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类自某一低等类型发展的方式_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人类身体和心理的变异性——遗传——变异性的原因——人类的变异法则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一样——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各部分增强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受到抑制的发育——返祖——相关变异——增长的速度——对增长的抑制——自然选择——人类是世界上最占优势的动物——人类身体构造的重要性——导致人类变为直立的诸原因——由于直立而发生的构造变化——犬齿的缩小——头骨的增大及其形状的改变——无毛——无尾——人类不能自卫的情况

显然，人类现今依然受强大的变异性所支配。在同一个种族中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像的。我们不妨把无数面孔加以比较，而一个面孔一个样。在人类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和大小方面也有同等大量的多样性，腿的长度是最易变异的诸点之一。⑴虽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一种长头颅是普遍的，在另外一些地区一种短头颅是普遍的，但是，甚至在同一个种族的范围内头的形状还有巨大的多样性，如美洲和澳洲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就是这样——后一种族的“血统、风俗以及语言在现存各种族中大概是最纯粹、最均一的”，甚至像区域如此狭窄的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nds）上的居民也是如此。⑵一位著名牙科医生向我保证说，牙齿的巨大多样性差不多同面貌的一样。主动脉如此常常地在歧路上循行，以致发现从1040具尸体中计算出循行路线的出现次数对解决外科问题是有用的。⑶肌肉是显著容易变异的，例如，特纳教授发现，在50具尸体中没有两具尸体的足部肌肉严格地相似，在有些尸体中其离差是相当大的。⑷他接着说，司掌运动的能力一定适当地按照若干离差而有所改变。伍德（J.Wood）先生曾做过如下记录：在36具解剖用的尸体中，有295个肌肉变异，在另一组同样数目的解剖用尸体中不少于558个变异，而且在身体两侧发生的变异只作为一个计算。⑸在后一组36人中，“查明并无一人与解剖学教科书中所做的肌肉系统的标准描述完全一样”。其中一个尸体竟有25个独特的畸形肌肉，数目之大，令人惊奇。同一块肌肉有时以多种方式发生变异，例如，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教授描述过副掌肌（palmaris essorius）的独特变异不少于20个。⑴

著名的老一辈解剖学者沃尔夫（Wolff）坚决主张，内脏比外部器官更容易变异，“人体内部没有一部分不变异的”。⑵他甚至写过一篇专论，陈述</a>如何选择内脏的典型标本作为代表。他讨论了肝、肺、肾等的至美，犹如人类外貌的至美一样，这一讨论听起来够奇怪的了。

人类同一种族心理官能（mental faculties）的变异性或多样性是如此为大家所熟知，以致无须在这里多赘，至于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更大差异，就更不必谈了。低等动物也是如此。所有管理过动物园的人们都承认这一事实，而且我们在家狗以及其他家养动物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布雷姆特别坚决主张，他在非洲驯养的那些猴中，每一个猴都有它自己特殊的气质和脾气；他提到有一只狒狒，以它的高度智力而著称；伦敦动物园管理员曾向我指点过一只属于新世界（New World）*的猴，同样以它的智力而著称。伦格尔（Rengger）也坚决主张，他在巴拉圭所养的同种的猴的各种心理特征（mental characters）也是多式多样的，他接着说，这种多样性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它们受得何种待遇或教育的结果。⑶

关于遗传的问题，我在他处⑷已经做过非常充分的讨论，在这里简直没有什么再需要补充的了。关于人类最细微的以及最重要的性状之遗传，我们所搜集到的事实比对任何低等动物的都多；虽然关于后者的事实也足够丰富的。至于心理属性（mental qualities）亦复如此，它们在家狗、家马以及其他家养动物中的遗传也是显著的。除了特别的嗜好和习性以外，一般的智力、勇气、坏脾气和好脾气等等肯定都是遗传的。至于人类，我们在差不多每一个家族中都可以看到相似的事实；通过高尔顿（Galton）⑸先生的令人钦佩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天才也倾向于遗传，所谓天才就是高度才能的异常复杂的结合；另一方面，同样地，癫狂以及退化的心理能力肯定也在一些家族中得到遗传。

关于变异性的原因，就所有情况来说，我们都是很无知的；但我们还能够领会，在人类和低等动物中变异性的原因同各个物种在若干世代间暴露于其中的外界条件有某种关系。家养动物比那些处于自然状况下的动物更多变异；这显然是由于支配它们的外界条件性质的多样化和变化所致。在这方面，不同的人类种族同家养动物相似，同一个种族的各个人当居住在像美洲那样的辽阔地域时也同家养动物相似。我们看到在比较文明的民族中多样化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属于不同阶层的而且从事不同职业的成员比野蛮民族的成员有更大的性格差距。不过，未开化人的一致性往往被夸大了，而且在某些场合中简直不能说有这种一致性存在。⑴即使我们仅注意到人类所暴露于其中的外界条件，要说人类远比任何其他动物更加“家养化”⑵，也是一种错误。有些未开化种族，如澳洲人，并不及分布范围辽阔的许多物种的生活条件更为多样化。在另一个远为重要的方面，人类与任何严格家养的动物都大大不同；因为人类的生育从来没有通过有计划的或无意识的选择而长期受到控制。没有一个人类的种族或个人会被另外的人所完全征服，以至某些个人由于以某种方式在对主人有用方面胜过他人而被保存下来，这样便受到了无意识的选择。除去普鲁士掷弹兵那个著名的事例外，没有某些男人和女人被有意识地挑选出来而令其婚配；在普鲁士掷弹兵这一事例中，就像可以预期的那样，人服从于有意识选择的法则；因为有人断言，在掷弹兵及其高个子妻子所居住的村庄中曾经养育出许多高个子的人。在斯巴达（Sparta），也采用过一种选择方式，因为曾经颁布过这样的法律：所有婴儿在降生后不久就应受到检查，外貌良好而健壮的被保存下来，其余的则任其死亡。⑶

如果我们把所有人类种族都视为单独一个物种，那么其分布范围是非常广阔的；不过有些与世隔离的种族，如美洲印foramen），仅偶尔出现，因而可以被纳入返祖项下。这几个返祖的构造以及那些严格是残迹的构造揭示了人类是从某一低等类型以准确无误的方式传下来的。

相 关 变 异

人类就像低于人类的动物那样，他的许多构造如此紧密关联，以致当某一部分发生变异后，另一部分也要跟着发生变异；在大多数场合中，我们对此还不能举出任何理由。我们无法说，是否这一部分支配那一部分，或者，是否二者受某一较早发达的部分所支配。各种畸形，正如小圣·伊莱尔所反复坚决主张的那样，就是这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同源构造特别容易一齐变异，就像我们在身体两侧和上下肢所看到的情形那样。梅克尔很久以前就曾说过，当手臂肌肉脱离其固有模式时，它们几乎永远模拟腿部的肌肉；相反的，腿部肌肉也是如此。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齿和毛，皮肤和毛的颜色，体色和体质，或多或少都是相关的。⑶最初是沙夫豪森教授注意到显然存在于肌肉结构和眶上脊（supra-orbital ridges）之间的关系，眶上脊乃是人类低等种族的显著特性。

除了多少可能地纳入上列项目中的变异以外，还有一大类可以暂时称为自发的变异，因为就我们的无知程度来说，它们似乎是在没有任何激发的原因下发生的。然而可以阐明，这等变异无论具有微小个体差异，或者具有强烈显著而突然的构造离差，其决定于生物体质远比决定于它所处的外界条件性质要多得多。⑴

增 长 速 度

文明国家的人口据知在适宜条件下，如在美国，25年可增加一倍；按照尤勒（Euler）的计算，12年稍微多一点就可增加一倍。⑵如果按照前一项增长速度，则现今的美国人口在657年间就会如此稠密地布满整个水陆形成的世界，以致四个人只能占一平方码的面积。对人类不断增长的首要的或基本的抑制，是获得生活资料以及舒适生活的困难。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可以推论情况确系如此，例如在美国，那里生活容易，而且有大量房屋。如果在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这等生活手段突然加倍，那么我们的人口也会迅速加倍。在文明国家里，这种首要的抑制主要是以限制婚姻来完成的。在最贫困的阶级中，婴儿的较大死亡率也是很重要的；拥挤而蹩脚的房屋中的一切年龄的居民，由于各种疾病同样也有较高的死亡率。在位于适宜条件下的国家里，严重的流行病和战争很快会起到平衡作用，甚至超过平衡。移民也有助于暂时的抑制，但对极贫困的阶级来说，这在任何程度上都没有作用。

正如马尔萨斯（Malthus）所指出的，可以有理由设想，野蛮种族的生殖力实际上低于文明种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不知道，因为对未开化人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但从传教士以及其他同这等民族长久相处的人士所提出的一致证据来看，他们的家庭通常是小的，大家庭不多见。那里的妇女据信给婴儿哺乳的时期很长，上述情形由此或者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但，高度可能的是，未开化人要经历很大的苦难，而且不会得到像文明人那样多的营养丰富的食物，他们的生殖力实际上大概要差一些。我在前一著作中⑶曾指出，所有我们家养的四足动物和鸟类以及所有我们的栽培植物，其能育性均比处于自然状况下的相应物种为高。动物突然被供给过剩的食物，或者长得很肥，以及大多数植物突然从很瘠薄的土地被移植到很肥沃的土地上，都会或多或少变为不育的；以此来反对上述结论是毫无根据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文明人的生殖力要比野蛮人的为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明人是高度家养的。文明民族的增高了的生殖力，就像我们的家养动物那样，变成一种遗传的性状，也是非常可能的；至少已经知道，人类产双胞胎的倾向在一些家族中是向下传递的。⑷

尽管未开化人的生殖力低于文明人，毫无疑问他们还会迅速增加，如果他们的人数没有在某些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关于这个事实，桑塔尔人（Santali）或印度山区部落最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证；因为，正如亨特（Hunter）先生所阐明的⑴，自从施行种牛痘、其他瘟疫有所缓和以及战争切实受到遏制之后，他们以异常的速度增加了。然而如果这等未开化人不是进入邻接地区做雇工，他们人口的增加大概是不可能的。未开化人几乎都结婚；但有某种谨慎的约束，因为他们一般都不在最早可能的年龄结婚。年轻人常常需要显示出他能够养活一个妻子后才可以结婚；他们一般需先挣得她的身价，以便从她父母那里把她买来。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对未开化人远比对文明人以更加直接得多的方式偶尔限制其人口的数量，因为所有部落都周期地遭受饥饿的危害。这时，未开化人被迫去吃更恶劣得多的食物，他们的健康难免受到损害。关于他们在遭到饥饿之后或在饥饿期间肚子凸出和四肢消瘦，已经有过许多记载。于是，他们被迫到处游荡，如我在澳大利亚听到的，这时他们的婴儿要大量死亡。由于饥饿是周期的，主要决定于非常的季节，因而所有部落的人口数量一定波动很大。他们不能稳定地、有规律地增长，因为那里的食物供给不会人为地增加。未开化人当穷迫过甚时，就彼此侵犯领地，结果引起战争，其实他们同邻近部落的战争几乎不绝。他们在陆地和水上寻觅食物时，容易遇到许多意外事情；在一些地方他们受到猛兽的危害很大。在印度由于虎患，有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

马尔萨斯曾讨论过这几种抑制，但他对很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抑制，即杀婴、特别是杀女婴以及堕胎，却强调得不够。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都盛行此事；据伦南（M''Lennan）先生说，以往杀婴的规模还要更大。⑵此事的发生与其说由于未开化人认识到养活所有生下来的婴儿是困难的，毋宁说是不可能的。淫乱生活也可以加入上述抑制；不过这还是被作为生活手段所引起的；但有理由相信，在某些场合中（例如在日本），这是作为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而有意地受到鼓励。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极其远古的时代，在人类还没有达到人的地位以前，他大概要比今天最低等的未开化人更多地受本能而更少地受理性所引导。我们早期的半人类祖先不会实行杀婴或一妻多夫制；因为低于人类的动物决不会如此违反常情，⑶以导致它们经常地杀害自己的后代，或全然无所妒忌。那时婚姻不会受到谨慎的限制，男女双方在年龄很轻的时候就会自由结合。因此，人类的祖先就趋向于迅速增殖；但某种抑制，无论是间歇的或经常的，一定曾经使其数量下降，甚至比对现今的未开化人还要剧烈。这等抑制的确切性质是什么，我们还无法说出，就像我们对大多数其他动物的情况无法说出那样，我们知道，马和牛不是极其多产的动物，当最初纵放于南美时，它们便以极大的速率增殖。象，为所有已知动物中繁育最慢者，在几千年之内其子孙便可充满整个世界。各种猴的物种的增殖一定要受到某种方法的抑制；但不像布雷姆所说的，是由于猛兽的侵袭而受到抑制。谁都不会假设美洲的野马和野牛的实际繁殖力最初以任何明显的程度增大了，其后由于它们充满了各个地区，这同样的繁殖力便缩小了。毫无疑问，在这一场合以及在所有其他场合中，多种抑制同时发生作用，而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有不同的抑制作用；因不良季节而发生的周期的饥饿可能是所有抑制中最重要的。对人类的早期祖先来说，亦复如此。

自 然 选 择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可变异的，这等变异就像在低等动物的场合中那样，是由同样的一般原因直接地或间接地所引起的，并且服从同样的一般规律。人类广布于地球的表面，在他们不断的迁徙期间⑴，一定接触到多种多样的外界条件。在这一半球的火地、好望角、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居民，以及在另一半球的北极地区（Arctic regions）的居民，当到达他们现今的家乡之前，一定经历过多种气候，而且多次改变了他们的习惯。⑵人类的早期祖先还像所有其他动物那样，一定趋向于增殖到超越他们的生存方法以外；所以他们一定不时进行生存斗争，因而要受严格的自然选择法则所支配。所有种类的有利变异将这样偶尔地或经常地被保存下来，而有害变异则被淘汰。我所指的并非强烈显著的构造离差，这只是间或发生的，我所指的仅是个体差异而已。例如，我们知道决定我们运动能力的手与足的肌肉，就像低等动物的那样⑶，是容易不断变异的。那么，如果居住在任何地方的、特别是居住在外界条件发生了某种变化的一处地方的人类祖先分为相等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的所有个人由于他们的运动能力最适应于获得生存资料或保卫自己，他们就会比天赋较差的另一部分平均存活的人数较多，而且生下来的后代也较多。

即使现今在最野蛮状况下生活的人类，也是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占优势的动物。他比任何其他高等生物类型分布更广；所有其他生物都屈服在他的面前。这种巨大的优越性显然归功于他的智能，而且归功于他的社会性——这引导他去帮助和保卫他的伙伴，同时还归功于他的身体构造。这等特性的异常重要已由生活斗争的公断所证明。通过他的智力，有音节的语言发展了；他的惊人的进步主要取决于此。正如昌西·赖特（Chauncey Wright）先生所指示的，“语言官能的心理分析阐明，语言的最小熟练程度比任何其他方面的最大熟练程度可能需要更多的脑力”。⑷他发明了而且能够使用各种武器、工具、陷阱等等，借此他保卫自己，杀死或捕捉动物，并且用其他方法去获得食物。他曾建造木筏或独木舟从事捕鱼，或渡海到邻近肥沃的岛屿。他曾发明取火的技术，借此，把坚硬而多纤维的植物根弄成可消化的，并且把有毒的植物根或根部以外的部分弄成无毒的。取火的发明始于有史以前，这大概是人类在语言以外的最大发明。这几种发明乃是他的观察、记忆、好奇、想象以及推理诸种能力的直接结果，处于最野蛮状况下的人类凭借这些发明就可以变为最优秀超群的了。所以，我不能理解华莱士（Wace）先生为什么要主张：“自然选择只能把略优于猿类的脑赋予未开化人。”⑴

对人类来说，智力和社会性虽然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不要低估他的身体构造的重要性，本章下余部分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关于智力和社会性即道德官能的发展，将在以下两章进行讨论。

甚至准确地使用锤子，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学过木工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像火地人那样，把一块石头准确地投掷在目标上，以保卫自己或击毙鸟类，则需要手、臂、肩各种肌肉高度完善的协同动作，而且，进一步还需要敏锐的触觉。一个人投石或掷枪以及进行许多其他动作，必须双足站稳；这又需要许多肌肉的完善的相互适应。把一块燧石削成最粗糙的器具，或者用一块骨头制成钩枪或钓针，则需要使用完善的手；因为，正如最有才能的鉴定家斯库克拉夫特（Schoolcraft）先生⑵所指出的，把碎石片制成刀、矛或箭，表明要有“异常的才能和长久的实践”。原始人实行分工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并非每一个人都制造他自己的石器或粗糙的陶器，而是某些人似乎专门从事这种工作，无疑用此来交换他人狩猎之所得。考古学者们相信，在我们祖先想到把削碎的燧石磨成光滑的器具之前，曾经历了非常悠久的岁月。几乎谁都不会怀疑，一种类人的动物，如果具有充分完善到可以准确投掷石块的手和臂，或者可以把一块燧石制成一种粗糙的器具，仅就机械技能而言，就能通过充分的实践制作文明人所能制作的差不多任何器物。在这方面，手的构造可以同发音器官的构造相比，猿类的发音器官用于发出各种带有信号的叫声，有一个属，可以发出音乐般的声调；但是在人类，密切相似的发音器官通过使用的遗传效果却适于发出有音节的语言了。

现在我们转来谈谈人类的最近亲属，也就是我们早期祖先最好的代表；我们发现四手类*的手是按照人手的同样一般形式构成的，但对多种多样用途的适应，则远远不够完善。用于行进，它们的手不及狗的脚；从黑猩猩和猩猩那样的猴类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它们用手掌的外缘或指关节（knuckles）行走。⑴然而它们的手却极好地适于爬树。猴类用拇指在一边、其余四指和手掌在另一边以抓住细树枝或绳索，其方式和我们的一样。这样，它们还能把相当大的东西，如瓶颈，举到嘴边。狒狒用手翻转石头，挖掘树根。它们可以用拇指对着其余四指抓住坚果、昆虫或其他小东西，这样，它们无疑还会从鸟巢中掏取鸟卵和小鸟。美洲猴用树枝碰打野生橙，直到果皮裂开，然后用双手的指头把果皮撕去。它们以一种狂暴的状态用石块把坚硬的果实砸开。其他猴用拇指把贝壳掰开。它们用手指拔出身上的树棘和果刺，而且彼此捉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从高处把石头滚下，或者向它们的敌对者投掷石块；尽管如此，它们在做各种这样动作时却非常笨拙，就像我亲眼所见的那样，它们完全不能准确地把石头投出去。

有人说，因为猴类“抓握东西非常笨拙”，所以“一种专化差得更多的抓握器官”对它们来说，其用处和它们具有现在那样的手是同等美好的；⑵在我看来，这种说法非常不正确。相反，我看没有理由可以怀疑，一双构造更加完善的手，如果不致使它们因此爬树较差，大概对它们还是有利的。我们可以猜想，完善得像人类那样的手，大概不利于攀登；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树栖的猴类，如美洲的蛛猴（Ateles）、非洲的疣猴（Colobus）以及亚洲的长臂猿（Hylobates），或者拇指缺损，或者足趾部分地结合，所以它们的四肢已变成纯粹用于把握的钩状物了。⑶

灵长类（Primates）一大系的某些古代成员，由于谋生的方式发生变化，或者由于周围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一旦达到较少树栖的地步，它的惯常的行进方式就会跟着改变；这样，就要使它更加严格地四足行动或二足行动。狒狒出没于丘陵区或山区，只是在必要时，才攀登高树；⑷所以它们获得了差不多像狗那样的步法。仅有人类变为二足动物，我以为，我们可以部分地了解他怎样取得最显著特性之一的直立姿势。没有手的使用，人类是不能在世界上达到现今这样支配地位的；他的手是如此美妙地适于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动作。贝尔爵士坚决认为，“人手提供一切工具，手与智慧相一致便使人类成为全世界的主宰”。⑸但是，只要手和臂惯常地用于行进和支持身体的全部重量，或者，如上所述，只要手和臂特别适于爬树，那么，它们就几乎不能变得完善到足以制造武器或把石头和矛枪准确地投掷到目标上的程度。手的这种简单使用，还会使触觉变钝；而手的妙用大部分取决于触觉。仅仅由于这些原因，变为二足动物对人类也是有利的；不过双臂和整个身体上部的自由，对许多动作的完成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稳固地用脚站立。为了得到这种巨大利益，人类的脚变得扁平了；而且大足趾发生了特殊的改变，但这使它几乎完全失去了把握的能力。因为手变得完善到适于把握，脚就应变得完善到适于支承和行进，这同通行于整个动物界的生理分工原理是相符合的。然而在有些未开化人中，脚还没有完全失去它的把握能力，他们的爬树方式以及手的其他用法阐明了这一点。⑴

无可怀疑，用脚稳固地站立以及手与臂的自由对于人类是一种利益，这已由他在生活斗争中的卓越成功所证明，那么，要说人类变得愈来愈直立或二足行动对他的祖先没有利益，我看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样，他们便能用石块或棍棒去防卫自己，攻击他们所要捕食的动物，或用其他方法获取食物。从长远观点来看，构造最好的个体将会取得最大的成功，而且大量生存下来。如果大猩猩和少数亲缘关系密切的类型灭绝了，那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争辩：一种动物不能由四足的逐渐变为二足的，因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的所有个体都非常不适于行走；而这一争辩是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明显的真实性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值得好好思考的），类人猿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而且总的看来，无疑它们是很适应于它们的生活条件的。例如，大猩猩以左右摇摆的蹒跚脚步奔跑，但在行进时通常是用两只弯垂的手来支撑。长臂猿有时把双臂用做好像拐杖一般，它们的身体在两臂之间悬摇而前，某些种类的长臂猿在不经教导的情况下就还算能迅速地直立而行或奔跑；然而它们行动笨拙，远远不及人走得稳当。总之，在现存的猴类中，我们看到一种介乎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之间的行进方式；但是，正如一位没有偏见的鉴定家⑵所坚决主张的，类人猿在构造上距离二足动物比距离四足动物更近。

由于人类的祖先变得越来越直立，他们的手变得越来越适于把握和其他用途，他们的脚和腿同时变得适于稳固地支撑和行进，所以构造上其他无穷的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骨盆势必加阔，脊骨特别弯曲，头安置在已经改变的位置上，一切这等变化都是人类所曾经完成的。沙夫豪森教授主张，“人类头骨上强有力的ru头状突起就是他的直立姿势的结果”；⑶猩猩、黑猩猩等都没有这等突起，大猩猩的比人类的为小。在这里还可以接着谈谈与人类直立姿势有关联的各种其他构造。很难确定，这等相关变异有多大程度是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多大程度是由于某些部分增强使用的效果，或者，有多大程度是由于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等变化方式经常是协同进行的。例如，某些肌肉及其所附着的骨节当由于惯常使用而扩大时，这就阐明了某些动作是惯常进行的，而这等动作一定是有益的。因此，进行动作最好的个体乃有较多数量生存下来的倾向。

臂和手的自由使用，部分是直立姿势的原因，部分是其结果，这似乎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导致了构造的其他改变。如前所述，人类的早期男性祖先大概具有大型的犬齿；但是，由于他逐渐获得了使用石块、棍棒或其他武器以同敌对者或竞争者进行战斗的习惯，他们就越来越少地使用他们的颌（jaws）与牙。在这种情况下，颌与牙将会缩小，无数近似的事例使我们感到差不多确实如此。在此后一章中，我们将会遇到非常类似的例子，表明雄性反刍动物犬齿的缩小和完全消失显然同角的发达有关系，而马类，则同它们用门牙和蹄进行斗争的习惯有关系。

正如吕蒂迈尔（Rütimeyer）⑴和其他人所坚决主张的，在成年的雄类人猿中，正是由于颌肌的非常发达对头骨所产生的效果，才使它在许多方面同人类有如此重大差异，并且使这种动物的容貌确实可怕。所以，在人类祖先的颌与牙缩小之后，成年者的头骨就会越来越同现存人类的相类似。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雄者犬齿的缩小几乎肯定要通过遗传对雌者牙齿发生影响。

由于心理官能的逐渐发达，脑几乎肯定要变大。我推测没有人会怀疑，人脑体积与其身体的比例大于大猩猩或猩猩的脑体积同其身体的比例，是与人类的高度心理能力密切关联的。在昆虫方面，我们遇到密切近似的事实：蚁类的脑神经节（Cerebral ganglia）异常之大，所有膜翅目（Hymenoptera）的脑神经节比智力较差的目、如甲虫的脑神经节要大许多倍⑵。另一方面，没有人会想象任何两种动物或两个人的智力可以由脑壳的容积准确地测定出来。肯定的是，有极小的一点纯粹的神经物质，就可进行非凡的心理活动。例如，蚁类令人吃惊的各种各样的本能、心理能力以及感情是众所周知的，而它们的脑神经节还不及一个小针头的四分之一那样大。从这个观点来看，蚁脑乃是这个世界上的最不可思议的物质原子之一，也许比人脑更加不可思议。

关于人脑的大小同智能的发达之间有某种密切关系这一信念，得到了未开化人和文明人的头骨比较以及古代人和近代人的头骨比较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从整个脊椎动物体系所看到的相似现象的支持。伯纳德·戴维斯（J.Barnard Davis）博士⑶根据许多仔细的测量证明了，欧洲人头骨的内容积为92.3立方英寸；美洲人为87.5；亚洲人为87.1；澳洲人仅为81.9立方英寸。布罗卡教授⑷发现，巴黎坟墓中的19世纪头骨大于12世纪墓穴中的头骨，其比例为1484:1426；而且根据测量所确定的，增大部分完全在头骨的前额——智能的活动中心。普里查德相信，不列颠的现代居民比古代居民具有“宽阔得多的脑壳”。尽管如此，还必须承认，有些极其远古的头骨，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一个著名的头骨，也是非常发达而且宽阔的⑸。关于低等动物，拉脱特（M.E.Lartet）⑹根据对同一类群的 就我所能知道的来说，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可能均有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毫无用处的。因而不具任何生理重要性的构造特点。我们还不知道各个物种的诸个体之间的无数微小差异何以产生，因为返祖只不过把这个问题向后推移了少数几步，但每一个特点一定都曾经有过它的生效的原因。不管这等原因是什么，如果它们在一个长久时期内比较一致地和有力地发生作用（没有理由可以反对这一点），其结果大概不是仅仅的微小个体差异，而是十分显著而稳定的变异，虽然它们不具生理重要性。变化了的构造如果完全是无益的，就不能通过自然选择而保持一致，虽然变化了的有害构造将因此而被淘汰。然而，性状的一致性自然是起于激发原因的假定一致性，同样也是起于众多个体的自由杂交。在连续的时期内，同一个有机体可能以这种方式获得连续的变异，只要激发原因保持不变而且自由杂交如故，则这等变异将以差不多一致的状态被传递下去。关于激发原因我们所能说的，就像谈到所谓自发变异（spontaneous variation）时那样，只是，它们同变异着的有机体体质的关系要比同其外界条件性质的关系密切得多。

结　　论

我们在这一章里已看到，人类在今天，就像每一种其他动物那样，容易发生多种多样的个体差异，即微小的变异，人类的早期祖先无疑也是如此；这等变异在以往同现在一样，都是由同样的一般原因所引起的，并且受同样的一般而复杂的法则所支配。由于所有动物的增殖都有超出其生活资料的倾向，所以人类的祖先一定也是如此；这就要不可避免地导致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后一过程大大受助于身体诸部分增强使用的遗传效果，这两种过程彼此相作用，永无止息。还有，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人类似乎是通过性选择获得了各种不重要的性状。此外还有无法解释的变化，只好把它们留给那些假定的未知力量的一致作用，这种作用在我们家养生物中偶然会引起强烈显著而突发的构造离差。

根据未开化人以及大多数四手类的习性来判断，原始人而且甚至人类的似猿祖先大概都是过社会生活的。关于严格社会性的动物，自然选择不时通过保存有利于群体的变异而对个体发生作用。一个群体如果包含大量禀赋良好的个体，就会增加其数量，而且就会战胜其他天赋较差者；即使个别成员并不优于同群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例如，群居昆虫所获得的许多奇异构造，如工蜂的花粉采集器或蜇针，兵蚁的巨大颚部，对于个体来说都是用处不大或者毫无用处的。关于高等社会性的动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构造专为群体的利益而发生变异，虽然有些构造变异对于群体具有 上述这等观点常常遭到反对，谓人类乃是世界上最不能自助和自卫的一种动物，在其早期和不甚发达的状态下，他还要更加不能自助。例如，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⑴坚决主张，“人类的体制同兽类的构造之分歧，是在身体的较大的不能自助性和软弱性那个方面的。这就是说，在其他一切分歧中，这是最不能把它归因于单纯的自然选择的”。他提到，身体无毛和无保护的状态，缺少用于自卫的大型牙齿或爪，人类的力气小而且速度慢，以及用嗅觉去发现食物或避免危险的能力薄弱。在这些缺点中似乎还可以加上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即人类不能迅速登攀以逃避敌对者。体毛的消失对热带居民来说大概不是什么重大损害。因为我们知道，不穿衣服的火地人在恶劣气候下也能生存。当我们以人类的不能自卫状态同猿类相比较时，我们必须记住，猿类所具的大型犬齿，只是在其充分发育时专为雄者所有，而且主要用于与其他雄者争取雌者的斗争；雌者虽不具此，也照样生存。

关于体格大小或体力强弱，我们还不知道人类究竟是从黑猩猩那样的某一小型物种传下来的呢，还是从强有力的大猩猩那样的物种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人类较其祖先变得更大更强些，还是变得更小更弱些。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正是体格大的、力量强的而且凶猛的、像大猩猩那样可以保卫自己不受一切敌对者危害的一种动物，也许未曾变为社会性的：恰恰是这一点最有效地阻止了高级心理属性——如对其伙伴的同情和热爱——的获得。这对于人类发生于某种比较软弱的动物，乃是一种巨大的利益。

人类的力气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天然武器等等，可由下列几点得到平衡而有余，即，第一，通过他的智力，他为自己制造了武器、器具等，即使依然处于野蛮状态下，也能如此。第二，他的社会性导致了他和同伴们相互帮助。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像南非那样地充满了危险的野兽，没有一处地方像北极地区那样地呈现了可怕的物质艰难，然而，一个最弱小的种族——布什门族（Bushmen）*屹立于南非；矮小的爱斯基摩人（Esquimaux）则屹立于北极地区。毫无疑问，人类的祖先在智力方面，大概也在社会性方面，均劣于现存的最低等未开化人；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们在智力方面进步了，同时逐渐失去了他们的野兽般的能力，如爬树等，他们也会生存下来，甚至繁盛起来。如果这些祖先当时居住在温暖的大陆或大岛如澳大利亚、新几内亚（New Guinea）、婆罗洲（Borneo）**——这些地方正是猩猩的现在故乡，即使他们远比任何现存的未开化人更加不能自助和自卫，也不致遭遇任何特别的危险。在上述那样广阔的区域里，由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竞争而引起的自然选择，再加上习性的遗传效果，在适宜的条件下足可以把人类提高到现今他在生物等级中所占据的那样高上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