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论人类种族_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物种性状的性质及其价值——对人类种族的应用——支持和反对把所谓人类种族分类为独特的物种——亚种——一元发生论者和多元发生论者——性状的趋同——最不相同的人类种族之间在身体和心理上的无数类似之点——人类最初分布于全地球之上时的状况——每一个种族都不是来源于单独一对配偶——种族的绝灭——种族的形成——杂交的效果——生活条件直接作用的轻微效果——自然选择的轻微作用或没有作用——性选择

我无意在这里描述几个所谓的人类种族；但我要在分类学的观点下，对于什么是种族之间的差异价值以及它们是怎样起源的加以探索。在决定两个或两个以上近缘类型是否应该分类为物种或变种，博物学者们实际上是以下述事项为指针的；即，它们之间差异量，这等差异是否同少数或许多构造之点有关系，而且这等差异是否具有生理上的重要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否稳定。博物学者们所重视的和追求的主要是性状的稳定性。无论何时，只要能够阐明问题中的类型长期保持其独特性，或者很可能如此，这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分量的论点，把它们分类为物种。任何两个类型当of Inds）的时候，那里居民的衣服和食物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种马铃薯、玉米以及其他农作物，并且用这些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和烟叶。

从帕特森（Patteson）主教传记⑷中的许多记载可以明显看出，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及其毗连岛屿上的美拉尼西亚人（Mnesians）当被迁移到新西兰、诺福克（Norfolk）岛以便对他们进行传教士的教育时，他们的健康大受损害而且大量死亡。

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nds）*土著居民人口的减少有如新西兰的情形，也是众所熟知的。根据最有才能的判断者的约略估计，当库克（Cook）于1779年发现该群岛时，那里的人口大约为300000人。按照1823年不严格的人口调查，那时的人口约为142050人。1832年以及此后数年，官方进行了精确的人口调查，但我所能得到的只是下列统计表。

** 根据复算，这一栏的数字按顺序应为：4.17,2.03,0.79,2.07,2.05。——译者注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832年至1872年这四十年期间人口的减少竟不下于68%！**大多数作者把这一情况归因于妇女的淫乱、以往血腥的战争、加给被征服部落的剧烈劳动，以及若干次起过极端破坏作用的新引入的疾病。毫无疑问，这些原因和其他这样的原因曾经是高度有效的，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从1832—1836年人口锐减的情形；但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原因却是能育性的降低。从1835到1837年美国海军的鲁申贝格尔（Ruschenberger）医生曾经游历过这些岛屿，按照他的说法，在夏威夷的某一大岛，每1134个男子中仅有25人的家庭有3个孩子，在另一地方每637个男子中仅有10人的家庭有3个孩子。在80个已婚妇女中，仅有39人生过孩子，而且“官方报告指出，全岛每一对夫妇平均只有0.5个孩子”。这一平均值同蚝湾塔斯马尼亚人的几乎完全一样。贾维斯（Jarves）于1843年发表的自传中说</a>道“有3个孩子的家庭可以免去一切赋税，有3个以上的孩子赏以土地并可得到其他奖励”。由政府颁布的这一空前的法令，充分阐明了那里的种族已经变得多么不育。1839年毕晓普（A.Bishop）牧师在夏威夷的《旁观者》杂志上写道，大量的儿童都早期夭亡，斯特利（Staley）主教告诉我说，现今的情况依然如此，在新西兰恰好也是这样。这种情形常被归因于妇女对儿童的照顾不周，但很可能是大部分由于儿童体质的先天衰弱，而这同他们双亲能育性的降低又有关系。再者，同新西兰情况相似的还有如下事实，即男婴远远超过女婴，1872年的人口调查表明；一切年龄的男和女之比为31650人对25247人，即每100名妇女对125.36名男子；而在所有文明的地方，女性却超过男性。妇女的淫乱无疑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其能育性的衰弱；但他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则是一个远为可能的原因，而且同时还可以解释死亡率的增大，特别是儿童死亡率的增大。1779年库克、1794年范库弗（Vancouver）访问了夏威夷群岛，此后捕鲸船也常常来此访问。1819年传教士到达，发现崇拜偶像在那里已被废除，而且国王完成了另外一些改革。在这一时期以后，土著居民的差不多一切生活习惯都迅速发生了变化，不久他们就成为“太平洋岛民中的最文明者”。向我提供资料的一位人士寇恩（Coan）先生出生于该群岛，他说那里土著居民50年间发生的变化比英国人1000年间发生的变化还要大。根据斯特利主教给我的资料，那里比较贫穷的阶级食物方面的变化似乎并不很大，虽然许多新种类的水果已被引进，而且甘蔗已普遍食用。由于他们热心地仿效欧洲人，所以在早期他们就改变了服装的样式，而且饮酒普遍盛行。虽然这等变化看来无足轻重，但我根据所知道的动物情形，充分相信它们足可以降低土著居民的能育性了。⑴

最后，麦克纳马拉（Mamara）先生⑵述说，在孟加拉湾东侧的安达曼群岛（Andaman Inds）上的退化的低等居民“对气候的任何变化都显著敏感：事实上如果把他们迁移到海岛家乡之外，几乎肯定就要死亡，而且这同食物和外在影响并无关联”。他进一步述说，夏季极其炎热的尼泊尔山谷中的居民，还有印度各地的山岳部落，当在平原居住时常受痢疾和热病的危害；如果他们试图全年都在那里度过，就会死去。

由此我们知道，许多人类比较野蛮的种族当遇到外界条件或生活习惯发生变化时，其健康就容易受到严重的危害，如果迁移到新的气候条件下，也会如此。仅仅是习惯的改变，看来对其本身并无害处，似乎也会产生这种相同的效果；而且在若干场合中，儿童特别容易受害。像麦克纳马拉先生那样，往往有人说，人类能够泰然地抵抗多种多样的气候以及其他变化；但这只是对文明种族来说才是如此。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在这方面似乎像其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那样，差不多具有同样的敏感性，当类人猿离开其本土时，决不会活得很久。

由于条件变化而引起能育性的降低，如塔斯马尼亚人、毛利人、桑威奇群岛居民、显然还有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情形，比他们容易健康恶劣和死亡更为重要；因为，甚至是轻微程度的不育性，如果同那些可以抑制人口增长的其他原因结合起来，也会迟早导致绝灭。能育性的降低在某些场合中可以由妇女的淫乱（如塔希提人*晚近的情形）得到解释，但范东先生指出，这一解释对新西兰人来说并不是充分的，对塔斯马尼亚人也是如此。

在上面引用的论文中，麦克纳马拉先生举出理由使我们相信，流行疟疾地区的居民容易不育；但这对上述几个事例不能应用。有些作者提出，海岛土著居民由于常期不断的近亲繁殖使能育性和健康都受到损害；但在上述场合中，不育性同欧洲人的到达如此密切符合，以致我们无法承认这种解释。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人类对近亲繁殖的恶劣效果是高度敏感的，特别是新西兰的地域如此广阔，桑威奇群岛的位置如此变化多端，更不致如此。相反，我们知道诺福克的现在居民差不多全是从堂兄弟姐妹或近亲，就像印度的图达人（Todas）*和苏格兰的某些西方海岛居民那样；但他们的能育性似乎没有因此受到损害。⑴

根据从低于人类的动物来类推，可以提出一个远为可能的观点。生殖系统对变化了的生活条件的极度敏感是能够阐明的（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敏感性导致了有利的或有害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搜集了大量事实，见《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鉴于生殖系统对生活条件变化的敏感是多么普遍的一项法则，而且这一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的最近亲属四手类动物，所以我简直不能怀疑，同样它也可以应用于原始状态的人类。因此，如果任何种族的未开化人的生活习性突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变得不育，而且他们孩子的健康也要受到损害，这同印度的象和猎豹（hunting-leopard）**、美洲的许多种类的猴以及所有种类的多数动物当被移出其自然条件时所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其原因也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知道，长期生活在海岛上的、而且一定是长期处于差不多一致条件下的土著居民为什么特别容易感受生活习性任何变化的影响；事实似乎就是如此。文明种族在抵抗所有种类的变化方面肯定远比未开化人为优；关于这一点，他们同家养动物相类似，因为后者的健康有时虽然受到损害（例如欧洲狗在印度的情况），但他们极少是不育的，不过有少数这样的事例曾被记载过。⑴文明种族和家养动物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比大多数野生动物曾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多种多样的、即变化着的外界条件的支配、因而就多少更习惯于这样条件；还由于他们以往曾到处迁徙或到处被运送；而且还由于不同家族或不同亚种族之间曾相互杂交。土著居民同文明种族只要进行一次杂交，前者似乎就可以立即免除由条件变化所引起的恶劣结果。例如，塔希提人和英国人的杂交后代当移居在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nd）*后，他们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该岛很快就人满之患了；1856年6月他们又被移到诺福克岛。那时他们的人数中已婚者为60人，儿童134人，共计194人。同样的，他们在那里也增加得非常之快，虽然1859年有16人返归皮特凯恩岛，但到1868年正月仍增加到300人，男女正好各半。这个事例同塔斯马尼亚人的情况是多么明显的一个对照；诺福克岛民仅在12.5年期间内由194人增至300人；而塔斯马尼亚人在15年期间内由120人减至46人，其中只有10个儿童⑵。

再者，根据1866—1872年这一期间的人口调查，桑威奇群岛的纯血土著居民减少了8081人，而那些被认为健康较好的混血儿却增加了847人。但我不清楚后一数字是否包括混血儿的后代，或者仅仅是 然而，如果注意看一看分布于全世界的人类种族，我们就一定会推论他们的特性差异不能由不同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得到解释，即使受到这种作用的时间非常悠久，也是如此。爱斯基摩人完全以动物食品为生，他们穿着厚皮衣，暴露在酷寒和长期黑暗之中；中国南方的居民完全以植物食品为生，几乎裸体，暴露在炎热和阳光耀眼的气候之中，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极度的差异。不穿衣服的火地人以荒凉海岸的水产品为生；巴西的波托鸠斗人（Botocudos）*漫游于腹地的炎热森林之中，主要以植物性食品为生；然而这等部族如此密切相似，以致有些巴西人误把“贝格尔舰”上的火地人当做波托鸠斗人。再者，波托鸠斗人以及热带美洲的其他居民同大西洋彼岸的黑人完全不同，但他们暴露在差不多相似的气候之下时遵循几乎一样的生活习惯。

人类种族的差异也不能由身体各部分的增加使用或减少使用的遗传效果得到解释，即便能如此，也只能起到十分轻微的作用。惯常在独木舟生活的人们，腿多少有点短；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人们，胸部可能增大；不断使用某些感觉器官的人们，容纳这等器官的腔可能多少有些增大，因而他们的容貌也会稍有改变。关于诸文明民族，颚部的缩小是由于减少使用——为了表达不同的感情，惯常运转不同的肌肉——脑的增大是由于智力活动的增强——当同未开化人比较时，所有这些都对文明民族的一般面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⑴身材增大，而脑的大小不相应增加，可能使某些种族的头骨加长，而成为长头型（由上述家兔的例子可以推断）。

最后，所知甚少的相关发育原理有时也会发生作用，如肌肉的非常发达同眶上脊的强烈突出的相关就是如此。皮肤颜色同毛发颜色显然相关，如北美曼丹人（Mandans）**的毛发组织同其颜色就是相关的。⑵皮肤颜色同它发出的气味同样也有一定的关系。关于绵羊品种，一定面积上的羊毛数量同分泌孔的数量有关联⑶。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家养动物进行类推的话，则人类构造的许多变异大概也在相关发育这一原理的支配之下。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外部特征的差异不能由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也不能由身体诸部分的连续使用、同时还不能由相关原理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这就引导我们去追问，人类显著容易发生的轻微个体差异是否不会在一长列的世代中通过自然选择而被保存下来并有所扩大。但在这里我们立刻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即只有有利的变异才能这样被保存下来；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虽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往往容易陷于错误，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对他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或特别的用处。当然，智慧的、道德的或社会的能力一定不在此论之内。人类种族之间外在差异的巨大变异性，同样地表明了它们并不具有多大重要性；如果是重要的，它们很久以前或者被固定而保存下来，或者被消除掉。在这方面，人类同那些被博物学者们称为变化多端的、即多态的类型相类似，这等类型极其容易变异，这似乎是由于这等变异具有无关紧要的性质，而且由于它们因此逃避了自然选择的作用。

在我们解释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的所有试图中，遇到了上述这么多的阻碍；但还剩下一个重要的力量即性选择，看来曾对人类而且也对许多其他动物发生过强有力的作用。我的意思并非断言根据性选择可以解释人类种族之间的一切差异。还留有不可解释的一点，由于我们对此是无知的，我们只能说，因为一些个体生下来，比如，就具有稍微圆一些或狭一些的头以及稍微长一些或短一些的鼻子，所以，如果诱发这等轻微差异的未知力量比较经常不断地发生作用，它们就会变得固定而一致。在本书第二章提到这等变异时，是把它们纳入暂时的那一类的，由于还缺少较好的术语，常常把它们叫做自发性的（spontaneous）。我也并非妄说性选择的效果能够以科学的正确性被表示出来；但可以阐明，看来曾对无数动物发生过强有力作用的这种力量，如果没有使人类改变，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了。进一步可以阐明，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如肤色、毛发、面型等等，预料是处于性选择影响之下的一类差异。但是，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有必要对整个动物界加以回顾。因此，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讨论。最后，我还要回到人类上来，在努力阐明人类通过性选择发生了怎样程度的改变之后，再对第一部分的各章做一个简短的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