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_剑桥中国晚清史

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1]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19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是老生常谈</a>，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

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的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中论</a>述满洲王朝最后50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况，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

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像国民收入这样的基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1经过修正，反映了对19世纪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就我所知，这是唯一的尝试。

表1　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

*几乎全是手工业。

资料来源：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年）， 在较大的手工业中，榨油、碾米、土法采矿和丝织等行业在19世纪受到进口的和本国的机制品的影响很小。手工的榨油工场实际上从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迅速发展，这是为了满足欧洲肥皂制造商对豆油的需要以及日本对大豆、豆饼和豆油的需要。照明用的植物油从19世纪90年代起逐步被进口煤油代替。像制造爆竹、扇子、竹制家具、中草药和农具之类的次要手工业的商品，因为没有进口货代替，所以根本没有受影响。在通商口岸中，用从日本进口的脚踏轧花机轧花以供出口的手工业工场有了发展。还有几种新工业发展了，例如在手工业工场进行的棉织品制造和火柴生产等行业。在刚入20世纪之际，手工业的发展大部分以设在城市的手工业工场的形式出现。除了前面讨论过的织布业有组织的原料贷放形式外，在农村还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新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过程中，被剥夺了大部分纺纱收入的这些逐渐增多的农村人口，也许越来越会看到家庭中有一个或几个成员离家去城镇的工场、工厂和店铺当临时工或长期工的情景。不过在1911年，这仍是一个次要的趋势。

近代工业

甚至关于19世纪末期逐渐出现的小型近代工业部门的计量材料，能够搜集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大概的近似值；例如，在1912年前有关产量的资料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这些企业主要设在通商口岸；它们或者是外国人办的，或者在当时是新兴事物（如果企业主是中国人的话），所以在英文报刊上都有记载；它们也在创办许多近代工业的清朝官员的著作中有所反映。最近期的、也许是迄今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告诉我们，1895年以前在中国创办了103家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它们和下面将要讨论的华资企业与手工业常见的差别仅仅在于前两者使用了动力机器。严格地说，按照条约规定，洋人办制造业是不合法的；但这种制造业仍大部分存在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内，一小部分则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并不干涉这些外资小工厂的建立。但是当李鸿章</a>和其他官员开始提倡他们自己的制造业时，他们能取得北京的支持去阻止洋人进行像棉纺织厂之类的大的冒险活动，直到1895年止。这些外国工厂在1894年的估计数和资本列于表10。[18]

表10　1894年外资工业在中国的估计数和资本*

*包括少数总号设在香港的企业。

资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表11　1895—1913年设在中国的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的国别、业务、地点和创办资本的规模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从1895年起，华资的制造业数量，像外资企业一样，有了增加。但按绝对数字说，中国这一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总的增长是微不足道的，而与1918—1922年时期开始生产的新企业相对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相比也不算多。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起义后，清政府采取了在1903年成立商部（后改组成农工商部）和在1904年颁布“公司法”这类措施来提倡工业，这些努力可能有助于工业的这一有限度的发展。当然，各省的商绅迸发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创办新企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最初少数经营最为工业化事业的企业，特别是经营制造行销于商埠区的消费品的企业，能明显地赚取利润。在20世纪 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曾经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或盐商的特征，并且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在国民党中国有其表现，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根据最近的一个统计，在1895—1913年期间，至少创办了549家使用机器动力的中国商办的和半官方的制造业和采矿业。全部创办资本是1.20288亿中国元。这个统计不包括兵工厂、铸币厂和数量显然较少的一批纯官办事业。这549家企业包括有资料可查的、比在1895年以前开业的企业具有更多资料的、开办资本又在一万中国元以上的全部厂矿，它们的一些特征分别列于表12至表14。

表12　1895—1913年开业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企业数和创办资本（按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但是，如果讨论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即或是从增加每人的国民产值的意义上说，或是从工业化（就是近代制造业部门有了迅速发展，不管有没有按人头直接增加产量）的意义上说，19世纪后期的中国政府肯定是没有能力提供积极的支援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财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对采取顺应形势的行动的障碍。

格尔申克龙教授曾经指出，[34]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最初的工业化热潮中（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国家预算代替了受到贫困的农业部门严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在德国和法国等不那么“落后”的国家中，工业银行提供信贷的业务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但在清末，中国却一样也没有。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钱庄”的范围。中国 在1712年至19世纪 表21所列为19世纪90年代初期典型的一年北京一切来源的收入和主要开支项目的估计数。各项收入数字并不表示实际解交京师的税收数；它们是每年（分两次）上报户部的数额。这些上报的收入那时以货币或实物分存于几个省，等待户部的调拨。中央的国库不编制收支综合预算（维新派未实现的计划之一就是要编制正规的全国预算）。相反，不断发生的开支项目逐渐在某些特定省的特定税收中一笔一笔地支用。结果，上报总数中的一部分由各省留用，以支付以后地方上的民政和军费开支， [2]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47—64页。

[3]同上书，第97页。

[4]乔启明、J.L.巴克：《中国农村人口集团的组成和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第219—235页。

[5]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的文献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第566—599页，以及其中所引村松教授关于租栈的许多论著。

[6]关于19世纪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甚至还没有任何调查材料可与各种公认还很不够的20世纪的报告相比。我的论述的部分根据是地方通讯员答复1888年调查表的数字，见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和农村的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23期（1889年），第59—117页。

[7]见石川滋《亚洲人眼光中的经济发展》，第69—77页。

[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第311页。

[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册，第382—390页。上面列有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著作中132种有关手工业工场的参考资料；这当然不是能予检验的典型部分，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全部材料。

[10]郑观应：《盛世危言</a>》卷7，第20页。

[11]布莱克本商会：《1896—1897年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内维尔和贝尔部分，第212页。

[12]《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A.S.伯恩部分，第5—6页。

[13]《厦门领事区关于土布使用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杂项，1886年第19号），第4页。

[14]《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36页。

[15]例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16]《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册，第229—230页。

[1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册，第356—366页。

[18]本节所列的通货单位中国元就是“洋元”，它一般指已经大量流通于通商口岸的墨西哥银元。这些通货逐渐被中国银元所取代。在1933年以前，银元和银两都被用作记账单位。一块银元约值银0.72两。

[19]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第2册，第1166—1169、1170—1173页。

[20]汪敬虞：《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

[2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第2册，第1065页。

[2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第2册，第1017页。

[23]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第二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2期（1965年2月），第227页。

[24]《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第661页。

[25]天野元之助：《中国的农业问题》第2册，第241—247页。他在这一部分谨慎而详尽地记述了每项货物从安徽运往上海的费用。

[26]重庆在1898年开始有小轮船到达。正规的班轮始于1908年。

[27]官道驿站的分布表明，大部分官员外出是陆路骑马行进。清代典制规定全国设立1634个陆路站、92个水路站、54个水陆站以供官员旅行之用。在每段路程中，这些站提供需要的马匹、大车、轿子或船只和膳宿。公文在1.5万个邮站之间递送。见河野通博《清代山东省的官办陆上交通路线》，载《史林》第33卷第3期（1950年5月），第317—336页。

[28]当然，中国人为以下的事而恼火：外国人如果取得了“过境证”（只要付相当正规进口税一半的费用就可以取得）的掩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厘金税。但是应该记住，只有在货物仍保持原装并运往证件注明的目的地的情况下，这种证件才有效。实际上，对过境货物的征税可能只是拖延到它们到达最后的消费者之前为止。

[29]库兹尼茨教授认为，许多小国（即使是不发达的小国）的面积因素相对地说是造成对外贸易在国民收入中占高比重的基础。见库兹尼茨《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第431页。——译者

[30]《布莱克本商会访华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70—71页。

[31]1900年华资轮船的平均吨位为35吨，所以即使在1913年1130艘内地轮船平均吨位高达100吨这一极不可能的情况下，它的总吨位也只有113000吨。1941年9月，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有118292条大小民船（共计850704吨，船员459178人）在汪精卫</a>政府成立的船员协会中登记。我没有清末民船数和民船吨位数数字的资料，但绝不可能小于上述仅仅三个省的数字。见满铁调查部《华中的民船业》，第134—135页。

[32]《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1册，第292—293页。

[33]但是应注意到，山西票号的地位从1900年前后大大地下降了。在1896年后建立的一些半官方的近代银行吸收了票号所依靠的大部分汇款业务和公众存款。

[34]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龙：《从历史角度看经济的落后性》。

[35]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73—83页。

[36]我计算的政府收入或支出数中包括张仲礼予以归入绅士劳务的一部分数字。

[37]西蒙·库兹尼茨：《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第236—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