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_剑桥中国晚清史

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40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20世纪之初，刘鹗</a>和吴沃尧</a>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些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并且确认1894—1904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时张謇</a>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1]

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底还必须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

特权阶级种种

自康熙</a>的满人统治建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社会成分同一性的统治阶级，在19世纪最后25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开始变得多样化了。

在19世纪中期大动乱的前夕，社会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职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及其家族组成的。在省城还包括大钱庄和大商号的老板，在地方上则包括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权阶级了。不过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级的不同。中举或者至少拔贡才能当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当然就更好了，因为财能使他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员，其地位与平民相差无几，因为生员的头衔只能带来很少的法定特权。[2]最后，从地方到省，一个人只要相当有钱和受过一点教育，功名对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在公众舆论中，尤其是在上层阶级的心目中，功名也还是社会上有身份的标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过捐纳或科举得到这种有地位的凭证，才能真正进入上层阶级。当时通用的“绅士”一词，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19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 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加导致这个阶层内关系紧张，并且加剧了有职者与无实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加剧了通过正途出身与非正途出身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便影响到社会上层领导能力的质量。它迫使功名较低的人在社会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这也是造成其日益贫困的一个因素。它还降低了这个最初以文人阶层的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结盟所支撑的政治秩序。

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专门化技术作用的发展，新的集团正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到19世纪终结时，这种新集团的形成已经比以传统方式起家的绅士名流的发展更为重要了。

新军势力

现代战争和国防的需要，促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军人阶层的兴起。军人从一种地位较低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了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战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军人地位的转变中也可看到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在1850—1874年间，民众运动使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就在镇压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 事实上，由于这批军官和军事领袖没有传统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见，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须维护秩序和政府，他们往往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强有力的鼓吹者。其结果，在曾国藩</a>、李鸿章、刘铭传、郭嵩焘、左宗棠</a>、刘长佑、沈葆桢</a>及其同僚的倡导下，创办了 只是在1895年以后，这种新式军官才开始大批增加。他们逐渐取代了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旧式军官，领导着充分现代化的军队。重点又从建立现代海防转向改造陆军，这便带来了深远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

在中日战争之前，那些经过“西式训练”的少量军队只是简单地采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两支仿效德国军事组织、训练和战术的部队。这就是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a>的新建陆军。许多自强军的新兵都经过仔细挑选和专门训练，能读会写，这在中国军队中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教育带来的声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凯的部下就出过五位民国总统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脑、一位总理和许多在1916年以后割据华北的军阀，像出身低贱的曹锟和冯国璋就是在军队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远是个例外，他始终是个文盲。新军将领的特点是普遍受过较高的教育，这是旧式军队的军官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又掌握着西方的防御和战略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也是上一代组织民团的文人和文职显要们所不具备的。

在1901年以后，新军将领随着军事改革的实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义和团起义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的绿营军则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预备队支持的西式新军：它们使用西式装备，按照西法进行训练和指挥，是现代陆军的基础。1901年9月12日所颁上谕的实质内容便是这样。袁世凯便利用了这道上谕来加强新建陆军，它在1901年之后被称为北洋陆军，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911年时拥有中国军队总数的1/3以上。从1901—1904年，在湖北、江苏、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也纷纷组织了所谓新军或常备军。

1901年8月29日的上谕下令废除传统的武举制，缓和了争取新式军官的竞争；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并制定全国的军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几乎各省都有武备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办了六所武备学堂，从参谋军官到新兵都在此经受各种技术训练。他的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被派往其他许多武备学堂，同德国的和越来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担任教职。1904年1月3日批准的总章程要求学生接受军事操练和穿制服；[13]高级课程还包括军事史、兵法和后勤学。同年9月12日，各武备学堂还接到练兵处仿效日本体制制定的二十条特别章程。它要求紧密仿效日本教育体制，对参谋军官进行从高小到大学</a>的教育。这些章程并未被严格执行。北京拟办两所高等军官学校的设想也未能实现。只有到国外或者在袁世凯扶植下的保定武备学堂才能受到高级军事教育。各武备学堂的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可是，维新运动毕竟成功地使各省创办了武备学堂，增加了派赴国外深造的军官。1906年有武备学堂35所，学员共6307人，威海卫、南京、福州和黄埔四所水师学堂还有学员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军官派往日本受训，约有15名派往欧洲受训。[14]到1911年，军事教育机构便有近七十所。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以外，还学习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门外语和基础科学知识。军事教育迅速得到社会欢迎。张之洞在1902年带头要求部下送其子弟进武昌武备学堂，他自己就送了三个孙子</a>到日本学军事。1906年北京开办了陆军贵胄学堂，学员不仅来自皇室，而且还有像刘铭传等著名将领的儿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抚和文人学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备学堂的学员来自各省上流社会，甚至一些旧式科 1911年中国军队号称100万，但大概实际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另外17.5万人是半现代化的巡防队。后者是由各省资助建立的地方部队，成立于1907年，兵员来自原绿营军、勇营军和其他杂牌军。尚未遣散的5万绿营兵与八旗兵一起组成的军队中，只有7.5万人受过西式技术训练。[17]军官总数近7万人，10%是高级将领，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学习。这批军官——即便是最低级军官——的素质和教育水平及其对科学技术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旧式军队的同僚，与文职官员的平庸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1895年以后，受过现代化训练的高级军官更可能留在军队，而不去谋求高级文职。军事改革有助于保证他们前程似锦。实际上军队已经超过了文职官吏：西化的军官比从事外交的文官升迁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声望，不仅由于拥有飞黄腾达的希望，而且还由于军官普遍有文化，军队素质也较高，这在历来重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颇具好感。

但是更确切地说，军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的集团，是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潮流有关的。最明显的是中国战败以后，大家舍得花钱使军队现代化。不过，在日本和德国的榜样及其依据的学说的鼓舞下，人们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够用来保</a>卫国家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曾国藩在世时就认为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来作国民的表率，这正是1904年和1906年练兵处发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国藩却把国家的政治和精神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文人，因为根据“用儒生领军”的信条，文人应该按照儒家价值标准负责建立非常文明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中日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为了顺应舆情，[18]1906年4月的一道上谕列举了关于公共教育的各项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要由绅士文人组成的大多数教育团体，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联合会， 在重要的条约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权威都极力网罗一批专家。最大的一批隶属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曾于1870—1895年担任此职。另外一批则是以总理衙门为中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也曾在广州延揽一批专家；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时，他们随之也转到武昌。兼任驻节南京的总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专家。某些专家有时也转移阵地，例如陈钦就曾在1870年脱离总理衙门改投李鸿章幕下。容闳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 这些专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鸿铭</a>是一位槟榔屿出生的中国人，他完全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爱丁堡和德国就学，1880年他担任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时期广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后来到伦敦学法律，是伦敦许可开业出庭的 事实上，这些洋务专家不仅很快承担起谈判的职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负责搞经济事务。他们往往担任监督对外通商的工作，例如当天津海关的道台、通商口岸的海关督办兼道台。他们更经常地从事管理近代的官办企业。这些人可能接连负责建立兵工厂，管理航运公司，创办纱厂和主持军事学校。盛宣怀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24]张之洞和李鸿章的许多幕僚也做过这类工作，但是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赫赫声名和成绩。以杨宗濂 为例，李鸿章1870年派他当汉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台湾负责兴筑铁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他兴建了一家火柴厂，后转任直隶道台，然后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厂。蔡锡勇1886年在广州创办鱼雷学校，1887年创办水师学堂，1888年建立造币厂；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在武昌，1892年建立织布局，1893年建立造币厂，1894年建立缫丝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课的自强学堂，1896年创办一所武备学堂。[25]

当时还产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务专家相似的谙熟洋货经营的商人。买办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员。1842年废除公行制度之后，他们是中外商号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因为外商与华商之间存在着语言障碍，加之货币制度、商业机构和经商习惯又很复杂，使得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他们一般是同外商订立合同，这不同于有执照的经纪人（牙行）；牙行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传统中介和独立的代理商。买办则是洋行在中国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华员，自己身兼司库、审计员、财务主管、推销员和行情研究员，协助外国人同中国人进行一切交易。

大多数买办原籍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商人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敢于向要当买办的同乡提供外国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证。他们还能提供精于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因为茶叶是开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货。而且，广州的买办还有助于开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对外贸易。随着茶叶出口减少而丝绸出口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先前只有外国人插手的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务），浙江和江苏的买办也迅速出现。他们大多数最初是宁波人和苏州人，先是作丝绸商人或上海钱庄的雇员。在20世纪之初，大多数买办仍是粤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买办则以江浙人居多。[26]

买办一般都是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时能够请人做担保，不过在进入20世纪之初，也有些买办是因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级提拔起来的。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是发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则又为他们提供了提高才干和个人增值财富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赚钱多而且快，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约一千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佣金、回扣和私人自做买卖的利润；同外国人的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关系、建议和保护，这使他们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当西方大商号的买办而积财数百万两者有两例。一是1861—1868年在上海为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徐润，一是20世纪之初在上海为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大椿。[27]买办的人数在1854年有250人，到1870年增至700人，到1900年则增至2万人。[28]从1842年到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3亿两。[29]同19世纪之末全部上层士子的年收入6.45亿两相比，这个数字相当低。[30]但是，考虑到分润这笔钱的人数和1902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5.84亿两，这笔钱就相当可观了。[31]不过，破产者亦屡见不鲜，买办的财富也是很不稳定的。

买办不但有钱，而且愿向新部门投资。他们最先花大钱办近代企业，对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作用。估计在1862—1873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公司提供了30%的资金；1863—1886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的62.7%；1890—1910年为中国27家大棉纺厂提供了23.23%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30%。[32]这些买办不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还负责这些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他们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险和采纳西洋经营方法，以求取事业的成功。由于他们能使洋行兴隆，政府也常请他们对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性的管理。不过到19世纪之末，买办开始自办行号了。[33]他们就这样对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买办也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同外国人联系密切，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西式服装、陈设、娱乐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中国习俗掺和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洋泾滨英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们也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卫他们的利润观念和发展经济的观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便像郑观应那样成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买办以外，还可列举出一类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服务于洋行，却热衷于从对外贸易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谋取赢利。最明显的是那些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门的茶商胡元龙，他在19世纪50年代拥有茶园5000亩；以后由于绿茶市场收缩，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种红茶，并且自办加工厂，从而既保证了自己的财源，又维护了此地茶叶生产的声誉。[34]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遗产达800万两。[35]顾馨一出身于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36]钱庄在上海也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钱庄58家，1903年为82家，1908年则达115家。[37]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38]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在广州郊区开办了 这批从事新行业的商人和金融家，当然不像买办那样偏离正统。他们远不像买办那样愿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还继续捐纳官爵，而且鼓励子孙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例如宁波和苏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员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进，有些人则经商。但是到19世纪最后20年，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思想的迹象。在历来由富商资助的慈善事业中，也有人开办传授西洋课程的学堂和采用西药的医院。[42]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张之洞在两湖书院开设外语和商业课。[43]

在1870—1895年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的社会风格与传统的准则相去尚不甚远。这些人就是现代公司的股东。徐州的盐商可能认为他们在1882年对利国驿煤矿的贡献是官方派捐；[44]但是19世纪外商所办的企业的资本往往有40%—80%是出自中国人，这里除了买办和富商以外，还包括相当多的小股东，他们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职员。[45]官办企业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资。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物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他们分成：技术人员与专家、买办、独立的工商业家。这也反映在当时使用的称谓中。 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动和作用都有所改变，上层社会所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西化的知识界正在产生。它麇集在几个通商口岸，比起旧式文人来他们与农民的接触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a>（1828—1897年），他的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地出入于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深受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影响，他因而成了一个完全以写作为生的报人。[47]另外一些人名气虽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趋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学生团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创办了广州的 在20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像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曾植</a>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像黄佐</a>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55]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1906年以前，资产阶级分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56]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1905—1911年中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管理租界、海关和制定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称为“企业家”。[57]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a>等 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精英人物都曾就读于按西方课程教学的新式学校。重点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是用中文授课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还是大多数采用外语及其他外国方式授课的新教教会学校，起初都根本没有引起社会精英的注意。新式学堂最初由政府兴办，接着由新教传教士兴办，它们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广到了中学和大学，宗教课程也让位给普通知识课，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式学堂的效果才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在1890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万学生，另外还有几所小规模书院，但它们也同几所官办学堂如北京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得设法进入幕府以获取有影响的职位。只有随着1895年以后的维新运动和1902年建立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这项工作在1904年颁布了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才不得不进现代学校深造，以便进入新的世界。可是，尽管学校的文凭中也授予传统的功名，但因科举制度根深蒂固，要谋一席地位，还是得走传统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为了结束这一双重体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废除了旧科举制度，这才使得现代学校树立了对社会精英施教的独占地位。

1902年共有现代学校35787所，1912年为87272所；学生则从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59]与办学者的意愿大相径庭的是，由于教学大纲零乱，内容脱离中国实际，教师质量差，这些学校不仅无助于巩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学生提出抗议和请愿。各地虽然也曾做过努力以改善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范围，甚至在传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技艺时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但是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会精英分子疏远旧政权和脱离民众；他们各行其是，只有一种十分混杂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学校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而截然不同于传统的书院只注重个人造诣的倾向，它们倒是能使得青年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学生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威力，便用它来发动多次罢课和抗议运动。[60]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学生的这种冲劲在社会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种学会蓬勃兴起，教育、制宪和农业等领域的许多专门联合会在清王朝的最后10年中也纷纷成立：它们都足以证明社会精英的社会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吸引了那些已负起社会责任而且还能承担更重大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

紧接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a>创办了强学会。此后各种学会风行一时，创会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学术，这与传统的文人结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别是违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谕。它们制定了自己正规的规章条例，其严格性与任何地区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统的传统集团的习惯方式大不相同。这些强制性的和组织上的特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20世纪头10年的各种协会内部，不过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颁布的教育会章程，要求从县到省层层建立组织，对组织机构和会务的规定极其详尽，以便讨论。1895—1898年建立的各种学会共有近万名成员，其主导思想由康有为提出，内容是动员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实现全国团结和要求一定的民权。它们鼓吹的政归全国全民的思想，同与之对立的君权至高无上的思想原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些学会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学说，只希望变成同皇权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社会精英人物的各种联合会逐渐变得好斗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进的反对派。在1904—1905年，主要由学生组织的团体把这种发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团体中，这种发展过程更长，更复杂。那些联合会用合法的方式反对官僚暴政。它们求得了官方承认，但并未像政府所期待的那样仍旧忠于传统制度，倒是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往往同一个人既是教育会的领袖，又是宪政促进会或保经利联合会的首脑，例如江苏的张謇、汤寿潜、许鼎霖，浙江的张元济</a>，湖南的杨度、龙璋和广东的陈惠普。[61]这些联合会的会员日益增多，使他们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赖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个教育会共有会员48432人，会员远不限于教育界（教师只占少数），从士大夫到工业界领袖无所不有，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精英阶层的总的面貌。他们受过教育，有钱，有行政才干，并且集体负责，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们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决心迫使官僚实行改革。

在这些联合会内部，拟议是在省或地方一级统一和提出的。机构一旦建立，就被内部的推动力量推得更远，蔑视皇权，大背创建者的初衷。[62]1909年选出的各省咨议局，就是现代社会上层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权的组织上的体现。在清王朝最后两年，这些咨议局用行动显现出它们是一支团结的力量。[63]由于选举法的规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这些裂痕。为了挽救国家，一批上层文士和官僚支持维新。他们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创建现代企业，宣称发展经济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在力主维新的上层分子和其他被当时小说家无情地讥斥其自私、卑鄙和无知的人们之间，[69]敌对的情绪加剧了。传统的上流社会进行反击，其手段不仅是请愿、散发传单和搞官场上的小动作，而且使用暴力、袭击和捣毁工厂与新式学校。[70]他们鼓动并支持镇压百日维新。[71]在北方各省，他们有些人跟义和团志同道合，认为义和团是反对现代化的。[72]然而，现代的上流社会人士同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势不两立后来又开始缓和，或者不如说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维新前，面临着康有为的行动会带米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称霸政坛的局面和社会统治集团的将被压制）时，许多曾经热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缩不前了（见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特权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会分化。温和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并不真正反映较富的与较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也不宜用来区分以发展工商业为职志的资产阶级与依然植根于传统结构的上层分子。更不能认为是几代人之间有裂痕。选择不同的道路只能从个人经历和品格的不同来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a>二人都是受过经学教育的学者，但一为维新派，一为革命派。出身湖南绅士之家的革命家黄兴，同身为上海维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过分估计特权阶级内部对立的尖锐性，因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是常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员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员则继续在走老路。但是，家族关系总的说依然是牢固的。徐锡麟</a>是浙江光复会领袖之一，多年来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抚之职的表兄弟的保护。[74]镇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传土地收租，还有些人跑到上海开办钱庄和经营不动产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这些庄号投资。[75]在西欧，“胜利的资产阶级”的若干家族是根据已经明显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而中国的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如果思想开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虽然职业的差异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显然，导致现代上流社会兴起的逐步变革，对传统书香门 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 在清王朝的最后30年，华侨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口方面的影响，仅仅在中国东南部的少数地区，华侨的人口影响才是重要的。

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居无定所，受饥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情景作过最有分量的描述。[133]他们把这种不幸归咎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综合影响：农业困难，人口增长，内战后的遣散兵员，由于引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所造成的失业（尤其在运输业和纺织业）。

由于大多数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民队伍扩大。当时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常使得大片地区荒无人烟。直隶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灾。江苏约六十个县和安徽约四十个县从1886—1911年连年遭受旱涝风虫灾害的袭击。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河沿岸诸省，成千上万的村庄年复一年成为旱涝灾害的牺牲品，使它们既无时间又无资金去修复沟渠堤坝。许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弃而不用，这便加重了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危害，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废弃的原因不单是管理腐败无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资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个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多达几十万。[134]农村传统的团结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济，对于数不胜数的、失去了任何生计的饥民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在许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90%，云南某村高达33%，湖南某县高达25%。[135]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人们还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连年战争和天灾的影响使得贫穷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136]

一般说来，清政府是维护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谕要惩办拒绝交纳田租的农民，其罪同于逃税。[137]在受灾的情况下，官方则首先保护有恒产的农民和有固定职业的人。穷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乡村组织所冷落或抛弃，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从此只能约束那些生活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a>最尖刻地给我们描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的性格作了这样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Q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138]

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139]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140]在19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141]

因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毋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况愈下，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1870—1910年减少了20%—50%；[142]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但另一方面，不再属于传统士农工商职业阶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这些阶层特点的旧的组织体系和结合方式的限制。这种人包括产业工人和一切毫无恒产的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有无恒产是很重要的）；它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以及散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传统的社会体系便是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的。不仅上层阶级经历了瓦解和变化，而且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边缘的平民阶级：他们不受法律的管辖，环境还驱使他们不受社会的控制，不受社会秩序的制约，也不受社会的尊重。

社会变化的动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后四十年，有许多因素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它直接造成如买办和洋务专家等新的社会集团的产生，也促使某些行业衰退，如手工纺织业和华中、华北的传统水陆运输业。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贫困和失业。不过，外国渗入的间接后果似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西方人的出现以及中国同外界的接触都推动着许多新的活动，改变了某些固有的职能，同时使得一批现代的商人和实业家、军阀、大地主和城市知识分子新兴起来，同时传统的士绅文人阶层则处在瓦解和变化之中。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运动在实现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似乎比帝国主义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说明，1895—1898年的维新派是“资产阶级代表”，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在下层阶级中，仇洋反教的宣传似乎比外国经济剥削的恶果更能激发民众的有力反抗。在外国人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彰明较著的地区，其居民比外国人很少涉足的地区的民众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动。1870年以后，许多排外事件都是发生在外国商业势力基本上未到达的地方，那里有时只有三四个外国传教士。[143]上海和广州在四十多年中发生的少数事件和抵制活动，同义和团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见绌了。

然而，知识分子运动及其思想的实际能量能够用纯心理学来解释吗？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质条件作支撑呢？

如果没有有利的经济变化的支持，1895年士绅文人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是毫无作为的。为了认识这种变化，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工商业资产阶级兴起时“资本主义萌芽”（它孕育于16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之中）所起的作用上。[144]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能从几个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传统的商业同工业资本主义有直接的联系。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起义，终于打断了这一发展过程；大作坊中的手工业生产是与办工厂同时进行的，而不是早于办工厂。大多数新的上层人物都是直接来自传统的士绅文人和官吏统治阶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土地，尽管他们通过做生意和开钱庄得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所以我们必须着眼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才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土地关系的恶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国社会的变化的力量，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农业形势的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方面。

人口增长是使长期束缚农民的“封建”关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继19世纪50—70年代中国内战的大量伤亡之后的20年中，人口又恢复并超过了1850年的高水平。虽然太平天国战争肯定使长江下游人口增长放慢，但华北平原的人口看来是在加速增长。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而更复杂的是，根据家谱等等资料来看，特权阶层的出生率要比较高一些。[145]这便产生了几种同时出现而又矛盾的现象：对佃农剥削加重；地主丧失权威；衰退和贫困更加普遍。

农民之间的竞争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这种现象是逐步产生的，但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地主一旦决定卜居城镇，就不再提供种子和工具；他们到收获季节也不再亲自监收，而开始改收固定的粮食或货币为地租；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也采取这些办法。[146]为了防止佃户拖欠，还广泛采用押租制，其数额往往高达10年的地租。[147]这种做法在太平天国之后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废止了，长期租地制也逐渐弃而不用。地主利用货币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两方面的波动以使地租换算率有利于己，并且进一步从事市场投机来从中获利。因军费开支而加重的财政负担、现代化的费用和公私税吏成倍增收附加税，大大加重了小生产者即小户的负担，而大地主即大户则利用其影响规避这种负担。1876年发表的冯桂芬</a>的遗著对太平天国之后江南的减租还表示过乐观，可是苏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虚伪和不公，因为这项改革仅仅有利于那些同大官僚有联系的少数贪婪的家族。他抨击了地租的过分增加、大户的伤天害理的残暴行为、小农负担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减产和农业生产力的下降等现象。[148]估计在辛亥革命前夕，农民的经济负担比起19世纪40年代来，即使没有增加两倍，也增加了一倍。到那时，田赋还算是农民较轻的负担，但也已增加了60%—80%。诚然，农民总的实际负担由于通货膨胀可能比太平天国之前较轻。[149]但是总的来说，租税更加不平等，征收方法对纳税者更为不利。1895年以后为了满足战争、债务和变法的需要又使税额猛增：凡此种种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也许一个尚未加以具体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种讲求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的体系已经分崩离析，而这种体系本来是能够缓和对抗和激烈的阶级冲突的。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了。绅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地主的无情，尤其是在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与佃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实际上，这使感情更难建立，并且使双方所借以承担义务的默契中的灵活性也减弱了；它直接打击了中国社会赖以运转的中心观念——“感情”（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惠意识，或者毋宁说是不同境遇的人们之间互相承认对方和个人承担义务的情感）。19世纪末竟有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慨叹上下“一心”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感到传统做法的失败而寄希望于西方能够提供医治其制度的药方，这些现象的出现可以说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许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战争破坏、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而败落下来，但它们在地方上仍旧起着集体负责的作用。充当着农村社会同外界官府联系的中介。可是20世纪之初的华北许多农村，贫穷使这些家庭丧失了它们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没有这些人以书写的有力方式来反映它们的利益了，所以，现在留给它们的只有一条道路：造反。

民众运动及其社会影响

光绪和宣统时期当然没有发生可与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相比的农民暴动。但是，这些规模空前的起义开始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社会，后来其他民众运动又继续加以破坏，不过影响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1911年间，强弱程度不等的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经历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后运动有所缓和，然后在19世纪之末又勃发起来。杨庆堃曾对《大清历朝实录》记载的民众活动作过定量分析，[150]其频繁程度有如下表：

《实录》所提供的这些数字看来相当低于实际数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如此。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做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年285起。[151]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紧接大规模动乱的相对平定之后，事件的平均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增加了。华北（尤其是直隶省）虽然依然是动乱的主要地区，但动乱已遍及中国的各个省份。[152]

虽然这些事件都不能与太平军起义相比，但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持续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对列强的战争，接着发生的动乱又远及四川和满洲。在广西，天地会在1898年发动的短命的起义，在1900年又恢复了活动，并在1903年威胁到邻省。镇压这次起义动用了几十万军队，但起义军还是坚持到了1906年。约从1890年起，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可终日。[153]

这种民众骚乱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结论之前，看来许多民众运动只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没有公开宣称的或显而易见的社会目的：它们无非是一些骚乱，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国教徒，并且排满，或者反对现代技术，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税吏。据杨庆堃统计，这类动乱在1876—1911年《实录》所载的事件中占1/4 到1/3。主要从这类动乱中产生了组织得更周密</a>、对清帝国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骚动：即1891年长江流域的排外风潮[154]和义和团运动。

在这些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鼓动者和领导者当中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上层地主和商人。农民与苦力、流浪汉、无家可归者或青少年等，他们在起义军中占少数。义和团的情况就是如此。杨庆堃的统计表明，《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发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57%都属于统治阶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这些人有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和衙门的差役。领导层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渊源，这就使得动乱都像是内战，而不像是阶级斗争了。

确实，清末经常发生的动乱大部分是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这些秘密会社的成员复杂，它们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们虽然反对现存制度，却又依附于它；它们起着调节传统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会社的成员与正统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济条件。秘密会社具有结拜兄弟的各种特点。它们志在维持在官方秩序以外的人们的生活，并对他们进行约束，从而使这一秩序不致彻底崩溃。它们在传统社会中的结合，表现在它们的地方性、它们对过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们的许多礼仪和它们传奇式的尊号。一旦形势需要，它们的领袖会毫不迟疑地与政府当局妥协或互相勾结起来。在19世纪之末，长江流域许多名门大族至少有一个成员加入哥老会，以保护亲属免受会友的侵犯，同时又可使会友得到地方当局的宽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许多动乱很难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战争或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否认其经济和社会根源，也不应当根据单纯的政治对立或叛逆来看待它们。事实上，每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骚动，总是发生在农业歉收或者地方经济出现灾难以后。1886年夏重庆粮价猛涨，愤怒的群众就烧毁了新教教堂。长江流域在连年遭受水灾和歉收之后，1891年就发生了骚动。自1895—1898年，山东发生天灾、饥馑及横征暴敛，接着就爆发了义和团之乱。遭到袭击的传教士往往已经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土地拥有者；他们获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还是用欺诈手段夺取的族产或庙产，而且他们只准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却又拒不承担地方上的公共义务。中国教徒被指责向洋人卖身投靠，以谋求不受当局的管辖和摆脱贫穷。拉帮结伙袭击传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会社的成员，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得到这种保护的人们。锐气最盛的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便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义和团的两位主要领袖曹福田和张德成，一个是被遣散的士兵，一个是运河上因轮船兴起而失业的船夫。

许多排外的骚乱威胁甚至抢劫地方上被怀疑倚仗洋人的社会名流的财产，而且还攻击衙门。拳民虽然主要是反对外国人，但是也提出了社会要求，尽管他们是与清廷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社会纲领超不过原始性的劫富济贫，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农民更爽快地供应粮食的“护民”的口号。但这种原始的社会反抗始终是义和团行动的固有特征之一。1900年以后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农村继续进行抵抗的集团也都打着这种旗号。清末的排外和反满暴动的特点之一并不是它们没有社会内容，而是简单的经济对抗被赋予了政治色彩，这多半是受到秘密会社的影响。

总之，洋人和满族只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点的动乱的次要原因；民众运动也不仅仅是由秘密会社引起的。兵变、匪徒啸聚、劫掠、抢米风潮、抗税暴动和抗租运动：这些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具体表现形式。骚乱常常通过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会立即拒绝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监工以表示坚决的抗拒。官吏们变本加厉的暴戾和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众可能把判决不公或下令增税的官吏赶出衙门；参加公共工程建设的民工可能罢工抗议官员克扣工资；囚犯可能杀死百般肆虐的狱卒等等。

在各种斗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占绝大多数。暴力针对统治机器和压迫。群众袭击衙门、监狱、豪门富户、监工、税吏、高利贷者、商船和公私粮仓；他们烧毁债券地契和账本。暴乱的发展开始是缓慢的，然而一旦展开便呈现其力量，有时只限于个人暴力行动，但是也可能发展到结成一支名副其实的武装军队。暴动者利用乡下可以弄到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如长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枪等等；如果事态延续下去，他们还可能得到弹药供应（这要感谢秘密会社的帮助），甚至能得到兵员补充。州县官员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够长期忍耐和等待；他们也知道适时让步就可能扑灭一场正在酝酿的起义。然而在19世纪最后几年，他们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开始枯竭，这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一无所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骚乱发生，官府便越来越可能诉诸武力镇压以驱散肇事者，既不谋求仲裁，也不搞妥协。但使用武力似乎只会增加暴力行动。[155]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后社会动乱的特点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意《实录》所记载的骚动分布地区，就会发现这一特点。以京师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动乱最为频繁；差不多半数事件都是发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会和府县治所。[156]甚至那些偶发的小事件也都表现出这种政治色彩。例如农民会抓走衙役，或者进城攻打衙门；或许还会有个把落魄文人加入饥饿的农民一伙抢劫南方农村中的仓米，甚至张贴反诗。即使起事是出于个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们都宁愿去攻击同对方有联系的政治权力的象征。

从19世纪80年代到义和团起事，社会动乱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为秘密会社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由于19世纪中期的大规模起义失败以后，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它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发展很快，大量的散兵游勇、 [14]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17]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19]《教育杂志》卷3，第6，附录2。

[20]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211—213、281—301页；第4辑，第247—255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

[21]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页。

[22]1907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页。

[23]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a>《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第22—25页。

[24]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2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页。

[26]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页。

[2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页。

[28]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1900年的数字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29]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页。

[30]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页。

[31]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页。

[32]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页。

[33]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行号，这些人在1878—1910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3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辑，第104页。

[3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页。

[36]同上书，第958页。

[3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页。

[38]同上书，第730—751页。

[39]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页。

[4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1—449页。

[41]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Ⅰ（1958年），第213—267页。

[42]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20万两，1893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4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页。

[4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页。

[45]汪敬虞：《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46]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页。不过，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页。

[47]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方》。

[48]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页。

[49]参见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页。

[5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页。

[51]同上书，第927页。

[52]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篇，第52、55、58页。

[53]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a>辑》，第258—280页。

[54]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篇第2—51页和第5篇第39、69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55]刘鹗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a>》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56]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57]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第20页。

[58]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59]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页。

[60]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页。

[61]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页。关于各种联合会的组成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页。

[62]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3—75、172—173页。

[63]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44—173页。

[64]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页。

[65]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页。

[66]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参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页。

[67]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198—270页。

[68]同上书，第209页。

[69]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a>的《官场现形记</a>》，1901—1905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70]例如，1896—1898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对。参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页。

[71]齐赫文斯基：《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页。

[72]1958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页。

[73]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页。

[74]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　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47—348页。

[7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页。

[76]特别参见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77]19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15万人。1909年有中学702所，学生7.2万人；在当时书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3—85、222—224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页）。

[78]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85—226页。

[79]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页。

[80]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81]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页。

[82]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124、150、218、222、224页。

[83]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页。

[84]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页。

[85]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报。参见吉波伦《秋瑾</a>》，第233—244页。

[86]汪敬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页。

[87]根据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1页）的不完全估计，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雇工500人以上的厂矿有6万名工人，其比例也是这样。

[88]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83页。后者估计从1900—1910年雇工500人以上的厂矿有工人24万人，其中10.9万人是在外商企业中干活。

[89]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48—1249页。

[90]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2—1233、1244—1246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4—1240页；谢诺：《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94—108页。

[91]孙任以都：《清代矿工》，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a>探索》，第61—65页。

[9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22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98—1261页。

[93]王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54页。

[9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7—1241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4—1216页。

[9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16—1222页。

[96]据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1185、1190、1299—1301页）。

[97]赵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第1—16页。

[98]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4—1248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65—1269页；汪敬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页。

[99]谢诺：《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181—185页。

[100]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9—1911年》，第638—640、672—685页。

[101]景甦、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3—37页。

[102]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84—257页。

[10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386—416、469—482、651—660页。

[104]同上书，第557—563页。

[105]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42页。这些数字涉及的是直隶和山东种植高粱的地区。此种情况并不普遍，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第276—277页提到的两个相反的例子。

[10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175—178页。

[107]同上书，第178—188页。

[108]同上书，第193—196、629—660页。

[109]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户》，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第247—296页。

[110]景甦、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41—81、130—141页。

[111]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关于其他地区农村社会中这些情况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参见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268—270页。

[11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287—296页。

[11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214—233页。

[114]同上书，第255—282、301—385、502—508、908、929页。

[115]彭泽益：《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2—73页。

[116]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11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505—574页。

[118]彭泽益：《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102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8—41、599、602、604、611页。

[1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15—617页。

[120]同上书，第582—595页。

[121]同上书，第431页。

[122]李义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166—172页。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苏浙皖三省的土地关系》，载《新建设》1963年第8期，第46—54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12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2—1173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124]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8页。

[125]同上书，第158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775—808页。

[126]曼考尔、吉德科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25—134页。

[127]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63—166页。

[128]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80—81页。

[129]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130]关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参见戈德利《晚清对东南亚华人的眷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2期（1975年2月号）。

[13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941—942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8—1179页。

[132]深入研究这些会社的著作有库默《1800—1900年马来亚的三合会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会》；布莱思：《中国秘密会社对马来亚影响的历史研究》。

[13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935—938、945—946页。

[134]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243页。有关黄河和长江流域每年的自然灾害，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中所列的表（第720—722、733—735页）。

[135]萧公权：《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690页。里昂商会编：《1895—1897年里昂的中国商业考察团》，第79页。

[13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686—692页。

[137]萧公权：《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391页。

[138]鲁迅：《阿Q正传</a>》。

[139]参见萧公权的《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页）。

[140]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18—121页。

[141]王天奖：《19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42]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37—138页。

[143]参照李时岳《反洋教运动》，第31—105页。

[144]20世纪20与30年代已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争论，1954—1960年的讨论是其继续。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费维恺对此作了摘要综述《共产党中国史学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见作者自编《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229—234页。

[145]周荣德研究了20世纪初期的情况，他认为特权阶级出生率较高是婴儿死亡率较低和生育能力较高的结果，见《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第110—113页。现有的19世纪的材料只能使我们看出出生率的不同。关于生育能力和婴儿死亡率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146]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35—41页。

[14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256—258页。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农村社会——押租惯例和抗租倾向》，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第1—19页。

[148]陶文见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附录中。又见铃木智夫《晚清减租理论的发展——〈租核〉之研究》，载上书第199—246页。

[149]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110—128页。

[150]杨庆堃：《19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90页。杨庆堃的全部统计只包括那些具有威胁公共秩序的社会抗议和骚动等特点的事件，而略去了列为“皈依基督教”、“集体向政府捐助军费”和“地方自卫”等项目下的群众性活动。

[151]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样将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页）。

[152]杨庆堃：《19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78—187页。

[153]这些起义运动都有专著研究。关于义和团运动，参见翦伯赞</a>编《义和团》；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珀塞尔：《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其他的研究论文和总书目见谢诺编《19和20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法文版与英译本略有不同）。

[154]关于这些事件，参见皮雷蒙《哥老会与1891年的排外事件》，载谢诺编《19和20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又见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1891—1900年》，第19—44页；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第16—39页。

[155]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19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205—206页。

[156]同上书，第187页。

[157]王天奖：《19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93—97页。

[158]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辑，第5—64页。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辑，第465—479页。

[159]参见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费维恺：《19世纪中国的叛乱》，第74页。

[160]前田胜太郎：《清代广东农民斗争的基础》，载《东洋学报》卷51第4期（1969年3月），第1—38页。

[161]参照射诺《1840—1949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78—85页。

[162]尤其要参看科斯嘉也娃《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第107—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