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的关系_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On the Rtions of Man to the Lower Animals·

善于思考的人们，一旦从传统偏见的盲目影响中解脱出来，他们不仅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而且还会从人类过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壮丽未来这一信心的合理依据。

赫胥黎在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写信给达尔文，说自从读过贝尔的著作后，他再也没有读到过这样一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了。从此，赫胥黎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者及斗士，并积极从结构解剖学上证明达尔文的万物共祖理论。

多数人认为人和猿的差别要比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欧洲的英雄们和栖居于好望角的霍屯督人（Hottentottos）进行对比的话，出乎意料的是，这两种人竟然都是起源于同一祖先。如果我们又把高贵的王室公主和那些在山野里风餐露宿的人们进行对比的话，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两种人也是同属一个人种。

——摘自林奈刊于瑞典科学院论文集中关于“人形动物”（Anthropomorphia）的文章。

有关人类的论题要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既涉及人类在自然界所处的地位，也涉及人类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诸如人类的种族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制约人类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人类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反复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引起生活在这一世界上的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寻求这些谜团答案的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和危险就表现得畏缩不前，要么完全刻意地回避这些间题，要么就在荣誉和传统地位的束缚下使自己的研究精神窒息。但是，在每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位或两位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志士，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创造性的天才。而这种天才，只能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或许他们仅仅受到怀疑主义的困扰，但他们不愿重踏前人和同代人走过的陈腐和现成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披荆斩棘并排除各种障碍，迈开大步，走自己开拓的道路。怀疑论者最后或者通往虚无主义，从而断言问题都是不可解的；或者通往无神论，否定事物间存在有序的进展和规律模式，于是，天才人物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者被纳入神学或哲学体系中，或者以文过其实的音乐语言来装饰，以一个时代的诗化形式出现。

对上述重大问题的每一个答案，如果不是被本人，也必将被他们的继承者所维护，并加以完善和终结，从而在1个世纪或者20个世纪内，始终保持崇高的权威并得到高度尊重。但是，时间最终必将证明，每一个答案只是接近真理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答案之所以能得到默认，主要是由于那些继承者、盲从者的无知，但当后人用更丰富的知识对前人的观点加以验证时，他们就会完全抛弃这些答案。

从前曾流行过一个比喻，把人的一生和毛虫变为蝴蝶的变态过程进行对比。但是，假如我们不用人的一生，而改用种族的智力发展来加以对比，可能会更加恰当和新颖。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心智，通过知识的不断增长而丰富，每经过一个增长周期，就会冲破原有理论的局限，从而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正如幼虫在其发育的过程中，蜕去过于狭窄的皮壳、换上另一过渡的皮壳。的确，人类的成虫期似乎长得惊人，但每蜕一次皮就前进一步，迄今为止像这种蜕皮已经蜕过不知多少次了。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借着这一东风，大大推进知识的范围，而这种知识最初正是始于希腊哲学家。但在后希腊时代的一段长时期内，知识的进展却处于停滞阶段，或者这个时期最多只能说是知识转换期。人类幼虫一直在积极主动地摄取着营养，并相应地进行蜕皮的过程。在16世纪曾发生过一次颇具规模的蜕皮，另一次则发生在18世纪末期。然而，在过去50年，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大大地激励人们进入一个新角色，使我们感到新的一次蜕皮似乎已迫在眉睫。但是，这一过程通</a>常都伴随着许多痛苦、身体虚弱以及一些疾病；或许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骚乱。因此每一位好公民必须意识到，要主动参与促进蜕皮的过程，即使他只拥有一把解剖刀，也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加速皮壳的开裂。

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就是我要把这些论文加以发表的理由。因为必须承认的是，了解人类在动物界的地位，是正确理解人类和宇宙之间关系必不可少的起码知识。这就涉及前面提到并且对其历史已作了概述的一种奇异动物，［1］以及这一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密切亲缘关系。

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即便是最为粗心的人们，只要与这些同人类有几分相像的动物面对面，都难免会感到震惊。震惊的理由，不在于他对这种看上去像是漫画中丑角的动物的厌恶，而是因为突然之间有所感悟。这就是说，长期以来围绕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与低等生命的关系而形成的受人尊重的理论，原来不可怀疑，因为它们强烈地植根于偏见之中。对于那些不愿思索的人们来说，他还是疑惑不解，但对于那些熟悉近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的人们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后果意义深远。

现在，我打算对这一论题作一扼要的介绍，并以一种通俗的形式，让那些就算是缺少解剖学专门知识的人都能了解有关人类和兽类世界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还要让他们了解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然后，我将指出，根据我的判断，从那些事实得出的直接结论是正确无误的。最后，我将集中讨论已被采纳的人类起源假说。

首先，我想提醒读者注意，那些公众心目中的专业教师所忽视的一些事实，其实是容易证明的，而且已经得到了科学工作者的普遍认可。我认为，既然这些事实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只要对这些事实充分加以思考，一个人就不会对生物学上一些意外发现感到吃惊。我提到的那些事实已经通过发育学的研究得到了阐明。

每一种生物在最初阶段的形态和最终成长后的形态有所不同，而且前者相对简单。这一现象即使并非是普遍的真理，但也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

橡胶树远比包含在橡籽里的幼体要复杂得多；毛虫比卵更加复杂，而蝴蝶又比毛虫更复杂。每一种生物，从幼年期，通过一系列的变化，进入成年期，整个过程就称为“发育”（Development）。在高等动物中，这种变化是极其复杂的。但在最近半个世纪内，通过冯·贝尔（Von Baer）、拉特克（Rathke）、赖歇特（Reichert）、比肖夫（Bischof）和雷马克（Remak）等学者的努力工作，几乎完全弄清楚了“发育”的过程。以狗为例，胚胎学家现在已完全了解狗所显示的一系列发育阶段，就像小学</a>生熟悉蚕蛾变形阶段那样。我认为仔细考查狗的发育性质和顺序，把它作为一般高等动物发育的实例是有益的。

狗像其他动物一样，保存了最低等动物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否定这一观点），即生命的最初存在形式是一只卵；作为一只卵，它与鸡蛋完全一样，但不像一般鸟卵那样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狗卵特别小，也不能供人食用，而且也没有卵壳，卵壳不但对在母体内发育的动物没有用处，还会隔断胎儿所需养料来源的通道，哺乳动物微小的卵内并不包含它们所需的养料。

实际上，狗卵是一个小的球状体泡囊（球囊）（spheroidal bag）（图12），它是由一层透明的，称为卵黄膜（vitelline membrane）的薄膜构成，其直径大小约英寸到英寸。卵内包含有黏性营养物——“卵黄”（yelk），在“卵黄”内又包含了 否认人猿之间存在着差别，固然是错误和荒谬的，但是任何夸大两者的差别、或者只停留在承认其存在差别，却拒绝追究其差别的大小，也同样是错误和荒谬的。假如你愿意，就要记住大猩猩和猩猩之间，或者猩猩和长臂猿之间存在鲜明的界线，也同样完全缺失任何过渡类型。我说它存在鲜明的分界线，即使它稍微小些。根据人和类人猿在构造上的差别，而把两者分为不同的科是合理的；但是鉴于人科和猿科之间的差别要比在同一目中其他科之间的差别要小，因此如把人归为不同的目是不合理的。

因此，伟大的动物分类学立法者林奈的卓见是正确的，而且，通过一个世纪以来的解剖学研究，使我们回到了他所提出的人和猿及狐猴一样属于同一目的结论（由于灵长目是林奈创立的，这一目的名称应当保留）。目前这一目分为七个科，它们均具有大致相等的分类价值： ［12］图21，原书漏注。——译者注

［13］我提到的“有助于……”的意思是指，因为我决不相信人类与猿类两个族系最早的原始分歧甚至现今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是由于原先的大脑在质或量方面的差别。所有功能的差异是构造差异造成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生命物质的最初分子力在组合上的差异造成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反对者就凭这个无可辩驳的原理出发，偶尔貌似有理地提出异议，认为猿类和人类之间巨大智力上的差别就意味着在智力机能器官构造上存在相应的差别。这就是说，如没有发现这种巨大的差别，并不证明它们是不存在的，而是目前科学还无力去发现它们。但是，我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看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完全基于智能全部取决于大脑这种猜想。也就是说，大脑只不过是智能表现所依赖的许多条件中的一个，而其他主要是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尤其是那些与理解和产生发音清晰的说话能力有关的器官。

一个人若生下来就是哑巴，如果他只局限于生活在一个哑巴社会里，即使他有巨大的脑子和强大的智能遗传性，但其智能表现不可能比猩猩或黑猩猩高。与此同时，他的脑子与一位有高度智力和受过教育的人的脑子相比，可能不易识别出他们之间极细微的差异。哑病可能是由于口部或舌头构造上的缺陷，或者仅仅是这些部位神经感应的缺陷，或者也可能是内耳某些微小的瑕疵引起的天生性的聋病所造成。而这些毛病只有细心的解剖学家才能发现。

人的智力与猿类智力之间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差别，一定是由于他们的脑子也同样存在差别的这种论点，在我看来，似乎和人们必须尽力加以证明的理由大致是一样的。正如一只走得很准的表和另一只一点也走不动的表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别，所以这两只表之间也一定存在一个很大的构造上的差别。但是诸如在平衡轮上夹着一根毛，在副齿轮上一点锈斑，表的卡子内的一个齿有点弯曲等，这些情况是那样的细微，只有修表匠的熟练眼睛才可能发现它。而这点可能是产生所有差别的根源。

我和居维叶一样，都认为具有清晰的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不管这一特性是否绝对只限于人类），我认为这就很容易理解某些同样的不显著的构造上的差别，可能曾经是人猿两族系之间广大无边和实际上无限分歧的主要根源。

［14］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欧文教授的见解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忍不住要引用他的论文《论哺乳动物》中的一段。他的论文于1857年发表在《伦敦林奈学会会报》。但两年后，他在剑桥大学“利德讲座”（Reade Lecture）的讲稿中，却莫名其妙地删去了这一段。除去删掉的这一段，它几乎就是上述论文的重印本。欧文教授在书中写道：“我不能理解或想象黑猩猩和博斯杰斯人（Boschisman）（这一名词与上文中的Bosjes应为同义——译者注）或阿芝特克人（Aztec）［墨西哥的古代民族——译者注］之间在心理现象上的差别，就大脑生长这一点而言，这一性质是如此本质以至难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或者这种比较也仅具程度上的差异。我不能闭着眼睛无视在构造上广泛类似的重要特点，即每个牙齿，每根骨头在严格意义上说都是异体同形的。仅这点就使解剖学家在区别人属和猿属这两属上增加了困难。”

诚然，有点奇怪的是，这位“解剖学家”在发现“难于确定”人属和猿属之间的差别之后，根据解剖学的依据，仍然将它们归为两个不同的亚纲中！

［15］（《林奈学会会报》，2卷，19页）

［16］“论猩猩脑的亲缘关系”，《博物学评论》，1861年4月。

［17］“论一只年轻黑猩猩的脑”，《博物学评论》，1861年7月。

［18］“论四手类大脑的后叶”，《皇家学会会报》，1862年。

［19］“论人和低等哺乳动物脑幕表面与大脑和小脑解剖的关系”，《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1862年3月。

［20］“论蛛猴的脑”，《动物学会会报》，18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