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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作者:夏良胜 字数:32314 更新:2025-06-10 17:27:07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六     明 夏良胜 撰

逹道之义【父子之常 父子之变 父子之戒】

《五子之歌》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犹周之六典;则,犹周之八则,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析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者,王府亦有之,其为子孙后世虑,可谓详且远矣。”

《伊训》曰:“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

臣良胜曰:“自家天下而后,所以贻孙谋、燕翼子者,要道也。乃若商王敷求哲人,尤大要也。自商以前,为虞夏所用之人,不过一二世族,八元八恺,则高辛、高阳氏之才子,舜、禹、稷、契,世系均出黄帝。商以后,为周武王兄弟九人为显诸侯,而毕召亦以同姓为上公,吕望、苏公,三恪之外,异姓之贤亦鲜矣。凡民论官,司马不过州闾族党,出掌入治之职,孔门弟子仕者,止于大夫家臣,是亦求贤之道未之广也。惟汤立贤无方,以为贻后之大训,故伊尹告于太甲者,莫大于此。是故终商之世,伊尹、仲虺、莱朱、伊陟、巫咸、傅说、祖己、祖伊,皆以逺大之贤,得尽其用。汤之孙子中兴,历世七王之泽,入人之深,周既革命,而人心思商,历再世而后定,虽周目之为顽民,在商不失为义士,此振古所未有者。哲人贻后,其效有若此哉!禹、汤皆身致太平者,禹之贻后以法,汤之贻后以人。君子曰:‘有治人,无治法。’臣愿圣明决择轻重而并施之,则贻以万世之太平也。”

《文王》诗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朱熹曰:“文王非有所勉也,纯亦不已,而人见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没,而其令闻犹不已也。令闻不已,是以上帝敷锡于周,维文王孙子,则使之本宗百世为天子,支庶百世为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与周匹休焉。”

臣良胜曰:“文王之贻后者,以其德也,视人与法尤为要矣。夫文王之德,非以永令闻也,文王令闻,非以徼后福也,所谓无所为而为之者与天为一也。是以于昭于天,陟降左右,而天之厚之,不于其身,而及其孙子,为天子,为诸侯,延及百世,至其所以辅孙子者,亦波及焉。在天则因材而笃,在文王则德厚而流光,皆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明宝器不荐于亵味,黄流不注于瓦缶。盛德必享于禄寿,福泽不降于淫人。’天人一理,相为流通,断可识矣。”

《假乐》诗曰:“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朱熹曰:“言王者干禄而得百福,故其子孙之蕃,至于千亿,适为天子,庶为诸侯,无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臣良胜曰:“王者福禄得于天者,可谓极矣,而享厚之报,尚有流及于子孙者,固在于蕃,尤在于贤也。子孙所以为贤者,非自贤也,亦守先王之旧章,贤其先王之贤,乃所以为贤也。先王创业垂统,功德并懋,越历艰险,安危成败,皆身亲而熟虑之者,故典则贻谋,必度其子可世守而能行之者,所谓可继而可传也。惟子孙自贤而或小前人所为,故有作聪明以乱旧章者,谄谀并进,法度纷更,倾覆颠危,而先王之泽亦因以斩矣。故商之孙子,其丽不亿,惟纣自贤,故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莫是听,大命以倾。然则子孙非能守法为贤,虽多何为哉!文王之后,有若武王之圣,而周公称之,亦曰:‘丕承哉武王烈而已。’君子知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兴,则知先王之所以贻子孙者,欲其何所法哉!”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朱熹曰:“震,动也。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而动也。其象为雷,其属为长子。震有亨道,震来,当震之来时也。虩虩,恐惧惊顾之貌。震惊百里,以雷言。匕,所以举鼎实;鬯,以秬黍酒和郁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丧匕鬯,以长子言也。此卦之占,所以为恐惧则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矣。”

臣良胜曰:“干一索而得男为震,是干,天子之卦也;震,天子长子之卦也。一人元良,万邦以贞。长子虽未居位,而为天子之贰,将有天下国家之责,非知所恐惧,而以势位为乐,则未免有骄纵之失;徒知恐惧,而不以诚敬为主,亦未免为柔懦之归。故曰:‘震惊百里,不失匕鬯。’长子主祀,匕鬯其所有事者,震而惊及百里,震之极也。当此震惧,而所事之匕鬯,犹能不失其常度,非诚敬在躬,有不能也,是亦几于烈风雷雨弗迷,长子之道于是为至。他日为天子,而措之天下,固所优为也。文王于震彖训垂戒若此,而周公象词亦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何长子之道,以恐惧为首务也?盖崇高天位,惟骄泰与期,而畏惧若无所庸者,世禄之家,鲜由礼义,矧天子之子乎?禹之示训曰:‘予临万民,若朽索之驭六马。’成汤抚有万方,曰:‘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皆惧也,此文王周公垂训之微旨也。”

《伊训》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曰:“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谨也。谨始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诏之,立爱敬于此,而形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达于国,终而措之天下矣。”

《蓼莪》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臣良胜曰:“读《蓼莪》诗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盖贤人君子,理义以养心,师友以资识,其所以为孝,固亦有得于性命之理者。闾阎野夫、武人孺子,夫何所学?但求其鞠育抚养之劬劳,而思其属毛离里之所受,天性之真,蔼然呈露,所谓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者,此诗之所以可兴也。是凡人之受恩于父母者,若是其大也。若卿大夫之子,又受家于父母也;诸侯之子,又受国于父母也;天子之子,又受天下于父母也,其恩尤厚,又何德以为报乎?”

《孝经》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臣良胜曰:“明王事父母,固所以明察天地之理,然必能明察天地之理,而后尽事父母之道也。盖天地万物之父母也,吾父母天地之子也,天下人物亦天地之子也。吾视父母犹天地也,则视天地之所子者,皆吾父母之子者,故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况天地父母,至公无私,其所望于子以事之者,亦至公无私也。惟其公也,则菽水之奉,在所欢也;特羊之荐,在所享也。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若必遂其私,而有所僭、有所假焉,岂天地父母之心哉?”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尔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臣良胜曰:“孔门弟子曾参以孝称,而夫子开示之者,以先王之至德要道也。夫德而谓之至德,道而谓之要道,所以立德,所以成教,不外乎孝而已矣。其所以为孝,顺于天下而已矣。夫以一人之孝而顺于天下者,顺于理而已矣。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一心之理,天下人心之理也。吾之心顺,天下之心亦顺也;吾之理顺,天下之理亦顺也。故有顺于一人而逆于天下,不可以言顺也;逆于一人而顺于天下,不害其为顺也。一人或系于私,而天下之理则公也。故君子之为孝,不以顺己而以顺理,不以顺一人而以顺天下,成于己而为德,施于天下而为教,民用和睦,又何上下之怨怼者乎?”

《祭义》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臣良胜曰:“孝者,百行之本,其所以行之,固亦多端也。尊亲者,孟子所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是养为至孝,而非为下也。然有分焉,若鲁用天子礼乐,而三家以雍彻,亦得谓之尊亲己乎?弗辱云者,若曾子所谓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皆辱及其亲也。然有纳污含垢,囚服变形,蹈刃膏野,世方以为大辱,亦将谓之辱亲己乎?养之下者,口体之谓也,如先意承志,谕之以道,若文王食上在视寒暖,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亦谓之下可乎?”

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

陈澔曰:“庶人思父母之慈爱,而忘己躬耕之劳,可谓用力矣,此其下能养之事也。诸侯、卿大夫、士尊重于仁,安行于义,功劳足以及物,可谓用劳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博施,谓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备物,谓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可谓不匮矣,此即大孝尊亲之事也。”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朱熹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

真德秀曰:“父母之颜色,有愠有舒,为人子者,所当潜观默察,其色愉,则其心乐,固可以自慰,若其色有异焉,其可不兢兢焉自省且自责乎?庆云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风,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于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谨乎?知此而后知色难之义。”

臣良胜曰:“由熹言,人子事亲之色,常欲其和而安也,有所未安,和之未至也;由德秀言,人子承亲之色,常欲其和而乐也,有所未乐,和之有违也。合是二者,而事亲之道备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太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程颐曰:“书子同生,圣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乱也。子同者,桓之嫡长子也。于其始生即书之,其位固已定矣。”

臣良胜曰:“嫡子之生,其礼之重若此。子也者,亲之枝也,敢不重乎?至于命名之义,其详若此,尤不可不慎也。晋穆侯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其后晋乱,而成师封于曲沃,是为桓叔,弑哀侯而有国,又荐赂厘王,命之以服师。服之言于是乎验矣。至若汉武既立太子,而昭帝以十四月生,乃命钩弋之门曰尧母,奸臣逆探君意所属,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蛊之祸,此尤足为永鉴也。”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韩愈曰:“或问曰:‘尧舜传诸贤,禹传诸子,信乎?’曰:‘然。’‘然则禹之贤不及尧舜也与?’曰:‘不然。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曰:‘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舜不能以传禹尧为不知人,禹不能以传子舜为不知人。尧以传舜为忧后世,禹以传子为虑后世。’‘禹之虑也,则深矣。传之子而不淑,则奈何?’曰:‘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则虽不遇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孟子之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为,圣人不苟私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臣良胜曰:“官天下者,尧舜非常之举也;家天下者,大禹常行之道也。尝考之史,黄帝之位传之少昊子也,少昊传之颛顼,则黄帝孙也,颛顼传之帝喾,则少昊孙也,帝喾传之挚,少子也,挚废而尊尧,则帝喾仲子也。是尧舜之先,子孙世次相传以为常也。至尧舜之传贤,以朱均之不肖,或以贻天下忧,而舜禹之圣,足以继尧舜之治也。然则传子之事,非禹肇之者也。尧舜之事,二圣非常之举也;禹之事,万世常行之事也。若使世世有非常之传,则人人怀非分之望,乱益滋矣。”

汉文帝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 乃许之。吕祖谦曰:“景帝年三十二即位,然则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岁尔。平勃所以亟请建太子者,惩惠帝继嗣不明之祸也。文帝所以固让者,盖践祚之初,惧不克胜,所言皆发于中心,非好名也。”

臣良胜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建之不可不豫也;大位,奸邪之窥也,建之不可不慎也。文帝即位才数月,有司建白与帝谦让,真德秀以为可后世法也。臣尝考帝对有司之言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辅朕,岂为不预哉?’斯言一闻,而三国觊觎之端于是兆矣,太子疑忌之心于是生矣。其后淮南于帝不终于爱,景帝既立,吴楚首叛,是七国之祸已萌于豫立太子时矣,岂必晁错激成之哉?文帝贤主也,建储盛事也,谦让美德也,而命词之误,几为宗社之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贾谊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故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师保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则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臣良胜曰:“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也。然则成王日有所就,月有所将,缉熙单心,以基宥密,卒为令主,则周公之教之然也。况当时召公为太保,太公为太师,伯禽受挞,而所以善成王者,日至也。夫安得不日进于善乎?仲尼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污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也。汉文既立太子,而贾谊陈治安之策,乃及于此,必以其时辅教景帝之道有未备也。故当时吴王太子侍饮博,以争道,故引博局提杀之,遂启反衅。晁错又复进说曰:‘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帝善之,拜错为太子家令,是以养成刻薄之性,尽发术数之邪。既立太子荣,无罪废之,而轻许梁王以传位,卒以生祸,错亦躬受其惨刑,并顾命之臣如亚夫者,亦以鞅鞅诛。君子每咎文帝贻谋未善,而大惜谊言之不行也。夫世子之法,养其理于中而应之于外也;保傅之篇,制其欲于外而保其中也;辅道之方,斯其尽之。人主教谕太子,欲建三代有道之长,盍于此致意焉。”

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尔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鹘,无远不至,常使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尔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臣良胜曰:“太宗之所以教太子者,可谓备且要矣,盖有惩于承干之废,是以不惜任过而恳切若是也。且尝语侍臣曰:‘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船,则曰:水以载舟,亦以覆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正,后从谏圣,可谓无所不用其言也。及有疾,则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尔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俟我死,尔用为仆射,亲任之,亦可谓无所不贻之谋也。’太子既立,是为高宗,以忌日诣寺,纳武才人为昭仪,是其为太子侍宫中,见而悦之,烝淫之志,畜之久矣。及立为后,又成于世勣‘陛下家事’之一言,唐之子孙屠戮几尽,则太宗所以教而贻之久者,果何益哉?胡安国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高宗之纳才人,正巢刺王妃之遗范也。范祖禹曰:‘以是心待其臣,利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贤者不可得而致也。’故凡教太子而以空言,若玄宗有《承华要略》之书,未几,一日杀三子而不为怪,又况托孤寄命,不择豪杰而付之,反覆无耻之世勣,何足以副所望哉?”

宋太宗谓寇准曰:“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 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曰:“襄王可乎?” 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 遂立为皇太子,庙见还宫,京师民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 帝闻之不怿,召准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 帝悟,命李至、李沆并兼宾客,诏太子事以师傅礼,每见必先拜,至等不敢当,上表辞谢,诏答曰:“朕旁稽古训,肇建承华,用选端良,资于辅导,借卿宿望,委以调护,盖将勖以谦冲,故乃异其礼数,勿饰当仁之让,副余知子之心。” 至等相率谢。

真宗春秋高,未建储君,卫尉寺丞陈执中进《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为说。翌日,帝以他事示辅臣,皆赞曰:“善。” 帝指袖中曰:“又有善于此者,乃《演要》也。” 逾月,立皇太子,作《元良箴》以赐之。后皇子就学于资善堂,以张士逊、崔遵度为王友。士逊一日谒王旦,称皇子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于是耶?”

臣良胜曰:“宋太宗、真宗相继建储,答诏、赐箴,李至、李沆之当礼师傅,王旦之责望王友,与陈执中之建议,寇准之决策,均可为后世法矣。是以真仁承统,近五十年,仁厚之泽,培益基业,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畜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宽厚待民,以恩礼待士,以至诚待外国。苏轼有云:‘社稷长远,终必赖之。’此辅教太子之效若此明也,人君可不知所务乎?至若寇准之言,尤为药石者,曰:‘谋及妇人、中官、近臣,不可也。’昔雍纠以厉公之命图祭仲,雍姬知之,以告仲而杀之,厉公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得赵衰,柳宗元谓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皆始于此,则凡国事谋及若人,皆不可也,况建储君之大事乎?唐玄宗之杀子,谋及于惠妃,其后忽忽不乐,而高力士问其故,乃曰:‘汝我家老仆,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岂非以郎君未定邪?’玄宗以立子谋及妇人、中官,其后若之何也?臣故曰:寇准之言尤为药石也。”

圣祖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动有典则者,若新进之贤,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人,人各尽职,故合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 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问太子,间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告成王,首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首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溺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臣良胜曰:“立法创制,裁自一心,备上古之至善,绝近世之弊端,若斯举是已。以勋德老臣兼东宫官,即《文王世子》所谓太傅在前,少傅在后也。当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傅,太公为师,皆文武之旧勋也。别置府僚,自唐太宗始,招选茂异,谓之十八学士,如登瀛洲,其后嫌隙僚佐多外迁。及迁杜如晦、房玄龄,曰:‘余人不足惜,如晦王佐之才。’太宗遂决异志,而建成、元吉之祸成矣。贞元中,王伾、王叔文得幸东宫,宰相听其指使,亦有永贞之变。征往事以思圣制,真洞视万古者也。至举周、召所以告君安不忘危,尤足以示圣子神孙之法,为臣下者亦当服膺而弗失也。”

圣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臣良胜曰:“圣祖之所以谕皇太子者如此,其所以谕官僚者如彼,仰承懿训,是以上下交修德业,大成以有今日隆平之盛。”

圣祖退朝,皇太子与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奢俭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为儆戒。” 又命工画古孝行及自身所经历艰难、起义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侍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 詹同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若此为切。” 圣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侈靡,不知祖宗积累之难,吾示之以此,朝夕览观,庶有所儆也。”

臣良胜曰:“大禹有训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周公之戒成王,陈无逸,作《豳风》诗,虽以重农,亦以见周家积功累仁,本于农事,开国其艰难如此,子孙可不思所以慎保之哉?圣祖垂训,义兼之矣。”

永乐元年,文皇御顺天门,命侍臣辑自古以来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且曰:“昔尧试舜,自慎徽五典,至纳于大麓,历试诸艰,乃命以位。舜生长民间,躬亲稼穑,尧尚试之如此。朕今令长子守北京,亲庶务,虽吏案奏牍,皆躬阅之,以知为臣之难也,日后庶可为人君也。”

永乐二年,《文华宝鉴》成,文皇御奉天门,召皇太子授之,曰:“修身治人之要,具于此书。昔尧舜相传,惟曰允执厥中,帝王之道,贵乎知要,使足为法,尔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文皇顾翰林学士解缙曰:“朕皇考训戒太子,尝采经传格言,为书,名曰《储君昭鉴录》。今朕此书稍充广之,益以皇考圣谟大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法,诚能守此,足为贤君。昔秦始皇教皇太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韩非书,帝王之道,废而不讲,此所以乱亡。朕此书皆大经大法,卿等兼辅东宫,从容闲暇,亦当以此为说,庶几成其德业,他日不失为守成之令主。”

臣良胜曰:“太子者,帝王之贰也,其所以预养之者,上承之于亲,下辅之于臣,固将以举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至尧舜而极矣,故不以尧舜望太子,非父道之至也;不以尧舜辅太子,亦臣道之贼也。文皇二书以授皇子,皆所谓尧舜之道也。其命缙等以从容陈说者,亦尧舜之道也。且臣闻所谓皇子,即仁皇也。圣资夙成,而圣祖默而授之,爱而教之,亦有素矣。尝命阅中外臣民章奏,独取其切于兵民疾苦及关宗社者白之,圣祖览之称善,其间有一语一字之谬者,悉置之,圣祖指示之曰:‘尔忽之邪?’对曰:‘顾小过失不足天听。’圣祖喜曰:‘犹有君人之度哉!’又尝问之:‘尧九年之水,汤七年之旱,当时百姓何恃?’对曰:‘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尔。’自是益见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也。于时皇太孙无他恙,文皇居潜邸,而圣祖所以待仁皇者若此,盖已有为天下择尧舜之君矣,天命人心之微妙,岂有一毫己意于其间哉?惜乎龙驭早宾,天下不得久被尧舜之泽,盖臣民之不幸也。”

文皇谕群臣曰:“凡开创之主,谋虑深远,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更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至于法敝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臣良胜曰:“文皇创业守成并臻于盛,故有以洞烛人情,精炼事理,故其所示训,专专以克守成法为言,既有以儆嗣君,亦有以戒人臣也。从古轻改祖法,必曰宋之神宗,然其所以误之者,安石‘祖宗不足法’之言也。其党又若吕惠卿者,放言无忌,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司马光力辨其非,且曰:‘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神宗信向既偏,以天下公论谓之流俗,内而太后有言,则曰:‘群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亲,而岐王有言,则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是以顾命大臣、侍从台谏、州县之言,徒以取祸,增其势尔,卒以产忧,遂亡北宋。哲宗嗣位,吕大防特列祖宗所行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宽仁八法以进,曰:‘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大防。’陈善最得所以开导嗣君,惜其不得陈于神宗之朝尔。今夫巨室之子,亦多阔视轻人,若言及祖父,虽至悻戾,必不敢显非而力訾者,亦至性也。尝有酗号于市,怒邻伤类,有人曰:‘而祖父至,则必少戢,而随以归矣。’臣谓使当时有如大防数十辈,神宗之志,庶亦有可变者乎?呜呼!我祖宗彝训具在,小大臣工以安石、惠卿为戒,以吕大防为法,则我祖宗之法,可以万世无变也。臣于衍义,必取祖宗言行为折衷者,犬马之诚,窃有取大防之意,圣明留意,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圣祖定鼎金陵,遣使召宋濂至,授皇太子经,后以疾告还家,赐金帛,皇太子致赠有加,濂上笺谢,奉书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读书,毋怠惰,毋骄纵,进修德业,以副天下之望,圣祖览书甚喜,召太子语以书意,且赐书答。又尝从容谓濂等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与论议,庶广识见,幸喜调护之。” 濂致仕至家,即拜表称谢,仍上笺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国之要,圣祖赐诏褒答云:“忠良之臣,勋业既著,文章必传,功成身退,惟先生独全。”

文皇一日召杨士奇问东宫所行如何,士奇以孝敬对,使言其实,对曰:“有事宗庙,祭器皆亲阅,车驾北征,不敢宁居,恒日中昃始食,驾还而后能安。” 文皇曰:“此子道当然。” 士奇曰:“古圣贤亦皆尽其当然者耳。” 后举侍皇太孙讲读,众以仪智为老,士奇曰:“仪智道理明,执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见其比。” 文皇喜曰:“智虽老,识大体,能直言不阿,向言日食宜免贺,朕知之,可谓得人矣。” 文皇召试胡俨,称旨授翰林院检讨、侍讲直内阁,升春坊谕德,文皇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讲,掌翰林院事,辅皇太孙监国,俨在内阁遇有故问,必从容审度而后对,及兼宫僚,在讲筵凡古今治乱得失,必反复敷陈,以图裨益,以外艰去,诏起复,道过南京,见东宫,询及民情,所对切时务。

臣良胜曰:“古者辅导太子,必选端良孝弟、博闻有道之士,若祖宗推任宫僚,如宋濂、杨士奇、胡俨及士奇之荐仪智,乃其人矣。君德治道之本,有由然哉。”

文皇命蹇义为皇太子詹事,义委曲周悉,所言无不信用,车驾巡守北京,命皇太子监国,中外庶务,惟诸王及远方所奏请诣行在,余悉启闻处分,夏原吉扈从,兼行在礼部、都察院事,车驾亲征北,皇嫡长孙留守北京,原吉辅导,修举庶务,京师肃然。

臣良胜曰:“唐高祖立秦王为太子,诏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处决,然后奏闻,彼秦王推刃同气,挟而居之,高祖所以委之者,实非其心,无足法也。宋真宗时,命太子开资善堂亲政,而皇后裁决于内,丁谓用事于外,几以成隙,惟王曾正色立朝,而调和其间,乃得永仁宗太平之治。祖宗监国留守之命,因事以行,大非唐制可拟,而辅导以付老成之人,如蹇义、夏原吉者,虽无内外之隙,亦足以继王曾之美矣。”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内竖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

汉文帝居代时,母薄太后尝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于天下。

唐高宗为太子时,尝从幸翠华宫,太宗苦痢增剧,太子侍疾,旬日之间,发有变白者,太宗泣曰:“吾闻古之孝者,不过文王,今数日不食,昼夜不离吾侧,口尝汤药,盛年发则变白,尔之孝殆过文王矣,吾虽殒没,亦无所恨。” 臣良胜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类是也。文武之孝,古今以为极致,今观文帝、高宗之孝,是亦文武之孝也,文武之孝,是亦尧舜之孝也,其所以自尽其良知良能者一也,若其终身成就全德,固未可以一节尽之者。”

《下武》诗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朱熹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为四方之法者,以其长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为法耳,若有时而忘,则其孝者伪耳,何足法哉?”

汉高祖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披坚执锐,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王侯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为太上皇。”

唐太宗时,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战于阴山,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擒颉利送京师,上御顺天楼,盛陈文物,引见上皇,闻之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

臣良胜曰:“武王之所以为达孝者,以其能缵三后之绪,而追王之礼因之以成也。然其所以能然者,以永言于孝思也,谓之永者,永之而不忘也,兴于此有滞于彼,不可以言永也,行于今有遗于后,不可以言永也。若汉祖尊归于父,唐宗雪耻于亲,亦缵绪而有成者,但当项羽置太公于俎上时,曰:‘必烹而翁,愿分一杯羹。’此岂人子之心哉?故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彼何所料项羽之不杀而太公得遂其归乎?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至于拾往言而较仲业,不足责者,高祖之耻,太宗为之也,不自以为过,而归辱于其亲,曰:‘往昔,太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曾不自反,曰:其初臣而借兵者,果父之志乎?抑已之志乎?况父母所爱,亦爱之,至于犬马,尽然,建成、元吉,父之子也,同气不恤,而推刃及之,尚何有于亲哉?汉祖、唐宗自以为孝,视之永言孝思,则愧多矣,虽然,彤管之什,有取节焉,二君固英杰之主也哉。”

《顾命》曰:“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 蔡沈曰:“乱,治也,威者,有威可畏,仪者,有仪可象,举一身之则而言也。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成王思夫人之所以为人者,自治于威仪尔,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贡,进也,成王又言,群臣其无以元子而冒进于不善之几也,盖几者,动之微而善恶之所由分也,非几则发于不善而陷于恶矣,威仪举其着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几举其发于中者而戒之也,威仪之治,皆本于一念一虑之微,可不谨乎?孔子所谓知几,子思所谓谨独,周子所谓几善恶者,皆致意于斯也。”

《康王之诰》曰:“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蔡沈曰:“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陟王。毕,尽也;协,和也。好恶在理不在我,故能尽合其赏之所当赏,罚之所当罚,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后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张皇六师,大戒戎备,无废坏我文武艰难寡德之基命也。”

臣良胜曰:“人君嗣世,而大臣陈戒以遗休后人,无坠先业为首务,所谓前有所述,后有所传,能为之子,能为之父,义兼之矣。然而他务未遑,先于赏罚兵戎者,盖新君继统,人心未一,非赏罚无以励之,非兵戎无以震之。此帝启所以有《甘誓》,少康所以有《胤征》也。况成康之际,商顽未靖,三监首叛出于近亲,淮夷、徐戎、奄土、妹邦卒未帖服,虽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积数十年未之丕变,视之《召诰》《洛诰》《酒诰》《多士》《多方》之命可想见矣。周公既没,复命君陈,康王之世,再命毕公,尚拳拳以怙侈防义为虑,则在当时赏罚虽明,而兵戎之备诚有不可缓者。是故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之训,周公、召公审时度势而为之言也。继世之主习于宴安,欲不言兵固不可也;若托言周、召,故欲恃兵以毒天下,亦未可也。夫以成王之受终易代,而所以遗命于臣子者若此,内外之交修,康王之继体守成,而所以陈戒于臣子者若此文武之并用,此其四十余年刑措不用之治所以成也。”

汉兴,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官。天下之经费,潜转山东,以给中都官,岁不过四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赀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聚,防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臣良胜曰:“父子相承,并臻治效,班固谓周云成康,汉云文景,信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胡寅有云: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民,无事则谦抑,而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惴惧失措,其悬殊如此,独节俭一事为克遵前业,夫岂可以成康并美哉?然则守成之主,尚当以成康为法,毋曰为文景之富庶足哉!”

予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真德秀曰:“三年之丧,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夫以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正虽终身之丧,未足以舒无穷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以圣人立为中制,使不可过焉耳。自汉文率言变古,始为易月之制,然详其遗诏,盖为吏民设。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岂非万世之罪人乎?其后晋武欲复古制,而厄于群臣之邪说,独后魏孝文断以不疑,孝文外国之主也,犹能行此,可以中国而弗若乎?”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朱熹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谅阴,天子居丧之名。总己,谓总摄己职。冢宰,太宰也。百官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宋孝宗祔高宗主于太庙,诏曰:“朕比下令,欲衰绖三年,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诏俟过祔庙,勉从所请,然稽诸典礼,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得有请。”

留正曰:“以日易月之论,发于应劭,陋儒习之,其后遂断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礼既已大坏,虽有明知之君,贤哲之辅,惮于更张,因循相袭,良可叹也。寿皇慕亲之孝,根于天性,事亡之敬,发于至诚,虽圣躬以不毁之年,群臣屡致易服之请,而睿志先定,断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绖三年,以终丧制,千载以来一人而已。于乎,圣哉!”

《祭义》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

陈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随之死也。宗庙之礼,上不讳下,故有称讳之时,如祭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亲平生所爱之物,如见亲有欲之之色也。”

唐太宗谓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以为乐,在朕反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

臣良胜曰:“曾子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文王于亲忌日为终身之哀也。真德秀曰:‘古之圣王,能尽此道者,其惟文王乎?盖难乎其继也。夫岂皆不念其亲哉?亦以远而忘尔。’唐太宗于人伦大节,惭德最多,若以生日而哀及其亲,却自文王忌日之丧触类而长之,斯大善也,胡可以瑕掩瑜哉?其后明皇以乾曜辈阿谄,遂立千秋节名,移社以就之,令天下宴乐,真德秀又谓近世士夫,以尊君之礼而事权臣,馈遗之珍,歌颂之侈,末流之弊,莫之能救,是若太宗之哀慕者,亦难乎其继也。”

汉和帝时,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相继。时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羞献,本以荐宗庙,苟有伤害,岂爱人之本?其敕令大官,后勿复受献。”

臣良胜曰:“天子之孝,生必备养,祭必备物,所以昭德之所致,亦孝子慈孙,不以天下俭亲,无所不用其诚也。今而于人有所伤,则亲存之日,必有不安于心;物变其味,则亲存之日,必有不适于口。若和帝之罢献,未必不为顺亲之心,为大孝也。但当事者假贡献为结纳之地,当权者以受献为规取之地,一言不便,往往以荐庙借口,而人君世主,不敢以亲故而自形于薄,往往信之,不敢议罢,则和帝之事,亦可法者也。”

圣祖尝命懿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恸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至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已,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 因悲咽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文皇将诣孝陵,有司请具法驾,文皇曰:“不用,但以骑士数人前导。” 已而顾侍臣曰:“明日皇考升遐之日,正属感慕之时,何用法驾?非为辟除道路,则前导骑士亦可不用。”

臣良胜曰:“我祖宗纯孝天至,使德秀生于今日,必将曰:‘毋俾文王专美有周矣。’”

右衍父子之常

《大禹谟》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只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

蔡沈曰:“舜耕历山,往于田之时,以不获顺于父母之故而日号泣于旻天,于其父母,盖怨慕之深也。负罪,自负其罪,不敢以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为父母之慝也。舜以诚孝感格,虽瞽瞍顽愚,亦且信顺之,即孟子所谓底豫也。”

臣良胜曰:“自古圣帝明王,独称舜为大孝者,以其处父子之至变,而能顺其度,以归于常也。昔曾子谓公明仪曰:‘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也。’瞽瞍允若是谕于道,而烝烝日进于善矣。”

《二子乘舟》诗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朱熹曰:“旧说以为,宣公纳伋之妻,是为宣姜,生寿及朔。朔与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贼又杀之。国人伤之,而作是诗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性一也,人莫不有父子之亲也,而有宣公夺妇而杀子;人莫不有兄弟之义也,而有朔之党母而杀兄。以宣之父而有伋之子,以朔之弟而有寿之兄,其善恶何相远哉?天道于此,良有深意,若泾而以渭浊者然。伋、寿之贤,有足伤悼,而宣公与朔之罪益不可逭矣。不有蹈火剖心之祸,夏台、羑里之囚,夏商之咎,于盈于贯,不有庄姜正静自守,而庄公狂惑之迹,亦几泯矣。岂惟父子兄弟然哉?”

《檀弓》曰:“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生,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共世子也。”

陈澔曰:“申生自经而死,陷父于不义,不得为孝,但得谥共而已。”

长乐陈栎曰:“申生于亲可言而不言,于义可逃而不逃,且谓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以至于忘其躬之不悯,而恤其国家之多难,不顾死生之大节,而且谨再拜之末仪,是共而已,非孝也。”

臣良胜曰:“申生不幸与伋、寿皆处父子之大变者,但不能若舜谕亲于道尔。其礼节雍容,言论雅正,不忍伤君之心,而尚欲谋父之国,辞于狐突,隐然托国于重耳,君子亦悲其志可也,尚何责之于无已乎?其谥曰共,敬共君臣父子之礼也。天下无不是父也,子以父死而谥之孝,又何所置其父哉?此或谥议之微意也。”

《国语》王子晋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遂称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存孙,四岳从之,高高下下,防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胡一桂曰:“禹伤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伟绩,克盖前愆,禹之心从可识矣。故于宗庙则致其孝,于祭服则致其美,于沟洫则尽其力,宁饮食之菲,衣服之恶,宫室之卑,皆不敢暇顾者,其心诚不忍一日安于天子之常奉也。味吾夫子无间然之言,深有以识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中心仁爱,诚敬之至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孝立而万善从之,其于立功也,夫何有?”

《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

臣良胜曰:“三叔流言,实违成王之命,是谓不忠,其所以然者,是不能率文王之彝训也,是谓不孝。仲能不违王命,可谓曰忠,能盖前人之愆,可谓曰孝。由是而绳祖武,由是而贻后谋,皆仲率德改行之美,周公之心,无非欲其同归于治也,亦所以率文王之彝训也乎?”

《汉书》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人厌淫祚,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沉几先物,深略纬文,防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震,新都自焚,光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断断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 吕祖谦曰:“高祖创西汉,光武创东汉,皆是创业垂统,以为一代之规模体统,以大要论之,高祖识大体,其间条目品节,有疏陋处,光武条目品节甚详悉,然大体却遗,所以两汉风声气习,宽窄厚薄,大抵不同。”

《唐书》赞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佞,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宪宗刚明果断,自即位初,慨然发奋,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斩吴元济,诸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

范祖禹曰:“宪宗伐叛讨逆,威令复张,而变生近习,身陷大祸,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为深戒哉?”

臣良胜曰:“在《易》,蛊之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程颐谓子干父蛊之道,能堪其事,则为有子,必惕厉而能终吉也。光武、宪宗,可谓能干前人已坏之蛊者,然光武不任三公,而宪宗任非其人,是以废后易子,齐家之道以荒,好仙迎佛,保身之术益谬,皆非惕厉终吉之占也。然光武大度同于高祖,非宪宗所俦匹者焉。”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朱熹曰:“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其初生泰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泰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返,太王没而国传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兴也。”

吴子使季札来聘。

胡安国曰:“按吴子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寿梦贤季札,欲立以为嗣,札辞不可,然后立诸樊。樊既除丧,则致国于季子,季子又辞而去之。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约以次传,必立季子。故诸樊卒而余祭立,余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则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节,辞位以避夷昧之子僚。僚既立,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尔。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季子宜有国也;如不从先君之命,则我宜立。僚乌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曰:季子辞国以生乱,因其来聘而贬之,以明示法焉。”

臣良胜曰:“立子以嫡,立嫡以长,古今之通谊也。太王立少而兴,天为之也,故《皇矣》诗曰:‘帝作邦作对。’是也。若非太王之德,泰伯之让,王季之友,文王武王之圣,启隙召乱,虽以季子之贤,诸兄弟亦尚贤者,其争弑之祸犹若是也。故孔子于太王未有所赞,而独称泰伯曰:‘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也。’昔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仲山甫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慎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后戏立,鲁人杀之。然则废长立少,父有不行于子,君有不行于臣,惟有太王、泰伯、王季、文王之贤圣而后可。臣故亦以父子之变言之也。”

宋穆公疾,召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何词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也。” 对曰:“群臣愿奉冯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使公子冯出居于郑。”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

臣良胜曰:“父子至亲也,享国大利也。天子利于天下,诸侯利于一国,卿大夫士庶人利于家,孰不愿归之子也?此古今天下之至情也。宋宣公以弟为贤,舍其子而以国让之弟穆公,穆公以光昭令德为贤,亦舍其子而归国于兄之子,是皆轻千乘之国之利,而一正于义,公天下之遗风也。君子亦有责备焉者,非所以劝贤也。纵曰未贤,视父子兄弟相争夺以为利者何如哉?彼殇公者,当宣公致国穆公,而已无所争,及穆公使冯居郑,曰:‘生无相见,死无相哀。’则言曰:‘先君之所以不与臣国而纳国于君者,以君可以为宗庙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子,而将致国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殇公于此际,固亦父兄之心也。及其既君而变焉,遂忌冯而构祸于郑,曾不念穆公在位一日,一有忌心,则宋国安有殇公也哉?是故丧大善者,恶必积;忘大德者,咎必深;专大利者,殃必甚。殇公卒见弑于华督,而宋国乃归之冯,善恶之报,明矣哉!”

杜太后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谓太祖曰:“尔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 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故汝得至于此尔。万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以传德昭,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 太祖泣曰:“敢不如教。”

刘安世曰:“以立后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时处置不下,高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独泣,欲引刀自刺,无处置如此。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齐王各长立奇伟,乃以天下与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产,尚欲与其子,况天下之富贵乎?此正诸佛菩萨用心,为生灵而来,既了此一大事,即脱然而归,不复为子孙计,此尧舜用心也。”

臣良胜曰:“太祖不利于天下,不私于其子,诚大道也。然太宗无宋穆之贤,而太祖不享宋宣之报,烛下斧声,且启万世之议,德昭、德芳并光美亦不得其死,其祸乃甚于僚、光视寿梦父子不可及矣。呜呼!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杞伯姬朝鲁,为子求妇,春秋犹罪其与于外事也,求妇之事不可与也,而杜后遗命乃欲专继统立君之事乎?君子有谓曹、高、向、孟之贤有所则效,臣则谓后位当阳,垂帘视政,乃其肇端也。太祖不从于义而从其命,谓之何哉?”

诸侯盟于首止。

胡安国曰:“王将以爱易世子,桓公有忧之,控大国,挟小国,盟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践祚,是为襄王,一举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臣良胜曰:“父子君臣,嫌疑祸难之际,此人所难言也。惠王宠爱庶孽,将有夺嫡之几,尚隐而未之发也。人臣之义,固有难以显言者。使桓公不请于王命,而自要盟于世子,是为乘内衅以要君;世子不禀于父命,而自往盟于诸侯,是借外援以胁父,恶莫大焉。惟世子当危疑之际,而齐桓有主盟之权,有请于王,而以世子之名归郑,则不待盟而惠王已知人心所向,世子之位不可得而易矣。故是盟,世子、桓公得请于王而为之,虽逆其志而违其命,犹以为美之大也。汉高以宠如意,欲易惠帝,子房曰:‘难以口舌争也。’乃招致四皓从太子游,高帝亦曰:‘羽翼既成,难动之矣。’子房之策,即桓公之意也,但齐桓盟在境外,世子必王命而后得行,四皓从太子在帝侧,则固有若出于偶然,然足以成大义而格君心之非,君子不嫌于专也。”

宋仁宗连失三王,臣下争以立储为言,包拯、范镇言尤激切。一日,韩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 时司马光、吕诲皆有请,韩琦进读二疏,未有所启,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 韩琦惶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 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少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 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议乃定。后仁宗崩,帝立。韩琦尝独见帝,曰:“太后待我少恩。” 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 帝大感悟。《龟鉴》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自魏公一倡,而欧阳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承顺之语勉太子,卒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魏公之功,盖亦伟矣。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与焉?’劳而不伐,公之襟量,益可想见。久旱喜雨诗云:‘须信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

宋高宗以皇嗣未立,语近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可悯。” 同知枢密院李回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 遂诏选太祖七世孙伯琮,育禁中立为皇子。后逊位,太子固让不允,帝退居德寿宫,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门,冒雨掖辇以行,及宫门弗止,帝麾谢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还。明年改元隆兴,正月朔,帝朝于文德殿,遂朝于德寿宫,岁以为常。

胡安国曰:“建储之议,虽出于范宗尹之造膝,岳飞之密奏,张浚之建请,赵鼎之赞成,然以艺祖之后为嗣,则出于帝心之独断,而助以选人娄寅亮之一言,艺祖在天之灵,可以慰矣。异时揖逊之举,曾无系恋,所以为中兴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欤?”

臣刘定之曰:“孝宗之奉亲,考诸史氏所载,朝太上皇于德寿宫,从幸聚景园,无岁不然,无节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号,年八十,又加尊号,其文与情兼至,始与终无倦,可谓于子道无亏者矣。或谓孝宗以旁支入继大统,于其所后者,贻己以不赀之业,而传之无穷,感当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虑其所后者以我为不亲,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为人后未尽道,君子病之,今岂无惩焉?惩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于自然也。噫!是何言与?君子之取人也,取其归于善而已,率天下之子而群然于不善者,必此之言矣。抑高宗未甚衰耄,而遽倦于勤,付诸孝宗,非惟知子,亦知天意焉,天之意远矣。吾观于汉与宋而知,汉之德泽盛于文景,若武宣少仁恩者也,哀平短世,新都篡窃,而武宣苗裔陵替矣,于是景帝一子长沙定王之后起而为东汉,传二百年,一子中山靖王之后起而为蜀汉,传五十年,复汉旧物于再失之后;宋之基业本于艺祖,若太宗有惭德者也,北狩举族南渡,乏嗣,而太宗血属澌烬矣,于是艺祖一子德芳之后为孝宗,传三帝,一子德昭之后为理宗,传五帝,续宋帝系于再绝之余。夫善积余庆,恶积余殃,理之常也,圣人谓有家者,然则夫有天下者,其善恶之积亦大矣,而其庆殃之余,宜乎远矣,必有然而非诬矣,可不信哉?”

臣良胜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之天下,非人之天下也,故不得容一毫有意于其间也,故谓之神器,其与其受,皆天也。高宗元懿太子薨时,才二十三岁,布衣李时雨已有建储之议,其后以群臣建请而定议,才二十五岁,又归之太祖之后,享有上寿,备隆孝养,天之报也。仁宗四十四年,已有三王短世,后宫且就馆,宫中复养二子,而廷臣建请,如不待晷漏,皆视天下为公器,不必私于子也。或者谓英宗赞成多出曹后,以其姊女配意示亲恩,其后仁宗丧制未终,而濮议起事,多违忤,迁孤女于别宫,曹后乃泣告宰相曰:‘为无夫妇人作主,则畴昔预图其效安在?’至若汉成以飞燕为后,以女弟合德为昭仪,誓必娣有妹,他嫔御子杀之,成帝卒以无子,定陶王欣亦以赵氏娣弟延誉,乃得在选,哀平之世,赵氏无以令终。是故人君而得其常,则有子而早建;不得其常而择嗣,必付之天下之公,合天之意,不容一毫人意于其间而后可,否则,未有不遗他日之忧者。”

《黄鸟》诗曰:“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朱熹曰:“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秦穆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则三子亦不得无罪。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

臣良胜曰:“人子事亲,葬之以礼也,用殉非礼也。康公虽有父命,而君子蔽之,罪也。然臣子于君亲,其义一也。子之事亲,无犯无隐也;臣之事君,有犯无隐也。子于亲之乱命,犹所当权,则臣之于君,其可权也必矣。《黄鸟》之刺三良,亦有不能自免者,如穆公之命,义也,三良死生以之而不可渝也;非义也,三良死生争之而不可徇也。当穆公既殡之后,康公议葬之时,反覆陈义,以西秦殉葬之俗有可变,先君疾革之命不足从,则穆公不失为贤君,康公不失为孝子,三良不失为忠贤,先殉武公六十六人之冤可雪,今从穆公百七十人可免,后之始皇妃嫔工匠生闭墓中之事无再见矣。古今论三良者最多,曹植云:‘谁言捐躯易,杀身良独难。’王粲云:‘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潜云:‘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是皆许之死者也。李德裕则云:‘不可许以死,与梁丘据同议。’柳宗元云:‘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苏轼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是皆不许以死者也。然则臣也,何所取衷哉?昔陈干昔寝疾,命子尊己大为棺,曰:‘使二婢子夹我。’既死,尊己曰:‘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事载礼经,君子不以为非也,则知康公、三良之不为是明矣。”

汉文帝遗诏曰:“朕闻之,盖天地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光武作寿陵诏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臣良胜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固以厚为道也。而汉文帝方戒厚葬,光武取以为法,君子韪之,何也?尝闻宋文公之葬矣,始用蜃炭,益车马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夸耀淫侈无知之人尔。其后宋之桓魋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丧不如速朽之为贵也。’至秦骊山之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奇玩悉致,文帝有戒于斯,制从简俭,故获全安。以此为法,而成帝作昌陵,攻治五年,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恶,终不可成,寻诏罢之。光武之诏又将有戒于成帝者,流及后世,僭侈相承,若宋朝诸陵为元僧杨琏真伽所发,悉取宝玩,至断头颅为饮器,此厚葬为累,岂臣子所忍言哉?虽然,亦有不可不慎者,王曾谓丁谓曰:‘故移皇堂于绝地。’朱熹议孝宗山陵曰:‘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求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然则臣子之欲厚其君亲,盖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明达之主必有所抉择焉。”

《高宗肜日》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蔡沈曰:“王之职主于敬民而已,徼福于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独丰于昵庙乎?”

臣良胜曰:“葬亲以礼也,祭亲亦以礼也。礼则有中,以其意而有所厚薄焉者,皆非礼也。故人君事亲如事天,人臣事君如事亲,无非礼也。君而以非礼事天,必非圣人也,其能享帝也乎?臣而以非礼事君,必非正臣也,其能格君也乎?子而以非礼事亲,必非孝子也,其能悦亲也乎?子之视父,固为至亲也;父之视祖,犹吾也;祖之视高曾,犹吾也。自天视之,则祖宗莫非天之胤也。以高宗之贤,而有祀昵独丰之咎,遂致鼎雉之祥,祖己深以为戒,而克正其事,自兹以始,是以嘉靖殷邦,享国长久,有由然也。然则高宗之过,亦人之同情也,而其改过,则人之难能也,是亦变而反之正也,斯尚之哉!”

《卫人杀州吁于濮》

《左氏传》曰:“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传》曰:“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辕观起于四境。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尸于朝,曰:‘君臣有礼,惟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如?’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臣良胜曰:“君子谓弃疾处父子之变,几于道矣,臣则独矜其不能尔。若父有逆志,则当预谏于其始,若非大恶,亦可曲全于其终。如王欲致讨,词浮于罪,则号泣哀诉以死明其不然可也;非大不讳,则请以君命谕使图改焉可也。何至隐匿,必成其君有诛父之惨哉?考《左氏》所载,以观起之宠,故非可必杀之罪也,《春秋》书杀,亦存子南之官,则子南何致必诛而不以听者,君子于弃疾,矜其不幸可也,矜其不能可也。呜呼!父子天性也,石碏之杀子,弃疾之杀父,又变之变者,故以是终焉。”

右衍父子之变

幽王嬖爱褒姒,生子伯服。褒姒与虢石父比,而谮申后、太子。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谮,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阳曰:“祸成矣!” 王欲杀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与,王伐之。申侯与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杀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室宝赂而去,王室乱。

胡安国曰:“何言乎王室乱?王者以天下为家,则以京师为室。京师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其作《鸱鸮》诗以遗成王,亦曰:‘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皆指京师而言也。以京师为室,王畿为堂,诸夏为庭户,四夷为藩篱。治外者先自内,治远者先自近。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宠爱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乱者,其言王室乱,讥国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又曰:是非有出于人心者,不可以私爱是,亦不可以私恶非,卒归于公而止矣。景王宠爱子朝,将蕲以见是,而天下不以为是,疏薄子猛,将蕲以见非,而天下卒不以为非,徒设此心,两弃之也。庶孽凭宠,为群小所宗,而人心不附;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群小不从。故伯服虽杀,而平王亦不能复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齐、卓子亦不能胜里克之兵,是两弃也。景王不鉴覆车,王猛、子朝之际,危亦甚矣。”

臣良胜曰:“三代以先,配嫡夺嗣以致祸者,不可胜纪。举幽王者,西周之所以亡也;举景王者,东周之所以乱也。”

秦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少子胡亥最爱,请从上,许之。西至平原津,病崩于沙丘。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之不发丧,独胡亥、赵高及宦者五六人知之。高与斯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上书诽谤将军蒙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扶苏自杀。亥至咸阳,发丧袭位。

苏轼曰:“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

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于东宫,付太子广掌之。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而广遏之。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因言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着,不可复收。帝以为然。真德秀曰:“隋文帝以术数取天下,其操制群下,亦以术数。至是,如聋如瞽,不复能自辨是非,而一废一立,只以为杨素等鬻卖之地耳。不知平时所谓术数者,果焉在耶?广既升储,又以勇付于其手,迨其垂没,乃始知广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则徒以杀其身而已矣。”

臣良胜曰:“三代而下,惑于谗邪,蛊于宫闱,而废长立少,如汉高、光,唐太宗、明皇,贤者亦复蹈祸,罔有惩戒,以其幸而保首领以没,或以致乱而未底于亡也。惟秦之取天下以威暴,隋之取天下以术数,扶苏之死,勇之废,出于斯、高、杨素之奸。始皇路殡,文帝弑,胡亥与广皆以二世而亡,若出一辙,此尤足为万世永鉴者。”

汉武帝为太子据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司马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端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唐德宗立宣王诵为皇太子,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叔文诡谲多计,王伾相依附,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翰林学士韦执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华、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必死友。

臣良胜曰:“武帝居太子非其所,德宗辅太子非其均,于不善而已。夫乾称父也,坤称母也,故父母于子,犹天地之覆帱也,则风雨霜露,无非所以成之者。如其有所偏倚,则若天之所废,人固莫能兴之者矣。臣观戾太子非悻戾人也,迹其所为,非为异端惑者也。特以性宽厚,武帝以其不类己,而后用法,大臣皆不悦。钩弋宫生子,而名以尧母,画周公负成王图以赐霍光,则立少之意明甚。尝谏征伐,而帝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尔。’后宠既衰,虽大将军谕意,而太子久不自安,固知虽无失德,而巫蛊之祸,亦无以自免者。太子诵虽立,而以公主女为妃,主以厌祷囚责及太子,愿与离婚,寻亦议废,非李泌恳切之言,不爱身族,则舒王之立久矣。当是时,太子欲饮药求死,自是谓风疾不能言,未必非此故也。及嗣立,不能决事,而叔文辈轻佻预政,以致永贞之祸。是故人子有失于其亲之心,得罪于天也,何所逃哉?亲之于子,亦容之如天也,何使其子至于是哉?”

汉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室,为世嫡皇孙。元帝初元元年,立为皇太子,即位,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臣良胜曰:“宣帝亲更巫蛊之祸,又继昌邑之废,而所以养太子者若此,其去武帝、德宗所失益远矣。政君之幸,生成帝,飞燕、合德继进,以无子而大权尽归王氏,以移汉祚。政君亲付之玺,谁之罪哉?宣仁皇后时,哲宗在禁中,闻有觅乳媪者,范祖禹、刘安世切谏进德爱身,又乞太后保护圣躬。太后曰:‘外间虚传也。’祖禹等对曰:‘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噫!是议也,亦有鉴于政君之事者乎?”

唐肃宗上元二年五月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 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 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明年,上皇崩。

范祖禹曰:“肃宗以太子讨贼,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真德秀曰:“肃宗之平长安也,上皇自蜀还都,曰:‘朕为五十年太平天子,不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此元结之颂所谓宗庙重安,二圣重欢者也,岂不盛哉?徒以内侍握兵,妄为离间,而迫迁之谋出焉。其所以然者,肃宗柔懦无断,故张后、辅国得以劫之,以天子之尊,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郁无聊,遂以致疾,肃宗之罪,于是通天矣。”

宋光宗与皇后幸玉津园,群臣请帝问疾重华宫,不从。寿皇疾大渐,群臣请帝问疾重华宫,不从。陈傅良乃缴上诰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率宰执进谏,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谏。罗点进曰:“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 寿皇崩,帝称疾。留正等奏云:“臣等连日造南山请对,不获,屡上札,不得报,今当率百官恭请,若皇帝不出,百官相与恸哭于宫门,恐人情骚动,为社稷忧,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

臣良胜曰:“肃宗不得终爱于父者,以张后制之也;光宗不得终礼于父者,以李后制之也。夫男子阳刚也,以阳而制于阴,以刚而制于柔,已失其所以为人之理,不可谓之人矣,尚何以为天下主乎?但肃宗感山人之言,尚有垂涕,视光宗不问疾成丧,虽宰臣不得请者,犹为有人心也。孝宗纯孝,以终继父高宗之丧,乃得逆子之报若此,非若玄宗遗忧于子者可论也。然则天道亦有僭乎?”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胡安国曰:“按左氏,许悼公疟,戊辰,饮世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者,止不尝药也。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夫子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馈药,曰:‘丘未达,不敢尝。’敬慎其身如此也,而于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盖言慎也。止不择医而轻用其药,药不先尝而误进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心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无此心,故曰‘我与夫弑者不立乎其位矣’,哭泣,歠饘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无此心,故被以大恶而不受。自君子听之,止不尝药,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坚冰之渐,而春秋之所谨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恶而不得辞。书许世子弑君,乃除恶于微之意也。而或者顾以操刃而杀与不躬进药及进药而不尝三者罪当殊科,疑于三传之说,则误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为春秋,奚待于圣笔乎?墨翟兼爱,岂其无父;杨朱为我,岂其无君。孟轲氏辞而辟之,以为禽兽逼人,人将相食,后世推明其功,以为不在禹下,未有讥其过者。知此说,则知止不尝药,春秋以为弑君之罪矣。”

臣良胜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渐矣。止以不尝药而书弑,谨其渐也,履霜而有坚冰之戒,春秋之微义也,亦当时之大公也。止之言曰:‘我与夫弑君者。’则许之赴告,鲁史书之,皆曰‘弑’矣。以此防民,犹有劫迁其父及不问疾成丧如肃宗、光宗者。夫止以不尝父药犹谓之弑,玄宗、孝宗由愤郁以疾而崩,则谓肃宗、光宗弑父也,亦宜。臣故并附为戒,以窃取于春秋之义。”

右衍父子之戒

《中庸衍义》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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