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_剑桥中国晚清史

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

1861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时代。西方的好战性已有所节制，而中国的反抗也为和好所代替。在两次战争中遭受到的失败以及英法联军于1860年占领北京竟至焚烧圆明园的事实，都使得清廷比较讲求实际的官员们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并认识到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当时，越来越感到“西风东渐”以及此风的势不可遏。因此，中国接受这种现实乃是当务之急，尽管这样做是不愉快的。一些先进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决心履行中国的条约义务，使它的外交活动现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矿企业，并且聘用外国人协助他们处理这一新的形势。其结果是，1861年设立了一个类似外事署的机构，1864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一批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并且在1876年以后还向国外派驻了外交使团。到1880年时，中国已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学会了在一个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竞争。从形式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经演变成“国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帝国”的世界观依旧沿袭未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被弄得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中国于19世纪80和90年代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的战争，其原因部分是为了履行它对藩属的义务，部分则是向西方殖民列强效尤执行宗主权。由于战争连遭失败，藩属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被粉碎，这标志着帝国与外国交往的传统的彻底崩溃。

从西方来说，一些大国之间也出现了态度、政策和力量对比等方面的变化。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外国政府和商人对新订条约中规定的特权，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特别是英国，它这时已经断然要制止住其国民的冒险性和扩张主义的倾向，因为担心它会陷入管理一个摇摇欲坠的清帝国的境地。1857年印度的大暴动说明统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极其困难的，这个教训足以使伦敦认识到，英国不应再在东方追求领土。今后的侧重点应该是在不增加取得一个殖民地所需的负担和费用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影响，以取得经济特权和战略上的安全保障。[1]因此，1861年以后英国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支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保持英国在商业上的优越地位，这就明显地摆脱了早先的以对抗状态为特征的强硬做法。这一温和政策，再加上其他列强不断抬头的自信力以及别国驻北京外交官们日益增加的独立行动，标志着英国在西方对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逐渐衰落的开始，尽管这个变化是难以觉察的。虽然英国在19世纪末以前仍然居领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渐失去一度享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在1870年以后的约一代人时期中，英国的利益实际上受到了种种威胁，其中有日本势力向台湾扩张以及它获得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俄国在新疆活动，法国并吞印度支那，最后，还有日本使朝鲜脱离（中国）——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年在中国“争夺租借地”之举打开了门户。[2]

研究晚清的对外关系必须从两方面加以考察，这就是既要根据帝国主义力量的加强以及西方主要国家和日本之间势力结构的改变这一全球背景来看，又要根据满洲统治日益衰微和清帝国对外交往的旧传统彻底破产这一背景来看。

1866—1875年的对外关系

当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实行现代化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年轻的赫德和供职于英国公使馆的代办威妥玛提出了“进步”的主张，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向外国派出了 其实，总理衙门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伦敦当局并不赞成中国通们力图在中国仓促实现“进步”的做法。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勋爵要驻北京的阿礼国公使确信：“我们决不要对中国人——无论是中国政府或是中国人民——抱这样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和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事物；……我们必须引导中国人，而不是迫使中国人采用优越的制度。”[8]

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因此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但是常识告诉他们仍须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办法。恭亲王和文祥</a>邀请美国退休公使蒲安臣参加一个巡回外交使团去欧美劝说各国政府不要催迫中国加快西化速度。蒲安臣过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时愿意充任中国的使节，于是他立即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说：“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国游历并邀请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上”时，反基督教的活动已在全中国境内爆发了。作为一种异端信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它让男女教徒混杂集会礼拜的做法又和中国的习俗背道而驰，因此关于教堂伤风败俗的谣言四起（见上卷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发难地。天津成为这次事件爆发的现场并不偶然，因为它曾两次为外国军队所占领：一次为1858年谈判天津条约时，另一次为1860年谈判北京条约时。甚至在和约签订之后，一部分英法军队仍驻扎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外国军队的存在总是引起愤激的原因，加上法国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据了天津的皇家离宫[27]作为领事馆。1869年，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了维多利亚圣母院的教堂和育婴堂。由于中国人很少把孤儿送到这所外国人办的机构，修女们便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样就鼓励那些称为“儿童贩子”的坏蛋去拐骗儿童。这种奖金规定以及高死亡率（因为修女们特别愿意为生病和垂死儿童行洗礼），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谣言广为传播，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深宅大院内对儿童施行魔法，砍掉他们的四肢，并将他们的心脏和眼睛挖去制药。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对该育婴堂进行了调查，查明这些不着边际的指控并非事实。后来，好斗的法国公使丰大业和他的一等秘书突然持枪而至，要求为修女们平反。当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无力驱散时，他一怒之下开了一枪，虽未击中该地方官，却击毙了他的侍役。这群暴徒为了报复便杀死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焚烧了教堂和育婴堂。被杀死的有十名修女、两名牧师、两名法国官员和三名俄国商人，还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捣毁。这次危机使十年来的亲善和合作顷刻付诸东流。外国炮舰迅速开到天津，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彻查这一案件。年迈多病的曾国藩接受这项艰巨任务后，不料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更棘手。法国代办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都处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曾国藩表现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不是一心求稳以迎合公众的情绪，而是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的案件中去。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他请求清廷发布辟谣声明，证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五名元凶处死，另外21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a>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的思想。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正当这时，驻武昌总督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比较合意的解决办法，即建议将8人处死，12人充军。李鸿章被调来天津接办此案，曾国藩则被派为驻南京总督。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a>，他“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和。李鸿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边疆服苦役。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来到法国后，不料发现法国政府因忙于对普鲁士的战争而顾不上接待该使团。总理衙门于是命令崇厚回国。可是，当他行抵纽约时又被召回法国，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尔赛宫接见他时宣称：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随着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一事件便告正式结束。[28]

觐见问题，1873年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驻在北京，但是他们仍被拒绝觐见幼帝。恭亲王曾</a>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才五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他们仍争辩说，一再推迟觐见乃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当然，中国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中国之为天下共主的神话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总理衙门的策略使觐见问题延了期，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1867年秘密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该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声称，与恭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交代表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a>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统治者的礼节。曾国藩则坚持，康熙</a>帝（1662—1722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敌国，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敌国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员争辩说，中国不应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它的制度规矩。

1872年，皇帝已经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们都未被邀参与盛典，这便回避了礼宾问题。1873年2月新帝宣布亲政，外国代表又一次提出觐见的要求。总理衙门看到不能将这个问题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们专就履行适当礼节问题反复讨论，最后同意外国代表入觐时可以行鞠躬礼而不必叩头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国的外交官们在这天上午五点三十分钟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点钟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此时在北京交换1871年条约批准书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乘机显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才能，同时坚持他是大使级，接见时理应先于西方的公使，这样才能维护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因此他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使团变成了中国派驻海外的 中国对西方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迟迟作出对等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从制度上说，它从不向国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驻使团，而只派遣过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它们在国势强盛时出去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朝贡国，而在国势衰弱时出去向夷狄种姓求和或与之结盟。从心理上说，大多数满洲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蒲安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了玷污。当一位大学士被问及“当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长办理外务”时，他回答说：“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32]御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绅士和官吏们总是反复强调，历史上总是用夏变夷，没有用夷变夏的。他们鼓吹保守主义，反对现代化，指责对外交往为有失体统。这种保守的气氛和心理上的惰性是如此强大，致使中国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阻碍和对西方所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对等的反应。

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义务”[33]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 在这些建议的推动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商章程，其中规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 新疆回民之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当局的腐败（参见 地图5　中亚

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器。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36]。1871年7月，俄属突厥斯坦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像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a>（1837—1909年）所呈，他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41]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a>，作为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爆发革命，同时担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43]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900万卢布（约合500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得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a>（1090—1155年）。[46]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1）他们欺软怕硬。中国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2）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3）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4）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47]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法国公使进行谈判。 地图6　法属印度支那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牒，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11艘中国兵船，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方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白银，并欠债约2000万两。[49]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20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国。1886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两代又是中国的头等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1894年，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50]由于受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与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实际上，自1637年以来，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本交换使臣外，它和其余国家并无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的王国”。

朝鲜的开放

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宫廷曾于1786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加以禁止；除了对航船遇难给予方便外，宫廷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这一毫不通融的立场，在幼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于1864年摄政以后变得更加僵硬。1866年2月，大院君又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造成了对外国教士们的一场屠杀。10月份，法国驻华公使未获巴黎批准，径自派讨伐队前往朝鲜。法国军队占领了汉城南面江口的江华岛，可是在城外战败而退去。同年8月，一艘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驶抵平壤，以炮轰相威胁，要求通商。这艘船的行径如同海盗，它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也被杀。1871年，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调查此案。他随带五艘兵船前往。美国讨伐队要求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被拒绝后，就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汉江。当朝鲜的海岸炮台开火轰击时，美国人也还击，大肆轰击江华岛。美国人由于没有受权作战而随即撤离。朝鲜人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既打赢了法国人，也打赢了美国人。

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在1867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和解。到了1879—1880年时，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51]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1603—1867年）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便改由东京直接掌管了。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都被大院君拒之门外，因为他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而且认为日本天皇僭越“天皇殿下”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

为了报复这次冷遇，日本领袖们决定于1873年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这一行动将起到这些作用：（1）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愤的机会，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2）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力的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3）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4）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消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a>行一次对外冒险。

不过，在1875年还是派遣了一支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遭到袭击时，他们便进行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52]探听中国的反应。这时，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开放朝鲜，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条约载明：（1）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2）互派使节；（3）开放三口对日通商；（4）日方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中国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利。

日本继在朝鲜的行动之后又于1879年并吞琉球群岛，这更使中国决心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以抵消日本的影响。北京责令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以便在商业上和外交上着手对西方开放朝鲜。1882年，他派遣马建忠</a>和海军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鲜，目的是介绍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进行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签订了美—朝条约：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是朝鲜另发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53]此后数年朝鲜和英、法、德各国都签订了协定，并且它也按照中国模式着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尽管步子很慢。

国内暴乱和国际政治[54]

高宗于1873年开始亲政以后，他的“闵妃”（出身于有影响的闵氏家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她借此权力实行改革，而且还雇用了一些日本军官来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决心削弱她的影响，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满情绪，于1882年煽动他们攻打王宫和袭击日本使馆。闵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公使逃回本国；大院君重新掌权。丁汝昌提督和马建忠到朝鲜调查此案；为了防止日方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将他送往中国监禁。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同意向日本赔款55万美元，派使团道歉，并允许日方在使馆内驻军和筑兵营。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

1882年暴动以后，李鸿章率先积极行动，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朝鲜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并送给朝鲜政府一批洋枪。李鸿章任命一名中国的商务代办以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袁世凯</a>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充当德国驻天津领事的穆麟德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后，朝鲜人中的亲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袁世凯和亲华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却竭力鼓吹朝—日友谊，并操纵金玉均所领导的亲日派。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试图在12月4日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但是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来和李鸿章商谈，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于1885年4月18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1）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2）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3）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这一协定实际上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正当中国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1894年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1894年3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东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仰。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1864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斩首。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学党人利用群众性抗议官僚贪污的机会，策划了一次暴乱。当朝鲜宫廷要求中国出面援助时，日本公使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东京却作了充分行动的准备，因此中国人刚刚协助扑灭东学党人，8000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于朝鲜。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改革内政，但是朝鲜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指令答复说，只有在日本军队撤出朝鲜后，它才能进行改革。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和平解决。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谅解时，李鸿章就转而请求英国调停。伦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难。3月间接替格兰斯顿当政的罗斯贝利勋爵“很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动荡局势”[55]。最后他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曾对美国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现在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国延误了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下令向朝鲜增援。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护送援军的消息后，便在1894年7月25日将中国向英国租用的“高升号”轮击沉，使950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56]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了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所作的一次较量。在陆上，日方在平壤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船舰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不仅如此，中国舰队虽然吨位超过日方，可是它们都陈旧过时，速度也较慢，无法与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舰队匹敌。这两支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战斗一开始，中国海军就陷于混乱状态，当时旗舰管带取消了其上级——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战斗队形的命令。当旗舰因 经过30年自强运动，却落得这场耻辱的失败，这使李鸿章无法逃脱严厉的指责。他辩解说，单靠北洋舰队和淮军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但是这种托词未能使他免于撤职和丢面子。

和平谈判

1894年11月，重新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首先采取和平行动，要求美国公使出面调停，提出中国愿意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日方这时已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正在威胁满洲和辽东，觉得这样的让步尚嫌不足，但却表示愿意进行和谈。清政府于1895年2月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广岛，要求会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但是日方拒绝接待，坚持说他无议和的“全权”。清政府在北洋海军战败以后，求和心切，即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含日本国内各界人士的要求。陆军坚持要割让辽东半岛；海军要求将台湾作为日本在南亚作战的军事基地。进步党主张日本应控制山东、江苏、福建和广东，自由党人则力主割占满洲。财政当局要求巨额赔款。最后提出的方案把重点放在朝鲜自主、赔款、割让领土和取得通商通航特权这几个方面。

在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强调中日两国应该承认有同文同</a>种的关系，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亚洲人，他们也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应互相拆台。李鸿章想利用他七十三虚岁高龄这一点在他的年轻对手面前赢得某种心理优势，但未能收效。[57]就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遭到一个日本狂热分子的狙击。虽然伤势不是致命的，但是这件事使日方很尴尬，因为日本政府担心此事会促使西方列强进行干涉并站在中国一边。日本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诊治，日本政府主动宣布休战，并将赔款从所索取的3亿两减至2亿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指出，“李氏的不幸倒成了大清帝国之幸事。从现在起，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容易了，中日战争亦将停止进行”[58]。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1）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2）向日本赔款2亿两；（3）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4）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项制造业。

中国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李鸿章被指责为卖国。当时驻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反对批准条约，一些聚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几次上书，要求清廷废约，继续战斗（见 今天再来估计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

其次，中国方面事权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全国范围的动员。总理衙门、地方当局以及不负责任的清流党官员各执一词，主张互异，使得清廷难下决心。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他所辖范围以外的舰只和军队（见 “瓜分中国”的危险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俄国对日本登上亚洲大陆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觊觎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所以就鼓动了这次干涉。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强调指出，“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61]。因此，俄国决定要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参加俄国这一行动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国，还有很愿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以期减缓它对欧洲的压力的德国。为了使这项劝告更为有力，俄国召回了它驻在中国和日本港口内的舰只，宣布海参崴为战争地带，并在该地集结军队。英国执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为辽东地区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英国首相罗斯贝利害怕对日本用兵。[62]

早在和约签订以前，伊藤和陆奥宗光就已认为欧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日本应克制对大陆的领土要求。然而日本的军界却坚持割地是战争胜利的主要标志。这时，日本在三国干涉面前有三种选择：（1）拒绝警告，不惜一战；（2）就辽东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3）接受三国提出的主张。1895年4月24日，御前会议赞成 俄国人由于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应允在还债 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短350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钱，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和平渗透的政策。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可是，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实现了。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63]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李鸿章暗自欣赏这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俄双方都有利。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二）中国划出一片土地足够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地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设置警察权。满36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该铁路；如满80年则可无偿地交还中国。

（三）日本如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在远东的土地，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据传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150万美元，至少 割地狂潮

地图7　19世纪90年代的帝国主义

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了所有其他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辞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德国人随后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在1897年11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99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25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曾付给中国方面的谈判人李鸿章和张荫桓一笔酬金，以酬谢他们与俄国人的勾结。这时俄国人占了辽东半岛，而这是三年前中国花了3000万两库银从日本赎回来的！

割地的狂潮这时正式开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25年；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为期99年；[64]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65]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99年为期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没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国，当时正因对西班牙战争和菲律宾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瓜分中国的危险加速了国内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本身是一个大题目，参见 门户开放政策

虽然英国声称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范围，但它还想提出在其他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方进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英国是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一，不便单独提出这一想法，于是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历史“清白”的唯一大国。先在1898年，然后又在1899年，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提请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起一个在中国实现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是，美国人直到结束对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后才对此事感兴趣。当时，中国海关的一位英籍税务司贺璧理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相信这个主意是明智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是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事务顾问。海约翰于1899年9月将柔克义起草的照会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它包括三个要点，总而言之是要维护条约制度，其内容有如下述：

（一）一国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三）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税则办理。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每个国家都观望着其他国家的态度，可是海约翰仍然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当义和团起事时期“门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在1900年7月3日发送了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手，在1897—1898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国人。外国人同情1898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67]

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他们自封为儒家礼</a>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举行传统仪式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愤恨。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参看上卷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康有为</a>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 朝廷在6月21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因此，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

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予以救护。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他们向荣禄发出呼吁，但后者拒绝给予合作。

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从山东调兵进京营救太后与皇帝，使之摆脱这些坏人的控制。袁世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并未受命，若我率军北上救护各国公使，恐愿未遂已为匪挫败于途中，故实难从命。”刘坤一打算为太后的罪过开脱，因此通知各国公使，说战争行动“并非朝廷本意”。而与此同时，朝廷在7月3日的上谕中却告诫说，各省当局不得擅言“和议”二字云云。

7月14日，外国军队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同日，东南十三省当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在这种压力之下，朝廷态度暂时有所缓和。总理衙门请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李鸿章奉命要中国驻外代表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事。7月19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是外国人觉得总理衙门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宁可留在使馆等待援救：在这短暂的缓和时期（7月14—26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了生活供应品，攻击也暂时停止了。

可是，当反动的李秉衡于7月26日到达北京时，开战和消灭洋人的政策又被肯定下来。五位敢于劝告议和的高级官员被处死，袁世凯慨叹说，大局已告“无望”。

外国增援部队于7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拖延到8月4日才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8月14日到达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这些使馆坚守了将近两个月，这主要应感谢北洋大臣荣禄，他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却只对使馆区作了一次虚张声势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

正当联军前进之际，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从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想留下来谈判解决，但是太后强迫他一起同行。经过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了。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231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丧命的这场义和团灾难这时终于结束了。

和平解决

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在此以前，即1900年6月18日，朝廷即已召他进京，但是太后对拳民的庇护使他惶惧，所以迟迟未从广州启程。7月8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曾从1870—1895年任过这两个职务），只是到了此时，他才乘船前往上海。[75]7月21日到达上海时，他对北京的形势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绝北上。8月7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外国进行谈判，但李鸿章仍对北京之行犹豫不决，因为他认为，朝廷是不会同意那些他认为实现和平所必需的措施的，这些措施就是镇压拳民和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人。

李鸿章稍感宽慰的是，列强并未与中国宣战，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了远征军。此外，这时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而且为了不让其他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它在会议上定下了比较温和的调子，李鸿章这才同意北上。他要求委派庆亲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去进行谈判，当朝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9月18日抵达天津。当列强声明荣禄因参加过攻击使馆的行动而不能被接受为谈判者时，李鸿章便请求让荣禄去西安。李鸿章希望荣禄（他在11月11日参加了军机处）将能遏制端王和刚毅当时仍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们提出，在“朝廷还都”以前——意即在“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绝开始谈判。他们希望利用此要求作为手段来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绝了，因为她担心会把不能接受的条款强加于她；她还指出，只有在和平解决之后，朝廷才会还都北京。东南各省的督抚此时企图把联军的注意转到惩罚犯罪的大臣们的问题上来。他们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它惩办九名赞助义和团的大臣、巡抚毓贤和董福祥将军。朝廷勉强地同意惩罚这些大臣，但未对董将军审判。列强坚持必须惩办董福祥，而刘坤一和袁世凯则迫使荣禄采取行动，他们强调明智的政治家“皆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尤不爱一人以救万民”[76]。1900年12月3日，清廷态度终于缓和了。当追究罪责时，却没有提到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两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联军的谈判者内部很难磋商出一致的条件来。德国要求予以严厉惩治，德皇甚至扬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77]。由于克林德的被杀，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被任命为在中国的联军总司令。英国支持德国以图遏制俄国，而俄国正在讨好中国，它希望把乘骚乱之机占据的满洲割让给它。日本不甘落后，也想巴结中国人；法国声明它对中国没有什么企图，而美国发表了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 俄国在满洲

议定和平并未解决俄国人占据满洲的问题。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序的借口下，20万俄国军队全面侵入满洲；1900年7月23日占瑗珲，8月30日占齐齐哈尔，10月1日占领沈阳（清代的陪都盛京）。辽东半岛的俄国军事长官、海军上将阿列克塞也夫强迫盛京将军曾祺签署一项“临时协定”，实际上攫取了中国人在满洲的统治权。清廷拒绝承认此项协定，它坚持曾祺无签约权。后来双方在圣彼得堡开始谈判，并于1901年2月16日，由俄国人建议缔结一项有十二款的条约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协定，它名义上把满洲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俄国军队在“保路兵”的掩饰下把占领满洲合法化了。协定规定，未经俄国人同意，中国人不得向满洲运送武器或授予任何人在该地兴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它规定中国担负占领费和赔偿中东铁路的损失，并允许俄国建筑一条由中东线直达长城的铁路。

俄国人的行动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日本驻北京公使警告庆亲王说，对俄国占领满洲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中国的瓜分。英国和德国告诫清廷，要求它在与联军在北京达成总的协定之前不得与俄国单独缔约；美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国反对俄国的要求。可是，维特伯爵此时威胁说，拒绝此建议将导致俄国人吞并满洲。清廷由于几位大员的意见相互抵牾而进退维谷。李鸿章的亲俄倾向此时表现得明显起来，他建议签约以避免与俄国的关系发生危险的破裂，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清廷因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和各种国际压力而左右为难，始终不能作出决断。但是，由于中国驻伦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驻东京的公使再三提出反对缔约的劝告（驻日公使强调指出，在英国与日本的联合反对下俄国不敢在满洲采取行动）之后，清廷终于在3月23日拒绝了俄国的条约。面临国际上的反对，俄国人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仅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很愿意撤出满洲，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立即这样做。李鸿章仍然主张，通过直接谈判与俄国单独解决，并打算给予俄国在满洲的某些特许权以换取它撤军，但维特伯爵拒绝了他的建议。在遭到这样的拒绝以后，又老又弱和羞惭交加的李鸿章，突于1901年11月7日死去，终年78岁。

李鸿章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军机大臣王文韶接办。由于国际局势不利于俄国，它终于在1902年4月4日与中国签约，答允分三个阶段（每阶段相隔六个月）从满洲撤军。至于中国方面，它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a>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况愈下。

（王瓘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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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宾逊等：《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帝国主义的最高峰》， [24]芮玛丽的《同治中兴》（ [26]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 [46]伊斯特门：《19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49]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50]全海宗：《清代和朝鲜的藩属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58]李守孔：《中国近代史</a>》， [68]对义和团的介绍系根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载翦伯赞</a>等编《义和团》 [70]谭春霖：《拳乱》，第46、59页。中文原文载《大清德宗实录》卷439，第23页。

[71]谭春霖：《拳乱》，第60—61页，英译文略有改动；原文载《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57，第11页。

[72]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2196—2198页。

[73]L.K.杨：《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1页。

[74]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2203页。

[75]他这样做，并没有听从英国人强烈要求他留在广州的劝告。L.K.杨：《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5页。

[76]谭春霖：《拳乱》，第139、141页。

[7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309页。

[78]实际上，赔款数目远远超过了联军所蒙受的损失。美国人私下提出的实际要求只为200万美元，此数已于1905年付清。1908年，美国政府退还中国10785286美元；同时保留200万美元作为以后机动之用，而于1924年，把其余赔款也放弃了。退还的款项由华盛顿当局指定用作留美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为了预备这些学生留学美国，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该校聘用了许多美国教师。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豁免了赔款：英国在1922年；俄国在1924年；法国在1925年；意大利在1925 和1933年；比利时在1928年；荷兰在1933年。许多中国学者把退还庚乱赔款之举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这显然是一个需要重新探索的问题。

[79]刘彦：《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268—269页。

[80]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1页。

[81]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79—82页。

[82]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83]《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页。

[8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页。

[85]王延熙、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16，1968年台北重印版，第18页。

[86]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页。

[87]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页。

[8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页。

[89]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8—339页。

[90]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220页。

[91]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81页。

[92]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93]《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页。

[94]《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页。

[95]同上书，第16—17页。

[96]同上书，第18页。

[97]同上书，第27页；卷182，第5、7页。

[9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页，1904年6月24日。

[99]《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页。

[100]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页。

[101]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52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