣。”

臣良胜曰：“周之兴也，其本于泰伯之让乎？周公盛言王季之友，而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盖其友爱之相成也。夫立子以嫡以长，三代以来，未之有改也。泰伯长而贤，其当立无疑。然而天眷太王之德，既作之邦，而得岐周之地，又贤其后，而有文王之贤。文王，王季子也。使非泰伯之让，王季不立，传位无由以及文王，则天眷于太王者，亦虚矣。故泰伯不待太王传位及己而后让，先适吴而不反，使若莫知所之，则太王传位自归王季，而及文王矣。使太王没时，泰伯在国，则废长之令，不宜出于太王；择贤之令，不宜施于泰伯；王季当太王受终之际，而泰伯近，亦难于安其位而不辞也。此泰伯所以让而无称为至德也。若非先适不反，当立而让，则民显有所称，而王季之立，亦难于言因心之友矣。是故微子不得先纣，目夷不得并襄，公子臧、季札终身不敢即乎其位，以无泰伯之让，亦无文王之圣也。然则，天之所以眷太王以生文王也，泰伯之所以可让者，以文王也；王季之所以可立者，以文王也。皆所谓顺天者也。然为王季则易，为泰伯则难，此所以为至德也。”

《常棣》诗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吕祖谦曰：“疏其所亲而亲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诗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盖视之以亲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则由亲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亲既笃，朋友之义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苟杂施而不逊，虽曰厚于朋友，如无源之水，朝满夕除，胡可保哉？” 或曰：“人之在难，朋友亦可坐视与？” 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则非不忧悯，但视兄弟急难为有差等尔。”

臣良胜曰：“周公之为此诗，必三叔流言之际，反覆喻之，如作《鸱鸮》之诗以告成王者也。故首言兄弟至亲，启其天性之善；继言急难御侮，终非朋友可比。盖三叔方比武庚作乱，致难于兄，抑扬其词，盖以破其惑也。末言安宁之后，和乐之至，死生苦乐，相与共之，故欲其是究是图，信其然而思以改也。周公于是，盖无所不用其心，亦无所不用其言也。如是而不知改悟，是以有东山之役，但云‘罪人斯得’，终不以讨三叔为词，致辟者管叔一人而已。蔡叔虽囚，而犹以从车七乘归之；霍叔降庶人，三年之后，复齿即国；蔡叔子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仲封复侯于故蔡矣。呜呼，周公处兄弟之变，诚不幸也，而所以委曲保全之者，无所不至，此所以为天理人情之至也。若使三叔之难，止于周公之一身，必有以容而接受之，终不忍以言诛者。方主少国疑，乘商之不靖，而惑以非义，流言倡乱，以摇之，是岂周公一身之利害哉？乃欲倾危社稷，涂炭生灵，借使文武在御，必诛不听，周公亦有不能自已者。至如后世蹀血禁门，实欲自利其国，更以周公借口，可乎哉？”

《破斧》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朱熹曰：“夫管蔡流言，以谤周公，而公以六军之众，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于自私，而不在天下，则抚之虽勤劳，之虽至，而从役之士，岂能不怨也哉？今观此诗，固足以见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无有一毫自爱之私；抑又以见当是之时，虽披坚执锐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

朱熹曰：“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蹝尔，何怨之有？”

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 遂走而退。

臣良胜曰：“春秋之世，兄弟始终相成，如宋襄、子鱼者，盖亦鲜矣。立子鱼者，桓公之始谋也。先是，兹父尝请于公曰：‘使目夷立，臣为之相。’公曰：‘何故？’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臣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不许，强请之，将立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遂逃之卫，兹父从之。及公之疾，乃召兹父曰：‘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是襄公之让，子鱼之辞，皆由衷者也。且襄公母出于卫，以不得迎而赋《河广》之诗，其欲避位以宁母，盖素志也。子鱼以后妻之子，而为桓公所爱，皆能不失其天性之常，是难能也。其后，子鱼卒相襄公，了无嫌猜。及襄乘车会楚而遭执，则谓子鱼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子鱼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归设守械而守国。楚谓宋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曰：‘吾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矣。’楚知杀公犹不得国，于是释公，公走之卫，子鱼复请曰：‘国为君守之，君何遂不入？’遂迎公归。原始要终，而襄、公子鱼皆不取乎为诸侯者，是难能也。”

卫侯之弟鱄出奔晋。

胡安国曰：“卫侯之入，使鱄与宁喜约言，既杀宁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晋，托于木门。不向卫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其称弟，罪卫侯也。《谷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臣良胜曰：“春秋者，通乎权变而止乎礼义者也。鱄信贤矣，其去也，果合春秋乎哉？卫献公杀宁喜，喜尝弑君剽也。剽不宜君而君之者，宁氏则弑君之罪必归狱者也。弑隐者翚，而国归桓公；弑子赤者仲遂，而国归宣公。君子以弑逆之罪归之桓、宣者，谓受国而不讨贼也。献公出而剽立，剽亦贼也。喜承父命要君约弑剽而纳献公，喜亦贼也。献公杀喜，虽背惠也，亦讨贼也。鱄以失言而必去，贤者之过也。君子于善，若农夫之有畔，朝夕行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可也。鱄初以献公之命而约喜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夫国政也，而曰必由宁氏，此言可必守乎哉？鱄也，始焉不图为可守之约，而终焉为必绝之行，贤则贤已，未可云合于春秋也。春秋以重信言而见取者二，鱄与荀息是也。当晋献公属奚齐、卓子之时，荀息不虞可辅与否，而一言承之曰：‘其济君之灵也，不济继之以死。’鱄之失言而必信者，亦尾生、白公之行也。”

公弟叔肹卒。

《谷梁氏》曰：“其曰公弟叔肹，贤之也。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何去如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是以取贵于春秋。”

汉光武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为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刘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袁宏曰：“世祖中兴汉业，宜遵正道，以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可谓失矣。然东海归藩，谦恭之心弥谅；明帝承统，友于之情弥笃。虽长幼易位，兴废不同，父子兄弟至性无间。夫以三代之道处之，亦何以过乎？”

唐睿宗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 固请者屡日，上从之，立隆基为皇太子，后立为玄宗。成器献兴庆宅为离宫，制许之，作兴庆宫，仍赐成器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曰 “花萼相辉之楼”。玄宗友爱，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殿中，设五王帐。成器尤恭谨，未尝议及时政，愈信重之。

范祖禹曰：“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以嫡长，而能辞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笃于兄弟。盖成器之行，有以养其友爱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谗间之言无自入焉。呜呼，苟能充是心，则仁不可胜用也。至于为人父，则谗杀其子；为人夫，则以嬖黜其妻；为人君，则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类也。苟不能充其类，则为善岂不出于利心哉？”

真德秀曰：“汉显宗以东海王刘强逊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逊己而友之，其友虽同，而所以友之则异。王季之友，无所为而然者也；显宗、明皇之友，有所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汉唐之盛，不若周之盛与？”

臣良胜曰：“兄弟俱贤，能成乎让而友以终者，泰伯、王季是也；不成乎让而友者，夷齐、襄、公子鱼也；弟之不善而大舜、周公之圣处之，或封或诛，其心一也；兄之不善而鱄之去、肹之不去，虽未敢言五子之戒，其义均也。显宗、明皇勉于成义，虽不可方王季之贤，其性存也。臣于此亦重有感焉。古者天下为公，本支敦厚，何有疑间猜忌之心？至于末世，择利自私，薄恩崇怨，嫌隙之生，谗邪之间，至有网罗诛杀，无以庇其根。卒不师大舜、王季之友，而动以周公借口，是故君子有不得已而予显宗、明皇者也。”

永乐元年六月，文皇以盛暑，赐书在京诸王曰：“吾与诸弟皆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岁得一见者，数岁得一见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己。今吾承继大统，诸弟早暮来聚，岂不甚惬于心？炎暑方盛，举动烦劳，可三日一朝，用称友于之意。”

永乐三年，文皇赐诸王皇明圣训，且谕之曰：“皇考所以垂训子孙至要之道，具在此书。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长保富贵。朝廷与藩王本同祖宗所出，但能皆以祖宗之心为心，则自然各尽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如周三监、汉七国，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为心。朕与诸弟各勉之。”

秦王尚炳将归，文皇谕其从臣曰：“王前在国中，言动时有错谬，朕遣书戒之，颇闻克自省改。今日见王应对进退，循循合度，甚适朕意。此皆尔等辅导之力。” 长史以下皆叩头曰：“此由王天资之美，克奉陛下圣训，臣等庸愚，实无所效力。” 文皇复谕之曰：“美玉非资良工，不适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适为材。人之成德亦然，尔等宜益尽心辅王。虽小过必规正之，虽小德必助成之。谓小过无害，驯至于大过；谓小德无益，驯致于无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导之，从容以入之，积以诚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尔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 命赐纱衣一袭及道里费。

臣良胜曰：“尝闻圣祖在御时，建大本堂，命太子、诸王讲学于中，命选名儒训迪一体，盖欲同归于善也。文皇仰体此心，友于备至，见之书札，复有祖训之赐，交相戒勉，期以万世与宗社咸休，友爱之义蔼然。词旨至于奖谕从官，申锡赞导，极其委曲，诸藩奉职远过前代，有由然也。昔汉文帝于淮南王，固非自处以薄者，以王骄蹇，丞相御史屡请论如法，文帝不忍，但废王迁之蜀，竟以道死。后闻斗粟尺帛之谣，为之赐谥，置园，分惠其三子，皆王，若无愧于天下。议者犹谓当淮南擅杀辟阳侯时，帝使吏治其国，留之长安，使名儒朝夕辅导之，而威以汉家之明刑，必有所惩艾而改也。《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彼欲禁于已然者，犹将以为善也。况我文皇成之于未然，其善为何如哉？右衍兄弟之法。”

《康诰》曰：“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

蔡沉曰：“天显犹《孝经》所谓天明尊卑显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养之劳而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贼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为政之人而得罪焉，则天之与我民彝必大泯灭而紊乱矣。”

《角弓》诗曰：“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

真德秀曰：“弓之为物，其体往来，张之则内向而来，弛之则外反而去。骨肉之亲，亲之则附，疏之则离，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则兄弟婚姻，其可使疏远乎？夫人君风化之本尔，远其亲则民亦皆然矣。尔之教如此，则民亦皆效之矣。尔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笃于善而不为风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后能宽裕而不变。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恶，上又教之，则交相为病，当愈深矣。于是民之失其良心者，虽细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犹一事也。专利欲得其受爵者，无复逊让之意，至争夺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人主诚惩角弓之刺，则于兄弟之亲，可不厚其恩意乎？”

春王正月。

《谷梁传》曰：“公何以不书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乎为公也。君之不取乎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让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邪也，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盖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齐人取子纠，杀之。

胡安国曰：“取者，不义之词。前书纳纠，不称子者，明不当立也；后书杀纠，复称子者，明不当杀也。或夺或予，于义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纠虽争立，越在他国，置而弗问可也，必请于鲁杀之，然后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后世以传让为名而取国者，必杀其主以为一人心、防后患，意与此同，流毒岂不远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汉景帝二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卮进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 太后以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臣良胜曰：“景帝刻薄任数之人也，何能致厚于梁王？盖其任数之深也。梁王本窦太后幼子，甚爱之，列土而王，四十余城，居膏腴地。帝本忌之，其为此言，聊以愚弄其母与弟云尔。为太子时，吴太子以侍博争道，即提杀之。亲子荣既立为太子，以无罪而废，何独爱于梁哉？故七国反时，亚夫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乃可制也。’帝无所难而许之，其志可知。吴攻梁急，亚夫坚壁不出，梁与吴、楚俱毙矣。昔卞庄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庄子从之，得双虎。然则景帝于梁与吴、楚，正卞庄子之术也，岂曰友爱之哉？”

唐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 上省之，愕然曰：“明当鞫问，尔宜早防。” 世民遂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既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趋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苏轼曰：“唐高祖起兵汾晋间，时子建成、元吉、智云皆留河东护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间道赴太原，智云幼不能逃，为吏所诛。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缓义师数日，以须建成等至乎？以此知为秦王所逼。高祖逼于裴寂乱宫之事，不暇复为三子性命计矣。太宗本谋，于是时借隋吏以杀兄弟，其意甚明。新旧史皆曲为太宗润饰，然难以欺后世矣。”

臣良胜曰：“甚哉，太宗之行诈也！举兵之时，坐策必成，计杀兄弟而已。当元嗣以传位，及其既成，又何有于建成、元吉者哉？司马光谓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又云为群下所迫逐。孙甫则归罪于高祖不能舍长而立功。丘濬又谓承高祖见命之意，不必为虚词伪让，而恬然居之。是皆为之释言，为史之所欺者也。盖唐史太宗贞观又以房玄龄首谋者，当局又经许敬宗邪人粉饰，凡所以为太宗谋的，无不至矣。今如苏轼之论，则有以知其欲盖而弥彰者。虽然，太宗之故智，亦六朝之余习也。晋之末也，翦除宗室；宋废帝杀江夏王义恭、南阳王敬猷；明帝杀安陆王等十三人，又杀庐江王祎；齐明帝杀鄱阳公锵等七人，衡阳王钧等四人，西阳王子明等三人，河东王竑等十人；梁元帝杀桂阳王、楚豫章王栋、武陵王纪；北齐后主杀赵郡王叡、琅琊王俨、兰陵王长恭、南阳王绰；忮害心淫，诛杀横及，始以自保，寻亦灭亡。太宗不知惩创而忍效其尤，传及其子，而才人女主易姓改命，芟刈子孙，亦几于尽，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宋太祖弟晋王病亟，亲往视之，自为灼艾。晋王觉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对近臣言：“晋王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及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晋王光义，延入大寝，属以后事，宦官、宫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避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帝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俄而帝崩，时漏下四鼓矣。宋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晋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臣刘定之曰：“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汉景帝之于梁孝王、武宋文帝之于彭城王义康，其初也，亦未尝不相友爱，其后也，弟有次及之望，兄无付托之诚，因循积久，间隙生焉，大利诱之于前，群小推拥于后，而兄弟遂不相容矣。岂特太宗哉？史谓是夕，宋后遣王继恩召其子德芳，继恩径召晋王，王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步至宫，继恩使王止其直庐，曰：‘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王从者德玄曰：‘便当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以此证之，亦可见其挟诈乘机之举，未为无心，未为无党，内外布置，有自来焉，岂一日之积哉？”

臣良胜曰：“弑逆之恶一也，于恶之中又有恶焉，宋太宗之谓也。唐太宗之致难于建成也，建成与元吉比谋欲害之者累矣，虽太宗之不恭，建成之不友，有以来之也。宋太祖友爱天至，其传位之言出于本意，故直语近臣，以为太平天子，得张齐贤留尔作相，何有系吝之私也。太宗欲速之心，机械必有先露其萌者，故太祖尝遣王祐体治符彦卿事，曰：‘归与王溥官职。’彦卿，太宗之妇翁也，必有隐谋飞语闻于上矣。祐往辞，太宗欲与私，竟趋而出，既全之矣，故祐植三槐，曰：‘吾子二郎必相。’盖有阴造于太宗也。然则太宗弑逆之罪，诚有不可逭者。况唐太宗虽蹈是恶，犹欲掩盖，不敢以薄自居，尝遣诸王归藩，至于流涕，曰：‘儿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又曰：‘前代帝王，莫不疏弟而爱子，惟汉明帝赐诸王，不令子多于弟，我罔极之恩情钟诸弟。’于是内外诸王同有班赐，虽其缘饰之词，亦若有感怆之恨。宋太宗既弑其兄，复杀其弟廷美，又杀德昭、德芳，若薙狝之惟恐不尽者，此岂复有人心哉？昔刘裕代晋，则杀恭帝；萧道成代宋，则杀顺帝；萧衍代齐，则杀和帝；陈霸先代梁，则杀敬帝；杨坚代周，则杀静帝；朱晃代唐，则杀昭宣帝。奸雄故态，则然而太宗并及其弟与子，又皆骨肉贤厚，非若彼异姓相代者，此太宗之罪通于天也。所谓于恶之中而恶焉者也。异时举族连宫北狩不返，南渡不嗣，天下重器，终归德昭、德芳之后，天道好还，有如是哉！”

宋理宗封兄济阳郡王竑为济王，出居湖州。史弥远忌竑，谋杀之，乃诈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锡召医如湖州视之。天锡至，谕旨逼竑缢于州治，以疾薨闻于朝。后真德秀入对，曰：“陛下初膺大宝，不幸处人伦之变，有所未尽，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捕讨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诏有司讨论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虽济王未有子息，兴灭继绝，在陛下耳。”

《宋史断》曰：“天不欲延宗祚邪？何于理宗即位之初而遭人伦若是之大变也？自三代以降，家法最正，诸后最贤，传授最明，惟宋一代而已。四夷之所以率服者，此也；贤才之所以辈出者，此也；伏节死难之士所以众多者，此也；中原陷溺之民不忘宋德者，亦此也。今一旦遇杨后之亏恩，史弥远之弑逆，遂使理宗立不由正，济邸不得其死，其与边鄙之乱何殊焉？禽兽之行何异焉？于是宋之家法、国之元气，荡然而无遗矣。然而理宗之立，实出于杨后、史弥远之计，非若隋之杨广必欲废兄而夺其位也。天命不爽，尚监厥绪，故复理、度二君有天下五十年而后亡。噫！天之为德，其明矣乎？”

臣良胜曰：“由鲁隐厚非其道而桓之自处以薄也，景帝、宋祖皆欲自居于隐之厚，而宋太宗之薄则甚于桓矣。由桓公子纠各用其薄而建成与唐太宗似之，理宗厚薄之情，人固有谅之者。但从古弟兄构隙，必有奸邪交斗其间，然彼自为主也。惟济王竑、理宗之事，则营谋废置，皆出弥远之手，而其弟兄不预知焉，此又变之变者也。初，竑为皇子时，以愤弥远专横，尝指宫壁舆地图之琼崖，曰：‘他日置弥远于此。’又呼以新恩，弥远衔之，故于慧日阁语郑清之，废立之议决矣。及宁宗崩，弥远遣杨后兄子谷、石以废立白后，后不可，曰：‘竑先帝所立，岂敢擅变。’一夜七往返，后终不许，则后之罪犹有贷者。谷等以杨氏无噍类挟之，而后勉从之，弥远之罪，贯古今而一人也。以真德秀之正直，旧兼宫教，预言于竑矣，及入对，亦不敢正言其罪，理宗虽贤，视叔孙昭子不赏私劳，君子亦将有遗憾也。臣特附之终篇，若曰宁忤天子，不忤权臣，盍思所以致是者何哉？”

右衍兄弟之戒。

《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程颐曰：“丽泽，二泽相附丽也。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先儒谓天下之可说莫如朋友讲习，朋友讲习，可说之大者，然当明相益之象。”

臣良胜曰：“泽以钟水润物者也。使依于山，比于地，以此之润益彼之涸，其滋有限。若两泽相丽，交相为润，其益广矣。即如有君无臣，有臣无君，虽亦有所建立、裨补，终于治化为浅。若圣主贤臣，同心同德，欲举斯世于二帝三王之治，宜无难者，岂独君之益哉？为之臣者，亦将与之匹休矣。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系辞》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朱熹曰：“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物莫能间，而其言之有味也。”

臣良胜曰：“君子之同人者，心也，不以迹为疑也。故禹显、颜晦，同一出处之心也；史直、蘧怀，同一语默之心也。惟心之同，可以断金，故发而为言，如兰之臭。或产崇冈，或蒙深谷，或植台榭，或委榛荆，而幽香气味则一而已。然君子之心，非不能为尽同也。天下事、物，理一分殊，万有不齐，自有不能以皆同者。故四时不齐，虽天地化育，亦然而况人乎？如君臣相得，本如鱼水，何所不同？然君以为可，臣以其否替之；君以为否，臣以其可献之，岂不枘凿？而所以求治之心同也。若无所可否，而一于从君，是谓上下雷同，岂世道之幸哉？”

又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吴澄曰：“此一节释豫六二爻辞。知几，谓知之于其事未显著之先，所以为神也。君子，谓六二有中正之德也。上，谓六三；下，谓初六。六二上比三，下比初，然六二中正，初三柔邪，虽比追而不同情，交而不谄、不渎者也。盖九四以不中不正为豫乐之主，而三比之初应之，初三者，四之党与也。二中正自守，不肯阿附四之权势，故虽四之党与，亦不与之深交者，杜绝阿附之事于几微之时也。故曰：其知几乎？”

程颐曰：“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交于上以恭巽，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

《说命》曰：“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麯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修予，予弃予，惟克迈乃训。”

范祖禹曰：“酒非麯蘖不成，羹非盐梅不和。人君虽有美质，必有贤人辅导，乃能成德。作酒者，麯多则太苦，蘖多则太甘，麯蘖得中，然后成酒；作羹者，盐过则咸，梅过则酸，盐梅得中，然后成羹。臣之于君，当以柔济刚，可济否，左右规正，以成其德，故曰：尔交修予，尔无我弃，我能行尔之言也。”

臣良胜曰：“君之临臣，主不登阼，谓君无敌，弗敢宾也。是则君不可以友言也。然友也者，友其德也。交修于德，是亦友道焉耳。高宗旧学于甘盘，既而荒遁，旁求得傅说，使继甘盘而卒业，是师之也。故曰：古者明王有不宾之臣，是君于臣，当其为师而弗臣也，当其为宾而弗臣也，惟资其德以相成，是皆可以友言也。谓之友，则切磋琢磨，如麯蘖于酒、盐梅于羹，固非一于顺从，若妾妇者。”

君奭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

吕大临曰：“大臣之位，百责攸萃，震撼击撞，欲其镇定；辛甘燥湿，欲其调济；盘错棼结，欲其解纾；黯闇污浊，欲其茹纳。自非旷度洪量与夫患失干没者，未尝无翻然舍去之意。况召公亲遭大变，破斧缺斨之时，屈折调防，心劳力瘁，又非平时大臣之比。顾以成王未亲政，不敢乞身尔。一旦政柄有归，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业之艰难，念成王守成之无助，则召公义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谋所以宽裕之道，图功攸终，展布四体，为久大规模，使君德开明，未可舍去而听后人之迷惑也。”

臣良胜曰：“武王既一天下，分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及夹辅成王，同功一体人也。方周公遭疑谤，居东，召公在位，纷解镇定，以全周公者，无所不至。故金縢启册，以迎反之者，召公为之也。今成王即政，召公欲避权告老，周公谕留，亦无所不至。盖欲其图终，以辅成王之德，以保文武之业，皆天理人情之至也。或谓召公有疑于周公践阼，以爵位介意，此殆以小人之心，窥君子之际也。苏子谓召公亦欲周公告老而归，恐亦未然。人臣之义，无以有己，当主少国疑，而夙望大臣相率以去，自便其私，岂圣贤以天下为己任之意哉？但当时成王即政，齿既长矣，辅导之责，有周公而足矣，召公可以盛满知止而求去，周公自当以君臣大义而恳留，各尽其道焉耳。召公亦何疑于周公者？当夫营洛之时，周公告成王曰：‘兹予其明农哉！’是周公于此亦有归老之志，其所以未去，以成王之留，以殷民未靖，淮夷、徐戎与奄继叛，国事有未可以言去。召公尝告王曰：‘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耉，当时在王左右者，复有谁哉？’召公亦知周公未可以去矣。周公曰：‘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尔奭，其济。’周公自知不可以去召公矣。然则召公何以欲去？殆以宠利居成功，大臣之常也，在伊尹而已。然太甲怨艾成德，而尹之去，犹陈《咸有一德》以戒之。是周公不得为伊尹，召公不必为周公，其道一也。召公既留，相成王、康王，未释于政，其心同也。此同官为僚，友道之极致也。后世有以势均权敌，相倾忌而不能并立于朝者，真周召之罪人也哉！”

伐木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旧之乐歌，故以伐木之丁丁，兴鸟鸣之嘤嘤，而言鸟之求友，遂以鸟之求友，喻人之不可无友也。人能笃朋友之好，则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矣。”

臣良胜曰：“小雅之诗，为天子燕飨之乐，周公制作所定也。然亦有此燕友之歌，则三代而上，天子之友其臣下者，盖亦其常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而成者。故士庶人而得友，则有以和平其身矣；大夫而得友，则和平其家矣；诸侯而得友，则和平其国矣；天子而得友，则和平其天下矣。友道所系于人，其大如此。”

假乐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吕祖谦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为泰之时也。泰之时，所忧者怠荒而已，此诗所以终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

臣良胜曰：“此西周燕朝之乐，故谓之大雅。则在当时，百辟卿士于天子，亦以朋友称也。伐木之和平，下之有益于上；假乐之燕安，上之有益于下，交相为益，亦友道也。然其和平而安者，亦惟民之有攸塈也。盖天之所以树后王、君公，建邦设都，以绥靖民也。岂以逸豫为哉？故不解位，以安民，益之大者也。”

抑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

朱熹曰：“言不可轻易其言，盖无人为我执持其舌者，故言语由己，易至差失，常当执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无有言而不雠，无有德而不报者。若尔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则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矣。”

臣良胜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则威仪之表著，是谓德之隅也。故必蕴之为德行，而后发之为德言，充之为德容。言本乎德，慎乎容，而后无易言之失矣。夫一言之善，而千里之外应之；一言不善，而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若朋友者乎？朋友之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其情易密，其迹易亲，故其言亦易发，发而中节，而朋友以惠焉，则无择言而非易矣。夫以朋友易狎之地，而谨言若此，则在朝觐矜持之地可知。言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则子孙万民之承，有不期然而然者。夫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欲自卿以下，以相交戒，乃作抑诗，而慎言以为威仪之饰，盖亦以友道望其臣也。”

六月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朱熹曰：“此言吉甫燕饮喜乐，多受福祉，盖以其归自镐而行永久也。是以饮食进馔于朋友，而孝友之张仲在焉，言其所与燕者之贤，所以贤吉甫而善是宴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善，未有不须友而成者也。至于朝政国事，同官为僚，寅恭和衷，所系尤重。弘济艰难，同声相应，如左右手，况其素友善者乎？故吉甫御侮于外，而张仲居中，无所阻挠，是以疏附、先后、奔奏、御侮，各宣乃猷，吉甫之功，亦张仲之善也。功成宴乐，而诗人以张仲在焉为美，婉而则矣。是故人臣戮力王室，或内或外，或行或居，所事不同，其所以靖安天下之善一也。礼曰：‘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音六律十二音还相为宫也；五齐六和十二食还相为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审乎此，而后可以达诗人之意，可以识别吉甫、张仲之心，可以尽朋友之义矣。”

鹤鸣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惟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朱熹曰：“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词也。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掩也；鱼潜在渊，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爰有树檀，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

程颢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吾闻诸邵子。”

臣良胜曰：“由朱子之言释之，以上交焉得也；由程子之言释之，以下交焉得也。然君子择友而后交，岂得近恶友哉？人主择贤而后任，岂得近小人哉？借恶以成善，计亦晚矣。不幸而处乎是，亦有自成之道焉尔。”

宋大水。

《左氏》曰：“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罚，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词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臣良胜曰：“于是见春秋诸侯之交之礼也。怨不废义，怒不废礼，古之道也。鲁庄十年，尝败宋师于桑丘；十一年，又败于鄑，皆宋师侵轶我也。夏则交恶，秋则吊灾，此岂以怨怒废礼义者哉？宋有御说致词有章，鲁有臧孙致礼有节，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无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悦，乃轻币。

臣良胜曰：“子产之忠告，宣子之受尽言，可以见春秋大夫之交之义也。祁奚请免叔向曰：‘子为善，孰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悦而免之，宣子固可与言者也。逾年，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则当时同政诸卿，非不知宣子之过举，竟匿弗言，待自为而形若短也。言之使补过者，乃在既老之祁奚，邻国之子产，则晋卿之睦，已不及先君之时，而后荀、范、韩、魏、赵鞅之相恶，其机亦见于此矣。”

吴入郢。

《左氏》曰：“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迨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臣良胜曰：“友之道，以信为达也；友之责，以善为道也。若子胥、包胥之友也，其言践责善之道，则未也。方子胥以父仇而图覆楚国，包胥如知其非义，一言止之而足也。如其义也，则固不必遗君之忧，而后图其安也。昭王初奔在郧，郧公辛之弟怀欲杀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天命将谁仇？违强凌弱，非勇也；乘人之弱，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汝。’使包胥亦若郧辛之谕其弟，子胥贤者，莫逆之矣。不图其易而图其难，何居？”

《缁衣》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是故迩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

陈澔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尝不好其同利之朋，不当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视君子如仇雠，常有祸之之心，此所谓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乡；所恶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恶有方。前章言彰善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惑。今好恶既明，民情归一，故迩者、远者不惑、不疑也。”

《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陈澔曰：“合志以所向言，营道以所习言，方即术也。并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让而已，处其下也。流言，恶声之传播也。闻之不信，不以为实也。其行本方，立义谓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于为义则进而从之，不同则退而按之，故曰同而进，不同而退。”

《表记》曰：“君子之接也如水，小人之接也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

臣良胜曰：“王通有云：‘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然则君子贵择交也。择之道，最先于言，言者，心之声也。如水之淡，如醴之甘，君子、小人于是辨矣。然而溺于甘，厌于淡，恒人情也。故君子之交，正以异乎恒情也。人君之择乎臣，要亦无出乎此。其言虽未免有拂，而意在匡君，必正人也；其言不敢有违，而志于徇主，必邪人也。然乐其徇己，而疏其拂己，亦恒情也。英杰之士，自有异乎是者。”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朱熹曰：“友所以辅仁，故尽其心以告之，善其说以道之。然以义合者也，故不可则止。若以数而见疏，则自辱矣。”

臣良胜曰：“君臣、朋友均以义合者也，而君臣之分则尊矣。故人臣而欲进主于三代之隆，岂但责善于友以相成而已哉？然以数而见疏、见辱，则进退之权度亦在我矣。”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朱熹曰：“友直，则闻其过；友谅，则进于诚；友多闻，则进于明。便辟，谓习于威仪而不直；善柔，谓工于媚说而不谅；便佞，谓习于口语而无闻见之实。三者损益正相反也。”

臣良胜曰：“友之损益固如是也，若人君所任之臣，其所损益又有大于是者，可不谨乎？”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 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熹曰：“子夏之言迫狭，子张讥之是矣，但其所言亦有过高之病。盖大贤虽无所不容，然大故亦所当绝；不贤固不可拒人，然损友亦所当远。学者不可不察。”

臣良胜曰：“斯友道也，推之君道，无遗善，无弃材矣。”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朱熹曰：“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而不可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之古之人，是能尽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一世之士矣。”

臣良胜曰：“昔傅说告于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匪说攸闻。’则人君尚友，正以师于古也。若论夫霸者之世，则霸而已矣；进而论三王之世，则禹、汤、文武，固今日之友也；又进而论二帝之世，则尧、舜，固今日之友也。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徒以外慕其名者也。至如阴盗神器，便借口于唐虞；篡逆诛夷，欲比迹于汤武，今之贼也，古之罪人也，又何以尚友为哉？”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朱熹曰：“言君当屈己以下贤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盖亦各尽其道而已。”

孟子曰：“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朱熹曰：“先从受学，师之也；后以为臣，任之也。”

臣良胜曰：“师臣者王，宾臣者霸，有必然者也。伊尹于汤曰：‘惟尹暨汤，咸有一德。’以德行仁，是以王也。管仲既囚，桓公举以相国，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有司致请曰：‘若是乎君之这也？’桓公曰：‘吾难于得仲父，既得之，故其易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霸者仲之刀也。呜呼！汤与伊尹，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如桓公、管仲者，臣亦曰：民到于今受其赐矣。”

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 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 哀公曰：“然则五帝三王有师乎？” 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于太贞，颛顼学乎缘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鲛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此数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着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古。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家者，未之有也。”

臣良胜曰：“鲁哀公有为善之资，有去恶之志，惟强臣有以制其形势，而圣贤无所用其心也。观公问政礼于孔子矣，问驭民于颜子矣，问社于宰我矣，问彻于有若矣，与兹问学于子夏，皆切问也，亦其志之所欲为也。三家之专，陪臣之叛，公亦无所于治，有求于越而竟以为辱，其志亦可悲矣。慕若圣贤，莫效于用，故曰：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胡寅曰：“常主于其臣，爱顺己而已；贤主于其臣，欲其谏己焉。始乎求谏，中而勉从，终而恶闻者多矣，况于师乎？谏争之臣，则有朋友之义，逆耳拂意之言，至悻然发于心，勃然变乎色者，贤君所未免也。然争臣之位卑，其势可以进退而制指，则其惮之尚浅也。一成乎为师，其位尊，其道严，其教诏辅拂，必一于听从而莫得违拒，其威仪体貌，必与之终始而不敢废。故君于得师为难，非世之人无可师也，以人主无求师之志、事师之道也。不自得师而臣其所受教，虽有愿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蹇浅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师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虽然，不既与庸主远矣乎？敦信以治国，则不失信于虞人；修睦以善邻，则不失交于韩、赵；闻翟璜之对，则悟任座之意；直听田子之论，则知钟声之问；非将相大任也，谋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国之庸主诚远矣。虽然，文侯与子思同世，不知师也，而子思亦非文侯所得师也。文侯听鼓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是以不能师子思也。”

汉高祖还过沛宫，置酒，召故人、父老。酒酣，自为歌，起舞，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

臣良胜曰：“富而能贫，贵而能贱，在士人已为高致，矧贵为天子而恋恋乡曲父老，是谓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虽周公未有改也。是时高祖酣歌，所谓《大风歌》者是也。王通谓安不忘危，其有霸心者乎？霸固能假仁义者也。故齐桓之存纪季似义，葬伯姬似仁，晋文避三舍以报楚，亦将以为礼也。”

严光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为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 光乃张目熟视，曰：“昔唐虞着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 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尔邪？” 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道故旧相对，屡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尔。” 范仲淹曰：“在《易》，屯之初九，阳刚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光武以之；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陵以之。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顽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臣方正学曰：“敬贤当远色，治国在齐家，何如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安足拟？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

汉明帝自为太子时，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及即位，尊以师礼，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 悉以大官供具赐之。

章帝为太子，受学于张酺。酺为东郡太守，帝幸东郡，引酺及门生掾吏会庭中，先备弟子之仪，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

臣良胜曰：“明章尊学事师，诚为帝王高致、盛节也。然而德业所就，竟亦未有大异乎汉季之主，炎刘之泽于是息焉。知所事而未知择所事之人也。桓荣、张酺，章句之学也，未论格心，至于变化气质，未之能焉。故传称明帝性褊急，好以耳目隐发为明；章帝虽云长者，而优柔不断，其过益繁于《尚书》所谓‘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未知有以动其中否。程颐曰：‘未读是书，犹是人也；既读是书，亦犹是人也，则为不善读矣。’”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何不交欢大尉？” 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胡寅曰：“陆生为平勃一时计可耳，非所以为训也。将相不和，固非国家之福；将相深相结，亦非国家之利。使其皆贤，皆为社稷计，相举相职，进贤退不肖，将举将职，诘暴而禁奸，何患恶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私交缔结，类非公道者乎？平与勃同心谋虑，则是也；而进币施报，则非矣。一有传之失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国之安？故曰：陆生为一时之计可耳，非所以为训也。”

杜如晦、房玄龄共管朝政，天下新定，台阁制度、献物容典，率二人讨裁。每议事帝所，玄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 如晦至，率用玄龄策。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用心济谋，以左右帝治。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良胜曰：“凡物之相反者，莫如水火、阴阳异气也，燥湿异宜也，南北异位也，上下异性也。然而有相济焉，水火交而物以化，于《易》之《鼎》《革》可以识其用也，而执其机要有存乎人者。故萧之规曹之随，魏之严丙之宽，其相济以成务，君用之也。矧夫国之大事，匪谋胡获，匪断胡成，二者本以相资，又非规随、宽严若水火之异者，其辅成唐宗致治之美，几于成康，岂偶然哉？”

韩琦言：“庆历中，与希文、彦国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琦务容小人，善恶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欧、尹尝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方诸公斥逐，独琦安焉，扶持复起，皆琦力也。”

臣良胜曰：“君子和而不同，韩、范、富、杜、欧、尹是也，尚岂有党同伐异之为哉？然亦不能久安于位。故欧阳修疏曰：‘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有可罢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韩琦疏曰：‘陛下用杜衍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琦由是出知扬州，而修亦左迁滁州。夫君子好正，小人毒正，君子之好尤不足以胜小人之毒，况君子而自丑其正，又何以语小人哉？”

圣祖手诏叙刘伯温功伐，召赴京，累欲进公爵，伯温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力。” 上欲相杨宪，伯温与宪素厚，以为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 上曰：“吾之相无逾于先生。” 伯温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大深，又不耐烦为之，且负大恩，进封诚意伯，归老乡里。”

臣良胜曰：“尝闻管仲用鲍叔牙之荐相齐国，及病，桓公问可以属国者，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可。’仲曰：‘不可，其为人也，廉洁善士也，其为不已若者，不比之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理国，上且钧乎君，下且逆乎民，自恒情言，仲若大负于叔牙者，而古今称交道必曰管鲍，其所以交而知者，皆以为国而非为其私也。然以廉洁善士为不可相，则伯温之说已。臣观伯温不私于宪，大类乎仲，其曰宰相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则恢恢乎王者之佐矣。且自谓疾恶过严而不耐烦，是亦有叔母之病而不自隐，则伯温者，上不负君，下不负友，亦不自负其心矣。”

圣祖往濠州省陵墓，父老经济等来见，上与之宴，谓济等曰：“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 济等对曰：“久苦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 上曰：“濠吾故乡，父母坟墓所在，岂得忘之？” 诸父老宴饮极欢，上又谓曰：“诸父老皆吾故人，岂不欲朝夕相见，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归宜教导子弟为善，孝弟勤俭，乡有善人，由家有贤父兄也。” 济等顿首谢，上又曰：“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濒淮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爱，以乐高年。” 于是济等欢醉而去。

臣良胜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视乡曲故人皆韦布殷勤，休戚一体，圣祖之于濠梁，与汉高之于丰沛，其揆一也。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只。’礼曰：‘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圣心渊微，一举而孝弟礼乐之道皆于是乎在，不特香火之情而已。彼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是薄夫浅人之论，岂足以语帝王之度哉？”

桂彦良被荐至京师，圣祖见而伟之，授太子正字，切磨治道，必称孔孟，不下千余言，无一不当帝心者。其要以明圣学、格君心为务，在春坊久，每侍讲，必以二帝三王心法为本，至于历代治忽，谆谆启迪不倦，诚意恳至。东宫每动容称敬，圣祖尝顾问曰：“尔何官？” 彦良对曰：“正字。” 圣祖曰：“否，尔帝师也。”

臣良胜曰：“圣祖于宋濂、章溢等荐至，则曰：‘为天下屈四先生。’于彦良荐至，则曰：‘尔帝师也。’呜呼！师臣者王，宾臣者霸，三代而下，何多见哉？臣窃思之，元之末季，政教陵夷，乃有豪杰之才、圣贤之学、经济之略，如濂、如基、如琛、如溢、如彦之良者，一时并赴荐召，即所居创礼贤馆处之。朱文忠复荐王祎、王天锡，而婺州儒士许元、叶瓒、胡翰、汪仲山、金信、童冀、吴履、张启敬、孙履辈又皆会食省中，敷陈治道，真所谓圣人作而万物睹，云从龙而风从虎也。然则贤人隐而天地闭，世道升降，断可识矣。天生贤才而故遗之以待真主，岂偶然哉？”

右衍朋友之法

《仲虺之诰》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

蔡沉曰：“言简贤附势之徒，同恶相济，实多徒众。肇我邦于有夏，为桀所恶，欲见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粃。汤特言其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

臣良胜曰：“正人以邪人为邪，邪人亦以正人为邪。是故朋友之弗善，有变而党者矣。”

《十亩之间》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朱熹曰：“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故其词如此。”

臣良胜曰：“天下有道，茅汇征，贤人君子皆荣仕进，以行其所学。上焉为德，下焉为民，同道相济，此则所谓君子之朋也。至如《北风》之诗，则朋友同车以去国，此则相与并耕于田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驱之不可使之合，析之不可使之离，是亦根于人心之同然而不可易者也。然在衰周之世，尚不为怪，降及后世，将以背君死党目之矣。”

《民劳》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苏氏曰：“人未有无故而妄从人者，惟无良之人，将说其君而窃其权以为寇虐，则为之。故无纵诡随，则无良之人肃，而寇虐无畏之人止，然后柔远能迩，而王室定矣。”

臣良胜曰：“戮力王室，共济时艰，而所以相戒必重于诡随。祸之始自此起也。大段人心自有是非，天下自有公议，静思审顾，孰不自明？惟其利害之心胜，趋避之机熟，贪权怀禄之术行，而欺上瞒下之心昧，冒然当之而不顾，只是诡随为之害也。然则君子无所随乎？曰：有。易于随卦取象于雷之泽，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雷之行天，是曰无妄。无妄，天下之至诚，亦天下之至公也。诚则公，公则同，同则必有以应之，如泽之悦以应雷，莫随之善也。故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穆姜曰：‘有是四德而随之，是以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

祭伯来

胡安国曰：“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而有贰心之明戒也。惟此义不行，然后有借外权，如缪留之语韩宣惠者；交私议论，如庄助之结淮南者；倚强藩为援，以胁制朝廷，如唐卢携之于高骈，崔允之于宣武，崔昭纬之于邠岐者矣。”

窦武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等，逮拷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数验。膺等诚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惟陛下留神澄省。” 书奏，霍谞亦为表请，帝意稍解。

赵弼曰：“一时党人互相标榜，以高玩一世，议论激切，固未合于中道，皆怀嫉恶之心，不忍小人之朋奸蠹政，以颠覆国家，相与肆为高论，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尽私邪也。人君闻其言而反之己，吾有是邪，从而改之；吾无是邪，因而豫为之戒，其于君身、国政未必无补也。奈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为诽谤，置之于法，而又禁锢其终身。真氏所谓‘禁锢终身，自古大无道之世所未有也’。呜呼！古之相臣，一夫不获，以为己辜，况人君为天地民物之主，乃禁锢人于平世，使人郁结而不得自申，是岂有道之世哉？况所禁锢者又皆世所谓贤人君子者哉！”

唐宪宗问宰相曰：“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 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君子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胡寅曰：“尝考古而申其说，君子之类，或以道德，或以学行，以气节，以议论，穷则相益，达则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谓之党。小人之类，或以才知，或以邪慝，以恩私，以势利，穷则相疏，达则相亲，可以名之曰党，而不可谓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时、临其事者，惑于真伪、贤不肖之辨，而听夫牵合罗织、疑似之言，谓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后世观之，乃大相谬戾。故前汉之党，指萧望之、刘向、张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与弘恭、石显也；后汉之党，指李膺、范滂二百余人，而治之者桓灵与中常侍也；唐之党，指独孤损、翟远等三十余人，而治之者朱全忠与柳灿、李振也。此三党者，系宗社存亡，使天下振动者也。其果小人邪？抑君子邪？而高祖之臣皆自丰沛，光武诸将悉出南阳，宣帝图形于麒麟，太宗延士于瀛洲，于以兴起治功，计安天下，又安可以其众多而指为朋党邪？”

宋崇宁元年，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执司马光等、侍从苏轼等、文臣程颐等、武臣王献可等官者、士良共百二十人为奸党，请书之，遂刻石于端礼门。

臣丘濬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则肆为朋党之说，君子指小人为党，小人亦指君子为党，甚至君子亦指君子以为党，而小人亦然。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宋自元祐以来，党论滋起，互相指斥，不复能辨，衣冠涂炭，垂之十年，至于崇宁，其祸极矣。呜呼！有国者其尚公以存心，恕以待物，无偏无党，一惟理之是准，庶几消朋党之祸于未然哉！”

唐顺宗即位，失音，不能决事，常居深宫，施帷帘，独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以王伾为散骑常侍，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大抵计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倡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穆宗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文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治及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目之为八关十六子。

王氏曰：“按逢吉传，郑注得幸于王守澄，逢吉遣子训赂注，结守澄为奥援，自是肆志无所惮，其党有张又新、李绩、张权舆、刘栖楚、程昔范、李虞、姜治及训八人，而傅会者又八人，皆任要害，故号八关十六子者，所求请先赂关子，后达逢吉，无不得其所欲也。”

宋仁宗谓辅臣曰：“王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同恶，时称五鬼，奸邪憸伪，诚如圣谕。”

臣良胜曰：“朋友之变也，其贤者则有朋党之名，其不贤者则有阿党之名。贤之为党，其成在上而责备于下者有也；不贤之为党，其成在下而责归于上者有也。是故君子并以戒也。”

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因荐韩绛、吕惠卿以自代，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唐坰疏曰：“安石专作威福，曾布表里擅权，文彦博、冯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无异厮仆，元绛、薛向、陈绎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璪、李定为安石牙爪，张商英乃安石鹰犬，逆言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

臣良胜曰：“从古朋党之说，皆小人借此名以诬君子，而安石之党则不可谓之诬也。司马光尝谓之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当小人，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候法行已成，即避之，用老成者守之。’光曰：‘误矣，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王门十哲，惠卿首叛，以‘无使上知’退居而书‘福建子’，悔之晚矣。”

右衍朋友之戒

《中庸衍义》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