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达尔文论物种起源_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如果我们让读者觉得《物种起源》一书的价值完全在于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会得到最终证明，那就是我们在予以误导了。相反，如果明天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本书在同类著作中依然足最好的、关于物种学说的精选事实的最简明扼要的、前所未有的综述。有关变异、生存竞争、本能、杂交、地质记录的不完整、地理分布的章节不仅是举世无匹</a>的，而且就我们所知是在所有生物学著作中最出色的。总体看来，我们相信，自从30年前冯·贝尔出版《发育的研究》之后，没有哪部著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对于生物学的未来有深远影响，而且还把科学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领域中。

达尔文勾画的“动物演化分叉树”。

达尔文先生长久而当之无愧的科学盛名，可能使他对那些因成功而带来的流言飞语毫不在意。但是，如果这个哲学家的平和心态还没有完全超越凡人的野心和虚荣的话，他一定会对他冒险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所获得的结果心满意足。他的影响超出了纯科学领域的小圈子，“物种问题”与意大利和“志愿者”一样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每一个人都读过尔文先生的书，或者至少对其优劣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各色教徒都对之进行了温和的谴责；自负的人用无知的恶语对之进行攻击；老人们不分男女都认为这是一本极度危险的、甚至是邪恶的书；那些贤人们在无话可说时，就引用前人的著作，说作者连猴子都不如；而大多数的哲学家为之欢呼，视之为自由主义军队中名副其实的惠特沃思（Whitworth）枪；所有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不论他对这一学说的最终命运持何种态度，都意识到这一工作对人类的知识进步具有重要贡献，开辟了自然史研究的新时代。

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并不限于对话中。当公众充满期望和兴趣时，评论家一定要满足人们的渴望；就如同据说阿比西尼亚［1］人（Abyssinian）从自己所骑的公牛获取牛排一样，真正的文学家（littérateur）过于习惯从他所要评判的书中获取知识，就连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也无法阻止他们对一部深刻的科学著作进行评判。另一方面，那些追求新观点的科学家，正如那些怀疑观望者一样，也在自然地寻找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几乎所有的评论性杂志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达尔文先生的著作。此外还出现了许多程度不同的专题论文，从过度受偏见影响的无知的低劣作品，到自然学者公允的、充满思想的随笔，层出不穷，多得无以复加。

但是颇可怀疑的是，无论是那些满腹经纶的对科学持有偏见的反对者，还是那些机敏的正宗的辩护者，他们都竭尽全力要使这场正在展开的伟大争论背后的实质蒙上神秘的色彩，以致最终的胜负难以在这代人中见到分晓，于是，在这场拉锯战中，即使不提出任何新的内容，但从头开始将达尔文先生提倡的基本观点以一种可以让外行也能领会的形式表达出来，不失为一个选择。出席这次演讲是十分明智的行为，达尔文的书博大精深，正因为如此，想要读懂《物种起源》绝非易事——这里的读懂是指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

我们不想开这样的玩笑，达尔文先生对他研究的这一问题比同时代其他人了解得更多是他的不幸。达尔文对动物学、显微解剖学和地质学都有过实际训练，作为一个地理分布的研究者，他没有仅仅限于地图和博物馆中，而是通过长期的航行和艰苦的采集，大大促进了这些分支学科的进展，并且花费多年的时间来为这本著作收集和筛选材料，《物种起源》的作者能够拿出众多精确记录的事实。

但是，如此浩瀚的内容对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当下他只能提出其观点的摘要。尽管本书风格简明，但那些深入其中的读者将会发现，这更是一种知性的摘要（大量集中并整理后的事实），而不是通过一种明显的逻辑将它们串在一起的摘要。毫无疑问，要发现这种逻辑需要相应的努力，但这绝非易事。

再者，由于时间有限，很多问题在此我不能给予充分的证明。因此，那些能从自己的知识中为缺失环节提供证据的智者，会发现在证明时很难避免所有的困难和所有不合理的假设。在每次重读达尔文先生的著名篇章时，生物学的新手都会发现他们的奇想只是毫无根据的假想。

因此，虽然多年以来，是否有人能对达尔文先生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评判值得怀疑，但是，那些愿意在《物种起源》和公众之间架起桥梁的谦逊的阐释者可以通过指出其中所讨论问题的本质，去区分确定的事实和理论观点，最后达到这一环节，亦即这种解释能够满足科学逻辑的要求。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充当的角色。

可以放心地假定，我们的读者具备对“物种”这一词所指的对象的本质有一个大体概念。即使是那些专业的（ex professo）博物学家，可能很少有人思索过这一问题，这个词在日常应用中具有双层意义，表示两种非常不同层次的关系。当我们称一组动物或植物为一个物种时，我们意指，要么所有这些动物或植物具有一些相同的形态和结构特征，要么是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特征。研究形态和结构的生物学分支被称为形态学，研究功能的分支被称为生理学，所以我们可以方便地谈及“物种”这两层含义或方面，其一是形态的，其二是生理的。从前者的角度看，一个物种只是一类与其他生物明显不同的动物或植物，它们共同具有某些不仅限于性别的形态特征。如此来说，所有的马就构成了一个物种，因为马这一名称所指的这类动物与世界上其他动物都不同，具有自己稳定的特征组合。它们具有：①一根脊柱；②乳房；③一个有胎盘的胚胎；④四条腿；⑤每一个足上有一极端发育的趾，上面长有蹄；⑥一条浓密的尾巴；⑦在前后腿的内侧都有老茧（Cal-losities）。所有的驴则构成另外一个明确的物种，因为它们具有上述前五条相同的特征，但所有的驴都具有簇状的尾巴，只有前腿的内侧具有老茧。如果发现一些动物具有马的一般特征，但有时只有前腿上具有老茧，或多或少是簇状的尾巴；或者发现一些动物具有驴的一般特征，但尾巴或多或少是浓密的，有时所有腿上都有老茧，以及其他方面的过渡性状，那么这两个物种将不得不合二为一了。它们再也不能被认作是形态上可以明确区分的物种，因为已经很难将它们明确地区分开来。

物种的定义看似如此简单，以致我们有信心问所有的一线博物学家，无论是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还是古生物学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知道或意味的一组动物或植物是否与上述定义一致。即使是传统学说最坚定的支持者说到物种也会承认这些。

“我理解，”欧文教授说，［2］“现今没有几个博物学家在为他们所称的‘一个新种’进行描述和命名时，用的是20或30年前具有的含义：即一个起初就特征分明的生物体，通过生殖特征的隔绝维持它们的原有差异。现在新物种的发现者只不过是在表示他知道，例如，在现有的观察中，种征上的差异在两性个体都是稳定的，若这些不是因为驯养，或人工外部环境，或其他能认知的外界影响所致，那么，该物种就是野生的，或是自然形成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记录在案的现存物种仅仅是通过研究它们的皮肤或骨骼或其他无生命的残骸（exuviae）而认识，除了能够从结构上推断的和仅靠观察就能取得的特征外，对它们的生理特征一无所知或几近无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指望从这些已经灭绝的生命中获悉更多的东西，它们构成了现在已知的动植物群的相当部分。显然，这些物种只能根据纯粹的形态特征来定义。如果博物学家们能更经常地将我们知识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牢记在心，他们就有可能避免思想上的大量混乱。确切地说，我们对大多数物种所熟悉的只是形态特征，仅有几种其功能或生理特征被仔细地研究过，这些研究结果形成了生殖生理知识中最有趣的部分。

博物学家越是感到惊奇，惊讶就会越少，而对自然的机制也就越熟悉。在自然界向研究者展现的永恒的奇迹中，最值得赞叹的可能是动物或植物从胚胎开始的发育过程。考察一些常见动物刚下的新鲜蛋，如火蜥蜴（smander）或蝾螈（newt）。最初它们只是微小的球体，即使是在最好的显微镜底下所能看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无结构的囊，包裹着流体状蛋白质，中间悬浮着细小的颗粒。但是奇异的潜力就孕育在这半流体的小球中。将它们放在适度的温度条件下，这些具可塑性的物质迅速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如此稳定，好像一环套一环奔向一个终点似的。我们只能将它们比作是一个熟练的铸造者在加工一块没有定型的黏土。就如同用一把无形的泥铲，将黏土团分割、再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直到变成一堆小颗粒，其大小正好可以用来构建新的有机体。因此，这就像用精巧的手指描绘出一条脊椎通过的主线，从而铸造身体的轮廓，在一端捏出一个头，另一端则捏出一个尾巴，以如此艺术的方式将侧边和肢体加工成火蜥蜴特有的比例。当接连数小时观看这一过程时，我们几乎会不知不觉地迷上这一概念，即背后肯定有艺术家按照眼前的蓝图进行巧妙处理，才获得了如此完美的杰作。

随着生命的不断成长，年轻的两栖动物不仅开始扩张自己的水域，成为周围昆虫的噩梦</a>，它们通过捕食获取营养，并按照适当比例吸收到自身特定的部位，复制出与亲本种（parental stock）形状、颜色和大小相似的特征，而且这些动物同样具有神奇的再生能力，可以恢复身体失去的部分。分别或一次性切除腿、尾巴和颌，就如同很久以前斯巴兰札尼曾经做过的那样，这些部分不仅会再生，而且复原的肢与原先失去的完全一样。蝾螈的新颌或新腿绝对不会与青蛙相似。发生在蝾螈身上的同样也会出现在任何动物和植物身上，橡籽趋向于再一次重建自己，长成一株参天大树，与它所来源的树枝一样。最低等的地衣的孢子能重新产生与母体一样的绿色或褐色的硬壳。在生命阶梯的另一端，那些既不像父亲又不像母亲的后代被认为是一类怪物。

所以，所有生命都具有同样的结局，生长的推动力总是倾向于后代都与自己的双亲相似。繁殖的 另一方面，哲学家则没有这样的攻击性。他们将眼睛紧盯在要“经过艰难和困苦”（per aspera et ardua）才能实现的崇高目标上，如果不能克服由于无知或恶意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障碍，他们可能会不时被激怒。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又何必遭受深深的困扰呢？事实的最高权威站在他们那边，事物的机理为他们所揭示。每一颗星星如计算的那样按时到达天穹的顶点，证明了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们的信仰就如同“雨水往下降，玉米往上长”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怀疑是信念建立的基础，公开的探究是信念的知己。不管传统多么神圣，这些人都毫无畏惧，当传统变得有害时，就对之再也不屑一顾。不同于那些古文物收藏者，对于那些武断的看法，比如把不是化石的东西硬说成化石，他们就会断然拒绝，并视之为不存在。

有科学基础的物种起源的假说中，有两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种是“特创论”假说，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起源自一个或多个祖先种群（stocks），但不是任何其他物种变异（modification）的结果，也不是由于自然因素产生的，而是通过超自然的创造行动产生的。

另外一种被称为演变（transmutation）假说，认为现存的所有物种都是已经存在的物种及其祖先变异的结果，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与今天产生变种和种族的因素一样，也就是说以完全自然的方式产生的。作为这一假说可能但不是必然的结果，所有现存生命都是起源于同一个原始祖先。物种起源学说显然不必考虑这一祖先种或种系的起源问题。

例如演变假说要么与原始胚芽（primitive germ）的特创概念完全一致，要么与这一推测完全一致，亦即原始胚芽的产生，是通过自然的原因，由无生命物质的变异而得到。

特创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科学与希伯来人（Hebrew）的宇宙起源观相调和而得到的产物。但一个有趣的事实却是，尽管该学说目前受到科学界支持，但它却像其他假说那样，与希伯来人的观点格格不入。

虽然人们曾经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界线，但地质调查的结果表明，大量已经灭绝的动植物系列不存在这种界限。在世代与世代之间、群系与群系之间不存在巨大的间隔，不存在植物、水生动物、陆生动物一同出现的系列时代。在过去的地质学家们认为存在巨大间隔的世代之间，每一年都会增加许多新的名单：峭壁将冰碛与早 密尔先生说：“作为我们从复杂现象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被证明不适用直接的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模式，通常来说就是演绎法。演绎法包括三个步骤： 基于在很多物种之间缺乏过渡类型，从而导致不少人对拉马克的物种可变假说产生正当质疑。但对于达尔文的假设，这种质疑就毫无用处了。事实上，达尔文先生著作中最有价值和启发性部分，就是他证明了缺乏过渡类型正是其学说的一个必然结果，两个或更多个物种所起源的祖先种系（stock）不一定必须介于这些物种之间。如果任何两个物种是产生自同一个祖先种系，也就是说这两个物种的共同祖先种系无须介于二者中间，就如同信鸽和球胸鸽都起源于岩鸽，而岩鸽并没有介于信鸽和球胸鸽之间一样。若是明白这种类比，以过渡类型的缺失作为理由，反对物种起源的选择系统就再也站不住脚了。如果没有书中常见的“自然从不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rn）这句格言带来的迷惑，我们认为，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会更有力量。如上所述，我们相信自然不时会进行跳跃，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于驳斥许多反对转变学说的观点也极其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仔细讨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将使我们远远超出本文开始时预设的范围。如果我们对于物种的已知事实，不管多么简短，进行了陈述，并且介绍了达尔文先生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及其与前人理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指出，他的观点是如何合乎科学逻辑的，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我们坦率承认，至今还没有能达到所有这些要求，但我们毫不犹豫地断言，它已经比其他先前和同时代的假说都进步得多，就如同哥白尼的假说对托勒密的理论一样，达尔文的假说在观察和实验的范围，科学方法的严密性，对于生物现象的解释能力等方面都成效卓著。尽管后来证明行星的轨道不是严格的圆形，但哥白尼对于科学的巨大贡献令开普勒和牛顿不得不追寻他的脚步。如果达尔文主义的轨道表现得过圆又会怎样呢？如果物种表现出种种自然选择不能解释的滞后现象又会怎样呢？也许20年后的博物学家能对此做出判断，但无论博物学家们持何种观点，他们都将对达尔文先生感激不尽。如果我们让读者觉得《物种起源》一书的价值完全在于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会得到最终证明，那就是我们在予以误导了。相反，如果明天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本书在同类著作中依然是最好的、关于物种学说的精选事实的最简明扼要的、前所未有的综述。有关变异、生存竞争、本能、杂交、地质记录的不完整、地理分布的章节不仅是举世无匹的，而且就我们所知，是在所有生物学著作中最出色的。总体看来，我们相信，自从30年前冯·贝尔［17］出版《发育的研究》之后，没有哪部著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对于生物学的未来有巨大影响，而且还把科学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领域中。

注　释

［1］现也译埃塞俄比亚。——编辑注

［2］论黑猩猩和猩猩的骨学，《动物学会学报》，1858。

［3］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英国著名植物学家，他曾随詹姆斯·库克船长进行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旅行中他和瑞典博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nde）一道发现了许多新植物和动物种类。——译者注

［4］雷阿乌姆尔（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1683—1757），法国著名科学家。他以数学、生物学、钢铁及其他工业技术研究和确定列氏温标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5］汉弗莱上校对此的陈述特别清楚：“当一个普通的公羊使一个安康母羊受精，会增加母羊或公羊的总体相似性。被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的繁殖完全遵循其中的一方，没有让两者任何的区别和重要特征发生混杂。由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经常会生出双胞胎，其中一个表现出母羊的全部特征，另一个则表现出公羊的特征。在看到一个短腿的和一个长腿的羊羔同时围着同一个母亲</a>吃奶时，这种对比尤为显著。”——《哲学通讯》，1813，第一部分，第89、90页。

［6］美利奴绵羊，原产于西班牙的羊，具有长而质优的毛。——译者注

［7］布朗—塞卡尔（Charles Brown-Séquard, 1817—1894），法国著名生理学，于1856年提出报告，指出切除了肾上腺的实验动物会耗弱至死。——译者注

［8］德尔斐城（Delphi），位于希腊中部靠近帕拿苏斯山的一座古城，其年代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它曾是著名的阿波罗先知所在地。——译者注

［9］本段引文的译文参考了周建人、叶笃庄和方宗熙的译本。——译者注

［10］一种昆虫。——校者注

［11］现在称中生代。——译者注

［12］Mashah，阿拉伯语，意指信徒完全接受真主降临其上的好运或厄运。——译者注

［13］在不损害产业的条件下使用他人产业并享受其收益的权利。——校者注

［14］马耶（Benoit de Maillet,1656—1738），法国外交官和旅行者。他在1748年出版的一本遗著中提出了一个同阿那克西曼德相类似的学说，他设想一切陆地动物都由鱼类改变习惯和环境影响而来。鸟类来自飞鱼，狮子来自海狮，而人则是人鱼变的。——译者注

［15］ 见《动物哲学》，卷一，第222页，以及下列等等。

［16］请注意赫胥黎此稿写于1860年。

［17］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 1792—1876），爱沙尼亚裔德国博物学家和胚胎学先驱，他于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