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

Avant-propos

关于孟德斯鸠，我绝不奢望说出什么新东西。凡是看起来新的东西，都不过是对一些众所周知的文本的反思[1]，或对已经作出的反思的反思。

我只希望给人们在大理石像上见到的这个人物提供一副稍微生动一点儿的形象。我不怎么关心这位拉布莱德爵爷的内心生活，因为那太隐秘，以至于人们始终在争辩他有没有过信仰，是不是以德报德，也爱他的妻子，是不是过了三十五岁还有二十岁的激情。我也不怎么关心这位厌倦了高等法院生涯的高等法院庭长、这位一门心思经营地产的爵爷、这位专注于葡萄酒和卖葡萄酒的葡萄种植业者的日常生活。这些事情，别人都写过，也值得一读。我考虑的是另一种生活，时间的阴影，还有评论的光辉，已经把这种生活给掩盖了。

这种生活，首先是一个对法律和政治素材满怀激情、至死不渝的思想家的生活，他宁可让书本毁掉了视力，也迫不及待地要赢得这场为战胜死亡而全力以赴的、唯一的赛跑：他完成了的著作。但你也别搞错了：不是对他的对象的好奇心（curiosité），而是他的智力（intelligence），才是全部孟德斯鸠之所在。他只想去理解prendre）。我们对他现有的一些印象歪曲了这份努力和他的豪情。他埋头于浩瀚无涯的故纸堆，埋头于正史野史、类编杂集的巨大遗产，只是为了把握其中的逻辑，析取其中的因由。他想要捉住许多世纪纠结起来的这团乱麻的“头绪”，捉住这头绪，任意抽绎，使整体（tout）随之出现。整体的确出现了。也有些时候，在这个由细枝末节汇成的大千世界里，他以为自己就像在无边的大海上迷失了方向。他希望这个大海有它的海岸，他想给大海以海岸，并且达到它。他的确达到了。他之前还没有人在这样的冒险中做到过这一点。想必这个人——他热爱航船，足以讨论船体设计、船桅高度和航速；他对早期航海兴趣盎然，足以追随迦太基人到非洲沿岸、追随西班牙人直至西印度——他和所有的海上冒险家是多么心有灵犀。当他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他的主题的广袤空间时，他乞灵于大海，这并非徒劳：他书中最后的语句，就是欢庆那终于靠近的海岸[2]。他的确是向着未知事物出发的。但对于这位航海士来说，未知事物也无非是一片新陆地而已。

这就是我们何以看到孟德斯鸠像一个有所发现的人那样深感快乐的原因。他明白这一点。他明白自己带来了新的观念，奉献了一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如果说他最后的话是对那片终于被征服的陆地的欢呼，那么他最初的话却在提醒我们，他是独自一人出发的，没有什么老师，没有思想之母[3]。他注意到自己必须要说一种新的语言，因为他在讲述一些新的真理。甚至从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里，我们都感受到一个使他所沿用的普通字眼崭露新意、焕发光彩的作者的自豪。在他简直是惊奇地目睹这一著作的诞生并为之振奋的那一刻，在他三十年为之努力工作的历程中，他都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们对这个发现早已习以为常了。而当我们称颂它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孟德斯鸠已经被固定在我们文化的必然性中了，就像天空中的一颗恒星，当我们把他纳入这片天空之后，也就很难想象他为了给我们展现这片天空所需要的大胆和激情。

但是我还考虑到另一种生活。考虑到太常被——我们理应归功于他的——那些发现本身所掩盖的东西。考虑到他的偏爱、他的嫌恶，简言之，考虑到孟德斯鸠在他那个时代的斗争中所持有的党派之见[4]。一种过于息事宁人的传统希望孟德斯鸠给这个世界投去的是一个没有利益或党派的人的目光。难道不是他自己说过，正是因为超脱于一切小集团之外，避开权力及其诱惑，由于奇迹般的相遇，得以自由不羁于一切，所以他才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吗？不正是因为自由不羁于一切，所以他才能够理解一切的吗？让我们对他尽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职责吧：之所以相信他，不是根据他的言语，而是根据他的著作[5]。上述形象在我眼里，从来都是一个神话；但愿我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在证明这一点的同时，我不希望有人认为，孟德斯鸠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中所持有的热忱的党见，曾经把他的著作简化为对自身愿望的单纯的注脚。

在他之前有另一些人出发去了东方——却在西方为我们发现了西印度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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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réflexion（反思/反射）一词的歧义。——译注

[2]见《论法的精神》， [3]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上卷扉页题词“Prolem sine matre creatam（无母而生的孩子）”。这个拉丁文短语出自奥维德《变形记》 [4]“parti pris”意思为“采取的立场”“拿定的主张”，通常译为“成见”“偏见”，但在本书语境中（尤其见 [5]?uvre一词可以译为“著作”“工作”“事业”等。这里用单数，指的是一个作者的全部著作，因此也就是他的工作或事业。——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