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介绍_剑桥中国晚清史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综合论述，没有哪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是令人满意的。香港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照相平版印刷），转载了1953—1967年间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发表的46篇近代经济和社会史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状况。原在1932年和1949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杂志上发表的21篇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当地被转载了，见《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晚清时期出版的经济资料包括从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照相复印的两大种文献汇编，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海防档》，其中有1861—1911年间购置外国武器、建立兵工厂和机器厂以及兴办电报和铁路等事项的档案；另一种是1865—1911年的《矿务档》。

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搜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难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过去未经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时冠以有倾向性的小标题。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年 有关瓜分中国的威胁和义和团暴乱，可见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京被围记》；埃德蒙·S.韦尔利的《1891—1900年英国、中国和反教骚动》；L.K.杨的《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有关俄国1900—1905年在满洲活动的论述，可见伦森编的《俄中战争》，和陈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有关英日联盟方面的论述，可见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关美国之卷入满洲问题，可见亨特的《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一些　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它是1821—1861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年以来晚清的文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a>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a>》和它的几个续编。王家俭的《魏源</a>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19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细情况。对于无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一批年轻人组成的活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可见郝延平的《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门的《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追求的政策》。对于同情保守派的关键人物的研究，可见陆宝千的《倭仁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刘凤</a>翰的《李鸿藻先生年谱》（李鸿藻是显赫的军机大臣和皇帝的老师）。后者系李鸿藻之孙与人合著之书，它包括许多罕见的和从前未出版的文献，其中有李鸿藻的信件和日记。对于反基督教的观点，在保罗·A.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了精心的考察，该书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间文化上的龃龉之处；还可参看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此书除了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对“人、夷与兽”的看法。

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和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论的问题，可看吕实强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李国祁的《张之洞</a>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时代的马建中》。关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业民族主义问题的著作，有保罗·科恩的《王韬</a>与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史密斯的《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库恩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分析了19世纪中叶的军事发展。库恩强调团练超过了罗尔纲的《湘军新志》。在“更高一级的军事化”方面，湘军的具体筹建工作在王尔敏1973年的《清代勇营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论。

有关绿营兵的论述，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仍然是权威性的著述。《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关于部署“练军”以防止和镇压民众造反的报告。

有关外国对清军影响的著述，见史密斯的《19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书，该书从历史角度评述了华尔和戈登。又可看该作者的《雇佣外国军人：中国的传统和晚清的实践》一文。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著述中，蓝普雷的《中国的军事体系》一文（1867年）虽然妄自尊大，但不失为卓有见地之作。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国作者撰写了有关清代军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顿（1878年）、马克·贝尔（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们均未能透彻地理解勇营的政治和财政背景及其组织原则。

关于西北部回民暴乱问题，有贝尔斯的《左宗棠</a>：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一书，它与赞誉左宗棠将才的19世纪西方作者颇异其趣。由于贝尔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许多错误，后经朱文长专著（1966年）《1862—189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予以指出。此书是有关清朝对陕甘回民作战的最佳著作。如同我们大家一样，朱文长不得不使用关于回民的间接材料。中国的著名穆斯林学者白寿彝在《回民起义》一书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陕甘回民之手的两份简短的文献。朱文长的著作又被徐中约1968年的《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一文所充实，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过强制各省解缴“协饷 ”，从1868年至1884年新疆设行省时止，已经为西北的征战花费了大量资源。对中国沿海自强运动的研究通常都忽视了从这一亚洲腹地的角度来看问题。

对日益赞同1840—1894年沿海防务的舆论，王家俭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论》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鲜、日本和中华帝国》一书着重谈到了李鸿章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对日本之窥测朝鲜有所警惕。罗林森在《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一书中鲜明生动地描述了李鸿章创建海军活动的艰苦和灾难。慈禧太后挥霍海防专款兴建颐和园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献材料加以论证。梁嘉彬（1975年）着重论述了李鸿章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负有责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则刚刚开始探索造成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日益衰败的宫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资料中，至少有两种法文材料（黎贡德和爱尔明加）记述了1885年3月末中国在谅山奇袭取得胜利的情况。英国观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国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这次战役的具体细节。日本战时定期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仍然是对甲午战争最详尽的记载，它比由参谋本部在1904—1917年或由海军司令部在1905年编写的正史更有价值。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关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方面的军事史可以推荐给读者。

有关新疆和台湾边疆地区的著作，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编写的《亚洲的枢纽：中国的新疆和亚洲腹地边疆与俄国》一书，仍然是对这块沃土、各少数民族集团、英俄竞争以及俄国通过中国汉人进行间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评述。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反映了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后，中国行政管理上的软弱无力。伦纳德·戈登编的《台湾：中国地方史之研究》是简明扼要地介绍19世纪台湾情况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是一部大陆人的历史，它还对开发这个岛屿的早期移民推崇备至。

有关1860—1894年中国军事自强运动的其他著作，可见本书上卷关于 对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运动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以任何种文字全面撰述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20世纪50年代初由翦伯赞等人编辑的四卷本资料汇编《戊戌变法》仍然是研究这一题目的最有用的入门书籍。研究者必然要参考该书目，因为它仍是在原始资料方面最完整的书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叙述，但这缺陷已因出现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补偿，其中最出色的是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他的另一著作《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则是一部非常适用的汇编，其中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的传记资料。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书，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对维新运动的影响。对于变法时期宫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萧公权的《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刘广京的《19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崩溃和西方的影响》一文一般地阐述了维新运动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维新运动来说，最新发表的著作仍是查尔顿·M.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对这一题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书目。

对维新运动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书。关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荡的问题，保罗·A.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门的《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68年8月号， 关于中国事件对日本德川后期的影响问题，鲇泽信太郎在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中作了论述。他在此书 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萧公权的一系列权威性的专著中进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1957年4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1962年〔1966年5月〕， 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汇编的《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一书提供了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献材料。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英文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问世了；请看卡麦伦的《1898—1912年中国的改革运动》。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即李剑农</a>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

关于立宪运动，可见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张朋园这部著作没有对地方自治给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补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载于《御茶水史学》（1962年 晚清时期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也与其他时期的商人一样，只留下了他们的少量珍贵的活动记载。研究那些参与近代企业的人们的最好资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高官显宦的著作。买办兼工业家徐润的杰出著作《徐愚斋自叙年谱》详述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几个企业，此书依然是珍贵的资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一书只能说是不完整的，它只论述了胡光墉一段时期的活动。关于许多商人的统计数字，如他们所拥有的公司、投资数、捐纳情况以及对商会的服务等，均收录在晚清政府出版的两部资料集子中：农工商部统计处编的《农工商部统计表， 张謇办工业的事迹也同样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因为有他自己的著作《张季子九录》和《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他儿子张</a>孝若为他写的长篇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另外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业家所记有关他们参与工业的文献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为了获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们应富于创造性地利用当时的社会小说，如吴沃尧</a>（吴趼人</a>）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a>》，此书已有刘师舜的节译本。

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他的《盛世危言</a>后编》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a>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1864年开办至1940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业。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许多学者已开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迫。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a>的《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载《清华学报》〔1970年 对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运动或者希望更广泛地了解整个革命的非专家来说，可以先看两本书，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几年的情况：一本是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它记述了1905年以前的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一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化》。詹森的《日本人和孙中山》和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书完成了对孙中山的生平和这次革命运动湖南部分的概述。关于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细节可见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书研究的是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特征的另一个地区，并且还弥补了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缺口。后一题目还在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有所论述。另一些有用的书包括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此书对黄兴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分了，但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一书既过时，又谬误百出，不过它是唯一对同盟会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同时它也便于用来概括以前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无论从作为个人对革命运动的回忆录来看，还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其他解释和目前的争论可看　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 中国学者所写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应注意它的 有大量可以帮助阐明清帝国末期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实际上，社会史的概念包括很广泛的领域，涉及道德、观念、风俗、人群的组织模式及其关系，甚至涉及经济境况的发展；所以几乎是所有的文献，不管是文字的、图像的、建筑的，甚至是音乐方面的都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它的组织、运动、结构和自我形象——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介绍的仅限于文字资料。

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学非常重要的计量资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极其零碎，特别是19世纪最后的25年的资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几批土地文书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谦三郎的《中国土地文书研究》两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大陆以外的学者迄今还难以得到土地文书档案和地方政府的档案，并且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在其出版物中也严重忽视了这些材料。大部分现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资料基本上是表述性的。再者，这些资料几乎全部出自统治阶级之手，而且撰写时采用的刻板笔调总是倾向于把新事物纳入传统框框中去，因而它们对研究下层阶级和社会变迁状况用处不大。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30年来从事搜集大量口头传闻，试图矫正这一历史偏见，不幸至今未见出版什么东西。

以下几种汇编适当地集中了零散的资料，因此适用于作为研究的起点：首先是在 也许因为现有资料的性质已经使史学家们丧失了信心，或者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现象，或者因为先验的研究计划束缚了研究，所以我们一直对王朝最后40年间的社会演变很少了解。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完整的著作目录。它表明除了几部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学者编写的开拓性著作外，研究仍旧是很不完整和极其零碎的。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深刻或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但是，新的读者通过与西蒙的《中国的城市》（此书受库朗热的《古代城市》的启发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点田园式的描述以及与杨懋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国时代的社会）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尚待填补的空白。在施坚雅所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和埃尔文、施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对解释社会风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特权阶层的研究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关于绅士—文人的扩大、变动和财产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张仲礼的《中国的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更给这方面的研究大添异彩。马什的《1600—1900年中国官员的变动状况》，只对收入恒慕义的名人传记词典中的官员进行分析研究，此书现在已被李国祁的统计性调查《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擅递现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补和修改。后者根据地方志补充的资料描述了官员的出身地和社会背景以及州府官员们的传略。关于买办，有郝延平出色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关于商人，有陈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有关近代企业资金积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张国辉的《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汪敬虞的《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和由东京教育大学编辑的《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文集。贝尔热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一书叙述共和革命时期上海的近代商业的社会背景。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军事发展提供了总的看法，这看法由于有王尔敏编的《淮军志》（这是一部研究征募军官团的有用的著作）和刘凤翰的《新建陆军》而变得更加完整了。至今还没有这类论述1901年以后的近代军队的专著。新知识分子一直是许多人研究的题目，著名的有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许多传记性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如关于西化和中国的条约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女权运动和妇女状况的著作有吉波伦的《秋瑾</a>》。

有两本关于当时工人的状况和斗争的扎实的研究：汪敬虞和聂宝璋的《关于中国 我们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理解，特别是对它们的变化及其衔接的理解肯定是不周全的。这反映于对辛亥革命时绅士和资产阶级各自作用的意见分歧上，这个情况特别在张朋园、市古宙三和贝尔热的文章（载于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在地区性研究方面有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特别是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们阐述了改良和政治运动对社会变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统治阶层内的作用。巴斯蒂在《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一书中说</a>明了教育改革的社会影响。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会分化的特征，而这个特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还取决于文化的标准。

（陈书</a>梅　译）