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三　　　　　明　夏良胜　撰

脩道之教之义【立教之本　敷教之则　垂教之典章　教之风　尊教之制　异教之流】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颐曰：“民之生，必赖君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遂其养，是左右之也。”

臣良胜曰：“天以资始，覆物也；地以资生，载物也。天地交而后生人与物，其生生而不息者，即天地之所以泰也。然生人而不能使人人各得其愿，生物而不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故又生圣后为人物之主，创为法制，过者抑之，不及者引之，极财成之道，得辅相之宜，教之大行，而人遂其生养，礼义之正，物全其形色变化之常，天地之泰于是乎有成矣。是则惟天地之泰而后有圣后之生，有圣后之教而后成天地之泰。天地有常生，而圣后不世出，此雍熙泰和之世，必千载而后有奇逢也。”

《观》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程颐曰：“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蔡沈曰：“天助下民，为之君以长之，为之师以教之，君师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宠安天下也。”

《顾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

蔡沈曰：“武王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陈列教条，则民皆服习而不违，天下化之，用能达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臣良胜曰：“人君，万化之本也。本正而天下从之，武王陈列教条，天下服之而化者，以能宣重光之德，而又以奠民所依，则凡所以为教者，无非一顺乎人心也。民犹水也，善布令者，有若流水，顺则行尔。管仲持此，犹足以治齐也。使有逆民之令，若壅水而决之者，所伤不既多乎？”

《洪范》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

蔡沈曰：“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语父子，则极其亲，而天下之为父子者于此取则焉；语夫妇，则极其别，而天下之为夫妇者于此取则焉；语兄弟，则极其爱，而天下之为兄弟者于此取则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动之发，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则极建矣。极者，福之本；福者，极之效应。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与庶民，使人人观感而化，所谓敷锡也。当时之民，亦皆拱君之极，与之保守，不敢失坠，所谓锡保也。言皇极君民所以相与者如此也。”

臣良胜曰：“帝王之教，所以立人极也。本诸身，征诸庶民，必若箕子陈于武王之极，所谓自建其极也。武王所以宣重光之德，重民五教，以成垂拱之治，得于箕子者深矣。”

《王制》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刘安世曰：“富而后教，理势当然。若救死恐不赡，则必疾视其上，而欲与偕亡矣，虽欲兴学，其可得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克，（此处补充‘克’字，应为‘富而不克教’，与前文对应）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

臣良胜曰：“帝王施为气象，自有次第，必庶而后能富，必富而后能教，不可袭取而强为，不能倒行而逆施也。若汉武兵戈土木，神仙逸游，耗费无纪，则刻民算商，无所不至，天下丧其乐生之志，顾曰欲效唐虞之治，不亦末乎？”

《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

陈澔曰：“春夏之启，秋冬之闭，风雨之发生，霜露之肃杀，无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载，犹承也。由神气之变化至风霆之显设，顺承天施，故能发育群品。形，犹迹也。流行所以运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圣人之至德与天道之至教均一无私而已。”

《坊记》子曰：“上酌民言，则下顺；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

陈澔曰：“上酌民言，谓人君将施政教，必斟酌挹取乎舆论之可否，如此，则政教所施，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则，民必违犯也。民不顺应上之所施，则悖慢之乱作矣。”

臣良胜曰：“天地生斯民，立君以为司牧者，正欲其有以教之也。天地至公也，民心亦至公也。人君立教，有若天地之公，而合民心之公，如此，而有教化不行者，无是理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朱熹曰：“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三十年为一世，仁，谓教化浃也。”

或问：“三年必世，迟速不同，何也？”

程颐曰：“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后礼乐可兴，此非积久何以能致？”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朱熹曰：“政，谓法制禁令，有以制其外；教，谓道德齐礼，所以格其心。得民财者，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也。”

董仲舒曰：“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臣良胜曰：“古之言教者，尽吾所当然也。至孟子，则将责效于得民矣；古之成教，将以纳民于大道也。至董子，则徒以防止其趋利矣。世道日下，人心日偷，立教惇古，深有望于圣明之治者。刘向曰：‘圣人不易民而治也。’臣何敢厚诬于斯世哉？”

丙午岁三月，圣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其要在明义理，正人心，厚风俗，以为之本。” 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主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

臣良胜曰：“古之教者一也，后之教者二也。一则本而二则末也。古之教者义也，后之教者利也。义以立身，利以干禄也。古之教者行也，今之教者文也。行以厚伦理，文以工词章也。议者恒谓后之人不及古之人者，其所以学者异，由其所以教者异也。圣祖洞视往古，以淑来今，一以明义理，正人心，厚风俗，为教之本，真与成汤之修人纪，武王之叙彝伦者同一揆也。商之教行，遂衍七王之泽，深入人心；周历三世，人犹思商，君子谓在周目之以叛民，在商不失为义士。周之教行，深仁厚泽，历五霸七雄，而一假尊周，尚足以召号天下，卒延八百年之祚。由是观之，则圣祖之所以垂休有本，延泽无疆，盖肇基于此矣。”

右衍立教之本

《舜典》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蔡沈曰：“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后能者。自其拘于气禀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亲爱、不相逊顺者。舜因禹之让，而又申命契为司徒，使其敬以敷教，而宽裕以待之，使其优游浸渍，以渐而入，则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无无耻之患矣。”

臣良胜曰：“唐虞之时，人人有君子之风，比屋有可封之俗，何以有不亲不逊者？盖民性虽善，而未有所教，则固不能尽协于中。故百姓容有不亲睦者，非有暴戾争夺之习也；五品容有不逊顺者，非有叛伦背逆之事也。然而圣人欲不使一人不归于善也，故设典教之官，又示之以施教之则，必敬一以启其衷，宽裕以责其成，民日迁善而不自知矣。”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臣良胜曰：“教百姓而属之司徒，欲其逊于五品之伦，本之于养也；教胄子而属之典乐，欲其和于九德之行，成之于乐也。胄子者，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其养无累，其教有素，不若百姓有不亲逊于人伦者。但养成中和之德，使异日施之天下国家者有具尔。”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导之尔。《书》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谓也。放勋，本史臣赞尧之词，孟子因以为尧号也。德，犹惠也。尧言劳者劳之，来者来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辅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盖命契之词也。”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朱熹曰：“庠以养老为义，序以习射为义，校以教民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

《祭义》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陈澔曰：“君自爱其亲，以教民睦，则民皆贵于有亲；自敬其长，以教民顺，则民皆贵于用上命。爱敬尽于事亲敬长，而德教加于百姓，举而措之而已。”

《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陈澔曰：“此言国学教国子、民俊及取贤才之法。乐正掌其教，司马则掌选法也。术者，道路之名，诗书礼乐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术也。古人之教，虽曰四时各有所习，其实亦未必截然弃彼而习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诗书，冬夏不可教礼乐也。”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臣良胜曰：“二帝三王所以教者，叙五品，和九德，立爱敬，皆以敦本善俗而已。至《王制》《周礼》而列四术、三物之教，且将以为造士、宾兴之典，后世之教日趋于末也，有由然哉。”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 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以乎？” 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 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真德秀曰：“晋文之谲，视齐桓之正又不逮焉。本无义也，而假一事示之义；本无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无礼也，而假一事示之礼。曰示云者，表而扬之以夸众也。”

臣良胜曰：“王霸之所以异者，义利之谓也。事必求其所当然，无所为而为之者，义也；虽所当然而有心利之者，亦利也。晋文之教，固亦有当然者，非特有所利，盖因利而后为之者，又何以言教乎？齐桓公初任管仲，作内政，兴盐铁，固亦有利，但其休养民力二十年，未尝轻动大众出征伐，积三十年而后有葵丘之盛。文公则择利而为，为而必期于效，不数年而用救宋、释齐、侵曹、伐卫、胜楚之威，而召天子一朝而受策请盟，皆在一岁之中，其不及齐桓又远甚矣。至于伐原一事实俘天子近郊之民，此悖乱之甚，而云示之信，左氏亦以教许之，先儒谓《左传》祗论小巧识见，而不识大体，若此类是也。”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 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弭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取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然明曰：“今而后知吾子信可事也，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惟二三臣。” 仲尼闻之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韩愈颂曰：“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然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惟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于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臣良胜曰：“春秋诸国未闻兴教者，而子产之贤亦止于不毁乡校，借其自检而已。韩愈恨其不能达于天下，而以有君无臣自况，则教之不行也久矣。”

汉文帝诏曰：“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俾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臣良胜曰：“汉文此诏以三老、力田、孝弟、廉吏为训，且有劝赏之赐，率教之员，庶几彷古敦本之教。然当时万家之邑无应令者，世教之衰可知矣。”

武帝诏曰：“盖闻道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励贤才焉。”

臣良胜曰：“汉武雄才大略，举贤劝学，文雅足称。若此诏以礼乐之道、乡党之化为先，蔚然大义。然究其本，则多背戾，是以教化无成焉。夫礼者，序也；乐者，和也。自居室始，朝廷者，乡党之化之原也。卫后以讴者进，李夫人以倡优进，钩弋以尧母名门，而奸邪有危皇后、太子之心，遂成巫蛊之祸。所谓序和者，果何有哉？重征厚敛以耗海内，至民欲杀子以避赋，欲望乡党之化得乎？”

明帝御明堂，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飨郊礼毕，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别立学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焉。

唐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经者，皆得补官。筑学舍，增广生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胡安国曰：“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良胜曰：“三代之后，每称明帝、太宗能为兴学率教，君子但责其无躬行之实，恕之过矣。佛教之兴，自明帝始，故先臣丘濬谓开辟以来，异端之祸中国未有甚于此者，以其败彝伦、坏风教，为万千世无穷之祸，视之猾夏干纪于一时者为烈也。太宗闺门惭德，先儒程颐谓其有禽兽之风，以其三纲不正，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永王璘便反，陵夷有五代之变，是伤教失道，无若驱天下于禽兽者，乃欲自拟三代之隆，何不思之甚也。”

宋神宗颁学令，大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殿试，补上舍生，如贡举法。上舍之试，学官不与考校，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试。三年定国子生取清要官额二百人。

苏轼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臣良胜曰：“轼之议允矣，然引而不发之意，欲救其弊而诛其心也。神宗锐意兴教，而安石率假以济其私。其颁学令，非复古教也，安石著新经，欲行于世，故假学令颁之，而贡举率以取士矣。其广生徒额，取清要官，非存古制也，安石变法，而攻击辨核，率制科中人，故欲摄取其下以为私人，而制使之矣。是神宗本有崇教之志，而安石误之。其后奸邪若贾似道，舞兹故智，广贡举额，增太学餐钱，以为取媚群小，掩塞腾口之具而已，尚何以云教典哉？”

元叶李为尚书令，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骤进，必训以德义，摩以诗书，使知古圣贤行事方略，然后贤良辈出，膏泽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学，汉唐明主数幸辟雍，匪为美观也，乃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官，及凡庙学规制，条具以闻，世祖皆从之。乃大起学舍，始立国子监官，而增广弟子员。”

臣良胜曰：“元起朔漠，灭金与宋，本战胜攻取以有天下，宜若于教化之道之不讲矣，其实不然。天下可以兵力取，能以兵力治乎？当是时，中外既已混一，顾不为子孙建至治，垂为不拔之统乎？李在宋时贬官漳州，归至洛阳桥，遇似道，赠以词曰：‘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其人固亦浅夫也。世祖尝命程文海搜贤江南，曰：‘此行须致叶李来。’李至而礼遇殊优，至此乃用其言以兴学立教，可见有为之君能知时务之所急也。若圣贤相际，成万世有道之模，其为兴教化、进人才者，又岂特如是而已哉？”

圣祖以戊申岁开国，明年即诏天下府州县立学，其太学之立，乃在未登极之前三年，岁乙巳也。方其初立学也，擢许存仁为博士，以专学事。四年，升学为四品，始设祭酒，即拜存仁为之。

臣丘濬曰：“窃观自古学制，其规范皆自有司看详，惟我朝学规出自圣祖所定。凡师友之义分，与所当为及不当为，一切禁令，无不委曲详尽，圣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临，无处不到，雨露之沾沛，无一或遗也。”

礼部奏增国子生，圣祖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非其人，增广徒多，何益？盖瞽者不能辨色，聋者不能辨声，学者而无师授，亦如聋瞽之于声色。朕观前代学者，出为世用，虽由其质美，实亦得师以造就之。后来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一以记诵为能，故卒无实用。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充选者虽众，苟无端人正士为之模范，求其成材难矣。故曰：务学不如务求师。今祭酒乏人，卿等宜为朕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宜为人师者，以名闻。”

洪武二年，圣祖谕中书省臣：“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乐之教，溷于异端，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尝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

臣良胜曰：“前代创业之主，多任武勇以集大勋，于文教之修，恒亦后时。汉高祖听陆贾陈说，多称其善，而与之言曰：‘乃公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宋太祖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而对武臣未尝文谈，刘安世以为英雄驾驭之术，方用其力，无失其心，故也。若我圣祖开国之初，既立国学，又命择师，又命天下兴学，且曰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与帝舜敷教在宽之典同一轨辙，又岂投兵讲艺、息马问道如光武者可同日语哉！”

洪武八年，命御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圣祖谕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为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有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才可兴。” 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遣之。

臣良胜曰：“大哉圣祖天地之心也！覆帱之下，凡有形气，孰非生意之仁？而丰沛故人、南阳故乡，虽哲后犹有所庇。至如元祖欲尽屠江南以为牧地，南人不得为守长，不足言也。从古创造区夏，皆自北而南，惟我圣祖自南而北，视之一体，无复町畦，故遣教北方，谆切如此。大抵南渡以后，北方风教沦入于寥落，而金、而元，中华政教不闻久矣，而人心理义，无不可教而入于善者。先臣杨士奇侍宣庙论科举之弊曰：‘北方学问不逮南方。’士奇又曰：‘长才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就用矣。’士奇此言似能体圣祖之意，于遣教北方之效，有足征焉。”

洪武三年，诏征江南诸郡县凡称大家者悉赴阙。既集阙下，则造之于庭，而亲训谕之。凡天地阴阳、性命仁义、古今治乱兴衰、纪纲法度、赋税供给、政治得失之故，谆谆焉累数千言。又恐其或遗忘而不能详也，则刻而为书，以摹本分赐之。

洪武八年，诏立社学。谕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木铎老人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大诰》曰：“乡饮酒礼，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次之，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良善之席。”

臣良胜曰：“古之教也，先于民；后之教者，先于士，其归一也。当圣祖初训江南大家时，王祎有言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师之任，君以治民，师以教民。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而不知为教。陛下主天下，为治之道已备，又集凡民而训谕之，耳提面命，不啻严师之于弟子，此正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呜呼！治教一也。祎言三代而下，知为治而不知为教，臣谓不知为教，正不知所以为治，而我圣祖所以为教者，正所以为治也。不然，何以曰周公既没，百世无善治也？我圣祖亲制学规，亲教于士也；面谕大家，亲教于民也。而社学之立，有党庠术序之义；木铎之词，有遒人徇道之义；《大诰》之训，有饮射读法之义。是宜礼让之风，德教之意，有比隆于三代者。其或未然，是必有司奉行之未至尔。”

右衍敷教之则

《易・系辞》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朱熹曰：“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王昭素曰：“与地之间，诸本多有‘天’字。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朱熹曰：“四者皆变化之道，神之所为也。”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朱熹曰：“《易》之广大、变通，与其所言阴阳之说、简易之德，配之天道人事者如此。”

臣良胜曰：“《易》之道广矣，大矣。臣举《系辞》之四段：一言天地示圣人所以作《易》之理；二言圣人体天地所以作《易》之事；三言作《易》之用；四言作《易》之妙。呜呼，尽之矣！《易》非圣人不能作，亦非圣人不能言。欧阳脩尝谓《系辞》非圣人作，韩琦与之同政府，终日相聚，无事不言，独不及此。刘安世云：‘文忠公论《系辞》有失，若与之同，则又是一文忠；若议论不同，或至忿争，故魏公存之不论。’前辈于谈经慎重若此，臣何敢易言哉！”

《书经集注序》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纣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朱熹曰：“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诗序》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感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自昭穆而下，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国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程颐《传序》曰：“《春秋》大义数言，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为易见也。惟其微词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礼义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朱熹曰：“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尹惇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

陈澔《集说序》曰：“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孰非精神心术之所寓？故能与天地同其节。四代损益，世远经残，其详不可得闻矣。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学，遂为千万世道德之渊源。其四十九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经解》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词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方悫曰：“六经之教善矣，然务温柔敦厚而溺其志，则失于自用矣，故诗之失愚；务疏通知远而趋于事，则失于无实矣，故书之失诬；务广博易良而徇其情，则失于好大矣，故乐之失奢；务洁静精微而蔽于道，则失于毁则（此处疑应为 “毁则失于蔽”，使语句通顺，不过原文如此，也可理解为 “毁则” 为一种情况，与其他几种并列，解释为因毁伤原则而有失，以下暂按原文理解）矣，故易之失贼；务恭俭庄敬而忘其体，则失于过当矣，故礼之失烦；务属词比事而作其法，则失于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乱。夫六经之教，先王所以载道也，其教岂有失哉？由其所得者浅深之异耳。”

《缁衣》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

真德秀曰：“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实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于口至易也，然不虑其所终，则一言之祸，贻患于不胜救；行出于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则一行之差，流祸或至于无穷。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虑之不深，稽之不远，未有不反而为不善者矣。老庄非善言乎？其终为浮虚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敝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关，安危自出，故必谨之审而不苟，则民亦从其化而不苟于言行矣。”

臣良胜曰：“六经以言教人，圣人之不得已也。学之不善，乃亦有愚、有诬、有奢、有贼、有烦、有乱之失，是亦诵言之不虑其终，致行遂有所敝也。学者其自慎之，无以累圣人之教典已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臣良胜曰：“朱熹以《大学》之书乃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然则教之之法尽于此而已矣。其渊源所自，则在《尧典》曰：‘明德’者，即所谓克明峻德，则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而修身矣；‘亲民’即所谓亲九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明德、亲民，有若帝尧，斯止于至善矣。”

程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又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史记》列传曰：“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杨时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

或问曰：“述而不作，扬（此处补充 “扬” 字，指代扬雄，上下文提到扬雄作《太玄经》，故此处应是询问扬雄相关情况）何以作？” 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

宋咸曰：“扬子作《太玄经》，所谓‘玄’者，一也。天地阴阳，合比一生三，取其三数，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为八十一首，故有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每二赞一日，七百二十九赞而当周天之度，一岁之纪，节候钟律、星斗五行咸着焉。”

吴秘曰：“扬子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为一策，八十一章为一统。从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历焉。此其事则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十一篇，此其书则作也。”

司马光曰：“仁义，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扬子所作也。言扬子虽作《太玄》之书，其所述者亦先圣之道尔。”

苏洵曰：“《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无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无问其工之材不材与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为鼎也，固已明矣。况乎加踦与羸而不合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无取也已。”

宋咸进《广注法言表》曰：“惟彼《法言》，准夫《论语》，文高而绝，义秘而渊。虽李郁亭解之于前，柳宗元裁之于后，然多疏略，犹或误遗。凡坦然易别之条，则五行俱下而诠释洎；卓尔难明之意，则一词不指而阙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数百年之驾说犹昧。”

司马光曰：“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扬子之文简而奥。惟其简而奥也，故难知，学者多以为诸子而忽之。”

苏洵曰：“圣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伪（此处补充 “伪” 字，与前文 “得之天” 相对，强调不是人为的，使语句通顺）焉，故夫后之学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为书也，犹其为言也；方其为言也，犹其为心也。书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圣人以为自欺，后之不得乎其心而为言，不得乎言而为书，吾于扬雄见之矣。疑而问，问而辨，问辨之道也。扬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无取焉尔。”

王通曰：“汉之诏册，则几乎典诰矣。” 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灿然可见矣。”

朱熹曰：“三代之训诰誓命，皆根源学问，敷陈义理，灿然可为后世法。秦汉以下诏令，何所发明？惟高帝之诏差愈，然已不纯，如曰：‘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此岂所以待天下士耶？”

真德秀曰：“以二帝三王律之，则诚如文公之说；自后世言之，则两汉诏令犹有恻怛忧民之意，而词气霭然深厚尔雅，盖有古之风烈。故去其可去者，录其所可录者，以为代言之法。”

臣良胜曰：“尝考通之言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志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然则通谓汉之诏册几于典诰，几之一字自有分限，后世缘朱熹之言，遂有僭经之议，与扬雄等。夫诏制非通作也，而文义纯杂，与时升降，正自不免，商周之书方之典谟，已觉不伦。且如誓师，禹之征苗，止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则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然其词裕而恭。至武王泰誓，则词迫以傲矣。以此观世之变，正孔子序书大意。至如《吕刑》一篇，乃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无以为计，为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此何足为世法？君子谓其哀矜恻怛，犹可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焉耳。秦誓又霸者之余智，亦在收录，取其悔过于此，乃见圣人天地之心，无弃人也，无弃言也。真德秀取两汉诏册为代言法，盖亦有取于通，其于熹有师门之分，不敢尽异之也。且熹尝云：‘古今之诗凡有三变，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及《文选》古诗，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作，自为一编，附于三百篇、楚词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是亦续诗，犹通续书志也。若其纲目之作，则尽取《春秋》义例，而出入真作经也，不特续之而已。’愚臣浅陋，何敢妄议哉！”

汉司马迁父谈为太史公，卒，迁为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祸，乃述陶唐以来，迄于麟趾，变《春秋》编年为本纪、为八书、为世家、为列传，自黄帝始。迁死后，其书始出，宣帝时乃宣布焉。

班固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书，其载籍久矣。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言秦汉详矣。至于探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有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道德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道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则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

班固以窦氏宾客收捕，固尝著（“着” 改为 “著”）《汉书》，尚未就，固女弟曹寿妻昭踵而成之。

华峤论曰：“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议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甚矣。”

臣良胜曰：“《汉书》班固未成之书，成之者女弟昭也。峤所论者昭之书也，非固之书也。夫死节、正直、杀身成仁，此有血气者之所共予也。固于汉号为通儒，独非人心而好恶乃大谬若是哉？意者固不择所因，以窦宪宾客而遭祸，大为正直之玷，徒杀其身，而于节、于仁甚有愧焉。昭之意，盖欲掩其兄之丑耳。司马光谓太史公欲私张汤并杜周而贷之，与子产欲安伯有而并后子孔皆是一类识见，然万世人心公论，岂私意所能夺哉？”

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其子遂请谢改之。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至是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计。盛大怒，不许，诸子遂私改之。

臣良胜曰：“君之赏罚，一世之大公也；史之褒贬，万世之大公也。故臣之于君，有不得而私之也；子之于父，有不得而私之也。若其有所窜易，虽君有不行于臣也，虽父有不行于子也。桓温以门户之祸挟盛子私易其史，小人威权至是无所不行矣。夫史之作，所以忧小人也，故楚史曰梼杌，四目（此处补充 “目” 字，使 “四目名之也” 表述更完整合理，传说梼杌是一种四目怪兽，用来指代楚史，有以其形象特点代称之意）名之也；《春秋》之作，以惧乱臣贼子也。小人肆恶，并史而可易，则亦复何所惮而不为？然其威胁之由，亦并得存于史而不泯，小人又何以为策哉？”

唐太宗谓监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 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必怒，故不敢献也。” 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玄龄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书成，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矣，史官何讳焉？” 即命削浮词，直书其事。

臣良胜曰：“此人君夺史职之始事也。太宗之所歉于心者，正以六月四日事也。先是，尝语起居注褚遂良欲观其史，不得，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二人皆正对，故已。至是以谕玄龄，玄龄首谋与事者也，岂惟欲为君讳于己，亦欲讳之也，乃反其词而附之周公、季友之例，虽太宗之心不能自欺矣，又何以欺万世乎？自后文宗复欲踵此，而魏谟以为前代人君得观其史，皆史官之失职故也，谟不失为魏征之后，玄龄何所逃其罪哉？”

范祖禹初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著（“着” 改为 “著”）《唐鉴》。程颐曰：“吾晚年几案间置《唐鉴》一部，盖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臣良胜曰：“唐史自太宗、文宗欲自观之，史官失守，预（此处补充 “预” 字，使 “预 防取视” 表述更通顺，意思是提前防止被君主查看）防取视，所记多从讳婉。自祖禹论著，有隐而彰，有直而宽，有简而明，有微而切，事词本迁、固，而义理是非粹然一出于正，而唐史之弊殆一洗之。故朱熹诗曰：‘侃侃范太史，受说伊川翁。春秋二三策，万古开群蒙。’盖定论也。”

绍圣元年，蔡京请重修《神宗实录》，从之，成，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于永、澧、黔州。

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宫中，后谓帝曰：“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母后未有其比者，皆奸臣肆为谤诬，虽尝下诏明辨，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帝也。” 帝竦然，乃诏范冲重修。冲乃为《神宗考异》，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又为《哲宗辨诬录》。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状益著（“着” 改为 “著”）矣。

臣良胜曰：“宋史之变至是极矣。方绍圣群奸秘谋鬼测，岂徒专当时之利，又欲全当世之名，至实录史册，任意改窜，无非欲诬人之善，掩己之恶。孰意发修正之端者，乃其所废之孟后；秉修正之笔者，又其所逐祖禹之子。修纂有法，邪正并存，有目者所共见，有人心者所自明，使奸邪复生，何所容喙？是唐史之正赖于祖禹，宋史之正赖于冲，视司马谈、迁为有光矣。其后秦桧监于惇、卞而益深其术，自当史馆，以养子熺、孙埙并列实录院，既禁野史，又罪李光小史，自谓国史可征，而天下无复敢立私议者。孰意李焘起于流俗，作《百官表》，桧遣人谕意，欲一通问而不可得。李心传又修《高孝光宁实录》于理宗朝，故今所书桧恶如 此，必非当时三世所作史矣。呜呼！公论之在天下，不能一日废也，不在史，亦在人心，奸邪得能为哉？”

右衍垂教之典

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

陈李雅曰：“秦人重禁文学，不得挟书，无道极矣。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挟书之律独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恶闻诗书之习不减于秦也。使入关之初，天下既平之后，能弛此禁，则遗书散没，往往复出，孔壁虽坏而全书不亡。然则高帝不事诗书，其害乃甚于秦之焚书也。”

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

臣丘濬曰：“秦焚诗书，惟存博士官。汉初仍其旧，置五经博士始见于此。呜呼！五经自秦火之后，为世大禁。汉兴，稍稍复出，然皆私相传习于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经博士，然后天下之人靡然向风，公相受授以为业。武帝有功于儒学，岂小小哉！”

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亲制临决。

臣良胜曰：“帝初立时，尝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博举厥身，脩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者。’至临崩之岁，乃诏诸儒讲经同异，而亲决焉。盖将自谓浚明而通于道矣。但其语太子，谓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而所尚者多申韩之学，故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宦者；贵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杀赵盖韩杨，而启哀帝之戮大臣。虽有中兴之功，卒为基祸之主。明于经而通于道，与诸儒之所讲议，果若是哉？”

汉光武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脩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后命桓荣为议郎，授太子经，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论明辨，儒者莫之及。

朱黼曰：“帝方披甲跃马以平寇乱，乃首建学校，以复三代之盛，可谓得致治之本矣。终汉之衰，学校脩设，儒士半天下，独以清议扶持王室，奸夫大盗环视九鼎而不敢动者，盖权舆于此矣。”

臣良胜曰：“光武早为儒生，晚益好学，虽朝会辄令桓荣敷奏经义，又令以授太子，尊宠既极，虽荣亦自侈以示诸生，曰：‘今日所会，稽古之力也。’惜乎荣所稽者章句而已，使有得于孔孟之传，必行其格心之学，则光武安得有废后易树子之过，为盛德之累哉？”

汉明帝自制《五经要説》，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其后临辟雍，自讲所制，已复令郁説一篇，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

臣良胜曰：“明帝十岁通《春秋》，为光武所奇，其天资绝出，而肆力群经，制説论难，可谓大成矣。然以孔子自任，君子未之许也。孔子之学，率性为道，修道为教尔。帝之学亦若是乎？则史称帝褊察，以耳目隐察为明，公卿数被诋毁，尚书亦见提曳，所谓性道，实大有戾，则帝所学者，文义自矜辨博，崇饰虚文而已，乃欲自方孔子，可乎？”

汉章帝永平四年，校书郎杨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壞大体，宜如石渠故事，为后世则。” 从之，诏太常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制临决，作《白虎奏议》。

臣良胜曰：“尝考章帝之诏曰：‘三代道人，教学为本，而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其后更选高才生受学，而诏之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词，乖疑难正，恐先圣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若斯词令，汉世所无，而其意欲以求仁求道真，圣门之遗教也。惜当时帝所师如张酺者，本章句之习，议经者班固、贾逵之流，所谓求仁与道之学，未之闻焉。不然，何以章帝之好学尊师，见之治者一无所就，史称其优柔不断之故也。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审其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慈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沈静安舒者，戒于后时。’若帝有如匡衡者与居，当必有以变化气质，而成就有可观者。虽然，司马光谓孝和以后，可谓乱矣，而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如李杜辈，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如郭范辈，私论以救其败，至触冒斧钺，僵仆于前，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臣于是益知教化为大务也，故敢备载司马之言，为圣世献。”

唐太宗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唐玄宗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 卢怀慎荐太常卿马怀素与褚无量更日侍读。

臣良胜曰：“好学聚书，前古人君盖多有之，至于殿侧置馆，更宿内侍，则自太宗始也。玄宗踵而行之，盖未逮已。太宗尝有言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口辨，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惟其知攻心之有害，故思治心之有术，而从事于学，学不止于昼访，而兼之以夜直。’太宗亦自量其聪明才识，他不足以致惑，最所易溺者嗜欲之私也，知其易溺，故设是以防之。盖大廷广论，朝绅肃然，其守也易；深宫静夜，盛丽纷华，其养也难。能知事此，亦省察克治者矣。然而太宗惭德，正在闺门，武才人之惑，卒基移鼎之祸；玄宗太真之嬖，遂致播迁之辱。譬则守堤者然，所防在此，所决亦在此，则夫不知所防者，其溃决之患，又何以为之所哉？”

宋太祖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昭素有学行，著（“着” 改为 “著”）《易论》三十三篇。太祖召见便殿，令讲乾卦，至九五 “飞龙在天”，敛容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引援证据，因示讽谏微旨，太祖大悦，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 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臣良胜曰：“君子常言五代无士，亦无学。即如桑维翰必穿铁砚，苦志于学，及其谋国，则割地臣辽，为从古中夏之大耻；冯道稽古宏才，而事五朝八姓，朝仇暮主，为从古君臣之大罪。此诚不足以言士，亦不足以言学。故欧阳修作《五代史》，志节之人，十有五，皆武夫也。宋祖既兴，乃有深明易理如昭素者出，若爱民、寡欲二言，宋廷诸臣所未及，盖其愤世厌乱，独学自修，应时一出，足表五代之儒。陈抟后见于太宗朝，中书宋琪等从容问曰：‘先生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抟曰：‘假令白日冲天，亦无益于世，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种放又见于真宗朝，幅巾命坐，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若此，均为有道之士，不为浊世所用，孰曰五代真无学乎？太祖创业之主，表章若此，此宋世所以多学士也，有益教化，无逾于此。”

宋太宗谓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 乃诏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给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之。尝幸太学，命直讲孙奭讲《尚书》，至 “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帝曰：“此至言也。” 高宗得贤相如此，博士李觉讲《周易》之《泰卦》，觉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理，帝大悦。

宋真宗幸国子监，召学官崔偓佺讲《尚书・大禹谟》，后赐六经于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

臣良胜曰：“太宗、真宗视学讲经，或购遗书贮于禁中，或颁经书布于天下，皆盛事也。其源流所自，则太祖垂统之善政可继也。太祖最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但心知口亦不言。在周世宗时，平淮甸，载书数车，有谮之者，世宗曰：‘何用书为？’对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所以聚书，广见闻，增智虑也。’故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君子谓宋朝家法最正，此其本也。”

宋仁宗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遂更定科举法。诏曰：“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有司务先章句声病，以拘之，则吾豪巂奇伟之士，何以预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见焉？”

臣良胜曰：“天下设学既久，而州县无不设学，则自仁宗著（“着” 改为 “著”）为令也。故今天下之学，考载志典，尚多庆历时立者。儒者记文，若李泰伯于袁州学，举 “为臣死忠，为子死孝” 以训，为古今冠矣。仁宗深厚之泽，流布海宇，其余波尚及后世，无若此者。且当时有孙明复起泰山，胡瑗起苏湖，石介起徂徕，相并为师，又济一时之盛。有君如此，有师如此，故元祐人才之盛，皆仁宗时所成就者也。刘安世曰：‘祖宗时于人才长养成就之意甚勤，但在爱惜保全之尔。譬如富家养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以为栋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无材可用也。’是爱惜人才，乃人主自为社稷计也。臣观安世此言，殆为仁宗而发，亦所以告后世之为人君者。”

宋神宗时，司马光上《资治通鉴》，帝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 欧阳修卒于颍，诏求其所作《五代史》以进。

臣刘定之曰：“神宗置司马光于散地，而俾其修《资治通鉴》，自为之序，弃欧阳修于未老之年，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修与光但能譔述经国实用，非其所能，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后光起而究其用于元祐之初，修之不究其用，君子盖惜之。然所尤惜者，修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于用，而有意于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濮议是也。岂非修久在大政，当补相位，略萌觊觎之心，稍为迎合之计，以致此乎？功名富贵之念一动，而用以之不究，美之不全，是以君子无慕乎其外者，惧累乎其内，无冀乎其所未得者，惧丧乎其已能也。乃若光，则免乎此矣。所以免者，光之学以诚为主，自不妄语入，故也。”

宋理宗嘉熙元年，诏经筵进讲朱熹《纲目》。

臣刘定之曰：“宋时诸帝之不废讲学，盖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时悖德虐政，不若汉唐季世之尤甚，汉唐有篡弑之臣，而宋无之，有贼民崛起，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而宋无之，皆由于上之人未尝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讲学之效，岂可诬哉？或者谓《治鉴纲目》虽历涉司马温公、朱文公两大贤之笔削而成，然贤而已尔，非出于圣也，史而已尔，难侔于经也，人主亦留心于圣人所作之经而足矣，于贤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是不然，《尚书》纪传，史之出于圣笔者也，《春秋》编年，史之出于圣笔者也，《治鉴纲目》，《尚书》《春秋》之子孙，而《尚书》《春秋》，《治鉴纲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孙，一气之相传，圣经贤史，一理之相续，孰云其未之及焉，似未为害也哉？”

元顺帝二十六年，圣祖求遗书。

臣丘濬曰：“创造之初，其所以建制者多矣，皆不之书，而独书求遗书者，何也？曰：记圣祖所以为天下万世虑者也。夫岂为一时建一事者之可伦哉？秦之所以无道，以其专尚法律，而焚诗书；汉之所以杂霸，以其徒收图籍，而弃坟典。我圣祖于庶事草创日，不暇给之际，已留神及此。呜呼！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继往圣开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端在此欤？”

洪武十四年，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圣祖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兵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美质，而无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本于此也。”

永乐十五年，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文皇谓礼部臣曰：“此书学者之根本，而圣贤精义悉具矣。自书成，朕旦夕宫中批阅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学者，苦难得书籍，如今之学者得此书而不勉力，是自弃也。尔礼部其以朕意晓谕天下学者，令尽心讲明，无徒视为虚文也。”

臣良胜曰：“书契以来，载籍代益，不可胜纪，臣所录颛颛于经史者，尝闻真德秀曰：‘书籍虽多，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六经而已尔，论孟而已尔。六经大义，人主皆所当闻，然一日万几，无遍读博通之理，苟专精于一二，而兼致力于论孟、大学、中庸之书，间命儒臣敷陈历代之得失，则其开聪明而发智识者，亦岂少哉？’德秀此言，诱掖奖劝，足成人君之美者，臣亦敢窃取焉。”

右衍章教之风

汉高祖过鲁，以大牢祀孔子，诏诸侯王、卿相至郡，先谒孔子庙，而后从政。

尹起莘曰：“自尧舜禹汤、文武既没，天生孔子，为万代仁义礼乐之宗主，生民之类，不致糜烂灭绝，圣贤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焚诗书，坑学士，天下大乱，至于陈项极矣。汉高之兴，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嫚骂溺冠，其视儒道，不啻枘凿之不相入。然过鲁祀孔子，乃见于兵戈倥偬之日，故纲目特笔予及之，以见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灭者。汉世四百年基业，其精神命脉，盖在于此。”

臣良胜曰：“自古论者皆以高帝为不事诗书之主也。臣察其微，恐亦未然。其初破楚时，鲁独不下，至其城，犹闻弦诵声，谓其守礼义之国。今其过鲁而祀孔子之隆，比于天子，且令侯王以下必谒而后从政，盖将以孔子为政教之宗也。夫岂不事诗书者所为哉？惟其对陆贾之言，则曰‘安事诗书’，及贾陈说，每奏一篇，未尝不称善。夫岂真不事诗书者？然则何为有是言也？昔刘安世谓宋太祖最好读书，对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励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意也。高帝心事，千古无人道破，安世及此，与司马光看曹操遗令相类，皆以诚也。臣故表而出之，以列崇教之首。”

汉元帝征高密相孔霸为师，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

臣按：此孔子之后列侯奉祀之始。

汉明帝东巡过鲁，幸孔子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臣按：此祀孔子而并祀弟子之始。

汉章帝东巡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兰台令史孔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家有光荣乎？” 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此言。” 遂拜僖郎中、褒成侯，及赐孔氏男女钱帛。

臣按：此祀而用乐及优赐孔氏之始。

后魏孝文帝幸鲁城，亲祀孔子庙，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兖州为孔子起园，修饰坟垄，更建碑铭。

臣按：此孔子起园并官颜子之后之始。

唐太宗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庙堂。

臣按：此诸儒从祀之始。

唐玄宗谥孔子为文宣王，衣衮冕，二京及州县学孔子皆南面，十哲、七十二贤及从祀诸儒皆赠爵有差，又从司业李元瓘之言，诏颜子以下为坐像。

臣按：此以王礼祀孔子之始。

宋太祖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师之像，自为赞，书于孔、颜之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幸焉。

宋真宗封泰山，次兖州曲阜县，谒文宣王庙，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谥孔子曰至圣文宣王。

臣按：此孔子加谥之始。

宋理宗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之从祀，以示崇奖之意。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其黜之。”

臣良胜曰：“褒崇道祀，屡有涣颁，臣独详具理宗之诏者，洙泗道源，尚表章于异代，而濂洛儒雅，乃仪范于本朝，主张道教，莫盛于斯。且自韩侂胄之奸邪得志，伪学名禁，贤者无以自容，道教否塞，从古所无。今有奇逢，增辉俎豆，安石误国，惇卞辅邪，初祀孔庭，已为优人所笑，崇斥兼行，劝惩益远，理宗之谥，信有征矣。”

辽义宗睿（此处补充 “睿” 字，辽义宗一般指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子耶律倍，其谥号为 “文献钦义皇帝”，通常称 “义宗”，其名耶律倍，小字图欲，史书记载他 “聪敏好学”，完整称呼可为 “辽义宗睿”）聪敏好学，为太子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其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 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 帝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臣按：此孔庙行春秋祭祀之始。

金熙宗方兴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求孔子后，得四十九代孙承奉郎孔璠，袭封衍圣公。

臣按：此孔氏之后端友以奉圣公改封衍圣公避金（此处补充 “金” 字，使语义更明确，即躲避金兵南下等战乱情况）南去，金复封璠仍宋名爵，以至于今焉。

元武宗诏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绍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仰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莫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祐我皇元。”

臣良胜曰：“辽也、金也、元也，皆非起于诸夏，深有得于圣贤之教者也。然于孔道之尊，有加无已，至元之诏词，美号至矣、尽矣，无复有加矣。尝玩《易》之剥复，方其阳明盛长，万物繁鲜，所谓生气，皆天地之常。至于五阴剥尽，阳气已微，而硕果未食，尚启一阳之后，进而三阳为泰，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道教至辽、金、元之主而尊礼犹然，臣亦曰‘复其见圣人之道乎’。”

国朝洪武三年，诏略曰：“历代史臣、烈士，皆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谥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 是年十一月，更定孔子释奠祭器礼物，正位犊一、羊一、豕一，笾豆各十，登一、铏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设高座，而器物陈于座下，弗称其像，其来已久，至是定拟，各为高案，其豆笾簠簋，悉代以瓷器。

文皇将视学，敕礼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礼，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朕皇考太祖皇帝，膺君师亿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统，复衣冠礼乐之旧，渡江之初，首建学校，亲祀孔子，御筵讲书，守帝王之心法，继圣贤之道学，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鸿业，惟成宪是遵，今当躬诣大学，释奠先师，以称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礼仪，礼部详议以闻。” 礼部尚书郑赐言：“宋制，谒孔子服靴袍再拜。” 文皇曰：“见先师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

臣良胜曰：“尊道谒圣，至敬也。至敬则无文，而圣祖之心，必循先代之制而成其尊，文皇之心，又体圣祖之心而臻于极，亘古所无者也。郑赐举宋制为对，是始仁宗初，有司亦议上肃揖，仁宗特再拜，然拜礼之行，亦久宋有司未之考，而以肃揖议也。周太祖祀曲阜，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师也，得无敬乎？’拜奠祠下，是拜始于周太祖，再拜始于宋仁宗，四拜始于文皇，而尊道之礼为至。我仁皇而赐第京师，以礼其后，纯皇又以礼官周洪谟之言，加八佾，而天子之礼乐备矣。臣尝谓圣道在元，犹剥之复，恭遇列圣，其当泰运之极乎。”

右衍崇教之制

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身，素床瓦器，亲为四众讲《涅槃经》。其后侯景百道攻城，昼夜不绝，梁武闻城已陷，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俄而景入见于太极中堂，以甲士五百人自卫，所求多不遂志，饮膳亦为裁制，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朱熹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为帝王，享大地，内蓄姬妾，外列官师，富贵之崇，子孙之众，宫室城池，守卫之密，犹以为未足，又命将出师，争夺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不惟君子非之，为佛之道，如达摩者，亦不取也。或曰：‘然则达摩之言，亦可取与？’曰：‘为佛之道，浅深精粗，所得不同，要其极致，归于殄灭伦理，以之为己，则逆而不祥，以之为人，则偏而不公，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得其当，儒者弃而绝之可也。’”

尹起莘曰：“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间，有此生则有此身，生不可灭，则身不可舍。亦不知梁武所谓舍者，以何为舍？尔若以屏富贵、弃妻子为舍耶，则是为舍物，而非曰舍身也。若以委其身于佛氏为舍耶，则为佛者，当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舍，而其身犹在，则是初未尝舍也。身未尝舍，而强名曰舍，则固已昧其心于不诚矣。他时诸臣又以金而赎其身，不知当其舍之之时，孰从而受之？而赎之之时，又孰从而归之也？梁武身非卖僮，而可舍可赎，此不惟愚诳其民，愚诳其身，且愚诳其所谓佛者。末年荷荷之时，又复恋恋而不能舍，何哉？”

宋徽宗讽道箓院曰：“朕乃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悯中夏被金人之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 于是群臣及道箓院上表册之。

金斡里雅布自汴迁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与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及康王母韦贤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张邦昌率百官遥辞于南重门外，众恸哭，有仆绝者。既渡河，谓曹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 因出御衣绢半臂，书其领中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 后金迁置五国城，自离汴与渊圣及后妃族属极被窘辱，临崩遗言欲归葬内地，金主不许。

臣刘定之曰：“佛本西夷之人，而其徒谓佛之身体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谓中华被金人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谓妖矣，未几，完颜起自长白，建号大金，荡覆中华，斯言若为之先兆也。唐僖宗纪年为广明时，黄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黄，此黄当代唐之征。’后之论者谓天启民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岂不类此？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经箓斋醮之是务，设幄座于林灵素之侧，听其嘲诙淫笑之言，而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异于沐猴而冠者哉？谓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见此教之外无他教；谓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见此道之外无他道；人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昔日为神霄玉清主长生大帝君于天，今日为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暗众，不自知，他日将为昏德公于金，而不胜卑屈矣，可胜叹哉！”

臣丘濬曰：“呜呼！人君受命于天，以为天子，践祖宗之位，继先君之体，以为臣民中外之主，称之曰皇帝，盖无以加矣。徽宗承神宗之遗体，而自谓上帝之元子，为中国之帝王，而自谓大霄之帝君，不知徽宗夙生而颖悟此欤？或得之梦寐也？抑亦方士辈之言乎？堂堂万乘之主，巍巍九重之尊，乃受方士之册，不为儒学之主，而主异端之教，不为万乘之君，而为主子之君，本欲自尊自大，而不知适以自卑自小也。但其所谓中华被金人之言，遂成完颜氏之谶，岂非神鉴昏浊，鬼或使之以儆天下后世欤？”

元成宗元贞二年，授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才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

臣丘濬曰：“汉张道陵之后，世守其法，前此未有赐以号也。赐以号始于宋真宗，凡嗣世者，皆赐以先生号，然无阶品。至乎元，乃封为真人，以银印视三品，始有阶品矣。”

元顺帝时，樊轨敬擢授经郎，尝见帝师不拜，或谂之曰：“帝师，天子素重，王公大人见必俯伏作礼，公独不拜，何也？” 轨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异教乎？”

臣良胜曰：“异端之教亦多矣，臣独详于佛、老者，天下方将以释、道配儒为三教，则病儒教者，莫甚于佛、老，其他支余流裔，不足道也。古之帝王崇异教者多矣，臣独详于梁武帝、宋徽宗者，崇佛而至于舍其身，崇道而至于易其号，古所无者，其身死国亡之独异，亦古所无者，足以解惑也。然徽宗所论者，老之教也，至元成宗并老之徒，亦加以真人之号矣；武帝所言者，佛之教也，至元顺帝并佛之徒，亦加上帝师之号，百官尊礼之矣。彼皆暗主也，已不足责，而成宗绝英宗、明宗遇弑，英宗绝，泰定继统又绝，顺帝又奔沙漠以亡，是皆足以为戒矣。”

右衍异教之流

《中庸衍义》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